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东北人，和无法出走的上一代｜三明治
我出生在辽南沿海的小城，但我从未见过大海。直到五年前，小城被行政划分为某滨海大城市的新区，埋葬着小城世代先人遗骨的“坟山”被铲平。泥土混着骨灰，用来填海造陆，修建滨海公路。我第一次在家乡看见海。原来我离海这么近。
回顾离开家乡的最初几年，我的自卑，我的欲望，就像是这座海边的“坟山”，庞大、沉重。它的存在，使我年复一年，局促在惶恐里。我写下了这篇故事。
写完最后一段，我抬头看见窗外的梧桐树，在上海八月的风雨里摇曳。这个画面如此熟悉，和我年少时，在脑海里反复描绘的画面重叠。我并没有感受到梦想实现的振奋。却想起了压抑在心底，那座海边的“坟山”。这些年，它还在吗？它被我彻底铲除了吗？当我想到它，竟然有几分想念。
（一）奔离北方
“我是上大学，难道是罪人，要蹲监狱吗！”我攥着录取通知书，向面有尴尬的母亲悲愤着喊出这句话。
十年前，我高考失利。一向成绩优异的“好学生”，一本A段志愿全部未录取，落入B段第一志愿。高中校长是父亲的朋友，回校那天，冷着脸把拆封过的挂号信塞给我。在他看来，高昂的学费和毫无就业前景的专业，是浪费父母的半生积蓄。
校长的话并没有错。录取我的是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在中国的建校史不足四年。我按照喜好选择的专业：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政治和历史相关，在唯商唯上的大环境里，毫无“钱”途。但是父母毅然决定支持我的选择。用母亲的话说，“砸锅卖铁，只要你好好读，读到哪儿算哪儿。”
然而，钱，在那些年，是父母眉间始终不散的阴霾。六万一年的学费，不包含住宿费和生活费。父亲是基层公务员，月工资不足五千。母亲因为一直照顾卧病在床的奶奶，已经十年没有工作。
钱，即使在我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也是一个无法结痂的伤口。我的自卑之源，离乡之始。
除此以外，还有“渴望”。
和很多家庭一样，除了日常琐碎，我不会和父母聊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可是，我猜想，之所以父母会“砸锅卖铁”地支持我，是因为他们比我想的还要了解我。在那个局促的辽南小城，他们默默地看着表面顺从、安静的女儿日复一日地成长，洞悉她的孤独、她的压抑、她自以为隐秘的渴望。在一生中寥寥无几，却至关重要的转折点上，咬紧牙关，推了她一把。
我渴望离开北方。
高中时候，地理老师喜欢拿着《国家地理杂志》讲解。我始终记得那个下午，空气里漂浮着暮春的花粉和微尘。昏昏欲睡的温度，让同学们前所未有的安静。老师举起杂志，翻开一页，瞬时，铺天盖地的明黄涌入眼睛，我为海拔4000米高原上的蓝天、雪山、漫天漫地的油菜花深深震撼。那本杂志里，藏着我梦想中的远方。江南。光是江南两个字，就包含着多少绮情迷梦；塞北，黄沙漫漫，冷月如钩；西南，还有……美景只在远方，在我贫瘠的故乡，只有日复一日的庸常。
我阴差阳错地，因为高考失利，得偿所愿，去往我的江南。
（二）少年从未出走
我常想，为什么父亲一直坚守在故乡。
父亲的KTV必点歌，是《明天会更好》。他的嗓音单薄，音域窄，气不足，唱不出这首歌的辽阔激荡。在中老年人齐聚的KTV包房，他的声音带着少年般单薄的逞强，脆弱的天真。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父亲自小爱读书。也许因为“有文化”是北方小城稀缺且值得尊敬的个人特质，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豪。哪怕在三十多年后的家族聚会上，大嗓门的二姑夫总要在二两白酒后骄傲地提起，九十年代初，他刚和我二姑谈恋爱，费了好大的劲，在北京买到新出的《莎士比亚全集》十二本。拥挤的绿皮火车里，小学学历的小城青年，沉甸甸地搂着看不懂的礼物，带回来讨好未来的小舅子。我家的影集里，有一张总是会被拿出来，供外人一笑的照片：戴着厚厚的茶色近视镜的父亲，瘦得双颊凹陷，套着肥大的灰色毛衣，过长的头发浓密且蓬乱。他单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指着镜头，示意我看镜头。但胖婴儿并不聪明。她瞪着懵懂的眼睛，望着她的父亲。在他们背后，是一面摆放得密密匝匝的书柜。
这个书柜，在电脑、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九十年代，是我和父亲共同的娱乐。在我记忆里最爱的时刻，就是和父亲一起去新华书店买书。故作清高的我，对童书区域的画册不屑一顾，偏要挤在大人们站着的区域，仰头看父亲取了什么书。我确信，是书让我对“远方”始终充满迷恋。那时，我坐在书桌前，闭上眼睛，总在脑海里描绘一张画面：我坐在一家店的二楼位置，也许是肯德基，也许麦当劳，总之是家乡没有的店。其他客人并不多，我一个人坐着。右侧的窗外，梧桐随风摇曳。
小学、初中、高中……成长，是多么漫长又焦灼的等待。我戴着逐渐增加厚度的近视镜，背着沉重的书包，驼着背，心里默默计算着，还有几年能够高中毕业。
可是，书柜的主人，我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出走”呢？很多年后，当我只身在江南求学、工作，在“父亲”这两个字对我失去了榜样光环的成人时刻，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是不愿，不敢，还是不能？
父亲胆小吗？确实。过年杀活鲤鱼的时候，他会一边念叨着“造孽啊”，一边颤抖着手下刀。年轻时候，他有一种书生气的不合时宜。母亲有一个百说不厌的故事，时常翻出来说给别人听，用来嘲笑父亲愚蠢的天真：婚后前几年，家族人齐聚在乡下的姥姥家。众人都忙碌着切菜、洗菜、做饭，只有父亲，一动不动地蹲在鸡窝边上许久。姥姥好奇：姑爷在干什么？父亲说：我在看母鸡是怎么下蛋的。
他也大胆过。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曾经因言辞激烈地阐述自己的政见而付出了代价。“消失”了一年后，父亲见到了刚满月的我。
后来，从国有机床厂，到街道办事处。三十余年，他从未走出过体制。是安于舒适吗？他并不舒适。酒过三杯，他的话密了起来，自嘲现在的自己不过是“体制内的鼓吹手”。可是即使是体制内的文章，他也写得认真且出色。在我小学的时候，某个重大国家纪念日里，学校组织我们在广场集会，听爱国内容的演讲。其中有一个演讲的行文、用词好到让我和同学浑身起鸡皮疙瘩。回家感慨，竟发现作者是父亲。
大四那年，我拿到了一个上海外企的Offer，决定毕业后去上海工作。他有些感伤，有些担心，也许，还有些羡慕。他调侃，“姑娘，从此要独闯上海滩了。”
这几年，母亲说，父亲沉迷“自虐式”跑步。晚饭后，一个人绕着小区急速地奔跑数圈。开始的时候母亲会跟着他，后来实在跟不上，就随他去。他跑得太急，不得要领，磨破了好几双运动鞋。后来半月板受损，被医生严令禁止跑步。他转为快走，大概还是过急过快，又加重了膝盖的损伤。现在，变成每天马拉松一样的长途散步。从太阳刚落山，走到完全天黑。
我问父亲，一个人散步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国事家事天下事。
我在上海的日落时分，常想，一千八百三十七公里外的北方小城，父亲走到哪里了。
黄海与渤海的交界处的海岸线，风里吹来黏湿的腥。周边的化工厂下班了，空气里开始混杂着工厂排污的味道。2008年后，这个北方小城才渐渐地建起高层住宅楼。2014年，小城开了两家大型商场，有了肯德基。两年后，因为没有什么客流，其中一个商场歇业倒闭。
他走过女儿当年的小学和初中。在那里教书的老师，面孔熟悉，是他女儿当年的同学。他穿过废弃的铁路下的桥洞。想起当年和初恋沉默着走了一路，在桥洞下，他开口提了分手。姑娘哭着离开，他在一个不高的山头上，坐了一夜。
他走过破旧的老殡仪馆。想起母亲的遗体火化后，殡仪馆工作人员指着黑色的髌骨，说老太太生前右腿不好啊。他嘴里浮起一股难忘的甜腻。那是在物资匮乏的七十年代，他的母亲工作的酒厂，进了一批伊拉克椰枣。一向善良正直的母亲，唯一一次动了贼心。下班关灯后，她偷偷抓了一小把，想带回家给四个孩子尝尝。黑暗中，心虚且慌乱的母亲跌倒在锅炉边，膝盖重伤，自此留下一生的病根。
他在这个城市里行走大半生。染得过分浓黑的头发，实质早已双鬓雪白。
天黑了，他想，该回家了。
（三）不可抗力，不可抗
大学毕业后第三年，我先后经历了决定结婚但最终分手；换工作；交往新男友又分手；轻信他人，裸辞后发现处在尴尬的转型期，找不到工作：往上资历不够，往下不愿屈就。
没有工作，也没有积蓄。为了省钱，我尽可能地节制物欲：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买衣服、书。没有面试的日子，拉上窗帘，从白天躺到傍晚，用昏睡逃避现实。在身体不得不向食欲妥协的时刻，每天用app叫一次外卖。专挑新店促销打折的，15块钱，能吃两顿。就这样瞒着家人大半年。半年后，察觉到自己想轻生的念头越来越频繁，终于摒不住，和母亲打电话讲了实话。
母亲痛骂我天真愚蠢，不识人心，说回来吧，咱不呆上海了。
“可你不是一直很骄傲地跟别人说，‘我闺女在上海！’”我鼻腔酸涩，憋了半年的眼泪流了下来。电话那头沉默许久，传过来的声音里也带了哭腔，“你是为我活的吗！”
我是为母亲活的么？不，我是为面子活的。为了从大学起，就不断加速生长的，脆弱不堪的自尊。也许是因为上天的配比太过公平。追求真爱的人，就配给他求而不得；渴望精神独立的人，就配给他相应的自信碾压。从离家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断被这种不可抗力折磨。我的同学，大多来自富庶的江浙地区。鹅蛋脸的姑娘们，时髦的衣裙包裹细白的皮肤。柔声静气地聊着大洋彼岸的求学计划，忧愁着本不需要忧愁的爱情与未来。她们大多来自知识分子或商人家庭。学费，对她们的家庭而言只算一笔教育投资。在家庭总资产里，占比很小。
学费，却掏空了我的家庭几十年来的全部积蓄。大学时候，我很少主动给家里打电话，也特别害怕接到母亲的电话。每一次，母亲都是以“省点花，好好学”的嘱咐做结尾。有时，琐碎的聊天内容里，母亲还会轻松地带过一句“今晚我和你爸全做的素的”。寒暑假回家，机舱门打开，乡音充斥耳朵的一刻，我会莫名恐惧。心想，哦，原来这就叫“近乡情怯”。我害怕看到父母的衰老。更害怕看到父母为了我，一点一滴，心甘情愿的节俭。
我的羞怯，杂糅着愧疚，变成了化不开的自卑底色。因为自卑，我变得过分看重金钱，过分追求所谓“性价比”。无论恋爱，还是工作选择，我只想要“有钱的”。理想？真爱？不，他们往往需要等待，我等不及。我想，只有自己快速有钱，才能弥补父母的金钱损失，才能弥合我的愧疚。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傲慢和自私。直到我伤害了他人。大三，我第一次谈恋爱。对方是家境优渥、已经拿到很不错的工作Offer的学长。我很清楚地知道，我没那么喜欢他。但是，说不定他能帮我找到同样有“钱途”的工作呢？我们交往四年，异地三年，第四年定下婚期。我落荒而逃。
我羡慕我身边的同龄人，甚至嫉妒。可是我也知道，这个嫉妒是无妄的。我该怨谁吗？怨我的父母？怨他们一辈子困在贫瘠的小城，怨他们不够努力，没有挣脱命运，没有让家族扎根在更有机会创造财富的都市，没有让子女更自信无碍地追求梦想？
可是我的父亲，拉着我逛书店。告诉我托尔斯泰、里尔克、尼采……在我心里种下一片星空。我的母亲，初中学历的母亲，知道我不愿意复读，又不敢说自己喜欢那所大学，毫不犹豫地取出存折。我相信，哪怕我会遇到需要用父母性命相抵的事，他们绝不会有半分迟疑：给你，拿去。
我只能怨自己。
（四）密室里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很要“好”的人。
大学时候我曾做过一个噩梦：母亲死了，家里地板积了厚厚一层灰。醒来后哭着给母亲发短信。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梦，因为地板积灰的画面对我冲击特别大。只要母亲在，我家随时都干净整洁得超出一般标准。亲戚朋友来做客，一开门，都要夸一句：“锃亮啊！”
她节俭，吃穿用度，每天记账。也爱漂亮，哪怕吃的朴素，也要买一些质量好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的漂亮衣服。即使穿着旧衣服，也是平整如新，不见毛球、褶皱。五十岁后她爱上每天泡健身房上瑜伽课，原本微驼的肩膀渐渐地打开，身型竟然比我挺拔纤细。去年年初，她的小学同学组织同学聚会。她把合照一张一张滑给我们看。照片里，男性大多肥胖、眼角下垂；女性要么不打扮，要么打扮过度。照片里的母亲笑得矜持，眼睛明亮。“这里面就属你最好看啦。”看过照片的人，或真心或敷衍，都哄她一句。她快乐地收回手机，回一句，“哪有啦！”
和在小城出生的父亲不同，母亲来自农村。姥姥生了三个孩子，母亲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母亲十八岁初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十九岁离家，去我二姨姥爷开的电热毯厂打工，做财务，兼保姆。二姨姥爷当年常有桃色恋情，二姨姥经常和他争吵。二姨姥爷对母亲的照顾，触动了二姨姥的敏感神经。母亲经常无故被二姨姥姥责难。冬天睡冷炕头，夏天顶着烈日挑水。母亲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小病不断，这疼那疼。大概是从那时起落下的病根。
二十岁那年，母亲离开电热毯厂，来到父亲所在的小城，成为钢厂女工。因为前两年的辛劳，和二姨姥爷的帮助，母亲在八十年代中期，拥有近万元的积蓄和城市户口。即使出身农村，母亲在小城的相亲市场，也有不可撼动的优势。
二十二岁，母亲和父亲相亲、结婚。婚礼当天，父亲的前女友把信寄到我奶奶的家中，被母亲看到。婚后，父亲和朋友组建地下文艺小团体“爱菊社”，讨论诗歌、小说、政治。母亲跟着父亲参加过几次，她跟我说，她根本听不懂。二十三岁，父亲写了一封信给北京，不久入狱。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二姨姥来看母亲，劝说母亲把孩子打掉，马上离婚。母亲没有同意。怀胎十个月，孩子始终不肯出生。母亲不得已去医院打催产针。婴儿被脐带绕颈三圈，皮肤灰红，再晚一天就是死胎。母亲抱着我，回姥姥家坐月子。她身体太差，没有奶水。姥姥问来许多偏方，混着泥土的水、活的蛤蟆，都给母亲吃下。
三十六岁，母亲在超市工作的时候第三次晕倒。我的奶奶被查出糖尿病，逐渐丧失自理能力。母亲辞了工作，专职照顾奶奶。四十二岁，一向学习不用她操心的我，要上一所昂贵的大学。用尽她全部积蓄，可能还不够。四十六岁，卧床十年的奶奶去世。同年，爷爷突发脑溢血住院。四十九岁，我说要结婚，又说不想结了。我打电话和她哭，说半年没有工作了。
今年，母亲五十三岁。卧床多年的爷爷在夏天去世。我仍然在她无法触及的，她口中的“大上海”工作、生活。
这两年，我回家的时候总是发现，母亲的神情里有一股化不开的忧愁。哪怕她每天兴致勃勃地练瑜伽，哪怕她的生活重心终于是自己，而不是为了照顾老人。我知道，这股忧愁的源头，就是大龄单身的我。我越来越不敢和她对视。母亲看向我的眼神里有一种悲悯，悲哀我的孤独，怜悯我遥遥千里，无人照顾。她无法理解我告诉她的，我此刻的快乐和平静。
我是能够理解她的忧愁的。虽然她也从家庭中出走，扎根在更大的城市。她的观念，始终是她的父母，潜移默化给她的：无论地理位置在哪，家庭就是一个女人远方，她的宿命，她的全部世界。母亲尽自己毕生所能，把她的“世界”打扫得一尘不染。却发现，她可以让它干净，但无法让它“完满”。只有我能够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才会弥补这份缺失。如果这份缺失，是像学费这种，钱可以解决的事，她还不至于这么愁。偏偏，感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事情，是她无可奈何，无法左右的。她也在承受着她的不可抗力。
小时候我和母亲并不亲近。因为我嫌弃她没有文化又过分洁癖，我只喜欢和父亲聊文学。越长大反倒能够理解母亲。理解她为整个家族的牺牲和容忍。我们每天都会发微信，我给她买漂亮的首饰、衣服，买江南的糕点。她像小女孩一样，直白又娇憨地表达，真是太幸福了，有女儿真好。
然而我也清晰地看到我们之间的差异。我不想成为她。我只觉得家庭这个密室，囚禁了我的母亲太久。在她的全部语汇里，只有公婆、父母、姑嫂、丈夫、子女。每一段关系，都在日常琐碎里埋伏着惊雷。小心翼翼地趟过雷，发现已经耗尽了半生。我害怕，当我也走进我的密室的时候，会不得不背负起角色赋予的责任，而把“自我”折叠得小小的，藏起来，再也不能舒展开。
我也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生下自己的孩子。可以想见，如果我的孩子出生在上海。在他童年的时候，就会过早地体验到我大学后的自卑和无奈。如果给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写一封信，我想告诉他：妈妈真的很努力了，妈妈的妈妈和爸爸也很努力了。但是，我们可能真的无法给到你最好的条件，甚至和你身边的同学相当的条件，也很难。可是千万不要怀疑妈妈的爱，妈妈和姥姥一样，只想把最好的都给你。
（五）谁的南方，谁的北方
前年冬天，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了西藏。父母从老家出发，我从上海出发，三个人在西宁碰头后，再一起坐动车去拉萨。
母亲高反严重，下了动车就去医院打点滴。原本我们住在一个民宿里，考虑到母亲的身体情况，我们搬去了有暖空调的度假酒店。我们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呆了七天。期间，都由我在手机上订酒店、打车、安排游览路线。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我好像正在成为“父亲”这个角色。照顾家庭成员，决定下一步的集体行动。而父母正在后退，被照顾，被引领。
这种感觉很让人振奋，也很令我感伤。我们终究敌不过时间。
一个午后，母亲躺在酒店里休息。我和父亲穿好羽绒服，带上相机，爬上露台晒太阳。拉萨冬日的阳光明亮刺眼。我们并肩站着，布达拉宫正在远处，并没有电视上看到的那么宏伟。在蓝天的幕布下，古老的宫殿，小小的，孤零零的。
这座城市也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城市四周，正在大兴土木。高原的气候过于干燥，扬起的尘土在半空中久久不会散去，如同凝固。
父亲的手机响了。铃声是当时流行的民谣《南山南》。母亲喜欢在家里拖地的时候哼唱，她喜欢那一句，“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母亲对这句话有最直观的理解，她的女儿正在南方，冬天没有暖气，没有老家暖和。
回程的时候，我们在北京呆了半天。我请他们吃了一家北京菜，是我出差来北京的时候常吃的。我们在北京分别。我坐南下的高铁回上海，他们坐北上的火车回家。
高铁上，我打开音乐播放器，找到早已在收藏夹的《南山南》，听了一路。我想起上大学报到的那天，父母把我送到宿舍，替我整理被褥、蚊帐。离开的时候，父母在即将下行的电梯里看着我，我站在外面。电梯门还没有完全合上，我的泪水突然涌出，赶紧转身躲回宿舍。
年复一年，我们几乎总在固定的时间点相聚。分别时却带着不同的叹息。
（六）山水终相聚
我想，能够成全“出走”的从来不是个人，不是家庭，而是时代。而故事，往往在出走后才开始。
去年冬天，我在纽约出差。周末，和朋友、朋友的女朋友去周边滑雪。朋友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东北人。女朋友在纽约读研，毕业后一直在纽约工作，有望一年后拿到绿卡。半年前，朋友辞去了北京的工作，来美国读研。为了毕业后和女朋友一起拿到绿卡，在美国定居。
我们在新泽西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吃烤串。据说，这家店是他们心心念念大半年了。朋友的女友是做建筑设计的，问我，是不是她这样的工作，在上海很难找？我坦诚，隔行如隔山，自己并不清楚。问她，不是快拿到绿卡了吗，还想着回去？她说，她也很纠结。在这里发展真的好吗？为了每天加班到下半夜的时候，能安全回家，她从治安混乱的布鲁克林搬到公司所在的帝国大厦附近。光是房租，就用掉每个月大半的薪水。以后呢？买房、生孩子的时候呢？国内的亲戚朋友羡慕在国外的他们，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不是不想回家，是回不去。
饭后，一盘东北凉拌拉皮还剩些许。朋友问女友，要不要打包。女友说，当然要啊。老板娘拿来一个小小的圆纸盒。女友仔细地把胡萝卜丝、黄瓜丝夹进去，盘子里，一滴麻酱汁都没有剩。
在纽约没有座位的星巴克，我还见到了我的大学室友。一直以来，她是我最羡慕的那类姑娘：杭州人，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白净、善良、努力。她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纽约大学读第二个研究生，创伤心理学。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想要去NGO，去中东，或者非洲，做战后心里重建。我向她表达了我的羡慕，告诉她现在正在做的，是我想要做却无法去做的事。请带着我的份一起努力。她笑，说好的。
12月的纽约，刚下过一场雪。天空阴沉沉的，风很大。暖气充足的星巴克，有黑头发的亚洲人，有戴着耳机的非裔小哥，有绑着脏辫的拉美姑娘。
我的室友，漂亮的，总是笑着的南方姑娘。和我讲述她为了省钱，每天吃唐人街五美元的烧鸭饭，昨天却和老板吵了一架。因为老板嫌弃她挑三拣四，拿了有鸭腿的那盒。
“为什么要这么省啊？”我问她。
“没办法。美国读书，很贵的啊。我花太多爸妈的钱了。”
在纽约的时候，我特别思乡。突然听懂了《我和我的祖国》。回程的时候正赶上美国学校放假，我和许多学生模样的乘客一起在广州落地转机。他们带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有些疲惫，有些放松。走在机场里，熟悉的声音和色彩袭来，我竟湿了眼眶。
我想，这短短的一生，我们和父母总是相聚寥寥。像是散落在不同山水间的微尘。大江大海，如此不同，如此遥远。但总是有一天，也许是某一个星夜，走在北方小区里的他突然抬头，和身处南方，刚下班的她，看到了同一轮月亮。穿越时空的罅隙，我们的双手触碰在风里，山水终相聚。
本文由短故事学院辅导完成。写作是一个仪式，让自己轻装上路。8月19日短故事即将开课，联系三明治小治报名参加（little30s)。
给作者赞赏
更多短故事学院作品
点击关键词阅读
球在哪里呢？点选为你送上一篇故事
Facebook：三明治
Instagram：china30s
让每一个人开始写作
👇点击了解三明治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