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中国古代有多少书？
撰文：（英）魏根深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本文选摘自《中国历史研究手册》（译者：侯旭东 / 孙迪 / 赵冬梅 / 成一农 / 雷闻 / 李丹捷 / 方诚峰 / 邬文玲 / 梁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授权刊发。
中国古代的藏书规模
回顾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引人注目的是，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中国藏书机构的收藏量竟如此之小。较之同时期亚述帝国的尼尼微（Nineveh）和其他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抄写中心的图书馆来说，公元前7世纪的中国没有具有学术性的藏书机构。
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的图书馆（建于公元112年至113年）向公众开放，藏书大约2万卷，这一数字表明其应当比汉代皇家藏书机构（677种，13269卷）收藏了多得多的资料。此外，汉朝的皇家藏书没有向公众开放。公元3世纪位于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据说藏书49万卷。毫无疑问数字有夸大，且无疑其中还有很多复本。尽管如此，这个图书馆看起来已经比中国古代最大的图书馆要大得多。
中国古代藏书机构规模较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莎草纸与竹简相比是一种更为轻便、易于书写的材料。但是一旦中国开始使用纸张，书籍的生产变得更为容易，由此中国藏书机构的规模即使没有超越，但也可以与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藏书机构相媲美。
从公元4世纪至大约1500年，中国最大藏书机构的藏书量是欧洲最大图书馆的三或四倍。公元721年，唐朝皇帝的藏书大约有5000至6000种（8.9万卷）。宋朝的皇家藏书量在12世纪初的鼎盛时期达到了4000至5000种。这些确实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但中国皇家收藏只是例外，并且它们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唐宋时期，只有极少的藏书楼藏书达1000或者2000种（欧洲大教堂藏书室中最大的在手稿收藏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比）。
大多数唐宋时期的藏书楼（和欧洲的修道院图书馆一样）仅有几百种藏书。中国书院的藏书（和欧洲1500年前的早期大学的藏书）数量同样不超过几百种。9到12世纪初之间，开罗、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阿拉伯图书馆比中国最大的藏书机构还要大，更远大于欧洲的图书馆。约始于1500年，中国的藏书机构开始被南欧的图书馆赶上。如，到1523年，威尼斯收藏家多蒙尼克·哥瑞玛尼（Domenico Grimani）拥有1.5万册藏书，比天一阁创办者范钦1568年去世时的藏书量要多许多。
1600年之后，中国的藏书楼完全被北欧的图书馆所超越（例如，德国的沃尔分比特尔[Wolfenbutel]的奧古斯特公爵图书馆[Bibliotheca Augusta]藏书在1649年达6万册，到1666年达12万册）。截止到18世纪20年代，巴黎的国王图书馆（Bibliotheque du Roi）拥有8万部图书，剑桥大学有4万部（1715）。这一时期，大英博物馆的印本藏书达到了5万册，大致是乾隆皇帝《四库全书》的15倍（7个手稿副本，3471种）。1700年之后，甚至北美地区的图书馆在规模上也开始超过中国。到这一世纪末，那里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也就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图书馆，藏书量达到了4889种，6487册（印本）（基本上是《四库全书》的两倍）。19世纪，随着欧洲和美洲藏书量多达100万册的大型国家图书馆，以及个别如阿克顿勋爵（LordActon）将近7万册私人收藏的出现，藏书量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知识窗 藏书量统计的不可靠性
《新唐书·艺文志》记录长安嘉则殿（Hall of fine standards）中保存的隋炀帝藏书达 37 万卷，并补充说去除重本，为 8 万卷（《 新唐书》57：1422）。 同时期的文献中提到“37 万卷”这一数字的仅有杜宝（编修）的《大业杂记》（Miscellaneous notes of the Daye era）“609 年”条。 无论是《 隋书·经籍志》还是《 旧唐书·经籍志》均无载，但是宋代之后，其被不加怀疑地引用作为皇室藏书的最高峰（就数量而言）。 看到这一数字的第一反应就是，37 万卷基本上不可能是印刷术还没发明时的藏书量，因为即使是印刷术发明之后一千年，乾隆帝聚书亦不及其半（精确的数字是172621卷）。
另外一例，公元 5 世纪中叶帝国藏书规模的数字很可能是个明显的抄写错误：《七录》中引用了谢灵运（385—433）编纂的帝国藏书目录《秘阁四部目录》（431）的数字14582 卷。 据《隋书·经籍志》序，是64582卷（《隋书》：906）。 据《旧唐书·经籍志》，是4582 卷（《旧唐书》：2081）。
私人藏书
“聚书不同，有读书者之聚书，有聚书者之聚书”，这段钱谦益（1582—1664）的言论，收入其族孙钱曾（1629—约1699）的藏书目录《读书敏求记校证》（Reading notes on books diligently sought），1726；上海古籍，2007，478页）。
现存最早的关于古代中国私人藏书内容的详细证据来自战国至汉代墓葬随葬的书籍。汉代纸张发明后的数百年中，私人藏书的规模不断增加，但是按照后来的标准，绝大多数规模依然很小。例如，《晋书》范平（215—284）传提到他藏书数量众多，因此远近之人纷至，来阅读或抄写，其孙向这些人提供饮食。但其藏书仅7千卷，不会超过几百种（《晋书》91：2346）。两百年后，我们知道著名作家和藏书家张缅的藏书过万卷，被认为规模很大。规模更大的是著名学者和史学家沈约（441—513）的藏书，他也在梁朝任职。据说藏书达2万卷（可能超过1000种）。皇太子萧统及其堂弟萧劢（活跃于520）藏书都多达3万卷，这一规模被认为远超文德殿中为高官和学者设立的藏书机构（公元505年为23106卷）。梁元帝号称藏书8万卷（《金楼子》6，“聚书”）。
现在已知宋代之前大约200位藏书家的名字，包括唐代的大约60位。他们中收藏图书最多的可能也不及沈约。
私人藏书的规模和数量在宋代印刷术普及后开始增长（700种藏书的名字以及极少数例子中，藏书的细节保存下来）。据说宋代两位藏书家的藏书有10万卷（约6000种）。其一是南宋早期具有影响力的官员叶梦德（1077—1148）。另外一位则是国子监司业陈振孙（约1183—1249以后），其藏书目录《直斋书录解题》（13世纪早期）收书3096种，51180卷。周密的藏书量略少（4.2万卷）。此外有六位宋代藏书家各有藏书3万卷。然而，大部分藏书家的藏书都不超过1万至2万卷（最多可能几百种，偶尔能达千种）。现存最早的宋代私人藏书书目是约1151年的《郡斋读书志》。收录了1937种（24501卷）书的解题，这确是少见的收藏数量。
第一次提到为收藏私人图书而修建的特殊建筑出现在公元4世纪，时称“书藏”。始于唐代，但是尤其是在宋代，出现了其他称呼，如“书楼”“藏书楼”“书斋”。到明末，除了天一阁，其他一些藏书楼有书一到两千种。可能规模最大的是山阴祁承㸁（1562—1628）的藏书，据说有10000种（14至15万卷）。他像前辈范钦一样，留下家规，试图以此在自己死后保证和扩大其家族藏书（DMB，128—20）。第三宗私人藏书属于17世纪的印刷/出版家毛晋，据说他有“84000”卷，这个数字大得不同常。
范钦的长子、侄子以及长孙持续不断积累天一阁的藏书。明清很多著名学者都前往宁波参阅这些著作，其中一些还编纂了书目。建筑本身也非常著名，乾隆皇帝考虑如何保存《四库全书》时，曾派遣官员前往宁波研究天一阁的建筑、庭院和水源供应。
尽管存在严格的用来保护天一阁的家规，但是自18世纪开始藏书逐渐散佚，当时范钦的直系后代，也就是八世孙范懋柱在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时，将638种善本呈送朝廷。作为回报，他得到一套万卷的《图书集成》，但是他所呈送的善本再也没有发还。1840年，英国军队进入天一阁，基于情报目的带走了一些地志方面的著作。
更为严重的损失发生在1861年太平天国占领宁波期间，书籍被偷走卖给旧纸商。但是最糟糕的破坏发生在1914年，上海的书商雇佣当地的一名匪盗薛继渭，在墙下挖地道偷走了大部分藏书（那时，共有超过1000种）。
明末，除了天一阁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藏书量在1000至2000种的私人藏书家。其中规模最大的可能就是山阴（绍兴）的祁承㸁（1562—1628）。其藏书量据说达到了万种（14万至15万卷之间）。祁承㸁与前辈范钦类似，留下家规，确保去世后藏书得以保存并且扩展（DMB，218220）。第三大私人收藏就是17世纪的书商毛晋，其藏书规模超乎寻常，达8.4万册（这个数字大得不同寻常）。
超过2000位清朝私人藏书家的名字流传了下来（超过了之前中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藏书家名字的总和）。其中500多位藏书家的藏书据载达万卷。其中规模最大的，据说达到了超过20万卷或者1万种的则不多。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之一，丁丙（1832—1899），据其藏书目录，收藏了8000种书。
接近45%的清代私人藏书都位于江苏和浙江。18世纪富裕的杭州藏书家汪宪（1721—1770）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藏书振绮堂规模并不庞大（约1万卷），但是其中善本充盈。他去世后，其子在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时，将600部书籍呈送给朝廷（整个帝国只有四个其他家族能与其媲美）。汪宪是当时杭州其他六位藏书家的核心，他们相互之间交流藏书的观点，并且允许其他人来抄录自己的珍藏。这一圈子中的另外一个成员，鲍廷博（1728—1814），知不足斋的主人，也向《四库全书》呈送了超过600种书籍（Swann 1936）。山东是第三大省，已知清代藏书家中的10%出自此地。学术与藏书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很多著名清代学者都有着丰富的私人藏书，一些例子包括黄宗羲、朱彝尊、王士禛、万斯同、全祖望、袁枚、毕沅、阮元、丁日昌、杨守敬、缪荃孙和康有为。收藏善本数量最多的是商人或者世代聚书的家族。
1912年之前私人藏书规模宏大的标志可能来源于常见的描述或者藏书楼的名称。唐代，私人藏书如果数量达到了数千卷，则会被认为数量很大。宋代，私人藏书数量庞大的标准提高到万卷。明清时期，数万卷才被认为是有规模的收藏。私人藏书最为流行的名称就是“万卷楼”。明清时期，很多藏书楼被命名为“二万卷楼”或“三万卷楼”。晚清民国时期的混乱，与其说是扰乱了藏书，不如说进一步鼓励、推动了藏书，因为更多的收藏现身市场。古旧书籍的现代出版也有助于增强学术与藏书之间的旧有关系。如梁启超、罗振玉、钱穆、陈垣、鲁迅和郑振铎都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私人藏书。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其藏书量达到了4万至5万种（钱穆和陈垣）。如知名藏书家并在1919年担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1872—1950；进士，1898）之类的官员，藏书达20万卷。但是这一规模被南方的刘承幹（1882—1963；秀才，1905，）所超越，他是位商人，聚书达57万卷。
藏书为什么会被破坏与散佚
书籍目录的编者通常将他们的目录与之前的目录进行比较，并注明已佚的著作。
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公元6世纪初的阮孝绪，他估算《汉书·艺文志》著录的596种著作中552种其时已佚，仅44种存世。
公元7世纪的《隋书·经籍志》中注明了公元6世纪以来已佚的著作超过1164种（总数为4291种）。
欧阳修在11世纪对开元时期（公元8世纪上半叶）学者的创造力表示钦佩，但又对到他那时为止这些学者撰写的著作中有50%至60%仅存其名表示了遗憾（《新唐书·艺文志》序）。
13世纪初，马端临围绕这一数字提出，列入《汉书·艺文志》的书籍中60%至70%，在编《隋书·经籍志》时已散佚，7世纪至13世纪之间散佚的书籍比例大致相同（《文献通考·经纪考》序）。
导致中国历史中如此众多的书籍散佚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公元前4世纪至唐末宋初撰写的著作是以抄稿本的形式流传，刊印的数量有限。保存下来的书籍，如儒家经典，都是国家资助的结果，这使得它们被仔细地搜集、编辑并从汉代开始刻石。那些未入正统的儒家经典版本及其注疏，如今文学家所撰的著作就没有保存下来。印刷术发明之后，经典文本是首先付印的著作之一。相似的情况也见于各朝正史标准版本的产生过程中，每朝一种。但是正统版本的建构，亦导致未列入正统的数十种史书消亡。如，当新的《晋书》编纂完成并于公元648年上呈皇帝时，此前150年间编纂的，作为新版《晋书》基础的18种《晋书》就被焚毁了。
同样重要的是对整个藏书的蓄意破坏带来的散佚。如同档案或者绘画的收藏，书籍的收藏，包括皇家藏书在内，都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从项羽烧毁秦朝藏书至太平天国叛乱的2000年中，皇家藏书被摧毁了至少24次（平均80年一次）。
每一时期，建筑被重建，藏书被重新补充，这一事实展示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即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并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周期性的重建。书籍遭受劫掠的原因可能是水灾、火灾、战争和虫害，这些因素持久不变地破坏着公、私藏书。由疏忽或者贪婪的学者的小偷小摸行为造成的书籍散佚也不容低估。例如，尽管11915册的《永乐大典》的原始稿本和第一份抄本毁于火灾，但是1900年八国联军期间遭受彻底毁坏之前，第二份抄本的80%由于学者的小偷小摸而散佚。
对于私人藏书而言，经常存在的危险就是主人去世时，其后代将藏书分割和转让。张岱描述了其祖父，一位著名藏书家于1625年去世后的场景：
父叔及诸弟、门客、匠指、臧获、巢婢辈乱取之，三代遗书一日尽失。（《三世藏书》[Books collected by three generations]，《陶庵梦忆》[Dream recollections of Tao’an]，卷2。英译收入Spence[2007，7374]。法文翻译，见Teboul-Wang，Brigitte.1995.Tao’an meng yi：souvenirs reves de Tao’an. Gallimard。）
藏书家还要面对不断增长的藏书因政治原因而被毁的可能性。
19世纪，中国印本书籍和稿本的流散和毁坏依然数量众多。太平天国只是因循旧章，焚毁藏书楼，尤其是位于江、浙地区的，那里恰恰坐落着多数重要的私人藏书楼。他们还烧毁了镇江和扬州保存的《四库全书》副本、存于杭州的副本的2/3以及18世纪著名私人藏书家汪宪的藏书。外国军队也多次参与到毁坏与抢劫当中（最著名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后一次，翰林院（位于英国使馆不远处）收藏的大多数藏书被义和团放火焚烧，包括绝大部分《永乐大典》的残本，还有很多为编纂《四库全书》而搜集的书籍，这些书籍自18世纪末以来就存放在翰林院。火和救火人员的努力所毁坏的书籍数量远远超过了劫掠者和战利品搜寻者几天后能从残骸中搜索到的。
20世纪上半叶，破坏依然继续，如商务印书馆在上海的藏书机构涵芬楼1932年被日军炸弹直接命中（然而，涵芬楼藏书的精华部分按照某一协议被安全地储藏在一所外国银行的储藏室中）。在敦煌、安阳和其他地方新发现的数千种抄本、竹简和甲骨被售予外国收藏家并且运往国外。著名的藏书被征用或者出售。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古董鉴赏家在北京最为著名的书籍和古玩街——琉璃厂购买书籍，并不是按种购买，而是按书架、按整面墙购买，然后通过卡车直接送往货运代理商。很多日本和西方个人与机构在这些动乱时期扩大自己的收藏。第二次机会来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当日本人被从中国北方遣返时，他们被禁止携带任何书写材料。书籍和文书藏品在货仓中抛售。其中一些最好的被哈佛燕京图书馆挑选出来。 后来，战后，日本经济紧缩时期，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了又一次扩充藏品的机会。
1912年之前有多少书？
注意：中国古代，统计书籍数量的方法决定于书写材料和保存形式。早期，书写材料为竹简和木牍时，它们有时是按照车来计数的。晚近，使用纸张时，则按照卷或篇统计，有时也按册计数（最初是简册“bundles”;后来是册“fascicules”也就是线装书的册）。
文献中很少给出了或部（titles）的数量。宋代以来，卷指的是一本书的章，不是单独的“卷轴”的“卷”。但是大多数藏书家和书目编者依然继续使用卷数来统计藏书（他们也注明每部著作所包含的卷数，这一有用的习惯可用来帮助区分版本）。
自从司马光将他编纂《资治通鉴》时读过的史料描述为“浩如烟海”之后，这一比喻词汇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来描述书籍数量的众多，或者某一王朝或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文献数量巨（不同的说法有“浩如渊海”或“丰富浩瀚”）。早期研究中国文明的西方学者吸取了这一自观察，他们深为文学作品的数量，以及上层文化对于书籍的沉溺所打动。如，年轻的翟理斯（Herbert Giles，1845—1935）描述中国“所拥有的数量巨大并具有研究价值的文献资料，是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Giles 1876，12）。后来，他通过计算提出，如果你将11915册《永乐大典》一册接着一册平叠起来，“所组成的柱子的高度会比圣保罗大教堂的最高点还要高”。由此使得这种观点容易被理解（Giles 1911，54）。
不幸的是，从1917年起，其他学者尝试依据书籍产量来确定数量庞大的中国文献的具体数字，并声称，1750年以前中国生产的书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书籍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这种论断基于一个值得怀疑的假设，即中国的书籍生产在古代与帝制晚期同样繁荣。此外，这一观点还来源于错误地将“卷”（chapter）等同于“册”（volume）。整个故事始于《明史》中的一段陈述，“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钞本十七”（《明史》96，《艺文志一》：2343）。
在一篇讨论中国藏书机构的文章中，亚历山大·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引用了《明志》的统计，即文渊阁中藏书100万卷。此外，他对这段文字的翻译指出文渊阁中有“30万卷刻本（printed books）和70万卷抄本（manuscript books）”（Wylie 1867，20）。当然，他解释了“卷”的涵义（章），但是他没有质疑100万这一明显的印刷错误。那些阅读了伟烈亚力参考书目的其他学者忽视了他对卷的含义的解释。第一位理解错误的是美国农业部图书馆委员会主席W.T.施永高（W.T. Swingle，1891—1952），1917年他在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上发言如下：“到15世纪中叶，中国刻本书籍的总数，欧洲无法望其项背。……1406年，明代皇家藏书阁藏有超过三十万部刻本书籍和刻本两倍以上的抄本书籍。……毫无疑问，截至17世纪中期或18世纪初，中国刻本书籍的数量超过世界上其余地方所有书籍数之总和。”（Swingle 1917）施永高没有提到他的数据出处，但是他提到的时间“1406年”暗示他利用了伟烈亚力的统计，后者由于笔误同样写为1406年（这一时间出现在《明志》段落的开始部分，但是与文渊阁藏书的统计无关）。
明初主要的皇家藏书机构文渊阁（北京）1441年的排架目录保存了下来。其中列出了7356部书籍。因而，如果我们认可刻本和抄本30：70的比例的话，那么文渊阁中刻本的数量大约为2200部，抄本数量约为5150部（而非施永高所设想的30万部和70万部）。如果《明志》中的论述是指大约同一时期的南京文渊阁——它在1449年遭到大火焚毁前藏书数是北京文渊阁的两倍，那么，它藏书量约达15000部，其中4500部为刻本，10500部为抄本。
施永高（一位高产的植物学家）曾经到中国搜集过珍稀植物，并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买书籍。他认定其他人应该分享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成就的赞赏，因而一再重复其说法。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的“专家”观点已经收入美国关于中国的重要教科书：“有可能，在1700年甚至是1800年，以中文手写和印刷的书籍数量比用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的书籍总和更多。”（Latourette 1934，vol.2，296）。德效骞1948年在牛津大学的首次演讲中认为“至少直至1750年，中国拥有的书籍量要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Dubs1 949，3）。三十年后，费正清依然说到“有人保守地估计直到大约1750年，用中文出版的书籍数量要超过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总和”（Fairbank 1983，41）。他没有指出保守估计的出处，亦未云他说的出版是否指刻本（尽管此书的中文版假定他指的是刻本）。
这些夸张的陈述，从这些教科书中进入了博士论文和专著。例如，赖德烈（Latourette）的说法在1957年芝加哥大学钱存训的博士论文中得到了回应，而钱存训在此后三十年中一再重复这一观点（Tsien 1987，377）。他在明显地感觉到这一论断的荒谬之后，2004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将近15世纪[笔者标注的黑体]时，中国生产的书籍数量，按照种或者册而言，可能要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补充在一个脚注中），“但是在15世纪末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后，欧洲生产了更多的书籍”（Tsien 2004，3）。
尽管其观点发生了变化，但是中国学术界最近开始使用的却是旧说。例如，葛剑雄和周筱赟最近写道：“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一个朝代都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记录”，然后他们赞同并润色了费正清（1983）通过施永高（1917）借自伟烈亚力（1867）的观点，并加上自己的夸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以前（即1949年之前），用中文记录的文献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记录的文献都要多得多。”（葛剑雄和周筱赟 2002，83—84）
基于错误统计的概括陈述已经妨碍对中国、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书籍文化特征的认识。只有在对各种文化和每个历史时期都已查证后，才可以进行比较。例如，中国比古罗马、希腊制作了更多的书籍、文献和碑铭，这是可疑的。周代和汉代保存下来的书籍和档案当然要少于古代地中海世界，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与竹木相比，莎草是一种更为容易的书写材料。同样，希腊和罗马刻在石头上的碑铭要远远超过古代中国。
只是在大约公元4世纪纸张逐渐在中国广泛使用之后，书籍的生产才逐渐开始超过世界其他地区。当然，唐代，中国成为世界上书籍生产的领导者（如同其他很多领域）。这种领导地位由于唐末和宋代雕版印刷的逐渐普及而得以强化，尽管大多书籍依然是手抄的。
这段时间中，欧洲的书籍生产无法与之相比，但是欧洲文献保存的情况可能可以与中国相比，主要归因于欧洲不同国家的很多机构，无论国家、教会、公共还是私人的，都保存有自己的记录，它们小心地保存记录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在中国，只有一个帝国政府，档案被定期销毁。结果是，自欧洲中世纪晚期保存下来的档案和私人记录的数量要超过南宋、元和明初保存下来的。
15世纪中期机械印刷术传入后，欧洲书籍的生产开始赶上中国。每种版本的印刷数量的可靠数字在欧洲和在中国一样很难确定，但印刷术在欧洲传播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公立的和私立的图书馆可以逐渐积累其收藏，而且，在1000多年间里它们第一次开始赶上并且超过了中国最大的藏书机构。
由于对《明志》中一个错误统计的误译而在西方引起的误解正在被更正。这种更正是通过对中国、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书籍文化中的印刷书籍和手抄书籍的对比关系的具体研究而获得的。研究阅读、识字，以及书籍如何获得、流通的学者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对书籍历史的理解。同时，中国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图书生产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也不应通过本节开端所引的不可靠的统计和那些总括式的对比，在时间上相应地提前或推后。关于《明志》第一句话中错误的统计数字所带来的误解，更为详细的研究，见魏根深（2006）。
1912年之前有多少书籍流行于世？
20世纪对于确定1912年之前流通书籍的数量进行了各种尝试。其中最早的研究之一是杨家骆（1946）。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将正史的经籍艺文志以及它们各自的清代编纂的补编、《四库提要》和其他书目（例如地方志或者禁书书目）中所记录的条目和卷数加在一起，并且按照朝代排列（汉至清）。他所计算的总和达到了181745条，237万卷（不包括他估计的民国早期按照传统版式出版的71680种，91378册，1912—1937）。
杨家骆所估数据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尽量去除不同书目中重复的条目（如宋、金、元的正史及其补编中，约有2000条重出。在此，杨家骆统计中2000条变成了8000条，因为这些条目重复计算了四次）。此外，很多列入皇家藏书目录中的书籍也见于作者家乡方志的书目中。杨家骆对于重复两次的统计也未做调整。由于这些缺陷，以及由于统计所依据的书目是经过选择的，杨家骆的数字只能作为各个时期书籍流通数量非常粗略的参考。其粗略的程度从其估算的清代流通书籍有126649部这一数据可见一斑。
杨家骆所估数据发表之后，对于清代的书目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很多已经吸收到王绍曾（2000）主编的对《清史稿·艺文志》的补遗中。在这一研究和其他论文中（王绍曾 2005b和2005c），王绍曾估计之前出版的清代文献书目、它们的补遗以及他和他的研究成员翻阅过的285种清代书目中记录的各种体裁的著作达7.5万种。这一数字意味着杨家骆多估了约40%。因为清代的书籍数量大约占到所有已知1912年之前书籍总数的大约2/3，因此对杨家骆清代统计数据下调40%，将使得他对1912年之前书籍统计的总数从181435减至133000。而且很可能，清代之前各个朝代出版的书籍数量统计也需要不同程度的减少，尽管比例取决于各人的估测。
有多少1912年之前的书籍留存至今？
现存1912年之前书籍的精确数字并不清楚，但是已经进行了许多估算。一个常用的数据是胡道静1961年最早提出的（收入胡道静2004）。他利用两部重要的联合目录的条目数，即《中国丛书综录》（3.8万）和《中国地方志总目》（8200），并加上约万种未收入《中国丛书综录》中的单刻本，外加小说、戏剧和宗谱，最后估计出现存1912年之前书籍总数达到了7万至8万种（杨家骆的估计是10万种，其中7万种保存在丛书中，还有3万种是单行本）。通过使用与胡道静所用相同的联合目录，但却对清代书籍进行了更为准确的估算（现存5万种），把副本和遗漏纳入考虑，王绍曾（2005）得出的数字是现存1912年之前书籍总数为9.5万种。目前已经有了1912年以前书籍的联合目录，即最近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清楚的是，这一统计不会偏差太大。《中国古籍总目》中的总数达到20万。但是其中不仅包括了1912年之前中文撰写的书籍、古旧中文地图、石碑的拓片、出土文书、敦煌文书、用少数民族语言撰写的书籍，以及1912年之前译自外文的书籍，还有上述书籍的所有版本。
《中国古籍总目》出版前进行的估算的缺陷是，它们主要依赖图书馆、藏书家和书商的书目中所列的书名，而没有清点著作本身。因而，无从得知它们所列标题对应书籍的保存程度。另外一个缺陷就是（这一缺陷《中国古籍总目》亦不免）“书籍”可以涵盖从薄薄的一册诗到包含数千份奏疏的规模宏大的汇编的所有形式。这些统计因此实际毫无意义。这些总数被误解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考虑到同书异名的情况。此外，它们未能提及现存书籍中70%以上来自明清时期，因为即使宋代印刷术广泛传播之后，大多数书籍仅以少量抄本行于世，因而易于丢失。应该研究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即各个时期大致生产了多少书籍，其中有多少保存了下来，以及它们存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仔细研究多个世纪以来的官私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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