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大姐
1G、2G、3G、4G、5G、6G……，时间因速度而坍缩，一切都是数据之后，数象替代形象，最后数象被能量替代，生命重回混沌状态。
速度让视觉更清晰，也更可怖，当我们看到的全是细菌，再美丽的生命形象也都是骷髅，人类基于符号及形象的审美意识，依次塌陷或崩溃时，人们除了目瞪口呆就是目瞪口呆。
这镜像已经不会太远。今天活着的人，再硬挺三十年，就会身临其境。
生命，仅仅是时间的消耗品。速度，只是使其消耗的越快。时间一直停在那儿从未动过，所以活几秒或者长命百岁，对时间而言，毫无意义。
【编前语】偶然看到此文，想到一些过往，大概1992、93年的样子，因日常里出点小事故，极没出息时（当然，至今也没多大出息），被黑大春收留，担心我出点什么事儿每天看护得紧。一日，随大春过到圆明园过生日，记得当时很是热闹，啤酒一筐一筐，这是我第一次很具体地到过福缘门。时过多年后，时常路过福缘门路口，每每感念已经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友------
附：
圆明园大姐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去小卖部买烟，她毫不顾忌地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长发说“啧啧，这头发真好！”这是大姐对我说过的第一句话。后来混熟了之后她还说过很多话，我至今还能记住的不超过三句，所以说有些事第一次很重要。
大姐是圆明园福缘门村小卖部的老板，她的小卖部在进村后的第一个丁字路口西侧大约30米处，距离村里最大的一个公共厕所仅二十五米。关于大姐的小卖部在福缘门村的具体位置还可以用下面这种方法描述：大姐的小卖部和魏野家一墙之隔，东距陈小虎家十米，西距李兴辉的小院二十米。在方力均院子东北方十五米，祁志龙院子西北十五米处。位于杨茂源和后来鹿林的院子东北二十五米，杨少斌和岳敏君院子北六十米处。数学好的同学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轻松计算出各位画家们之间的距离以及在福缘门村的准确位置，对将来做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复原图很有帮助。我和大姐的小卖部之间的距离从相距三四百米到一二十米不等，因为我搬了很多次家，总的来说搬家的轨迹是离大姐的小卖部由远而近，而后突然远离，原因是1995年夏天圆明园画家村被彻底清理，我们不得不去了那些和理想一样远的地方：小堡宋庄，滨河通州。
如果整个福源门是一个堡垒，大姐的小卖部所在的地就是作为观察哨的最佳位置。通常进出福缘门村都会走达园宾馆旁边的那条大路，虽然也还有别的一些路可以进出，比如绕道清华西门穿过整个圆明园从村后进来，或者从颐和园方向西苑附近穿越大片田地从村子的东面进来，而这些选择要么是你疯了要么是另有所图。所以无论是谁出村或者进村都会走达园宾馆这条大路。实际上大姐的小卖部更像一个暗哨，因为它虽然处在进村后第一个丁字路口的中心位置但并不十分明显，它离路口还有大约二十米左右的距离。如果你是进村在快到达丁字路口时一定就会被左前方的公共厕所吸引，而不会马上注意到距公共厕所二十米外坐在小板凳上靠着墙一边晒太阳一边低头织毛衣的大姐，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要不要先撒泡尿再去朋友家，免得一会儿喝得正高兴还得再跑出来麻烦。那个时候谁家里都没有洗手间，就这么短短的迟疑大姐很可能就看见了你并记下了你的着装身形和长相。这种情形如果放在武侠世界里，大姐无疑是个大隐于市的武林高手，如果有必要她手里织毛衣的银针随时可以变成取人性命的独门暗器直奔你的面门而来，她还未织好的毛衣和夹在双腿间的毛线球同时飞出形成一张巨大的网把你罩住，让你插翅难飞在劫难逃，你无法在躲开暗器的同时避开网。
一直以来我都相信大姐是会武功的，而且深藏不露。大姐四十岁上下，我的根据是她的女儿婷婷正在上高中，我设想她大概是在二十岁左右生下了婷婷，四十岁上下的大姐并不像一个典型的村妇，她更像街道居委会干部，也许是农转非多年，她的身上已不太能看出过去干农活留下的痕迹。她身材匀称，鸡冠似的发型既不土也不时髦，穿着不花俏也不邋遢。她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机警干练，她喜欢和艺术家们眉来眼去打情骂俏但总是蜻蜓点水见好就收，对情绪火候的拿捏把握精准到位像是受过某种特殊的训练。她的手纤细而有力，声音尖利中带有沙哑。我时常会想在我们所视的范围之外大姐一定有她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甚至可能已经练就那些失传已久的绝世武功，比如九阴白骨爪，化骨绵掌之类。你或许没有看过金庸古龙，但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你总该看过，想想里面包租婆是何等的武功，只不过大姐的身材远远好过包租婆，倒是包租婆的老公包租公的身材和大哥极为相像。
大哥就是大姐的老公，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当地的流氓混混发生冲突由大哥出面调节，平时里基本上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他下班后通常都是待在和小卖部隔着一小院的昏暗客厅吃饭看电视和小卖部柜台前的画家们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小卖部的事全由大姐一人打理。事发后的第二天晚饭前，我买了一条烟和两瓶水果罐头由大哥带着去住在后村的流氓家赔礼道歉化解恩怨，去之前大姐对我说“放心去吧，有你大哥在不会有事的。”
这是我所能记住的大姐说的第二句话，我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大哥在村里原来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之前我一直有些疑惑，我想在村里如此吃香的大姐上面一定有人吧，现在明白原来这上面的人就是大哥。
大姐的小卖部不是村子里的唯一，但一定是生意最好的。这一方面是它地处村里的黄金地段，有点相当于当年的北大三角地。那里汇聚豪言壮语流言蜚语八卦新闻，画家们没事总会聚集在小卖部门口抽烟喝酒闲聊，而那时候的画家们很多时间都没什么事，基本上处在一个只有理想没有市场，只有激情没有对象的时间段。更关键的是大姐家有早期村子里唯一一部公用电话而且离公共厕所很近，公用电话和公共厕所都是聚人气的地方。
上个厕所顺便买点东西或买点东西顺便上个厕所，总之不管你是先上厕所还是后上厕所都会买点东西。另一方面公共厕所还是交流感情拉近彼此关系的好地方，比如发只烟多蹲一会儿聊聊晚上去哪家蹭饭或者一边撒尿一边靠近耳语几句谁谁谁家昨晚请客喝酒你咋没来之类，一边排泄一边聊吃喝是表示关系亲密的常见方式。还有些艺术家因为在大扫荡期间长时间躲在公共厕所里从而彼此之间凝了一生深厚的友谊。那时候刚开始有BB机，经常需要回复，公用电话成了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你买不买东西都会往大姐的小卖部跑，大姐只要稍微留心就能知道艺术家们的社会关系。利用这两个重要的公共资源再加上大姐的精明能干，小卖部生意不可能不好。
有一阵子鹿林住在大姐家斜对面，也许是住得近和大姐打得火热，鹿林有一些山大王的气质，喜欢呼朋唤友，聚众喝酒神侃。鹿林有模仿他人的才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天才，有酒有菜有荤段子，大伙都爱往他家窜，我也是他家的常客。有一天我去他家发现除大姐外还有两个女人，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床头，嘻嘻哈哈的聊的很开心，大概是鹿林的段子惹得她们欢喜。大姐指着坐在床头的女人对我说这是二姐，然后又指指躺在床上的女人说这是三姐。二姐一眼看去略有姿色，见我突然闯入显得有些矜持不自在。三姐结实丰满俨然是比较典型的农村妇女，完全忽视我的存在，继续浪荡地大笑，我想难道大姐要给鹿林拉皮条。我知道鹿林在审美方面有他独自的见解，口味有些偏，村妇对他没有任何障碍。没多久果然传出鹿林和三姐二姐的绯闻，但究竟是二姐还是三姐，或者二姐三姐同时，谁也说不清，甚至是谁传出的消息也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说不定是鹿林自己说的也未可知。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事传出之后就再不见二姐三姐的踪影了。
已曾有人传我和大姐女儿婷婷的暧昧关系，谁说的我也不知道，传言就像一阵阴风难以追寻。事实上我只是和她跳过几次舞贴得比较近而已，看起来有些亲密。我想我常常会把交谊舞跳得像贴面舞一样大概是几年的大学生活养成的习惯吧。贴面或叫黑灯舞是上大学那些年周末的主要活动，那时候跳舞是和异性接触的最为简单直接的方式，除此之外也找不出别的更好的方法，而贴面舞或曰黑灯舞就是亲密接触的最为自然的手段。通常学校里举行的这类舞会也就是男男女女搂搂抱抱蹭来蹭去，若都有感觉就继续深入如果没有就换人再蹭，可实际蹭出感觉的机率并不是很高，但更为小型的类似家庭舞会的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在寝室里举行的舞会来参加者大多有备而来很明白其中的深意，形成身体交流的机率要高得很多，我喜欢这样的舞会，我在我们的寝室里办过多次，一块简单破旧的布帘就保障了两人激情交欢的隐私和安全，尤其是学校周边的纺织女工们，她们真好，是她们让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充分领悟到了身体的奇妙。我最后一次见她们是在游行的路上，我在游行队伍中，她们在围观的人群里向我招手，从那之后她们就和我一样被历史的洪流卷走，消失在混乱的人群中，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些年宽松的政治环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黑灯舞就是其中的例证之一，当然83年的那次严打除外。我就是那一年第一次听到黑灯舞这个词的，那是在家乡的一张法院贴出的布告上，大意是一流氓犯罪团伙多次利用跳黑灯舞的机会玩弄强奸妇女多人，其中一名从犯是某医院的司机，利用工作之便为以尹少华为主的流氓团伙接送受害女性，好多细节我忘了，但尹少华这个名字我始终记得。尹少华和他的几个主要同伙都被枪毙了，成了某个政治举措的牺牲品。无论是小人物还是大人物在特殊的体制之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有关性的启蒙性的幻想大多来源于类似的布告内容，每每看到布告上公布的流氓团伙的犯罪过程总会有种莫名的性冲动，没有什么比流氓犯罪更能激起一个少年对性好奇和向往。
圆明园初期举办过几场舞会像是大学生活的延续，舞会上的女性除大姐母女和个别画家的女朋友外基本上就是附近院校的女大学生了。舞会一般是在鹿林家举行，鹿林家和达园宾馆一墙之隔，据说文革期间彭德怀就被囚禁在里面，沿着这条线索我很自然地想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无数知识女性怀着抗日救国的理想投奔那里，在蓬嚓嚓或嘭嘭嚓嚓的节奏中红色基因得以广泛传递。
夏日周末的夜晚，当宝塔山上九层塔的景观灯亮起，窑洞里以及五毛钱一晚的星期六旅馆内传出阵阵叫床声，屋外的蛙鸣犬吠，延河边的嬉戏声此起彼伏，共同汇成一曲革命浪漫主义的颂歌。
早期的圆明园时不时地有女大学生慕名而来，日后成为画家们女朋友的也大有人在。我邻居的女儿某大学的学生有一阵子也老往我们的院子跑，开始我以为她是没事过来闲聊，后来有一天她拿了她写的一组诗给我看，说是写给我的，里面大量出现乳房阴道精液之类的词汇，虽然套着梦的外衣，真实的意图还是表露无疑。为了不对她造成更大的伤害，我接受了她抱着我的腿看我画画的请求但拒绝和她上床。我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既容易冲动又冷静异常，我没有和她上床不是因为她是我邻居的女儿，而且他的哥哥就是和我有过冲突的两个流氓中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之前有一天在小卖部门口不知是谁聊到了她，大姐说那个女孩肾不好。这应该是我所能记住的大姐所说的又一句话吧，我无知地把肾不好和尿床联系在一起，和一个还在尿床的姑娘上床的情景真的很难想象。
事实上那些年发生在我身上类似的事情还不少，在我刚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我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寡妇。那时候很年轻，事事都想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像是应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寡妇这个笔名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后来我就把它废了，写字和画画都用回我的本名。
大姐的小卖部不仅是艺术家们汇聚的地方也是警察时常光顾的场所，有人甚至看见过警察不止一次地进到小卖部后面她的家里密谈，尤其是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警察首次尝试清理圆明园画家村，有人由此推断大姐是警察的线人密探。对于这种看法我并不完全赞同，实际情况是我们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大姐的协助之下躲过了被送往昌平某农场强制劳动待赚足回程的路费后再遣返回原籍的劫难。那段时间一旦发现警察进村大姐就会提前报警，把我们反锁在屋里制造出艺术家们不在家的假象直到警察离去她再回来给我们开门。有感于大姐每日来回奔跑过于辛苦，有人提出在小卖部门前插国旗以示警告的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见小卖部门前插上了国旗就意味着鬼子进村了，我们就立即就地躲藏或者往后村方向跑，如果国旗拔掉就说明平安无事，该干嘛干嘛，介于这个方案有损国家形象最终还是被否决了。
我想大姐会不会是通过画家们在她的小卖部的消费排名来决定把那些画家交给警察，这样即能对警察有所交代又能确保小买部的日常流水不会下滑厉害。我觉得说大姐是警察的线人密探有些片面，如果真是那她也应该是个双面间谍，在画家和警察之间周旋，权衡利弊，两面同吃。事实上我更倾向于认为大姐是阿庆嫂似的人物，即便我们不是新四军伤员。她有效地整合了公共厕所公用电话小卖部等公共资源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成功转化为金钱。
我一直不太想写圆明园是因为当年的很多艺术家如今依然活跃并将继续活跃着，我想再过十年写写会更好。可是记忆空间有限，在未来的日子里还有很多有必要记住的人和事，我必须腾出有限的记忆空间，再说随着记忆力的衰退不少有趣的事正逐渐被遗忘，所以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事实上记忆这玩意儿也不完全真实可信，它有它的主观性选择性和局限性，正如历史只有不同的解读而没有绝对的真相。
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往事除了画家自己，如果还要一个人来讲的话大姐应该是一个最佳人选。讲讲她的所见所闻，她的感受和用心。讲讲她眼里的艺术家以及她和警察之间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我们在局内，她在局外，我们看见的是局部，她看见的是全景。遗憾的是时隔多年，圆明园福源门村早已面目全非，大姐也不知去向，我甚至从来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因为写这篇短文我使劲想啊想，最终才勉强想起她可能姓田。
20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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