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住进神剧，所有的生活都成了笑话

我们生活在扭曲的视线里，这种扭曲折射于我们内心的思维和观念倾向。我们是如此放纵自己的主观，任性地先入为主，视宽容为软弱，视盲从为勇敢，执偏见为理所当然。最后相互猜疑，殊路异归，迷失于扭曲的迷途。

自从我把文学留给了“八十年代”之后，我已经成为思想的盲流，知识的杂役。我不想逛书店，是因为每翻开一本自己选的书，就有忍不住的冲动，恨不得席地而坐，笔走不成龙蛇，直入迷阵推演到“结果”为止。“八十年代”中期时，我一个朋友说福克纳的《当我弥留之际》应直译为“当我躺下死去的时候”，我一激动，认为甚好，马上写了一个短篇，主角是我的外祖母的第三任丈夫也就是我最亲近的外祖父，如何从容不迫地穿好寿衣，趟在油漆黑亮的炕上，一匹马作为目击者疯狂地舔破了窗棂；再有，就是听朋友沉迷于弗罗斯特的《幸福》，特别是诗里描述两匹马的厮摸“他们相爱，但是他们非常寂寞”，我转眼就写了一个两万字的中篇“幸福”，当然里面也捎带写了卡夫卡逛妓院的场景，那局促不安、潮湿的床帏-------。

我以上所述，意思就是我有强烈的文字表达欲，有一段在深圳大学和一干朋友厮混，譬如我与孟浪、翟炜走着走着，看见前面女生成群结队，我就说：我有一种冲动，我想用笔解刨她们。孟浪就一脸严肃：要尊重妇女！当然，时过三十多年了，孟浪已经作古，翟炜也不知去向，想象他的“新具象画派”老友毛旭辉、张晓刚等等，如今已成了人物，他也应该不赖。

我将笔当成手术刀，不是为了解刨女性躯体，而是她们除肉体之外的世界。如今，我已刀钝无力，亦了无兴趣。

之后的“九十年代”以来，我已经越来越疏远书店，不是为了“逃避”我的席地而坐、信笔由缰的冲动，而是能读的书越来越少，满书架都是教一个人如何成功、制作精美的所谓成功学，看书、购书的人垂头丧气进去，抱着一堆“成功”趾高气扬地出来，我除了快点躲开，别耽误了别人成功之外，就越来越少去那个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了。

穿行在北京一号线地铁里，灌满耳朵的就是康熙或者乾隆要再活五百年的神曲。到了二零零零年代，每每见到的人，都在剑拔弩张地逢敌必亮剑。我是几近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虽然太极拳、八段锦等练着，但是为了舒筋动骨借以对付一身懒病，从未想过要与谁谁过几招。

再再后来，我有一次走亲戚，亲戚家有一个十六七岁的骚年，一口一个小日本如何如何，那种蔓延着仇恨的情绪，似乎一根火柴点燃了就会硝烟弥漫，让我担心别真的一口咬了我的耳朵，两耳发热了好几天。不过，现在这个当年的少年，已经娶妻生子，好像已经忘了小日本儿是谁了。

偶尔看到一个“19年19个诺贝尔奖，日本凭什么？”的文，大抵都是如下的小标题，这些感觉与我所生活的地方关系不大或者没有什么关系。

再瞄一眼留言，就看到我所看到的是如此“厉害了我的国”的调调，只是好像与我的国也没啥关系。

生活在神剧久了，人也就玄幻了。“八十年代”深知自己无知，所以虚心学习；现在真的以为自己和那些先进国家比肩了，甚至已经全面超越了。我们“超越”的是别国二三十年前已经着手解决的，譬如人工智能，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是工业革命数据积累厚积薄发演化进程，但我们还用来以为是自己多么创新。再如同当我们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计划地规模引进西方教科书时，这些教科书或教学模式，正在被西方譬如美国等逐步扬弃甚至“淘汰”。但我们的大学仍然奉为圭臬，当成世界的前沿。

世界一直没有那个国家停在原地等谁超越，当任正非说再过几年就超越苹果或安卓等等时，我只能发出鸿蒙般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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