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举报教授性骚扰，却被告知“证据不足” | 短故事
文 | 饶梦溪
编辑 | 二维酱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
前言
喧闹了几个月，刘强东一案最终以“证据不足”而决定不起诉。我想起当年自己和莱恩教授的往事，以及调查结果“证据不足”对我公示的一刻我心里的无奈与失望，心情忽然变得很沉重。四年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女生在自己的宿舍床上被强奸了，强奸者是同校的同学，而学校法庭的判决也是“证据不足”。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她决定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抱着那张重达23公斤的床垫。她想把自己承受的伤痛，心理压力和社会的不信任和指责用重量的形式给人看——这重量不会轻易随着身体的愈合而消散，其存在不因他人的不信任而受到动摇。
因为成长环境较为开放，“重男轻女”、“性别歧视”这回事，一直被我当做一个历史问题，而非社会现实。直到2014年大学毕业，我来到美国读电影和媒介艺术研究生，夹在中西文化冲突和美国本土多元文化的对立之中，经历的事情多了，对自己身为女性这件事，以及女性在社会中面对的种种阻力和偏见，逐渐有了认知。
香蕉的“阳具”隐喻
到美国的第一天，多年未见的发小心心来接我。我们在纽约街上经过街角水果摊，一个黑人小哥忽然出现在我眼前，要给我东西。我吓了一跳，定神一看，只见他抓着一只剥开的熟到快烂掉的香蕉，要给我的是一块烂乎乎的、一寸多长的果肉。
“甜着呢。”他说。
我有些懵，不知如何反应，便要伸手去接，被心心一掌扣下。黑人小哥的手指细长，侧面能看到黝黑手背和褐粉掌心的界线。我还在惊叹，心心已经铁青着脸扯着我走了。我不明所以，又回头看了小哥和他指尖一坨香蕉几次，他一直嘿嘿地笑，亮晶晶的牙齿突兀极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在电影学院第一年末，我围绕这个桥段，写了一个叫“香蕉盒”的短片剧本。故事里一个非裔高中学生暗恋一个叫苏芙蓉（Saffron）的高中世界史老师，他在课后留下来，坚持要送给苏芙蓉一根熟透了的香蕉。苏芙蓉不肯收，但又明显受到了引诱。
班上的美国同学们读了我的故事，面面相觑，一个白人男同学愤然离席，临走前宣布他不会参与这个电影短片的摄制。跟我关系好的肖恩告诉我，这个剧本这么写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我一头雾水。
肖恩说：“你不能写一个白人女性对一个黑人男性有性幻想。大家会觉得你物化或者贬低黑人男性，说白人可以当他们是性玩具。”
我笑：“我写的是香蕉，没有写性幻想啊！”然后把在纽约和心心经历的香蕉事件讲给了肖恩。
肖恩皱眉：“真抱歉你经历了这种事。你的朋友做得是对的。”
什么意思？我仍然不明就里。
你竟然不知道……肖恩组织了半天语言。香蕉在美国具有很强的男性生殖器象征。你有没有在街上遇到过那种忽然对你展示他们的生殖器、吓唬你，然后哈哈大笑的神经病？你遇到的这件事，性质跟这个差不多。
看着我惊讶的脸，肖恩叹气：“你那个扯着你离开的朋友，比你可懂事多了。Althea, 你要学着保护自己。这里很危险，欢迎来到美国。”
02
在美国，我开始恐惧异性
扯着我离开、肖恩口中更懂事的心心比我小两岁，早我四年来到美国。我初来乍到，她给我传授经验：威廉斯堡下午可以来，晚上就最好不要，女生一个人危险。
心心口中的危险，我在刚到费城的第一天晚上明白了。费城是全美第四大城市，但出了名的不安全。我们学校所在的北费城区城区破旧，犯罪率高，每天太阳落山至天明，都会有戴头盔的校警骑着自行车沿校区一圈圈巡逻。
晚上不到十点，我去学生宿舍楼下街对面的便利店换硬币打算洗衣服，宽大的一条街被昏黄的路灯照的通透，空无一人。我一手攥着硬币，一手举着一只美式曲奇站在路边等绿灯，忽然被三个骑着小轮车的黑人围住。他们一阵哄笑，骑着车绕着我团团转圈。他们唱：小妞举着一个小饼干，小妞举着一个小饼干。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害怕极了，只知道故作镇静的死死盯住街对面的信号灯，待灯光转绿，拔脚便跑。跑过了街，便是宿舍的大门。我目不斜视的一直冲进电梯，电梯里没有旁人，而我嘴唇都在颤抖。回到房间，我把手里的硬币往地上狠狠地一摔，哗啦，滚得满地都是。我趴在硬得不近人情的弹簧床垫上，哭了。
此后费城就入秋了。天黑得越来越早。很长一段时间，一过晚上五点，我就不敢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出门怎么不起眼怎么穿，能不与人对视便不与人对视。我对街上的男性们充满了恐惧，觉得随便一个人都有可能会伤害我，侵犯我。这种恐惧，对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一个人上下学的我而言，从未体验过。
有一天我从超市出来，拎着两个袋子回家，心不在焉，在离宿舍五个街区的地方迷了路。眼看天越来越黑，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偶尔一些黑人小孩坐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他们停下交谈，沉默地看着我经过，每个人的眼睛在我看来都是暧昧的虎视眈眈。我慌极了，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
我敲开了一扇门，开门的是一个西班牙裔的中年男子。我说：“我迷路了，你知道某某学生公寓在哪里吗？” 他说：“我不知道。你是学生？”他看了我两眼，说：“这样吧，我开车带上你，在这附近街区转几圈，我们一起找。”我一听就往后躲，不肯答应。他看着我，说：“我不是坏人。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今天是礼拜日，我们刚从教堂回来的。主送你敲开我家的门，是让我们帮你，你不要怕。”
我看着他，觉得在他眼神里看见了怜悯。可我还是犹豫，慢慢地摇了摇头。
他叹了口气。
“你等着。”他说，转身进了门，再出来的时候，扶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老奶奶。老奶奶并不会说英文，只是一直对我微笑。中年男子开了车出来，把老奶奶扶进后座，然后对我说：“这是我妈妈，她跟我们一起走。你不用担心我心怀不轨。你上车吧，我们真的不是坏人。”
我们在街上开了几圈，很快回到了我熟悉的街道。下了车，我一直感谢他们，中年男子只翻来覆去的说：“这都是主的意思。”他不会说英文的妈妈，一直在车后座上看着我们微笑。
03
自我保护，女生额外的生活成本
我跟班上其他九个人熟悉了以后，跟他们说了遇到的这些事。三十多岁的白人罗伯特瞪大了眼睛，很真诚的样子，说：“Althea，你遭遇这种事，我真的为你感到抱歉，也难怪你觉得费城不安全。中国没有这样的事吗？”
我说：“没有，至少我没有在北京遇到过。从小到大我一个人上下学，坐人挤人的公交车和地铁，通勤超过五十分钟，都很少有陌生人会跟我说话。上大学的时候在上海，合唱团排练结束以后从音乐学院回五角场，有时候觉得害怕，但没有真的遇到过什么事。在美国，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跟你说话，对你指指点点。”
“他们跟你说什么？”罗伯特问。
说什么的都有。客气的，你很漂亮。我喜欢你的外套。不客气的，你的腿不错。小姑娘，为什么哭丧着脸呢，笑一个。笑一个！第一次有人在街上这样叫我的时候，我还以为对方是善意的，真的对他笑了。
罗伯特神色凝重说道：“Althea，欢迎来到美国。他告诉我，不要理他们，这些都是无聊的男人，他们会从搭讪陌生女人的行为中获得作为男人的地位感，尊严感。他们不尊重你。”罗伯特说：“你得明白什么时候该拔脚就走，要怎么保护自己。”
开始我觉得，笑一笑也没什么关系，又不会掉一块肉。后来才渐渐意识到，如果笑了，其实是默许了一种不合理的逻辑，鼓励更荒诞的行为。
买了自行车以后，一天晚上，我骑着车穿过一个不太安全的街区，停在路口等信号灯。一辆吉普车忽然在我身边停下来，坐在副驾的男人摇下车窗，几乎是揪着我的耳朵大骂：婊子！吓得我几乎从自行车上跌下来。还有一次，我在自行车道骑行，忽然发觉眼前有异物飞过，下一秒就有小石子落在脸上。我环顾四周，发现是不远处一辆小车，里面的四个男青年对我尖叫摆手。
在美国四年有余，这些事每天都有，我经历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有两年，我和一个白人男朋友同居。他的房子在不太安全的街区，但从学校骑车，不过十五分钟路程，我图方便和省钱，常在晚上骑车回家。有一天，男朋友非常郑重地对我说：“Althea，你能不能不要骑车了，我可以给你订Uber。如果我的朋友和邻居们知道，我让你在晚上九点以后一个人骑车从学校回家，他们会觉得我对你不好，会看不起我的。”
我默默坐着，没有说话，不知道是应该觉得感激还是生气。在这个国家，好男生从小长大都被教育要强壮，勇敢，要懂得“呵护”女生，要体谅和保护自己的家人。然而，对于他们而言，体谅的意思是——“那个被新闻报道在街上被奸杀的女人，万一是我的女朋友，该多么可怕啊！”但同样一则新闻，女生的恐惧却是：那个被奸杀的女人，随时都有可能是我吧。
这种男生很难设身处地理解、而于女生却是切肤的恐惧，是MeToo全球性潮流之中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这种恐惧来源于我们对男性权利的默许：男性是保护者，同时也是施暴者。女性需要依附于一些男性的保护，遵守某种行为规范，从而使自己的人身和社会安全不被另一些男性侵犯。提出要为我订Uber的白人男朋友，即便是满心的好意，却在无形中指责我在天黑后骑车回家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不但对我自己的安全不负责，而且会给他这个男朋友加上“保护失败”的耻辱感与社会压力。
04
那个女孩，炽热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女生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承担的类似“自我保护”的责任，太多了。关于“女生穿着暴露是否会诱发强奸”的讨论已经不新鲜了。穿着之外，女生的言谈举止，举手投足是否得体，是否让人觉得轻浮和，有否足够强烈的自我保护安全意识，都成为将性侵、性骚扰和性别歧视归咎于女性的潜在原因。
我在美国第一次尝试约会软件和一个男生见面，虽然没有擦出爱的火花，但这个比我大两岁的费城本地男孩却关心起了我的人身安全：你应该随身携带防狼喷雾，有一些街区，晚上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通过约会软件和人见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什么男生无需承受这样的精神压力，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约会约炮，或者在清晨或深夜一个人出门呢？
在研究生院第二年，批判性写作课的莱恩教授约我去图书馆的咖啡厅见面。这是个头发花白的老绅士，讲课很慈祥，回复邮件也很详细。我选了他做我研究论文的导师，课后常在教室里问他问题。他偶尔会拍拍我肩膀，摸摸我后背，唯一一次觉得有点别扭是他捏了一下我的胳膊肘，我也都装作没在意——我告诉自己，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见面当天，我早早到了，带着电脑和论文草稿。莱恩教授迟到了几分钟，主动说要给我买饮料。我说，不用不用。我们杂七杂八的说了许多有的没的，就是没有谈到我的论文。最后他说：“Althea，我觉得你和我之间双方互相有好感。”
我立刻：“没有。没有没有。我有男朋友。”
莱恩教授说：“真的？可你一直让我觉得你对我有意思。”
我连连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让您误会了。”然后引导话题为他找台阶下：所以您叫我出来是想告诉我不能对您有好感吧？老师，这都是误会。
莱恩教授没有接这个话茬。我们又坐在聊了一会儿，我如坐针毡。之后一起走回学院，进楼之前，他转身挡住大门，说：“你得保证今天我们俩的谈话不能泄露出去。”
一整个下午我都有些失魂落魄的。左思右想，我到了系主任办公室，想问问他的意见。我说：“老师，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可我不能告诉你当事人的名字。”然后，我复述了莱恩教授的话。
系主任面色凝重，说：“这个人，是麦克莱恩吗？”
我愣了。系主任又说：“就是麦克莱恩吧。”
原来，莱恩教授有前科，系里的老人们都知道。然而他是终身教职，之前的内部调查，都没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你想怎么办？”系主任问我。
我说：“只要能把我的论文导师换人，让我以后不需要上莱恩教授的课，就行。”
系主任点头说：“好。这个很容易。不过，如果你想把这个事情举报到更高一层的话，系里可以帮你联系。举报的话，学校会对此成立小组调查，但事情会拖的久一些。”
他压着下巴看着我，眼神闪烁，视线越过眼镜框上沿，重复：“如果你想上报的话，系里可以帮你联系。”
“如果我上报了，调查结果出来，一切明了，你们会开除他吗？”我问。
“我不能保证。”系主任说。
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我在展望美国求学生活的时候，想也没有想到过的。我想了半天，说：“好，我举报。”我不希望别的留学生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就让我成为莱恩教授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吧。
举报之后是长达六个月的漫长调查。我的朋友们大多都被叫去了陈述证词，问题包括：你觉得Althea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你觉得她会不会勾引莱恩教授？有人告诉了我，我心里很难受。
莱恩教授有终身教职。最终的调查结果，学校决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莱恩教授违规，但是我们会对他进行谈话教育。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很难笑得出来。当天晚上，我收到一个女同学的短信：Althea，我站在你这边。我感谢了她。她说，你看到那封邮件，不要太在意。我相信没有人会相信他说的。
我说，什么邮件？
莱恩教授写了一封给全系同学的公开信。大致的内容是：同学们，我欠你们一个解释，为什么Althea在三周后就缺席了我们的批判性写作课。她一直在对我示好，在课堂里炽热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还诬陷我。学校就她的诬陷进行了整个学期的调查，最终证明我是清白的。
我哑然失笑，把邮件转发给了系主任。当天晚上，三位系领导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不要太难过，如果觉得邮件太难以接受，可以去看心理医生疏导一下心情。他们说，学校很重视这件事，会给我一个交代。
05
未来，不该是充满忧虑的
“邮件门”对我的精神打击很大。我曾经愤怒的抓住每一个在学校里跟我共事过的男生，问他们：“你们觉得我注视你们的眼神炽热吗？你们会不会误会我对你有意思？”
亚当哈哈的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要乱想。不是你的错。”过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可以考虑从此以后戴墨镜，这样别人就没办法曲解你了。
斯蒂夫说：“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以后不要那么直愣愣的看人了，是有可能会误会。”
我在北京的老朋友小徐听我说了这件事，反而怪我不应该举报，然后让我反思我平日的行为：你看，为什么就你一次又一次的遇到这么多这样的事情呢？一定是你自己的行为举止不注意。而且，你这种长相，放在北京大家不觉得有什么，在西方可能会被认为是东方古典美的代表……
我很生气。
调查委员会的两位女性对我进行过几次后续跟进访问。她们告诉我，莱恩教授有终身教职，没有足够的证据很难请他离开。但她们相信我说的话，也告诉我她们采访到的我的朋友们都站在的一方。她们说，她们会约谈莱恩教授，让他反省自己的做法。
莱恩教授继续在学校任职。我和他偶尔会在学校走廊里遇见，每次他都会迅速挂上一个微笑，对我点头问好。我觉得尴尬极了。
我跟调查委员会说：“莱恩教授每次在楼道里一定要假惺惺的向我点头问好。这让我很困扰——我不习惯对人，尤其是长辈，粗鲁和不敬。他这样做，强迫我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这给我很大的精神压力。”
调查委员会的人说：“你不理他就是了。这里是美国，女生可以对人粗鲁。”
又是一个“这里是美国”。可为什么，要做出改变的总是我呢？为什么面对他人不合理的行为，总是我在承担额外的责任武装自己，伪装自己，保护自己，从而使对方放我一马或者知难而退？
性别平权需要争取的，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的平权。需要改变的，是更深层次的性别社会结构和文化，每一个人对男性和女性“存在”的平等认知，作为生命的平等认知。这意味着，不将男性的特质，心理习惯和认知态度，作为规定女性合理生存方式的标准。
本文作者为倡导性别新价值观创作的宣传画
我想起了那个带我回家的西班牙裔基督徒男子，在我用不信任回应他的一腔好意时，他没有生气，没有责备我，没有转身离开，而是请出了他头发花白的老母亲来安抚我的情绪，然后一直送我回家。这个人，理解我为什么不肯接受他的帮助，理解在这个社会上，为什么一个女生对一个陌生男性伸出的援手会心存恐惧。
心存恐惧的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要处处提防别人的伤害，是很累的。与其让女生们加强自我保护，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施暴者停止施暴，让我们身处的世界变得更安全。
三个学期以后，莱恩教授被学校强制勒令退休了。系主任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鼻子有些酸。
直到现在，我还会时常想起这件事。莱恩教授想必依然十分憎恨我。我的举报有将他变成一个更加尊重女性，懂得聆听女性的男人吗？
06
“盐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那个冬天，我做了一个叫做“蒙目”的装置艺术，在费城外的艾宾顿艺术中心展出了一个月。在展厅里，六十多张照片被松散的悬挂在半空，照片里是一个被蒙眼的女人的脸部特写。我用投影仪在每一张照片上都投映了新的图片；这些图片是从大众媒体和广告中搜集的女性照片，照片里的女人们无一不卖弄风情，眼神挑逗。
我们的媒体中充满了在男性视角（Male Gaze）中被物化，被欲化用以刺激消费的女性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不是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却在社会中进一步的强化着我们对女性的不合理期待和要求，让女生们寸步难行。我希望能够邀请男性进入女性的视角，产生作为“人”的共鸣——既然共享着社会空间和资源，性别平权这件事，不应该是女生们的独白，而应该是男性，女性和所有性别之间的对话。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将性别平权问题置于艺术创作的中心。受到Halcyon艺术工坊资助的“盐柱”项目，是一次更有野心，更大规模的社会对话。在这些对话中，我希望女生们能更好的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要，男生们能更加清晰的认识到社会上遗留的男性特权，还希望性别权利意识还未成熟的青少年们可以尽早参与这场对话，在对话中形成健康、互惠的人际关系。
这些对话会通过小型工作坊的形式开展，而工作坊中迸发的灵感和情绪会被记录在小纸片上。最终，我会用这些小纸片制作大型的光塑灯笼和互动装置，见证每个人对平权运动的参与，点亮参与者的心路历程与向平全社会的前行道路。
我在国内的爸妈，实际上对我在美国从事的事业不是很了解。他们问我，我半开玩笑，我在搞社会运动呢，提倡性别平权。
我妈说：“人在国外，不要说太敏感的话，你要保护好自己。”
是是，我明白，我也怕。安慰她的时候，我会想，希望我们下一代的妈妈和女儿们，可以活得亮堂堂的，满心光明。
作者后记：
从新闻系毕业以后，很多年没有正经写过文章。三明治的编辑一直很鼓励我：这个可以写，那个也可以写，慢慢写出来，我们可以讨论。于是，在一次从美国东海岸飞西海岸的六小时航班上，我写出了这篇文章的初稿。
写作的本意是梳理我发起“盐柱”项目的缘由。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相干不相干的回忆都慢慢涌上心头。在叙述的过程中，自己的思路也慢慢清晰明朗了起来。故事写到最后，原本不愿意回想和面对的伤痛，也神奇的变成了养分和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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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写作是一个仪式，让自己轻装上路，迎接新的一年。一月即将开始报名，了解往期信息请点击链接查看 爆文速朽的时代，你愿意来认真打磨一篇作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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