90后小贷催收员与老赖、现实、自己的斗争 | 三明治

文丨冷酷的回避

编辑丨万千

中午十二点，赵刚和我准备去吃今天的第一顿饭。从各自的房间出来，狭窄的过道上随处可见蟑螂的尸体，有时一开房门，便有几只掉在脑袋上。老房子就是这样，喷药，也挺不过三天。一月的北京，天冷，它们也要找地方取暖。

霾天压在头顶，让人失去说话的欲望，向着离小区五百米开外的饭馆，我们无声，并排走。

站在十字路口，我决定率先打破沉默：“还吃那家包子么？”话刚溜出嘴边，赵刚突然接起电话，破口大骂：“一会儿一会儿几个一会儿了？拿我话当放屁是吧！行，你等着，我让你过个好年，让你爸你妈你姐都过个好年！”可能是冷，或者气得厉害，他的手微微颤抖。

我知道，赵刚又在“加班”了。

放下电话，他立刻恢复正常，“还吃那家呗，吃完网吧撸起来啊，大哥带你飞。”

对赵刚这样的催收专员来说，“迅速酝酿愤怒”和“撂狠话”是基本的职业素养，从行业新人到公司的业绩翘楚，除了凭借聪明、勤奋和运气之外，还依靠他简历上难以具细的“社会经验”。

（一）

16年10月9号，赵刚接到海投后的第一个面试，约定时间为次日上午十点。

当时我们一同挤在万哥租住的隔断里，九平米的空间，只能摆下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和一张书桌，唯一的窗户则开在走廊的过道里。

赵刚和我主动提出睡地上，一张硬卧床位大小的地方，翻身需要事先打招呼，遇到万哥起夜，不留神便一脚踩在我的脸上。几天下来，我们决定跟万哥“倒班”——晚上去网吧通宵，白天趁万哥出去，再回家补觉。

习惯了昼夜颠倒的作息，到了面试时间赵刚并没有起床。电话再次打来，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和人事商量，将面试推到第二天下午一点半。

面试当天中午，他拿万哥的脸盆去厕所洗了头，穿好衣服，然后点了根烟，朝十里河地铁站走去，没有吃饭。

历经十一站地铁和两次换乘，准备出站时，赵刚摸了摸兜，却发现公交卡不见了，也没带现金。接着，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回去算了。他转身拨通人事的号码，想把面试再推一天。

“你找人换点现金补票就好了啊。”人事纳闷。

写字楼电梯里，镜面反射出赵刚的全貌，一米七五的身高，圆寸头型，黑色夹克套在消瘦的上身，和脚下黑色Vans板鞋之间，隔着一条天蓝色牛仔裤。他双唇紧闭，手里空空。

穿过工作区走进总监办公室。两米多长的棕色实木办工桌横在眼前，上面摆着一台苹果笔记本和一台普通台式机，几叠文件夹摞在一本管理类书籍上。

“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总监三十出头，皮肤有些黑，蓝色衬衫掖在黑色西裤里，由于身材矮小，整个人像是嵌在真皮坐椅中。

“我来自黑龙江佳木斯，14年毕业于哈尔滨XX金融学院，在老家的理财公司干了一年销售经理，觉得没什么发展，就去了上海。”赵刚喃喃叙述道。

“为什么没留在上海而选择来北京？”总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主要是性格什么的不适合上海，融不进去。”

在上海，赵刚做过一份物流APP的推广工作。早上七点出门，去郊区找大货车停车场，跟司机介绍产品，让他们下载。见天奔波在郊区的土道，十点多回家时，他浑身上下都是灰。

这份工作结束于赵刚的自尊心被轻轻刺破的一幕。一天下班的地铁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站在赵刚旁边，她打量了一眼他的鞋和裤脚，下意识往后退了两步。赵刚当时就决定不干了。

“虽然没赚到什么钱，又拉了一屁股饥荒，但男的得要点脸，不能就这么回去是吧。”他又以自嘲口吻补充道。

听到这，总监第一次露出礼貌性的微笑。

出于专科学历的限制，赵刚只投了“风控”和“催收”两个岗位，他觉得至少能跟自己所学的“金融管理”沾点边。而对具体工作内容的了解，仅限于招聘网站上“负责逾期账户催收，及时掌握客户欠款情况，降低坏账率”等粗略的介绍。

毕业两年多，赵刚从没怵过任何面试，谈到谈薪资待遇时，才因为心里发虚沉默了片刻——他不知道这个行业的普遍报酬是多少，也很清楚自己在这份工作上没有半点经验。

犹豫几秒钟后，他给出的答案是六千。

这个数报出来，总监第二次笑了。他决定再给赵刚一次机会，“对自己的期望得提高一点。”这让赵刚不知所措，他将目光从桌边移到手上，一咬牙一跺脚，说：“那……七千吧。”

总监随手拿出本子算了一下，然后告诉赵刚，只要肯努力，每月八千不是问题。对此赵刚的第一反应是，又他妈一个画饼的。

（二）

“给我发一块钱红包”，赵刚躺在万哥床上向所有微信好友群发了消息。两小时过去，他零星收到几个回复，加起来只有七八块钱。

此时离他拿offer已经足足拖了一周。他始终不能接受，来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去“要账”。看着手机上的余额，他彻底破灭了买玉溪的想法，“不行就干催收吧”。

当天入职的三名新人里，只有赵刚没有催收经验。一个南方口音的主管挑完人，用极其挑衅的口吻把赵刚轰到了另一个主管那边：“你不是喜欢白板吗？快，这个给你组。”因此，赵刚愤愤地瞪了好一会。

和多数电话客服的工作环境相似，挡板和玻璃将两排桌子切割成见方的工位，所有工作都通过电脑和座机电话进行。

19寸黑框戴尔显示屏上，除了装机自带的图标，还有一个叫“飞秋”的聊天软件，这是他们对接工作的主要工具，只能用于局域网。

主管用“飞秋”发给赵刚一组账密和一个Excel表格。作为新人，他第一天的任务就是“熟悉熟悉内部的贷后系统，再听听别人怎么打电话的”。

巨浪般的骂声早在散会的瞬间滚滚而来。

离赵刚最近的是对面两个尖锐的女声，隔着毛玻璃，他看不见她们的样貌。只听其中一个操着京腔，咆哮出“梅毒、尖锐湿疣、盆腔炎”等各种性病的名字，并建议对方母亲“出去卖”来还钱，岁数大可以便宜点，十块二十块也行。

另一个女声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她试图用密度极高的絮叨来摧毁对方的耐心，反复质问客户，为什么还没还钱，为什么骗她？

强烈的反差不断颠覆着赵刚的认知。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些话能从两个女生嘴里说出来，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整个上午，赵刚都在“旁听”两个女同事的业务，她们放下电话又马上拨通下一个号码，几乎没有停歇。

34X170的Excl表格列有“客户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住址，借款金额，逾期罚息”等诸多繁杂信息，催收员统一将其概括为“案子”。

月初案子发下来，170个客户他们要三天内全部“开完”，然后在“催收记录”一栏实时更新债务人情况——“父母都知道这件事，想要两天时间商量解决”，“称每月都有扣款短信，微信加不上，有点赖”，“不在原厂子工作了，没有偿还能力，尽量想办法”……10%的接通率让“拒接”“忙音”“停机”“空号”等字样占据着“催记”大部分内容。

中午十二点，两个电梯门前排起长队，赵刚随其他组员从楼梯下至二层。推开楼道的灰色铁门，对面是食堂唯一一个一米宽的打饭窗口，只能点十二块钱两荤一素的标配盒饭，米饭管够，西红柿汤免费。

和往常一样，同事们边吃饭边聊天，先吃完的就上楼休息。初到陌生环境，赵刚从不喜欢主动搭讪，所以和同事几乎没什么交流。排队，打饭，吃饭，再独自回到工位，赵刚仅花了二十分钟。剩下的四十分钟午休，他的大脑一片空白。

得赶紧找点事干，赵刚想。他看着桌面上的电话跃跃欲试，随后按照表格上的顺序拨起号码。随着听筒里传来的“嘟嘟”声，他的手心渐渐渗出湿汗。

打到第八个号码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接起电话。

“我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欠钱了？”赵刚紧张地说不出话。

“我钱都还给门店业务员了，你们自己查去。”男人明显不耐烦。

询问过主管，这个人的确把欠款还给了当地业务员，但业务员表示手里钱太多，不知道哪份是他的，得让本人提供还款凭证。

又打过去，男人没有一点配合的意思：“那是你们内部的事，和我没关系，你少给我打电话。”直接挂了。

赵刚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已经还款了，没必要和他发生冲突，如果对方失联，钱就回不来了。

为了要到截图，他耐着性子跟对方沟通了七八次，如果挂断就一直打。记忆里这般频繁的通话，还是一年前跟女友吵架的时候。

最后，业务员把钱存进公司账户，这笔回款才算是赵刚“捡着了”。

（三）

催收员眼中，最难见的当属“铁树开花，老赖还钱”。

有一次赵刚拨通一位90年东北人的电话，对方语气十分蛮横：“我就不还，能咋地？”

起初，赵刚对那些催收手段一无所知，只是笨拙地用事实去理论：“合同上没写着没钱就不用还吧？”他坚定地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钱拿了，字签了，就该为此负责。

照片上，债务人身材壮实，留着两侧刮平的莫西干，相貌凶狠。几轮博弈，对方丝毫没有还钱的想法，一口咬定“没钱，没工作，还不起。”

出于“核资”流程，赵刚随口念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问：“你家是住这吗？”

“你问我家干啥？”

这时赵刚隐约感到对方展露出慌张。他想，欠钱的人本身理亏，如果突然被问家住哪，换做谁都不免心里发毛。于是顺势威胁道：“不行就去找你，看看到底有没有钱。”

“我不住了。”对方立刻挂了电话。

话说一半被挂掉使得赵刚怒火中烧，即便工作很久之后，他依旧很厌恶这种感受。再回过去，他变得格外强硬：“我话说完了吗？谁让你挂电话的！是不是给你脸了？”当时赵刚并不知道，自己这句话会在未来一年工作中，重复不下千遍。

对方态度直接软了下来：“哥，和你说实话吧，这钱是中介帮我借的，他拿了两万，我拿了一万，只留了我的电话和身份证，剩下的信息都是包装的，说一分钱不用我还。”

“天上掉馅饼能砸你脑袋上？”赵刚觉得他年龄和自己相仿，又是被别人所骗，不由进行一番说教。但依旧不忘施压：“找不着你，我也有得是办法找你父母。”对方这才终于有还款迹象后，他迅速调转座椅，滑到身后主管旁边，询问具体结清的金额。

“可以啊，小伙。”同来自黑龙江的主管笑呵呵地赞扬赵刚。

入职半月内，赵刚手里的案子皆为其他同事无法催回的“死户”。得知有回款的可能，一度是公司业绩冠军保持者的王岩表现出惊讶神情。他一边努力回忆“这户我没打过吗？”一边调出催记：“你看，我打的时候他不接，后来就没怎么管。”

赵刚似乎听出话中的言外之意，马上以新人姿态回应：“我也是打了好几遍他才接的”，心中却暗自窃喜。

等金额算好，赵刚迫不及待地给刚才的90后东北小伙回拨过去。债务人在第三次通话中表示：父母都是“村里的”，一次拿不出那么多，想讲讲价。虽然不清楚这样是否合理，本着按规定办事的原则，赵刚还是答应“可以问问领导。”

“能减免一千，不用走邮件。”主管很快给出答案。

赵刚怕对方看出自己的急切，反而占据主动，故意拖了五分钟才把电话回过去。这五分钟里，他一直盯着屏幕上的时间，什么也没干。

放下电话，他才注意到一张硕大的脸正注视着自己，“牛逼啊！”随着王岩一声惊叹，另一端工位上的徐磊也凑了过来。此时赵刚心里涌动着一股被认可的喜悦。

（四）

十一月末，赵刚第一次看见自己整月的工资，9900元。他回想在上海的半年，加起来还没赚到这个数的一半。

“来，你看看我的。”王岩紧忙拽赵刚的胳膊。

看到王岩工资后，赵刚短暂的愉悦立刻变成了不服，“一样上班，都八个小时，凭啥他能挣22000”，他开始思考其中的差别。

一个月的案子里，虽然回款客户高达40户，跟赵刚承诺还钱的人却远不止这些。此前他发现，很多人答应还钱，到了约定时间，又总以各种理由一拖再拖。对于这种情况，赵刚无计可施。

他曾问过主管，客户跳票率太高怎么办？主管口中的“干他们”“干联系人”“发小模板”“上小软件”等行话让赵刚不明所以。

“干这行得有自己的技能。”赵刚想。

一天晚上加班，赵刚无意间听见同事说，发完“小模板”回钱了。他拿起同事的手机一探究竟，原来所谓的“小模板”，就是一条短信。看完之后，赵刚第一感觉是“没啥技术含量”，其次是骂得太脏了。他又向其他同事要了几个，内容全都大同小异，无非是表达“债务人欠钱了”。

这种东西直接发给别人的亲戚，朋友和同事，赵刚实在过不去心里的坎。于是他在不影响整体效果的前提下，做了一番删改，“至少看着不会头皮发麻。”

要到“小软件”那会儿，赵刚亲自把玩了几次。只要把电话号输入进网页，按下“开始”，随着红色“正在轰炸中”字样显现出来，对方的手机将以每分钟上百条的频率接收到各种验证短信。除非关机，或者拔SM卡。这个简洁的程序每年向使用者收费149元。事实证明，在债务人拒接电话，也找不到他们的联系人时，“上小软件”是奏效的。

入职半年，赵刚浑身解数都基于自行摸索出的一套“痛点”法门。岁月静好的核实信息并不会降低老赖们的跳票率，因此，他必须在电话背后扮演各种狠人，无所不用其极地刺激债务人最敏感的那条神经。

宁波做水产生意的客户赵刚整整跟了一个月。起初，对方承诺卖了车马上还钱，当天便把这辆本田凌渡宝石蓝，以十一万的价格挂在网上，主动给赵刚看。

左拖右拖，却始终以“车没卖出去”为由让赵刚再等两天。

“他摆的价比别人高，还坚持说自己车况好，评估值这么多。”赵刚知道他根本没想卖车。房贷无逾期，有车，做水产生意，怎么可能没钱？凭经验推测完，赵刚和他展开激烈的对骂，不解气，又打电话骂他老婆，皆无果。

一筹莫展之际，赵刚从债务人朋友圈翻出一张女孩的照片，看上去大概有五六岁。电话马上打过去：“你姑娘是不上幼儿园呢？等着，放学我接她。”

等电话一遍遍回拨过来，赵刚知道他着急了，故意晾着。之后，无论赵刚怎么骂，对方都再不敢吭声，只说要还钱。这才把他“干服”。

最严重一次，赵刚直接影响了火车的调度。

“精英贷”类型指向客户的工作性质为“事业单位”，将进单编号输进内部搜索系统，弹出的信息显示，此人就职于某列车段调度室。

赵刚先假装买票，通过114查到购票室号码。接着，又跟铁路客服谎称是债务人的朋友，有急事找他：“打手机没人接，能不能把他办公室电话给我？”电话打到调度室，他才显明身份：“XX在这上班吧，好，给我找他，欠钱了。”

此番周折，赵刚并没想回款的事，而是出于第一次跟债务人沟通，对方“极其牛逼”的态度，“我就不还，有本事来找我。”

为了宣泄怒气，他揪住调度室足足轰炸一个小时。同事平白无故挨骂，调度也没法进行，债务人只好现身：“你别打了，我工作没了，我要投诉。”

公司给催收员制定了长达一百余条的“催收禁言”。

里面明确规定了在催收过程中，不得出现“去死”“脑残”“吃屎（粪）”“傻B”“TMD”“把对方比喻成动物”等粗话、脏话、辱骂类歧视、侮辱、挑衅性质禁语，亦不能有明示或暗示将可能威胁到违约借款人或第三方的安全，如“切胳膊断腿”等恶意话术。同时，禁止他们对特殊客群进行强烈施压，如语言中涉及其工作领域方面。特殊客群包括传媒工作者、律师、公检法人员、高级政府职员等。

“我一念，你们一听，违规就一罚款，严重就一开除。”总监在宣导会上例行公事。

这种以传达最新规范为目的的会议，每月有一到两次。“还谁的钱，多少钱，利息是多少，都不让说，还得出业绩。”多数员工觉得很委屈。面对合规部门的监管，他们像小贩躲避城管一样敌进我退，“严的时候就收敛点，尽量不骂人。”

在这个赵刚亲口说“容易遭报应”的行业里，他一边竭力将回款抛过绩效的提点，一边暗自托住那条摇摇欲坠的道德底线。

（五）

赵刚从没想过，自己还会因为帮债务人少还钱，去做“伪证”。

17年7月1号，这个五十多岁的父亲接起电话时具体是几点，赵刚已经记不清了。通常只有出去抽烟或上厕所的时候，他才会注意到时间。

“不可能，我儿子不是欠钱的人。”老头虽不知情，却很坚定。

按照“开案流程”，第一轮赵刚会给所有债务人本人打电话，第二轮是失联客户留的联系人。很多父母开始都不相信，自己孩子会在小贷公司借钱。

“你能找到你儿子吗？”赵刚问。

老头没有推诿，表示能找到，只是儿子现在还不能说话。“出车祸了，在医院躺着，一直没醒。”老头的语气很平静。

“你儿子死没死呢？”长期跟老赖打交道，赵刚本能得认为对方是在撒谎。

债务人二十多岁，在一家公司做商务类职务，一个项目上贷款帮公司垫了钱。之后却被告知，公司亏损严重，工资发不出来，只有另一家公司还了钱，垫的那份才能拿回来。于是他放下本职工作，整天去给公司要账，就是在讨债的路上出了车祸。住院一个多星期，由于头部受到创伤，命救了回来，人一直没醒。

“连哪家医院都告诉我了，如果是假的，肯定说不出那么多细节。”确定老头说的都是实情后，赵刚开始担心，就算自己不催这个案子，下个月到别人手里，父子一样躲不过去。

赵刚问老头会用微信吗？

“会，就是用得不溜。”

看到合同和身份证截图，老头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事实。“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老实人，欠了钱一定得还。”他诚恳地保证。

债务人逾期时间过长，贷款合同已经终止，剩下的钱必须要一次结清。听到三万一千元的数目，老头着实发了愁：“儿子医药费开销很大，家境也不富裕，真的没法一次拿出这么多。”

“给你几天时间先把违约金赌上，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面对这样的人生惨剧，即便是要账，赵刚也很难无视恻隐之心。

两天后，赵刚在电话里一步步指导老头，如何用ATM机进行无卡存款。耗费两个小时，收到凭条，他的心里才踏实些。还上这八千，债务人就可以转成正常（非逾期）户，罚息便不会继续增长。

赵刚向主管说明这个案子比较特殊，试图争取最大力度的减免。主管扫了一眼：“也就能减三千四千吧。”赵刚觉得不够，利用午休时间，仔细研究起老头的账目。

第二天老头打来电话，说门店业务员让他按月还款。赵刚一下火了：“我是不是惯着你了，你要是不结清，我怎么给你减免！”

变成正常户以后，按月还款门店会有提成。虽然债务人的压力小了，但八千元的违约金也会充进账里一分拿不回来。

“不用听他的，谁说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看我骂不骂他。”

一周时间里，赵刚只要有空就调出借款详情，一点一点把债务人此前的罚息从月还中抠出来，尽量让结清金额降到最低。

第二次还款前，老头告诉赵刚：“儿子醒了，但还是说不了话，也不认人。”话说到一半，五十多岁的父亲开始哽咽。为了帮儿子还钱和治病，老头不在医院，就在借钱的路上，一个星期，已经跟亲戚朋友借了五万多。

“孩子醒了，最起码安全了，他那么年轻，肯定恢复得快。”赵刚不断安慰他。

下午三点，第二个八千元的凭条如约而至。那时赵刚已经把老头的减免金额算好，他急迫地告诉老头，只要再还七千就可以结清了。而这七千元的还款期限，两人却始终定不下来。因为儿子的医药费马上要用完了。

如果案子到月底不能处理完，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赵刚实话告诉老头：“你不清楚怎么回事，我确实在帮你，过了月底，就不是这个数了。”

三天后，老头真的把凭条发了过来。

以赵刚的算法，老头目前还上的数目是可以结清的。他决定直接越级去找总监。

“华哥，我有点事，你看这个案子，两万三能结吗？”

“结不了啊，原本是三万一，你这连服务费都减了。”

赵刚把实情向总监复述一遍，表明对方实在没有能力原款偿还。总监这才松了口：“那得让他提供住院证明。”他一口替老头答应下来。

没成想，债务人在医院的花销全是老头划卡支付的，没有收据。儿子尚未出院，院方也无法提供住院证明。老头只好在纸上写了一段儿子住院的话术，去找大夫盖章，大夫没有同意。

按照规定，多家欠款证明一样可以作为减免的凭据。赵刚冥思苦想，帮老头出了个主意：写一张假借条，按上手印，拍张照片发过来。走廊里，他对着手机小声嘱咐：“别和任何人说这件事，之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欠条一发过来，赵刚懵了，“一万块钱？你也太老实了吧。”

他从桌上拿出纸笔，偷偷伪造了一张五万元的欠条，写上债务人的名字，按上自己的手印。过程中，赵刚从没顾忌过，如果被发现会对自己造成多大的后果。

他把照片附在减免邮件里发出去，立刻删除了老头的微信。

（六）

赵刚自始至终都没觉得自己和同事是一类人。

他喜欢打篮球，追综艺，刷抖音，看电影，在同事中，却很难找到相同的趣味，“他们嘴里除了工作，公司，就是姑娘的奶子。”就算每月两三次的团建聚餐上，赵刚也很少说话，更多是听别人聊天，有人举杯才跟着喝酒。

对赵刚来说，和同事最大的差别，则在于他们真的把“要账”当成一份心安理得的职业。

2017年九月中旬的一天，赵刚吃完午饭，突然想起很久没和母亲联系，电话打过去，关机。下午，他趁出去抽烟又打了一次，还是关机。继而心生不详。

五十五岁仍在做木匠活计的父亲接起电话时，正在给客户家里装修，他告诉赵刚：“你妈去医院检查了，最近老说难受。”

父亲平时大大咧咧，而这次，却把母亲进医院，拍片子，取片子的时间，记得清清楚楚。赵刚心头一紧，追问下去才知道，母亲已经从原来的一百二十斤，瘦到了九十多斤。

赵刚的父母都是二婚，和前夫前妻各有一女。童年时父母的争吵让赵刚深知，原配家庭来之不易。母亲于赵刚而言，无疑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出去买菜也经常陪着。

回到工位不久，母亲的电话终于打通：“没啥事，大夫说是胆结石，脾囊肿，让我每月去检查一次。”

“那就每月去查一次吧。”

放下电话，赵刚再无心工作，很快陷入一阵沉思：“我为什么要来北京？”

数月前，赵刚在上月业绩清零和本月案子下发前的空档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累。他无意识的点击鼠标，想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去“骂人”，不知道这样重复的意义是什么？仿佛所有的驱动力，仅来自那份和形形色色老赖斗智斗勇得来的薪资。

而现在，就算每月一万大多的收入，也抑制不住他想回家的念头。既然没能力把父母接到身边，“在这耗啥呢？”，随之产生一种近似大学毕业时的迷茫。更多是无力。

“我不想干了，累挺，不行就回家考个公务员。”两天后，赵刚在电话里对母亲说。

那天赵刚请假没去上班，挂了母亲的电话，每分钟都是煎熬。随后，他用微信正式跟主管提出了离职。

“病没那么严重你回去干啥？”主管试图挽留。

“我回去陪着。”

做这个决定前，他经历了无数次挣扎——如果回老家，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以他的应试能力，考上公务员绝非一件容易事。而平均每月两三千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他现有的消费习惯。

次日，总监办公室里，赵刚坐在当初面试的位置，跟总监协商起离职的期限。“月末我等不了，越快越好。”介于要给总监留出准备时间，他同意再待最后一周。

从主管手里接过离职报告，他在“离职原因”一栏中写上：个人原因，回家发展。找各部门领导签字的途中，想到即将离开这个熟悉的环境，他的脚步却愈加沉重起来。

闲暇时，他在内部系统翻出以往的工资条，把所有金额加了一遍。

一年当中，赵刚还完自己的债务，又先后给家里汇了三次钱。第一次是帮母亲还账，后两次是补贴家里盖房子所用的花销，共两万七千元。家里人都知道赵刚在北京每月能挣一万多，从不清楚他具体的工作性质。

种种迹象表明，持续的压力不断撕扯着赵刚的生活。

工作日里，几次我在晚上九点多走进赵刚的小屋，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睡着了。笔记本上的游戏还在副本中，因为挂机时间过长，被踢出了队伍。半夜十二点左右，他又醒来，有时去楼下吃关东煮，有时躺在床上追美剧。凌晨三点，房间里便传来跟债务人的骂声。

“我在梦里都在要钱。”

低质量的睡眠渐渐让赵刚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一次剪头，理发师剪到一半突然一惊：“哥们儿你这头上都秃了啊！”赵刚对着镜子扒了几下，看见自己头顶已经有五六块鸡蛋大小的地方没了头发。

看完中医，他开始每天睡前用保温杯冲免煎的药包喝，“社保卡真顶不少事呢，要不这点药我得花一千多。”

（七）

来北京一年，赵刚几乎没去过什么地方。借着办理公积金提现那段时间，他到欢乐谷，北京动物园和圆明园连玩了三天。这是他在北京最开心的三天。

离开北京前一天晚上。赵刚和总监喝完酒，决定回公司再看一眼。过了马路，走进办公楼，当办公区的灯打开的瞬间，眼前的场景恍如隔世。

“我那电脑比别人的快，座椅也和他们的不一样”，随后他看见，工位上方的工牌已经换了名字。

临走前的上午，赵刚看着地上两大包行李猛地发现，九平米的隔断竟然能收拾出来这么多东西。这里没有空调，也没有窗，天最热的时候，他只能去小区对面的急诊大厅里蹭冷风。没想到整整住了一年，房子始终也没换成。

因为租房标准，同事曾跟赵刚吵过一次。

那时赵刚的小屋临近到期，四居里共住着七个人，他实在忍受不了每天抢厕所像打仗一样，正准备换个好点的房子。

而每月两千左右的标准对同事来说，足以用“奢侈”来形容。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租个房子？你来北京是干嘛的？”实际上，同事住的地方到公司需要先乘公交再换地铁，共两个小时路程，加上两人合住一间，每月只要400。

两人的讨论最终以“生活追求不同”不欢而散。

半年后，赵刚再次回京。他租下了一间月租三千的房子，对着主卧里的卫生间里，他兴奋地用手向我比划着：“你看这厕所，和我之前住那屋差不多大。”

母亲病情好转，考公务员失败，赵刚想继续在大城市寻找可能。

眼前，他不得不为昂贵的房租尽快找到工作。因为缺少其他经验，两周海投，他又返聘回原公司，重操旧业。

随着国家对小额贷款公司合规催收的监管愈加严格，“小模板”早已被部门禁用。主管也时常如是训斥：“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要赤裸裸地骂人，你可以侮辱他。”看见所剩不多的老同事和陌生的新同事，赵刚怎么也提不起原来的劲头，索性“佛系催收”。

“你觉得咱们这行有啥发展？”赵刚在饭桌上问。

“觉得挣不到钱了，就去找别的类似的公司，把黑头发熬成白头发。”三十出头的同事迅速夹着锅里的鱼。

对于家里的朋友，有天赵刚拿着手机对我说：“他们平时发这玩意是真low。”朋友圈上是一张冰红茶的照片，文字写着：没事喝点这个也挺好。

此时，赵刚坐在正午酒馆，搅拌着手里的龙舌兰日出。虽然对面坐着他认识十几年的发小，由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他的神态紧张而严肃。当我问到“为什么又回来干这行”时，背景中响起李志的《春末的南方城市》，歌中唱道：“人们重复着重复着重复着重复着重复，这让人心慌，这让人心慌……”

“我想去报个自考本科。”赵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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