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受阻的一生:抑郁症、心脏病和活着|三明治
2001年,我妈妈给她五妹写信,想告诉五妹,她自己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不疼不痒,不会笑,也不会哭,饭也不想吃,不想管孩子,连衣服也不能洗,看的医生很多,可总不见效。
妈妈担心她自己能否过这一关,“恐怕很难过”。如果熬过去,她会回故乡山西看五妹。
这封信夹在妈妈的日记本里,不知为何没寄出去。而我,再也没机会问妈妈了。
那时,全家人对妈妈的病毫无办法。白天她病恹恹的没精神,念叨着生活没意思。夜里,她被失眠折磨,安眠药的帮助也不大。我们轮番上阵,劝她想开点,也小心地看着她。我在她的日记本里发现两个薄薄的刮胡刀片,藏在日记的封套里。
村里的大夫看不出所以然。亲戚介绍了一个据说针灸很厉害的医生来给妈妈扎针,妈妈疼哭了。没见效。奶奶在夜里12点,对着某个方位烧烧纸。还是没见效。爸爸去邻村请了一个看风水的,是爸爸的小学老师,他对爸爸说,你爱人可能是神经失控,抑郁症。
我老家所在的县城在1994年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直到2018年才摘掉贫困的帽子。那里的土地冒着白花花的盐碱,干旱贫瘠,人多地少。贫穷损耗着当地的人们,他们劳作一生,过早地死去。我爸爸至今不碰红薯,他幼时吃够了红薯和红薯面的食物。
对于我爸爸的家庭来说,我妈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专门砸到我爸爸身上一样。
我爸爸一周岁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条腿肌肉萎缩,此后,他就算不上一个正常人了。有两年我爷爷奶奶四处求医,后来认命。家里先是指望着我爸读书考出去,但我爸屡屡被英语捉弄。复读了几年后,有一天,他不理会我奶奶的眼泪,无论如何不肯去复读。我奶奶又指望着我爸学一项谋生的技能,她把我爸送去学理发。理发学成了,却不了了之。
到了结婚的年纪,腿有残疾,家里没钱,我爸去相亲时总碰一鼻子灰。村里有几户买了外地的媳妇儿,我奶奶也计划着给我爸买一个。就是在这个时机,我爸在北京打工的时机,认识了我妈妈。
1985年,我妈妈从山西北部的一个村子来到北京。我姥爷家是富农成分,他的六个子女便都是黑五类子女。家里也穷,她想买一本小人书要攒很久的零钱。我妈妈说她总被同学排挤。她只读到初二。曾经,她的同学捡到一小块香皂,抵挡不了香气的诱惑而吞下,却诬陷是我妈妈逼她吞的。同学的家长找到家里,好在我姥爷信任她。
我妈妈本可以待在老家,过几年嫁人生子。但她看不惯新过门的嫂子,嫌嫂子什么活儿都不干,两个人吵得鸡飞狗跳。姥爷劝我妈妈出去待一段时间。到北京后,我妈妈在一个军人家庭做保姆。
1986年,我的父母相识。7月15日,我妈妈在日记中写下了对我爸的看法,“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让一个腿有残疾的人作我丈夫,我父亲不会同意,当我们并肩走在路上,看到他一摇一摇地走着,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非要他腿残不行,我作不出回答”。
一周后,她决定跟我爸真心相好,她认为我爸爸的精神很是可贵,“到现在为止,我不能没有他”,“我现在唯一依靠的人就是他”,“但愿他不负心”。
她随我爸爸回他河北的家后发现,这里比她村子里最穷的人家还要穷。她最终留了下来,并在1987年结婚。她相信两个人勤奋上进,日子总会越来越好。她一定不曾预见到,这是她一生不幸的开始。
我妈妈被困住了。
“这死气沉沉的村庄,没有书籍,没有报纸,没有电视,一切都像睡着一样。”
她不想在这穷困的地方度过她金黄的年华。过去的生活已然糟糕,眼下的状况只会更难堪。北京打工的时间尽管短暂,却在她心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记。“我要追求一种八十年代年青人应该享受、有权利享受的生活,我要看电影,学跳舞,听音乐会这些,我一定要得到它。”
婚后,我爸爸独自去北京找工作,我妈妈留在了村子里。日记里写满了她的矛盾。她常常下定决心,如果我爸爸没出息,她会毅然选择别的道路,去寻找人生新的起点。哪怕再回北京当保姆,也比这里强得多。但改天,她又决定留下,“我的出走只能使他更不幸,留下吧,我的心,一切会好的”。
奶奶也极力说服我妈妈留下。1987年3月26日,我妈妈有机会去离家不远的砖厂工作。我奶奶怎么都不同意,说为了名誉,为了我妈妈的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能去。奶奶哭得很伤心。妈妈只好放弃机会,“我为了家庭不可能再去砖厂过我所向往的生活”。
1988年,我出生了。这次,我妈妈有理由继续留下,她要好好带孩子。她在日记里发愁,“愁着累累的债务,看着一年收入不了一千元钱,我觉得我垮了”。
接连几年,坏事不断。先是我姥爷在1990年意外去世,她未能见我姥爷最后一面。当年她没有跟家里商量就随我爸爸跑到河北,她一直觉得愧对姥爷。婚后她也没能寄几次钱回去。我姥爷在我妈妈心中的形象很高大,读书人,善良顾家,疼爱子女。我妈妈不断地怪自己,她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女儿的责任。姥爷的去世对妈妈的打击尤其大。
1993年,我妈妈怀着我妹妹时,被抓去流产。她被查出有心脏病,不能打流产针。2000年,我大舅离世。妈妈忧心我姥姥,却没有条件把我姥姥接到身边尽孝。
忧思郁结,却没有出口。她想念山西的亲人和朋友,也想念在北京的爸爸,身边无人可倾诉。她的烦闷忧愁一点一点积累,伺机爆发。
妈妈不是没想过离婚,彻底地逃离这里,但她放不下孩子。她跟我说,如果不是我和妹妹,她早就离开了。
2001年,我妈妈自杀了两次。“死了两次没有死,花了好多钱也没治住我的病”。她的病在北京的医院确诊,是抑郁症。
而此前心脏的问题,则出在她的二尖瓣上,瓣膜缺损,医生曾叮嘱她不能过度劳累。我想起麦秋时节,很多个夜里,我们都睡下了,干了一天农活的妈妈独自在窗外磨镰刀,一把接一把,直到它们再次锋利。又或是玉米收获的日子,妈妈半夜起床,穿上厚衣服,一人在露水浓重的院子里剥玉米皮,剥到天空发白。她总是处处考虑到别人,总是忘记她要仔细爱惜她的身体。
妈妈开始服抗抑郁的药物,但她还是睡不好,心里也常常不好受。她花很多时间一个人待在屋子里,想把她自己藏起来。她发胖了,衣着十分随意,还有些邋遢。有一次,我的同学来家里找我,妈妈怯生生地跟我的同学打了一个招呼,没说一句话,她更像一个客人。
“我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干活没有力气,老想睡觉,好像有好多话要对谁说,却总也说不出来。别人的话我老是听不进去。这个家要垮了,我的身体先垮,家庭在不知不觉中也会垮掉。我害怕,害怕极了。”
同年冬天,我爸辞掉在北京打工的工作,回到老家。这意味着我们的收入会变得更少。庄稼的产出有限,夏天收小麦,秋天收玉米,枣树和苹果树一年一挂果,要看行情和老天爷吃饭。妹妹和我都在上学,开销样样不少。
2003年,家里想种菜增加收入。共两亩地,爸爸和妈妈选定了辣椒和茄子,还特地买了一些农业书。辣椒是绿色的甜椒,茄子是圆茄子。暑假我去地里干活儿,摘辣椒、剪茄子,还负责把风,总有人去偷。以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最不想吃的就是茄子和辣椒。
种菜的第一年,村里只有我们一家“大规模”种菜,产量一般,行情不错。我暗中观察妈妈的状态。她看起来更累,而且,她的担忧也更多了。她担心病虫害,担心刮风下雨,更担心价格卖不上去。事情中好的一面,似乎对她关闭了。
为了把价格卖得高一点,爸爸决定跨省卖菜。我们那儿离山东的新庆云几十公里,新庆云有一个给小摊贩交易的蔬菜批发市场。我们在夜里出发,天亮前要完成交易。夜空下,爸爸开得不快,车灯扫过油漆路,一只黄鼬跑过去了。
蔬菜市场的人们打着手电筒交易。他们比着价格,时而犹豫,时而痛快。爸爸挑了一些个头大长相体面的辣椒放在最上面。有人过来问,底上一样吗。爸爸说不一样,下面的小一些。这个回答过于直接,他瞪了爸爸两秒,“你这是卖辣椒吗!”我和爸爸为此笑了一天。
那次卖得不错,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想,妈妈今天会高兴吧?
种菜的第三年,村里有几户人家也种起了辣椒,行情越发地不行了。也是这一年,妈妈坚持要盖房子。奶奶说我将来读大学要花很多钱,房子可以缓一缓。妈妈哪里听得进去。
妈妈想要一个属于她的房子,这个愿望是如此强烈,就好像从她内部生长出来一样。此前,她日夜担心钱不够花,房子也盖不起来,她害怕一直期待的新房会是她的坟墓。
无论如何,房子盖起来了。她的愿望,有一样是成真的。妈妈要节省开支,房子不免盖得勉强和寒酸,只有三间半。屋顶的檩条就用水泥的吧,水泥便宜,妈妈坚持。没有人用水泥撑屋顶,人们都是用木头檩条。奶奶为此不安,她要给妈妈买。
怎么能让那么简单纯粹的心愿还掺杂别人的施舍和意图呢。水泥檩条的屋子建成了,完完全全按照妈妈的意思。厨房通往卧室的门,直愣愣的,无法向后折叠,这也是妈妈的意思,这种门便宜。
盖房的那段时间,妈妈担心家里丢东西,她担忧得睡不着,半夜三点起来写日记。她的腿也浮肿了。摁一下,腿上一个小窝。
2005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回家后发现妈妈不在。她出去打工了。
村子里有人在天津打工,她也跟着去了。她打电话回来,告诉我们她在一个食品工厂。虽然累了一些,但工资会按时发放。她说,生活终于有了奔头。她每天撬开栗子壳,拿出完整的栗子,或者捡出大颗的葡萄干,偶尔也会捡核桃仁。为了保持食品的新鲜,她工作的车间温度常年开得很低,还有一股很浓的消毒水味儿。有的女孩儿半年没来例假。
那年冬天,我和爸爸给妈妈打电话。我们有近一个月没联系了。妈妈接电话时很生气,劈头盖脸地朝着爸爸一顿骂,“你没事儿打什么电话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那次得了重感冒,她睡也睡不好,呼吸也艰难,只能半躺着。她要起床走一段路,才能到传达室接电话。每一次感冒,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爸爸在妈妈去天津的第二年,也去了天津。他们租了一个小房子,事实上,只是一个车库。
房子在街边,街的斜对面是厕所,为此一直不能开窗。房间里摆设简单,只有必要的生活用品。妈妈常常擦洗这里,它看起来除了心酸,也小而清爽。
妈妈不再提生活无望之类的话,只是累。偶尔,她也发现周围的惊奇之处,比如几十个男男女女住在不远处的一个院子,可能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可能是传销。对这种白日梦想家,她十分鄙视。那时生活的信念重新回到妈妈身上,她再三强调,只要付出总有回报。到天津后,她不再服用抗抑郁的药,只吃助眠的。
我上大学后,她在天津那边租了不再寒酸的住处,有三间,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还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妈妈种下几行玉米。夜里,万物生长的声音变得清晰,和着草木的香气,一齐从窗子涌进来,让人心安。
即使这种生活也太难了。我大学总归会毕业,我总归会有一个不错的工作,隐隐约约的希望挑逗着我们。妈妈对当下的生活更能付出,更能忍受,她把自己往可怕的境地又推了一步。
这是我后来听说的。荔枝上市的时节,妈妈想吃荔枝。她上班前对爸爸说了。晚上回家后,她看到两斤新鲜饱满的荔枝。问过价钱后,她跟爸爸发了一大通脾气。
还有那只叫菜菜的小狗。它一天要吃3个馒头,妈妈觉得它太能吃了,馒头也要花钱。她让爸爸把菜菜带到农贸市场去,不想再养它。过了两天,妈妈听说菜菜在农贸市场被踢来踢去。她心疼了,又让爸爸把菜菜带回家。
一直到她去世前,她都在不停歇地工作,她在小饭店做过服务员,在养老院和私人家里做过保姆。她知道她的身体就要垮掉,却不肯让自己停下。
不知道在她外出打工的哪一年,她写好了遗书。
妈妈走后,我把她的日记陆续带到北京。近十年了,我现在终于可以平静地看下去。我不断地想起我小时候,她在院子里给我讲故事,星斗满天。我想起她节衣缩食,几年没给她自己买过新衣服,却给我买郑渊洁童话小说名著。我想起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读书考出去,人生的选择能够多一点。
她死在201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那个白天,她身体疼痛,几乎无法站立,我们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心脏病人嘛,天气热,气压的原因,透不过气,不舒服,是常常有的。妈妈在医院不再疼痛,医生也无法推断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们回家去。叫了一辆车,因为司机热情而贴心,妈妈在下车时,叮嘱爸爸要多给司机5元钱。一想到这里,我又要哭了。我的妈妈一生天真善良,却不断下坠下坠。
下车后,爸爸站在路边,搀着妈妈,有那么一秒,他们紧紧依偎。我想起了他们刚结婚时的照片。妈妈和爸爸站在老家的麦田中,也是紧紧依偎的姿势,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们笑着,那时生活似乎还有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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