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为什么距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Original 晓津 CCVI数据微观点 2022-07-09

中国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工作者，大抵是世界上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执念最深甚至到变态的群体。这不能说不应该，而是太太应该了！中国持续了长达四十年的经济复苏以及高速增长，总该有点儿说道儿。这一点，估计诺奖的经济学评委也着急，中国这么个世界第二大，居然没有可以解释其为什么的理论？这还真是尴了个尬。

我为什么说或者经济工作者，是因为严格意义上中国被称之为经济学家的，首先属于体制内，是为政府经济工作提供参考或者写材料的。这一点，决定了几乎所有的被称或自称经济学家们，都是“建议经济学家”，而不是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冷静审视的旁观者。建议经济学家的工作，是图解政策，给领导指示找合理性的，这都是本职工作范畴，与经济学诺奖那些获奖者完全不是一个路数。

从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领域大名鼎鼎的“顶峰”如吴敬琏或厉以宁，肯定担不起诺奖这样的符号，尽管他们不可能不心存向往。但前者一直是所谓官方智囊机构的一员并一度是方案办主任，吃得就是领导交办、自己作为工作人员大家一起论证可行性建议的饭，是标准的经济工作者，根本没有所谓经济学家自由发挥的余地，其在决策中枢从职业操守而言，都不应该发出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声音——这让我想起近四十年前，当领导发现我写作后，以不谋正业扣罚工资直到我的文字印成铅字，才被单位宣传部门看中推荐一个专门写作的机会。所以，吴敬琏是完全合格的经济工作者，但作为经济学家，仅仅是利用职业职位之便的“业余”所为或揽私活儿，因为职业与揽私活儿都是同一个工种，这就涉及职业之必须的保密性和泄密之嫌，以此取巧哗众取宠本身就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另一位厉以宁，虽然不在决策咨询政府部门，但作为西方经济学翻译或传播者，随着其门生进入决策部门，作为政府经济工作者的补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某种情况下可能更直接。总而言之，其价值趋向，均不在经济学本身，而是经济工作者所为。

除了吴敬琏、厉以宁之外，以其门阀之下的门生们，更是一地鸡毛，大多鸡飞狗跳，专注于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建树，均不能太过于偏离“祖师”的道道儿，大多所谓专业学刊，都被祖师辈控制的密不透风，想发表点儿大不同的论见，也很难被认同或发表出来。如若不信，可将近四十年如《经济研究》等等，所发表过的论文，站在世界经济学前沿，看有哪些沾边儿？！

当然，也有如张维迎、林毅夫等，自认师从经济学诺奖门徒，所以感觉要高同行一等，但诺奖作为世界范畴的领域之奖，所需要的怎么讲好一个国家的“故事”，比如文学奖等，中国获得文学诺奖，一定是中国题材，你总不能通过讲美国、英国等的故事，拿什么诺奖。因此，张维迎、林毅夫等是对经济学诺奖执念最深的代表，林林总总丑态此处不议，因为每处扯蛋都会丢人。中国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要讲“中国故事”，而且是用“民族思维”语境兼顾世界主流认知逻辑，张、林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以西方经济学认知和解释中国现实，西方经济学家都能做到，还需要你进行“翻译”吗？你是中国人，必须以“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但讲好、讲对“中国故事”，需要对这个群族具有深刻的人性认知，很显然，中国经济学闻人们，最缺的就是基本的人文关怀，只热衷于自己的名利追逐，根本无暇顾得上去感同身受大多数的命运困境。更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或也不想知道，中国近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逻辑，恰恰没有多少是依循西方经济学所为，换言之，西方经济学中国这四十年，仅仅是参考资料，因为中国制度变革理论本是“中国制造”，西方经济学如同外来科技等，都是被利用、被选择、被剪辑的用处，并没有也不可能是主导思维。

就国内所谓经济学奖项而言，均是圈子安慰，不可能出现或颁发个一个真正的“黑马”；如同文学界的矛盾奖，在中国庞大的作协队伍里，至少三分之一都可以轮着上，这次没获得，还有下次，到了一定“水平”，大家心照不宣，彼此不过尔尔。经济学奖，与此有过之而不及。

再看看这些国内经济学奖的颁奖词或者推荐语，简直都是自辩状，自我封神。颁奖词不是悼词、不是工作总结甚至不是纪念奖，而是先验性、预见性，有关人类、有关生命，有关世界以及人类行为的究竟解释。

从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再一次说明了这一“偏好”。

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最近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贡献领域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

Abhijit Vinayak Banerjee曾在加尔各答大学、Jawaharlal Nehru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2003年，他与Esther Duflo和Sendhil Mullainathan一起创建了Abdul Latif Jameel贫困行动实验室（J-PAL），并仍然是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之一。2009年，JPAL获得了BBVA基金会“知识前沿”发展合作类奖。

班纳吉曾任经济发展分析研究局主席，NBER研究员，CEPR研究员，基尔研究所国际研究员，美国艺术科学院和经济计量学会研究员，曾任古根海姆研究员和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P.Sloan）伙计。JPAL获得了首届BBVA知识前沿世界级研究奖，班纳吉教授获得了2009年Infosys社会科学和经济学奖。2011年，他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全球100强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他著有大量文章和三本书，其中包括《穷人经济学》（www.poor economics.com），该书获得了高盛年度商业图书奖。他于2006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疾病之名》。

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

埃丝特·迪弗洛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济顾问，她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那样工作，或者至少“我们中应该有一些人花部分时间做部分那样的工作”：不仅安装系统，而且还必须随时观察，在出现明显泄露和堵塞的时候进行修补和疏通。

埃丝特·迪弗洛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的Abdul Latif Jameel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也是Abdul Latif Jameel扶贫行动实验室（J-PAL）的联合创始人和联合主任。在她的研究中，她试图了解穷人的经济生活，目的是帮助设计和评估社会政策。她曾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环境和治理等领域工作。

埃丝特·杜弗洛教授的第一个学位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历史和经济学。她随后于199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

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生于1964年11月12日，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盖茨发展学会教授。克雷默在其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并屡次获奖，并于201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曾获得麦克阿瑟奖学金（1997年）和总统学院奖学金，并被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为全球青年领袖。他还致力于慈善事业的研究，以帮助全世界贫困人口。

克雷默最近的研究调查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卫生、水和农业。他被评为“科学美国人”年度50名研究人员之一，并因在健康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拉丁美洲的研究而获奖。他帮助制定了疫苗预先市场承诺（AMC），以刺激发展中国家在疫苗研究和疾病疫苗分销方面的私人投资。

2010年秋，他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创新风险投资（DIV）的创始科学总监。克雷默博士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是精准农业促进发展委员会的成员。

最近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贡献领域

观察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名单，获奖者的研究领域确实较为分散。从2010年至今，获奖经济学家的领域分别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计量学、博弈论、金融经济学、规制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公司治理、行为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200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

奥利弗·威廉森（美国）

贡献：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2010

彼得·戴蒙德（美国）

戴尔·莫滕森（美国）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塞浦路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