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记住这个大学毕业季,也希望早些忘掉它 | 2022 上海此刻
作者|任困困
编辑 | 备备
7月2日,随着顺丰小哥揿响门铃,我的毕业季终于宣布告一段落——“两证”送到了。
绿色的学士学位证和红色的毕业证书,轻飘飘两张中英文成绩单,四年到此为止,这是我和学校的官方道别证明。说实话,收到证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解脱感和疲惫的释放感占到了更大的比例 :一天八百个电话的线上毕业季,总算熬过去了。
一个月前,我决定离开上海。5月末,楼道里的行李箱声音已经接连响了好几天,好些宿舍门上贴着的人数标记从4慢慢减到了1,大概等不到6月,这栋几百人的寝室楼就会消失一半的声音。
我也要离开。没有准备任何毕业手续,但我决定离开。当这个念头正式出现在脑海里,原本盘旋的一堆问题随之消失:拍不拍毕业照?要不要等上海领馆开门办留学签证?毕业手续托付给同学好不好?6月是不是会好起来?回去隔离会不会很吃力……我隐约感觉到,点开线上申请页面只是这个漫长毕业季的第一步,之后需要和各个学校部门进行的辗转、联系,将会是未来一个多月生活的主题。
“去解决就好了,只要想走,都不是问题。” 同系同学Sylvia临走时这样告诉我。
当机立断,我买下了5月29日下午的一班高铁。
辅导员告知我,如果未能成功离沪需要自己找地方落脚,不能自己办理毕业手续也必须托付同学代办。这是我们这届毕业生不得不自己想方设法完成的任务。
打电话到社区,确认了7+7政策和闭环转运程序,填写了朋友在上海的住址作为未能成功离沪的应急住宿备案,拜托了同系暂时无法返乡的北京同学帮忙办理毕业手续,查询了集体户口即迁移的方式,在线上系统申报了离校……确认,提交,通过,通过,几个小时后,我完成了离校审批。
第一关成功通过,但成功仍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代办清单上环环相扣的条陈正安静地蛰伏着,我像一个跌进陷阱的勇士,得突破重重关卡,才能逃出生天。
举个例子,如果你打算5月29号离开上海,就需要在28号17:00前预约学校的接送车辆,选择你需要去到的车站或机场,而预约车辆之前必须先完成离校申请,申请完成后15分钟才能申请大巴。另外啊,去车站坐车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学校的统一核酸一般从13:30左右开始,出结果可能是次日早晨或中午,因此你必须参加早晨的核酸加测,如果是次日离校则在8:30-9:00排队,如果是当天下午离校,核酸是早晨7:30开始,如果不幸是早班车,就得在凌晨4:45趁着夜色去做核酸……
一个四年没碰过数学的文科生重新掉入了数字迷宫,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恨不得拿着放大镜看每个时间节点,再把它们拓到记忆面包上吃下去。每件事情都可以用数字计算衡量,时间、物品、手续,原本可以感性地动态调整的事情突然变得棱角分明。
早起坐在床沿上,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类似腐朽的建材,闭眼似乎身处某个施工现场。哦,想起来了,是堆在宿舍各个角落里纸箱的味道。学校开放购买纸箱的当天,我一个人买了四个人的纸箱,大大小小17个,分了三趟从一楼运到三楼。室友们或是已经离开,或是3月后就没有进过学校,窄小的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竟然显得分外空旷,偶尔门口路过一个人,都要感叹一句,“你们寝室真大。”
5月24日早晨,唯一在寝的室友乘早班车离沪,留下了我一个人,面对堆放着四个人物品的宿舍。另两位室友,一位在3月逃回了杭州,一位3月从西班牙回到上海,然后再没有办法进入学校。
25日下午,学校开始售卖打包的纸箱。10元大号,8元小号,胶带也是10元一卷。排队购买的时候,排在前头的女孩偷偷回头告诉我:“我爸就是做纸箱的,他们这太暴利了。”
之后的3天里,我一个人埋头打包了26个包裹,手机整天整夜放着歌,累了就瘫坐在一宿舍的行李里发呆,一共用掉了3卷宽胶带,清空了3个人的3张桌子、3个衣柜和6个抽屉。大半的东西被丢进垃圾袋,床单、垫背、课本、笔记、花瓶……帮远在另一个城市的室友理东西时,我翻出了她所有的鞋,鞋盒打开,一瞬间铺满了宿舍地面。几双漂亮的细高跟鞋点缀着精致的珍珠饰品,和几袋过期零食一样被我一视同仁,塞进巨大无比的垃圾袋。东西仍然几乎漫出来,口都封不住,敞在门口。
运气很好,打包完行李那天我抢到了快递寄送的机会。6月前,寄送行李的机会得靠抢。
15个箱子整整齐齐地被堆在了宿舍门口,每个箱子侧面都贴了白纸,写着姓名、编号和物品种类。我们寝室在3楼,有15个大箱子,在两位同系的女生帮忙下搬了小半个钟头,称重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轻的有5kg的,重的有15kg的。大汗淋漓间,我找不到话感谢帮忙的朋友,又觉得感谢的话有些累赘。这样的时候,所有的帮助都是默契,无需多说。
而那寄出去的15个箱子,也就是我们大学生活的全部遗骸了。
回到宿舍,剩下的11个包裹堆在墙角和桌上,等着延毕的室友在9月把它们搬到另一个寝室,打开一圈又一圈的胶带,就像剥开层层树皮,如常地使用它们,如常地继续她的大学生活。如果真的可以,一切如常。
说实话,直到5月底和两位同校的朋友聊天,我都没有考虑过6月前离开上海。
同系的Sylvia离校前的最后一晚,我们难得地在宿舍门口相遇了,她和Elise在门口停住,问我什么时候走,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她们都要走了。Sylvia和我一样,计划出国留学,所以打算早点离沪处理签证相关的手续。
“戴口罩啊。” 辅导员从身边路过,我们下意识缩了一缩。
“进宿舍聊吧。”Sylvia建议,“不然一会儿又要被说了。”
我们面对着面聊天,一个靠在双层床的楼梯边上,两个坐在椅子上,从出国签证、上海的情况,聊到学院的事情,再聊到封校以来的感受。那天,我们聊了整整五个小时,这是一段很久很久都没有过的深度谈话。Sylvia劝我赶紧走,她玩笑着说,自己的心态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1、打算解封后大吃大喝尽情玩耍办完毕业手续离开
2、打算解封后办完毕业手续离开
3、打算办完毕业手续离开
4、打算离开
而现在,已经到了除了离开,不想其他的时候。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集体性创伤,非经历者难以共情,也不足为外人道。说起来,我们只是在宿舍里待了80天,三餐不缺,生活依旧,每天也能看看电脑刷刷视频,偶尔还能下楼散散步,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但是每个人都不能否认,自己在心理上受到了伤害。推开门打照面的时候人人都在微笑,但关上门时,人人也都有自己的崩溃瞬间。
“有一天晚上,我梦到我们在宿舍区门口等铁门打开。所有人大声十秒倒计时,等门开的那一瞬间,我醒来了,大哭了一场。”Sylvia说的时候,依然是微笑的。
但这种盛大如时代落幕般的告别与我们无关,今年的别离是悄无声息的。老电影里的回忆煽情桥段,集体照上一张张年轻的脸,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
聊完已是深夜,Sylvia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我看到她的眼睛,明白她是想找出一句祝福的话作为结尾。我们面面相觑,竟然只剩下一大段沉默。
“本来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但现在说这句话,又好像太违心。”
“那就一路顺风,祝你平安!”我们都笑了。
离开学校那天,早早就把行李收拾在一边,宿舍里的墙面地面都彻底擦拭干净。我把宿舍里一小盆水培绿植拿到了一楼,搁在了宿舍楼进门口的台子上。
“阿姨,我的龟背竹送你了,帮我养养吧。”
阿姨看到我,一边招呼出门买饭的学生,一边答应我:
“好的呀,阿姨帮你养到开学。”
“阿姨,我不会回来了。我毕业了。”
阿姨愣了一下:“哎呀,连你都毕业了,真快呀。”
其实平时和阿姨们也没有太多交集,最多就是在查违禁电器的时候撒撒娇求放过。但是当需要道别的时候会发现,她是原本稳定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是有意无意维系起来的关系。一旦需要与一种生活道别,这种生活状态中维系起来的所有关系,就会像水面的浮萍一样散去。就像是一棵树要被移植了,你只能带走你的树根和周围的一圈土,但是那些青苔、攀枝都会断掉。你还是能选择你要带走多少东西,可以多留点根,多带点土,但是你也不能带走这片地,我们也就是棵树,毕业,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大半数学生六月之前已经离校,毕业需要处理的一系列手续都需要线上线下配合进行,说是配合,也就是要找人代办。
打开小程序里毕业事项单,红色代表未完成,黄色代表待确定,绿色代表已完成。但每项手续无一例外,都不由我们这些身在校外的学生说了算:宿舍退宿、图书馆还书、党团组织关系转接、报到证领取、户口迁移、三方协议领取、两证领取……原本线下跑几趟腿可以完成事情,变成线上之后就会困难重重:委托谁,委托需要哪些证明,邮寄是否可靠,各项手续的程序不同,要拜托哪些人……这中间牵牵扯扯的不仅是零碎的事务,更是难以计数的人情。毕竟,大家都在为自己的毕业焦头烂额,而证件们都极为重要且很难补办,你又要怎么要求别人替你东奔西跑,承担这份责任呢?
于是,原本封校期间整天进行食品交换的宿舍楼群又被赋予了新功能。这个楼群在过去的三个月间是我们苦中作乐的笑场,交换段子,分享资源,也是可乐、泡面、水果、牛奶等等珍稀食品的交易场所,按摩、美甲种种新奇服务的发源地。6月之后,楼里的人渐渐少了,群里的消息也不如以往密集,偶尔划过几条闲置品抛售,剩下的都是高价求代办手续的消息了。
“80元求好心姐妹帮忙领取并邮寄双证,邮费另算。”
“重金求1-2位姐妹帮忙从三楼搬纸箱,到一楼直研行李暂存处。纸箱共6个,其中一个书比较多,比较沉,另五个纸箱一个比一个轻!金额可商量,请愿意帮忙的壮丁姐妹大力戳我。”
诸如此类的消息每天都有,“重金”的数额也从80到500不止。没办法,手续太多,人太少,物价就这么被哄抬了。
其实不是不能委托各个学校部门代办,我就是这么做的,但这样就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能承受一天打无数电话,发无数邮件,等着快递天南海北不知哪天花落你家的压力。
于是我6月的日常就变成了在等待隔离结束的每一天里,给一个一个的部门写邮件,说明情况,请求代办。那些被我隔空敲门的部门们,也得逐一接收第一次毕业分外惶恐的我一天几通电话的骚扰,一封一封地邮件回复,甚至发短信、打电话确认邮寄信息,寄出之后生怕出问题,千叮万嘱你收到之后要回消息“报平安”。
图书馆是我第一个打交道的部门。封校期间公共场所关闭,线下还书手续无法进行。作为一个文科类毕业生,宿舍里攒下了整整十几本书,不知道何去何从。25号左右,图书馆针对6月前离校的同学发布了通知,要求大家线上发送邮件说明情况和借阅书籍,线下打包图书,列明清单,等各个宿舍园区通知后把图书归还至还书点。
惊喜的是,邮件发出的当天就收到了图书馆老师的回复,告知我出于对本校学生的信任,已在系统上完成了还书,只是需要把图书打包托付给留校同学进行归还。出乎意料的是,允许归还的日子从5月底摇摇晃晃到了6月中,直到各个宿舍区之间可以流动后,我那沉甸甸的16本书才流动到了还书箱里。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意外不出意外地到来了:老师们突然想起来,学生借阅的书籍可能来自不同图书馆和院系资料室!于是,16本书里3本厚厚的外语原著又被同学从还书箱里扒拉出来,重新分类,走上了正确的归还之路。
这样的反复并不少见,随着6月的政策变化,学校陆续开放了部分学生返校,老师们需要应付线上线下两种章程,每天忙得晕头转向,各个部门也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线上毕业季,总有这样那样想不周全的地方,我们能理解,但也实在跟着心焦,每天担忧着意外和快递哪个先来,而焦虑又会把事情的难度放大,每天都只能愁云惨淡地苦中作乐,在各个电话缝隙里做总结:这个部门的小哥脾气好,那个部门的老师做事细心,这位老师虽然态度一般但是效率高……
蝉鸣混杂着闷热的六月,毕业生们面临着自己的选择:是破财花重金完成手续?或是“下跪”花人情求朋友代办?还是或是听天由命,等各部门腾出手来再统一办理?钱、情、时间,总得有所取舍,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鲜热乎的现实。
6月下旬,我询问了不少朋友对于毕业的感受,无论是上海本地的,保研本校的,提早离校准备出国的,大家的回答都是统一的——累。来不及有太多感受,只觉得能够在无数手续中挣扎出结果就是万幸,离愁别绪实在很难在我们的情绪里占据一席之地。
6月16号那天,我还在组织关系转接的迷雾里惴惴不安,突然在班级通知群里被连续艾特了三次。没错,我们的毕业典礼就在这么猝不及防中开展了。不是没有通知过,是通知掩埋在一众显然更“重要”的通知里,实在显不出它的重要了。
上一秒还在研究材料怎么传的我们,下一秒就被拉进网络会议室,更换了统一会议背景,迷迷糊糊在导师念到名字的时候打开摄像头,留下一个蓬头垢面的微笑。我很喜欢把学生比作小动物,因为每次集体活动的时候我们都像被人类赶上架的鸭子,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去往何方,照办就好。不过那天我特地观察了一下,几乎没有一个班级是所有人都打开摄像头的。
几天之后,学校举行了线下毕业典礼。身在上海的朋友也有去参与的,我询问参会感受,对方答道:“没注意,看了20分钟就出去拍照了。”那天进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得在进门之后立刻完成核酸检测,然后统一到一个大教室里等待核酸结果出来,才能自由行动。
也是在那天,朋友圈里刷出了许多穿着学士服的笑脸。我为他们开心,也为学校草坪再次拥有欢笑、吉他和躺着看天的人而欣喜。但轮到自己回答是否要订学士服时,我没有犹豫:“不需要。”
我希望自己记住2022年的毕业季,也希望早些忘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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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春天,上海经历了一段特殊时期。主流视野之外,我们想要看见普通人此刻的生活日常,听见个体发出的声音。来自个体的真实生活记录,让我们相互倾听,彼此守望,在封闭中建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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