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上海绍兴路二楼的书店们 | 三明治
文 | 赵景宜
图 | 王树
编辑 | 张春
“绍兴路很安静了。去年、前年还要热闹，都是朋友带朋友来。”谢旺坐在椅子上，书架绕着客厅一圈，中间的桌子上也是书。他在这条路上长大，五年前他又回来了，租住下来做开放式书房。房间里过去还有张单人床，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就睡在这里。
早上六点多，谢旺带本书坐十号线去上班，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就翻完一本书。白天他是一名通信工程师，工作了二十年多。到晚上和周末，他就成了等待访客的主人。人们来书房之前会向他预约。
他给书房取名为“上海明室”，定期通过微博、微信发布书讯。慢慢地附近的街坊也来光顾。对面六楼的一户人家，能从窗户看到谢旺，总隔空打声招呼。
上海明室一角
绍兴路位于上海原法租界，只有400多米长，好几家出版社在这办公。每年四月份，是这条路上人最多的时候，很多人会慕名来张国荣光顾过的汉源书店（今年已搬走）。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谢旺的上海明室，以及后来开的诗集、梅菲斯特、会饮。
上海明室，88弄惠安坊附近，须在微博（@上海明室）预约。诗集，绍兴路80号一楼，须电话预约（参考：公众号“开闭开”、大众点评）。梅菲斯特现已搬至建国西路645号。会饮书店计划近日搬出，来访须预约（参考：公众号“黑杂志”、大众点评）
这些店都开在居民区，有点像港台地区的“二楼书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被住在附近的居民了解，有了自己的读者。谢旺觉得这是有趣的街区营造，其他的店主则认为这不过是被迫的选择。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四家店都有不同的背景、理念，每个人性格、经历也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选择了开书店，都在绍兴路上度过了一段自己的时间。
1.谢旺：书、黑胶、交谈，邻居举报
这一两年，越来越多的读者拜访谢旺的“上海明室”，随之而来的是邻居的举报。有时声音太吵，也可能是烟味飘到了楼上。警察上门过七八次。老房子的隔音不太好，有时候房门关得稍微用力，“我的床就会晃。”谢旺楼上的邻居抱怨。
只好降低黑胶机、电影放映的声音，但谢旺不会要求来客降低音量。“我不能控制其他人，作为这里的主人，被举报后我会负责后面的沟通。” 不过举报归举报，每次见面邻居还是会客客气气地打招呼。举报的邻居是一个老太太，以前是老师，总会向亲戚、朋友介绍家楼下有个书房。
谢旺给人更多的印象是温和、慷慨。一个留着长头发的上海诗人常到绍兴路，他爱和人交谈、争论，爱即兴朗诵。最开始，他常去黄圣的“诗集”，两人是朋友，但黄圣不允许诗人在书店里“耍艺术家的脾气”。
干脆，诗人晚上常待在“上海明室”，黄圣称：“诗人有点被谢旺惯坏了。”诗人说老婆不许在家里喝酒，“这里可以听听音乐，看看电影，你说多好。” 白天，诗人在重庆南路摆书摊，我追问几次这样能不能养家，诗人指着我手里的零食说：“你吃的不是我买的？干嘛问我这。”
总有人和诗人相处不好。好几次，诗人发酒疯，将书桌上一排排的书扔倒在地，在场的客人纷纷离开。趁诗人出去，谢旺把门关上不让他进来。诗人很用力地一直敲门，直到邻居举报、警察上门，都不肯离开。
有次，谢旺和几个朋友去附近的晓平饭店晚饭，因为言语争论，在场的一个女读者和诗人打了起来，这事让谢旺印象很深。回家后，女读者用微信给谢旺发来自己手上的伤口图，谢旺建议她去医院。因为啤酒瓶划伤，缝了六针。
为此，谢旺和诗人有个约定，不能每天晚上来到书房，“因为他太吵了。”谢旺说。但也从不觉得自己“惯坏了”诗人，“这个才是我想象当中有的状态。如果几个人观念差不多，都说得来，不叫集体。集体是互相矛盾和相互排斥的。”
图中《裸体午餐》英文版，为谢旺在黄圣“诗集”书店所购。这几个书店店主，有经常互相去其他店内买书的习惯。
在上海明室靠窗的位置，最右边摆满了各种佛经，最左边是垮掉的一派文学，艾伦金斯堡诗歌、巴恩斯小说，还有不同版本的《在路上》。
“你想体验他们试过的迷幻植物吗？” 我问。
他说：“我的朋友们试过，告诉过我体验。你知道，最后披头士的终点都在亚洲，也就是禅意。我在训练这些。”
有朋友说：“谢旺身上也有一种隐秘的冷淡。” 谢旺和朋友们计划在愚园路做市集，有旧书交易、手稿展示、胶片放映。摊主微信群里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声音太大。谢旺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只说了一句：“每一个小时，静安寺都会有钟声敲响。”
谢旺的生活充满仪式感。每周一早上，他用周易占卜，看一看这周的运势。每周总有一天，他会去陆家嘴，看黄浦江上过往的轮船，这种体验对他来说如同打坐一般。
一般新来“明室”的人会看看书，碰到想要的，谢旺一般以原价或折扣价卖掉。常来的朋友很少买书，只是来听听音乐。
从最西头到陕西南路，谢旺可以说出一串印象很深的人，他觉得没有这个书房，就很难互相认识。有位中年画家每周都会来明室坐坐，他的工作室在绍兴公园，穿着素色汗衫，光头。每隔个把月，画家会带一堆脏衣服到明室，洗好后拿去公园晾，谢旺说，“他可能没有自己的洗衣机。”
画家还建了绍兴路微信群，“群里也很少聊什么，但大家彼此都知道做了些什么。” 谢旺说。
谢旺的哥哥也住附近，平日里他们很少碰面。“他喜欢摄影，不太爱读书。父母在的时候，我们还有每天一起吃一顿的时候。” 谢旺显得对往日的家庭生活有些怀恋。在明室的墙上，还挂着几张他父母的照片。
谢旺出门时，他的哥哥会来给明室的兔子喂食和清理粪便。这只兔子养了十年，等到晚上没有访客时，谢旺就把兔子放出笼子，看它绕着房间跑。“它太胆怯了，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会不自在。”
对于谢旺来说，绍兴路上幼年时的玩伴不在这了。但他在绍兴路有了一群新的同伴。2015年，他听说黄圣想找地方开书店，提出将绍兴路80号的、父母留下来的房子租给他。房子在一楼，不临街，院墙挡住了路过的人。在这个院子里，谢旺、黄圣和他们的朋友们，办了“愚人市集”。这个每月一度的活动，让更多附近的人知道了这几家店的存在。
有个老人来这里出了一本《圣经》给他，谢旺付了50元。“他们会先拿一本书来试探你，和你熟悉以后，会慢慢把家里的书给你。”谢旺说，“他们都已经老了，所以想在生前处理掉这些书，不过他们不会太急，我也不急，慢慢等着。”
绍兴路80号，一楼的房间面朝花园，那是谢旺过去的家，他一直住到高中毕业。一度，这个亭子间要住6个人，谢旺的父母，还有他的哥哥、姐姐。几年前，老人去世，兄弟俩决定把旧屋租出去。
那时，黄圣打算结束两年间的网络图书生意，打算再一次开书店。没多久，他们联系上了，开始布置这个房间，丢掉以前生活用的家具、物品，摆起书架。对于这些，黄圣并不陌生，这是他第二次开书店了。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
黄圣戴着副眼镜，眼睛在笑的时候会眯起来，他今年三十多岁，但看重友谊，现在都还会和朋友绝交。在书店，黄圣保留了旧屋里的衣柜和电视柜，“谢旺说，电视柜，是父亲当年亲手定的。物体也有情感，这些承载了一个家庭，我也想保留。”
在书店，黄圣常坐在靠窗的桌子上，用电脑处理日常工作，在公众号上发每月书讯。在他周围，大多是文学类二手书，散见些新书、原版书。同在绍兴路开过书店的鲁毅，建议黄圣多进原版书、珍本，做更多小册子，经营上提高专业性，但很少被采纳，黄圣拒绝过度的商品化，“我只卖普普通通的书，它是让人看的，买得起的书。”
这种做法容易陷入困境，这些“普通的书”很容易在网络渠道买到便宜的价格，但实体店则需要负担房租、人力等成本。在我们交谈时，黄圣突然问我：“你觉得我清高吗？” 很快，他继续说道：“可能好多人觉得我是个不切实际的人。比如明烨，觉得我说的东西不切实际，不能赚钱。但我觉得做这个必须有理想化在里面，否则没必要做这件事情。”
黄圣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特例，很多坚持实体店的人都会遇到许多困难。不过在这条路上，黄圣走了十年，他一点也不畏难。
2004年，黄圣从湖北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去了宁波做销售。周末，他找到一份书店兼职工作。他要拿着一个计时器，每当有一个人进来时，他就摁一次来计算客流量。工资按每个小时来结。
那几年，黄圣一直是外出打工的状态，去了广东、浙江、北京，又两度回了湖北。没有一份工作，让他持续很长时间。2007年，他再次来到宁波寻找工作，在上豆瓣时，他看到了上海犀牛书店的招聘。他给店里写了一封求职信。
九月底，犀牛书店主人庄见果约黄圣来上海见面。当天，他们就约在了文庙。应聘的题目是选书，黄圣有两万块的码洋，用着推车买书。很快，他完成了这件事，庄见果看后就对他说：“OK，你通过了，你十月份来上班。”
从那以后，黄圣开始了他的书店工作。来的时候，庄见果想让黄圣省点钱，给了他一把钥匙，说就在店内打地铺。“你看那么好的环境，160平米全是书。”黄圣向我回溯。开店时有四个店员，包括黄圣其中三个也写诗，“老板也是诗人”，这几个年轻人有很多自主权，负责进货、策划活动和讲座。
这段经历，至今都让黄圣难忘。只不过刚到半年，黄圣就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次年（2009年）六月回来时，犀牛书店也倒闭了。幸运的是，有一个难得的机会等着他。在他去娄山关路开奶茶店，不到一个月亏欠关掉后，10月3日，黄圣接到一通杭州来的电话。对方称，上海有家电影院想设个书店区，免租金。
黄圣和他的朋友，在2009年创办了“开闭开诗歌书店”。这个名字来源于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最后一本诗集名。
“我们是机会主义者，首先是感谢这个人，我们还邀请她做，但她确定不做了。” 黄圣讲这件事的时候，口气还有些兴奋。那天，电影院称只给三天时间开店，当天下午，黄圣和朋友找犀牛书店老板借了钱，跑到宜家买来书架，第二天拖来了书，装好。
“电影院领导来视察，说OK，10月3号拿到情报，开闭开在6号就试营业了。” 在半年前，黄圣就做起开书店的准备了。他一直借钱，不时给北京一个朋友打款，拜托他物色图书。只要手头有钱，这个北京朋友就在中关村附近逛，看到好书就买。书店开好后，这个人就消失了，直到三年后，他有事需要帮忙，黄圣汇款了1500元后，此人再度消失。
“他也很惨。当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想让他借（租）个房子住，他不肯。”黄圣说，“他就住在网吧里，或者在别人学校里借宿舍住。买好了书，就在北师大教学楼的柜子里存着，一共四五十箱。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
尽管不需要房租，那段时间恐怕并不轻松。黄圣住在一个记者朋友家里，他们在犀牛书店刚开时认识。白天，黄圣在开闭开看店，有时候晚上去育音堂做兼职工作，这是一个音乐演出酒吧，忙的时候，需要找人帮忙检票。演出完后，没有公交到家里，黄圣就在乐手休息间的沙发上睡一晚。
开闭开诗歌书店举办了很多活动，这和黄圣夜间兼职有关，“五条人来演出，我就认识五条人，顶楼的马戏团、美好药店、颜峻过来，我就都认识了。” 等颜峻再来上海时，就去了开闭开办了一次朗诵会。
这段时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到十个月，2010年7月31日，开闭开诗歌书店结束运营。黄圣在豆瓣小站上告诉读者：“我们会回来的，肯定不用很久。”
他在季风书店工作了两年，那是黄圣做得最久的一份工作，一路做过咖啡经理、选书、书讯编辑。最终因为买房有还贷压力，黄圣想赚更多的钱，就去孔夫子网做了两年二手书买卖，常要去外地跑各类旧书市场。
收入比过去多了一些，但其实也赚不到什么钱。“一个月能做到一万多销售额，比我现在生意还好。你的钱周转过来，自由一些。你可以睡得很晚，但有半天要辛苦点。”他说。这意味着他平均每月能有五千多元收入。他不怎么做账，每天拿了钱进货，又有一笔钱入账，再去进货。
但这个倒书生意，并不需要太多成本，比起自己开个书店要简单的多。在绍兴路开店的这两年里，有家国营书店邀请黄圣去当店长，每个月收入有一万多，他做了几个月，觉得没什么意思就退出了。
他选择了一条可能有些困难的路。黄圣最开始工作的犀牛书店，十年内搬了四次家，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季风书店，则彻底离开了上海。季风在上海的最后一天，黄圣也去了，他买了一些书，待了一会就走了。没有人认识他，“以前的同事都不在了。”
黄圣欣赏季风书店，希望自己的书店也有一定的传承：“每个月赚多少钱，这只是一个目标。书店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承担一定社会责任。当下好的书，推荐给公众，做书讯，也是一个影响。社会不公正的事情，书店可以发声。”
有的时候，客人晚上回不去，黄圣会提供住宿。开业第一天，有个朋友从外地过来，还带了一个从山上修行的画家，晚上他们就住在书店里，沙发上，地上，他们就睡了一夜。碰到晚上，没地方去的读者，黄圣有时候会让他们睡书店，不会收取费用。一个月有一半的时候，黄圣也是在睡在书店里。
平日里黄圣也写诗，其中一些发在了合集《阁楼》上。
黄圣开书店、写诗，则和过去长大的村子、小镇有关。他是湖北黄梅人，小时候在村子里长大。村子的一条街道上，有小学、信用社、医院、电影院、粮站，早上还有山上的村民来村里参加赶集。但唯独书是无法自足的，得换乘两趟公交，去县城里的新华书店。
有一天，他的父亲给社会各界写信，呼吁能给村子里盖一个图书馆。很快，北京某化妆品公司捐了笔钱，村小学有了两间图书室。 “我在那看过《麦田守望者》，我父亲可能很后悔这本书被我看到。”黄圣说。
少年时期的黄圣很叛逆。碰到不喜欢的理科课，当着老师的面，拿着球拍说“打球去”离开教室，考试的时候，老师也不发卷子给他。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很重要的一个人，年轻的班主任。这个人的特立独行吸引了他。班主任拒绝参加全校的做操，要学生留在教室早读课文。其他班回班后，他便带着学生们出去跑步。“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会逼着校长对他唯唯诺诺。他真的有才华，还有怎样的老师，更能启发学生呢？”黄圣说。
不过，在教了黄圣一年多后，老师就去世了。当晚，黄圣在老师的卧室待了一晚上，拿走了一本《人民文学》和一个笔记本。第二年，和同学给老师上坟的时候，他带了课堂上写的一首诗，烧掉了。“以前他上鲁迅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鲁迅” ，黄圣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父母不太理解黄圣开书店，但能够接受，他们从没到过他的书店。没有意外的话，黄圣的“诗集”会一直开在绍兴路上，尽管他并不满意这里，“我不喜欢把书店开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别人进不了，好像这里老板不是很欢迎客人。很文艺，两只猫，很有情调。我更愿意像水果店一样开在街面上，你见过有水果店开在居民楼里吗？”
在黄圣脑子里，有一个叫诗歌便利店的构想，它会开在淮海路这样的地方，24小时开放，卖饮料、卖烟酒，同时也卖书。“肯定有人晚上，凌晨三点，突然想读某个作家，然后苦于找不到。他可以打车，到这个便利店来。”
个人经营的书店，总可能需要不断换地方。鲁毅的书店梅菲斯特，从淮海中路搬到了绍兴路，因为绍兴路房东要卖房，这个月他把书店开到了建国西路。早在90年代，鲁毅就在家乡广东湛江开了家“世界书店”。他同朋友参与的“博尔赫斯”书店，也在广州搬过十几次家。
“这只是巧合”，对于为什么2016年来绍兴路，鲁毅这么回答。谢旺则认为，“多少和我们有关系，是一种共识性”。
鲁毅不太喜欢扎推，不参加每月在绍兴路举办的书市，“大家都不一样，没有太多共同的趣味。他们叫独立书店，我只是个体书店。市集没东西可淘。我并不是想，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没什么意思。”
这条路上，他会光顾黄圣的店，称“我们是朋友，都会写诗。”鲁毅讲话很温润，表达观点时语速会变快，打着手势，用眼睛盯着你。在绍兴路的梅菲斯特，也是他的家，从走道上能看到厨房和起居室的门。他不喜欢这样，称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一次来访，他在微信提醒我到了给他发消息，因为按门铃可能会吵醒孩子睡觉。
“只是一个生意，就像水果店一样。水果还会腐烂，书你保护好，不会明天就腐烂。你要控制好你的库存。经济上的一些东西，一边摸索，一边学习。” 鲁毅不觉得开书店一定代表亏损。他反对被简单定义：“我不关心同与不同”。除了文学、政治类旧书外，书店有许多民国时出版的书，还藏有英文、法文、日文原版书籍，“旧书有一些是古董，利润很高。”他告诉我国外很多二手书店，有的甚至会请雇员。
书店里座位不多，鲁毅希望，人们来这里只是看书、选书，在一次媒体访问中，他说“和朋友一起来看书？一旦坐下来，就是聊天还会看书吗？” 鲁毅不愿意接受太多的媒体访问：“经常有些媒体一过来，看都没看，就发问，或者带一些不看书的人来。如果（他们）说这里是卖马克思，很多小册子，批判性的书，除非真的有些很傻的（读者），正好在附近，就过来。过来也会走的，找不到乐趣。”
离开时，我买了一本多诺索的《别墅》和书店自出版的小说《无限的房间》，递给了他。他在muji小笔记本上做了记录，不同其他三家，他们很少会做账。鲁毅也是写作者，副本制作为他出了好几册小说、诗歌集。在2016年出版的《单读12》里，我读到鲁毅写的一首诗，最后一段写着：
就马克思而言，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表明，他认为自己将死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他这些旅行的终极目标就是死亡。
在还没有找到新位置时，鲁毅就很确定地告诉我，书店一定会开下去，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份工作：“书店，对人来说也是刚需，我一天没有水果可以，没有书不可以。我不能够每天只吃米饭、不看书，或者不思考、不创作。”
最晚来绍兴路开店的明烨，也准备搬走，很快这里只剩谢旺的上海明室，还有黄圣的诗集。明烨觉得这里房租太高，他对原法租界的环境也有点厌倦。一年多来，他在客厅里开了家叫会饮的书店，明烨把这段经历看成一种实践。
明烨搬家到绍兴路时，因为打包盒里有很多书，引起了黄圣的注意，便递上了一张名片，邀请这个新邻居有空来玩。那段时间，明烨在附近的襄阳南路开了一家很有设计感的果汁店。最终，这家果汁店关门了，明烨打算休息一段时间。
在绍兴路书店朋友们鼓动下，明烨把书店开在自己家里。刚开始，书不够多，谢旺放了一些建筑书进来。会饮在二楼，要来的话需要电话预约，得有人下来开门。打开门，能看到过去果汁店的菜单，这对明烨来说是一个纪念。
明烨戴着黑框眼镜，眉毛很浓，留着平头，像一个有活力的产品经理。头是他自己剃的，一年多前花了85块买了推子。他讲话很有条理，谈话时需要能引导对方，朋友们告诉他应该去当老师。明烨告诉我“会饮”是“独立书店”而不是“二楼书店”。
很长一段时间，黄圣和明烨走得很近，但这对好朋友的理念总不同。明烨觉得书店，尤其是卖旧书在当下有些过时：“我算是一个闯入者。旧书它有点像手工业，一本本淘书，一本本卖书。现在已经不是工业时代了，已经是后工业时代了，你还在手工业时代。这样下去肯定被历史淘汰。这是我工科生的思维，我能理解这个时代。我们以后不卖书，卖内容也可以。”
他有找投资人的想法，明烨称有人会做PPT找风投去开大书店，但自己选择先开起来。他认可衡山和集这样的“商业书店”，不过依旧不客气地认为，“它的书还是不够好，它拿了些港台版的书来充，去掉这些，还有什么呢？它选书没有我们任何一家好。我可以这么说，绍兴路几家店加起来，是上海最好的书店。”
但目前想法和现实还有一些距离，明烨称这一年多在贴钱开书店：“我以前做建筑师的时候，想吃点什么吃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日料的人，没事就吃点。开书店以后，基本上从来不吃。”
我问他，这一年亏了多少。“这个就不用问了，看我们状态就知道了。” 我又重复问了一遍。明烨没有直面这个问题：“这是商业秘密，我就不告诉你了。但肯定亏了，难道你要开书店吗？”
你能看出他想要努力的痕迹，比如明烨用设计概念包装的138元米酒，引进鲍勃迪伦薯片之类的泛文创用品，在书店建立了类似义工的值日生制度。他认为，自己一直有互联网思维，“我开书店方式和他们不一样。我接触小程序、朋友圈。”
明烨承认，有人会觉得他有些商业，但他不以为然：“商业，我不觉得这是坏事情。有书就有店，你不商业化，很矛盾。不如像谢旺一样，就说我是个书房，我只是来分享一下，谢旺还有自己的工作。”
4.谢旺的试验：开放普通人的房间
谢旺比较满意这样的状态，他觉得四家书店像一个小团体，有点像日本、台湾的独立书店，都生长在街区里。我打断了谢旺，表示其他三家不这么想：“他们觉得在居民区并不好，很难被读者发现。”
“没有问题。”谢旺说，他也承认了这种不同，“书店的形态有很多，鲁毅做出版出身，黄圣做过民营书店的经理。他们的眼里还是传统的书店观念，我的想法可能跟他们有差距。但我觉得，这个面窄了。我还是想做街区的整体营造。”
在绍兴路租房做“上海明室”，把自己房子租给黄圣开书店，在谢旺看来是一种试验。他想要更多人可以分享自己的空间，同时学会利用公共空间：去街道、公园，在咖啡店看书、交谈。谢旺很喜欢波拉尼奥写的《荒野侦探》，书里面讲的是一群十几岁的年轻诗人夜晚聚会、沙漠流浪的生活，“很理想主义的感觉”，谢旺说。
20年前，谢旺第一次去了大理，这个古城还只有外国观光客。他称这里是大香格里拉之旅的第一站，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先后抵达了尼泊尔、伊朗，最远是到非洲摩洛哥的一个海港。他说，这个旅程还没结束。
谢旺在克什米尔，他告诉我，“一张就可以了。”
这些旅行里，让他最着迷的就是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在那个空间里，生活着许多边民，他们能自由到访两地。他希望自己能拥有这种空间，通过阅读，最后谢旺想通过建筑的方式来完成。十年前，他认识了李巨川，两个人都喜欢“空间”、“朋克音乐”，便成为了好朋友。谢旺觉得李巨川是一个代表，“影响了我的建筑师”。
从某种程度来说，谢旺是一个中产阶级，又像是一个无家的人。他卖掉了自己在日晖新村的公房。妻子去了大理生活，每年会有几次见面的时间。他们没有生孩子的打算，谢旺说自己和人交谈、影响一些人，就算是对自己的延续。
他指的影响，是希望能启发更多人开放自己的家，“慢慢来吧，从我自己的房间开始，自己做起。不强求一定让居民开放，我们做几个示范，让他知道自己房间可以开放。”
“谢旺对这个城市有益。有的人可能藏书很多，但他不愿意分享。有些富人可能有10万册，但他不和社会分享，可能受益的就几个人。” 会饮的明烨说道，“谢旺总对要开书店的人，有尽可能帮助”，他称谢旺像他的家长，“比较照顾我。”
“为什么普通人要向陌生人开放自己的家？”我继续问谢旺。
“越是超级城市，上海、东京、纽约，它密度很大，褶皱也很多。这里面有很多小众人物，变态也好，不得志也好，没进入到大众和媒体层面，永远都在这个褶皱里。非常干净漂亮的大马路，是我们不喜欢的。让一些人可以进来，了解这种褶皱理念。” 他向我指了指眼前的桌布，解释“褶皱就是，你能看见布的这一面，不能看见布的另一面。”
他有一个设想，希望其他人能加入进来，“这样对年轻人很有好处，因为他们能看到新旧不一、阶层不同的家庭，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这个事件。谢旺觉得缺乏这种教育，会限制人的视野：“会觉得每个人每天都要洗澡，干干净净的。有些人一直抽烟喝酒，不喝茶，不像你喝普洱。各式各样的人在世界都存在。”
听谢旺讲完他的计划时，已经十一点多。这个夜晚很安静，几个小时里没有上门的来访者。我走出了弄堂，路上无人，楼下的咖啡馆早就打烊。
谢旺度过了很多这样的夜晚，同人交谈，一直到快要入睡。他比其他人对此事更有兴趣，更有精力，他关心这几家书店，他关心绍兴路。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从二楼的亭子间起床，上楼打开书房的门，带上一本书去坐地铁。
出门前，谢旺会用钥匙敲击金铜色的铜器，它会发出一秒多钟的回响声。这能帮助排除一些“东西”，像是一次短暂的冥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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