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丁玲：1940，我怎样来陕北的
撰文：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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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1940年6月6日《大公报》。
两天走两千多里
“路很难走呢，现在交通很困难。你如果实在不愿意到国外，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许你得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住在那里是不能出来的；不过也好，你就写章呢。”
我便决定到西安。不出门我已经习惯了，三年的蜇居都捱过来了；何况现在，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有什么要紧。
中秋节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个曾把我收藏了两个星期的公寓，一个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火车上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陕北去的。我们便做了同伴。
在火车上，我从不走到外边来。火车没有开或停下的时候，我装做生病，蒙着头睡在二等卧车的车厢里。如果有人闯进来张望，或查票的时候，都由同行的×君(聂绀弩——编者)应付。等车一开，我便跳了起来，欢快的同×君谈着上海最近几年的事。×君本来就很健谈，我因为这次出走是生平第一愉快的事，人变得非常和气，精神又好，什么话都谈，很快我们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好得很，白天天气好得很。我们驶过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盘似地布着，钓鱼的人坐在柳树下。我们经过黄河南部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是黄色的收获了的麦田。我们过了险要的潼关，到了古长安。一入长安境，不由使你忆起许多唐人的诗句。长安虽说有许多变革，已非旧长安可比，然而风景仍与古诗描写的无多大差别，依旧使人留连。这次旅行留给我始终都是新鲜的感觉，那静静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车站，车站旁的槐树林，那桥下的流水，那浮游太空下的云团，至今常常带着欢愉和温柔来到了我的记忆中。
三个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馆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因为我的执拗，我宁肯住秘密房子，于是我搬到一个外国人的家里了。同来的×君在×(指中共党组织——编者)的决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这家有三个外国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都不会说中国话。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指中共党组织)替我找了一个同伴来，她也是预备到陕北去的。我们总算能相处，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国人对我们很好，我勉强说一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们谈天，而且我计划着写文章。可是那位有夫人的外国人生病了，他们要到上海去，并且真的就走了。以前这家烧饭是那个外国女人担任的，她一走就轮到我和新结识的妹妹两人了。我要说明，这屋子里是不能随便用仆人的，屋主人的面子也得阔气一点才成。于是我们忙着买菜(小妹妹一人担任，因为我不能随便出门)，忙着生火，忙着烧咖啡，弄菜。我一天几次捧着杯盘碗盏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饭厅。这个外国人养着一条大狗，名字叫希特勒；还养着二十来只鸡。喂鸡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听她分配的)。我围一条围裙，真像一个使女。
这三个星期也是非常快乐的。我虽不能出去，但有报纸可读(我曾在不准我看报的地方住过)，妹妹也常带些外面的消息给我。虽要我做一些烧饭洗衣的事，但是自愿的，倒觉得有趣。白天外国人在外边应酬生意，我们在后边屋里谈天，看小说。一到晚上，大门关了之后，我们便热闹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厅里玩，电灯很亮。我们吃晚饭，听无线电；我们谈着张学良，谈着在洛阳的蒋介石，谈着甘肃去的红军。外国人也和我们讲西班牙的战争，他用极简单的文字和我谈话，我们还能领悟。我们谈哥德、雪莱、缪塞、谈德国、法国的人情风俗。我以为外国人不论干什么行业，大都有一些文学修养，不会让人笑话他们连托尔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勒”因我喂它，对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里，但我不准它把鼻子靠近来，它远远望着我。我一人坐在饭厅的沙发上或是屋外石阶上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温柔。
第一次骑马
离开西安是11月1号。我在西关一家小店里等汽车，小妹妹没有一道走，却换了两个女伴，同道的一共七个人。汽车第一天住在耀县，第二天住在洛川，我们都不出门。在洛川休息一天，等着护送的人，听说是第×师第×团的连长，他带十几个人来接。而且听说要骑马，有一百多里路，并不好走，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
我把头发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军装。晚上我和一个女伴练习骑马的方法。我们牢记那些要领，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练习。我们不愿让人知道我们不会胯马，我们怕人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到外边院坪上，冷风刮面很厉害，下弦月照着院子里的几匹马和驴子。大家从屋里往外搬东西，都闷着声不说话。
我没看清连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带领这队人马去叫开城门。我们各自牵一匹马，鱼贯地、无声地向外走。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一出城门，连长就飞身上马，我赶紧往马背上跳，刚刚把脚套进马蹬，还来不及去想头天晚上新学来的那套要领、方法，马便随着前头马飞跑起来。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我不准自己在友军面前丢脸。我一点也不感觉劈面吹来的冷风，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我只浑身使劲，揪住马鞍，勒紧僵绳，希望前边的马停一会也好，因为我想我骑马的方法不对，我要换一个姿式。
马跑了一阵才歇下来。下山时，我牵着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会站直似的。
这么走了一天，冬天的黄昏来得快，我焦急地盼望着宿营地。我们住的那庄子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驻了很多兵。晚上有一个团长样子的人来看我们，他是听说有女兵才来的。同来的人让我冒充红军军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团长觉得奇怪，他问我知不知道那里很苦。
躺在床上时，我以为我已经瘫了，两条腿全无知觉。
我们的游击队
又是天不明就动身，一连兵护送我们，我们走在他们中间。在不明的月光中绕过两个村庄，他们告诉我这两个村庄都有保甲。到第三个村庄时，天也亮了，穿过村中，我们都存有一点戒心。村里有很多穿便衣的团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装，头扎包头巾。我知道这是地主养着的敢死队，他们比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厉害。这些站在路口的粗壮汉子，斜着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一连兵力护送，他们也许要和我们干起来的。我看他们大都是受苦的农民，但他们却让地主们养着打他们的兄弟，我觉得很难受。
又走了二十里，护送我们的队伍在山头停下来，要我们自己走下沟去，沟底下有接待我们的人。这一段路程大约有四里路。我们还只走一半，却听见枪响了。带路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边境，这一带常有冲突。于是我们都加快脚步，带路的老说那些保安团丁，真讨厌。
沟底下树林里看见几个穿灰衣人影，大家就跑起来。我大声叫着：“那是红军!”。
当红军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我的心早就推崇着他们，他们把血与肉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我心里想，只有我应该向他们敬礼，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敬礼呢？
他们穿着单衣，都很精神，带路的人告诉我，他们是红军的游击队，红军都开到前线去了。
保安
骑着小毛驴，一行七个人，加上民工大约十来个人，翻山越岭走了八九天之后，快要到“京城”了。这是下午，我们在一个树林里看见有一匹马飞跑出来，走近我们身边。他问我们是否从白区来的?有认识的说他是医院的院长，新近同一个被誉为陕北之花的姑娘结了婚。越过树林，山边上又遇见几个过路的，大声地喊着：“同志，你们是白区来的吗？”我心里想，一定是快到了，看这气氛完全不同。他们好像谁与谁都是自己人，都有关系。
转过一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一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一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有好几处球场，球场上很热闹，人人都跑来看我们，问我们，我觉得自己才换不久的灰衣真难看，他们(所看见的人都如此)，都穿着新的黑色假直贡呢的列宁装，衣领上钉两条短的红带，帽上裰一个红五星。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里什么都没有卖的，只有几家老百姓。这里的房子全毁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们放火烧的。除了一两家之外，所有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莫有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全住在这里，全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全住在这里。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也许有人说这太夸大了，但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对的。
我来陕北已有三年多，刚来时很有些印象，曾经写了十来篇散文，因为到前方去，稿子被遗失了，现在大半都忘了。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也就缺乏追述的兴致。不过××（约稿人——编者）再三征索，而限期又迫，仓促写成，愿读者原谅！
一九三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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