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忘忧药or绝命散？近代印度和缅甸的鸦片生产
整理：周官雨希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无论是酒精、吗啡还是幻想，上瘾都不是好事。
——卡尔·荣格
“哦！公平的强大的鸦片啊！对于穷人和富人你一视同仁，你为那些永远医治不好的创伤和‘那诱使精神反叛’的苦闷带来了减轻痛苦的香脂——雄辩的鸦片啊！ ……只有你才能把这一切礼物赠给人类，只有你才能掌握天堂的钥匙。”这段文字出自18世纪英国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托马斯·德·昆西的《鸦片颂》，这位著名学者因病开始服用鸦片，终至成瘾。他于1821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一个英国吸鸦片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引起了全社会对鸦片及其作用的高度关注。
鸦片，主要提炼自鸦片罂粟（Papaver somniferum），在植物学上属于罂粟的亚种之一，由植物学之父林奈命名，取自拉丁文“催眠”之意。虽然直到18世纪中期，鸦片罂粟才被真正命名，但它的迷幻效果在很久之前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使用的闪米特语中，将鸦片罂粟称为“快乐植物”。1500年以后，一张来自底比斯的草纸记载了一位医生所掌握的上百种不同的鸦片配方和用途。希波克拉底之后最著名的古希腊医师伽林，曾详细地记录过《沉思录》的作者罗马皇帝马库斯·奥里利乌斯使用鸦片的情况。这位信奉斯多葛派的统治者，每天都要服用用蜂蜜调制的鸦片糊，以满足其睡眠的愿望，同时不破坏他的执政能力。17世纪是医学发展的时代，人们一方面改造鸦片的医用方式，另一方面也开始警惕过量使用所带来的危害。那时的鸦片既是毒，又是药，一边致病，又一边治愈。
从17世纪到19世纪，柯尔律治、济慈、波德莱尔、巴尔扎克、赫胥黎等等，都曾在作品中涉及到包括鸦片在内的各种毒品，甚至曾亲自感受过那种迷幻而飘忽的状态。人们大多对这些致幻剂可能带来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充满了好奇，但一旦上瘾，“愉悦”就变成了痛苦。包括那位为鸦片写赞歌的德·昆西，最后也坦陈鸦片的幻觉引起了强烈的恐惧，挥之不去。直到近一个世纪，研究者们才开始真正了解这些药物的机理，鸦片也真正成为了使人堕落的毒品。本期外刊扫描，我们将回到鸦片初登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19世纪，以及毒品交易发展壮大的20世纪，关注印度和缅甸与鸦片的种种纠葛。
十九世纪初的马尔瓦鸦片
整理自：”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pium Smuggling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 Leakage or Resistance?”, Modern Asian Studies, 2009.
作者：Claude Markovits
说到毒品，鸦片也许是所有中国人最深恶痛绝的一个。1840年鸦片战争，历来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场“一个毒品引发的血案”捅破了中华民族和外面世界之间最后一层窗户纸，中国从此被裹挟进了近代世界的烽火。从小学开始，我们的历史书上就常常把鸦片战争的逻辑简单地归纳为：外国列强向中国倾销鸦片，清政府忍无可忍命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列强在华利益，于是英国挑起战争，以枪炮船舰代替毒品，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然而，历史的魅力正在于其复杂性，“一言以蔽之”并不适合描述历史。进入中国的鸦片究竟从哪里来？在何处种植加工，又是由何人买卖运输的？“外国列强”究竟指谁，他们之间到底关系如何？毒品买卖、资本积累、帝国扩张之间又有什么联系？这篇文章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伤痕累累的情感记忆，着眼于鸦片的三角贸易中常常被忽视的印度一方，重新认识19世纪初印度鸦片种植和贸易的真实图景。
罂粟栽培在印度中部，即通常所说的马尔瓦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第一批到达印度的葡萄牙人就注意到了异常活跃的“坎贝鸦片（Cambay opium）”的出口，从印度西海岸直达印尼群岛。17世纪时，苏拉特（Surat）是这一走私管道的重要输出口，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也牵涉其中。1770年前后，苏拉特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孟买，并开始有少量鸦片运向中国。马尔瓦鸦片的走私线路并没有影响英属东印度公司“名正言顺”的鸦片贸易，成箱的孟加拉鸦片和帕特纳（Patna）鸦片从加尔各答出港，运往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尽管中国政府的明令禁止，但是鸦片走私却越演越烈。当时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一直由孟加拉体系和马尔瓦体系两方面组成，前者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垄断，后者则主要由私商参与。其他直到1803年，位于加尔各答的英国最高政府开始担忧其在鸦片贸易上的垄断地位，意图插手所谓“秘密”的马尔瓦鸦片走私，要求孟买的官员上报当地鸦片交易的细节，包括产区和贸易路线等具体资料。这次的问询显示，乌贾因（Ujjain）是当地最重要的毒品交易中心，从马尔瓦各地收购的鸦片半成品，在这里加工完善，再转运到各个港口城市，等待出口。而买主主要是当地的商人，他们有的是私人经营，有的则是外国公司的代理人。
英国政府一度希望控制马尔瓦鸦片的出口。时任印度总督韦尔斯利勋爵要求孟买官员采取措施，取缔马尔瓦鸦片。但此举收效甚微，1804年，仍有100担鸦片从果阿运到了澳门。果阿是葡萄牙通知的贸易港口，在孟买的出口被堵住后，包括第乌（Diu）、达曼（Damao）在内的葡萄牙殖民港，成为了马尔瓦鸦片最主要的出路。这些地方本来就与澳门有着航路联系，走私鸦片更为便利。自此，澳门开始逐渐取代广东，成为了对华倾销鸦片最重要的大门。英方又试图与葡方交涉，但这一过程也并不顺利，没有人想放弃利益巨大的鸦片贸易。虽然1805年到1810年期间，英国曾占据了部分葡萄牙港口，使马尔瓦鸦片的出口有所减少。但没过几年，葡萄牙又夺回了果阿、第乌等地的控制权，到1815年，马尔瓦鸦片的走私量已经回升到了历史新高，据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密报，当年至少有300箱鸦片运到了澳门，另有200多箱运到了黄埔。英国再次要求葡萄牙政府加强管理，然而这次交涉却引起了葡政府的强烈反击——禁止英国在澳门销售鸦片。这一封锁一直持续到了1823年。
买卖销售上压制不成，英国便将目光转向了马尔瓦鸦片在印度国内的生产和运输链条，试图切断从生产地到葡萄牙港口的联系。英方联络了这条线路上重要的中转地——古吉拉特邦（Gujarat）。虽然巴罗达（Baroda）、卡提阿瓦（Kathiawar）和巴伦布尔（Palanpur），拉杰皮普拉（Rajipipla）等地的酋长都签署了正式的合作书，承诺将打击通过其领土的鸦片交易，但是这些命令却难以真正实行，因为地方官员早已与鸦片贩子同流合污。马尔瓦鸦片的出口量在1800年只有300到500箱，而到了1817年，则已经上升到了900箱。马尔瓦鸦片在广东的均价是每箱680大洋，而由英国垄断的帕特纳鸦片则可以卖到每箱840大洋。这样明显的获利差异并没有体现在鸦片的种植者身上，相反，种马尔瓦鸦片的农民的收入大约相当于比哈尔邦（Bihar）种帕特纳鸦片的农民的三倍。尽管英方一再强调帕特纳鸦片的品质要远远高于马尔瓦鸦片，但是后者仍凭借价格优势抢占了大量中国消费者。
到了181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终于意识到单靠打压无法约束阿尔瓦鸦片的贸易。他们决定故技重施，像控制孟加拉鸦片贸易一样，通过收购原料和成品拍卖的方式，掌握马尔瓦鸦片的供应和销售。遗憾的是，这个办法又失败了。主要原因是英政府对马尔瓦地区罂粟种植的错误判断。本来鸦片并非该地区的主要作物，但是自从收购政策出台后，大量农民改种罂粟，鸦片产量急剧上升，而英属东印度公司却根本没有能力收购如此众多的鸦片。而那些超出计划购买量的鸦片几乎全部通过多种途径转运到了中国。据统计，1821年至1822年，马尔瓦鸦片的在华销量涨到了1715箱，之后几年更是直线上升，在19世纪20年代后半，一直维持了4000箱左右的年销量。在印度国内的贸易路线也有所变化，取道信德邦（Sindh），绕开了与英国签订协议的古吉拉特邦。这条路线从1819年开始使用，首先通过大篷车把鸦片从各个小村庄运至焦特布尔大君（the maharajah of Jodhpur）治下的小城，帕利（Pahli）；在通过驼队运输，从贾沙梅尔（Jaisalmer）出发，穿过信德境内的塔尔沙漠，到达印度河流域的海得拉巴城（Hyderabad）；再从这里顺流而下，由水路到达沿海城市卡拉奇（Karachi）。整个运输需要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鸦片就在这里装船，经由达曼运往澳门，或从伶仃岛销往广东。
在此后的十多年间，英国政府想过多种办法限制马尔瓦鸦片贸易，譬如制定统一的质检标准以遏制品质较差的马尔瓦鸦片，或是用低廉的运输价格吸引马尔瓦鸦片从英占港口出海，同时通过征收过境税来瓜分利润。种种政策始终未能有效限制马尔瓦鸦片的出口，到后来英国也能从中获利以后，他们更是放弃了对马尔瓦鸦片的抵制。1839年，英属东印度公司占领卡拉奇，既是针对阿富汗的战略举措，也是为了侵占马尔瓦鸦片的巨大收益。1843年，英国兼并了整个信德地区，马尔瓦鸦片贸易终于成为了英国的赚钱机器。截止19世纪50年代，马尔瓦鸦片贸易的年收益已经高达三千万卢比，占全印度鸦片贸易收益的60%，远超被垄断的孟加拉鸦片。
马尔瓦鸦片贸易在19世纪前半期一直没有被官方垄断，因此从种植地到中转运输，再到出境港口，每个环节都有多方利益参与，这也是英国在占领信德地区以前，一直未能成功控制它的原因。不论是葡萄牙港口，还是印度本土的商人和地方首领，都从马尔瓦鸦片贸易中攫取了大量利润。一方面使得印度中西部的众多地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一方面也加速了他们被吞并的命运。尤其是从1819年开始逐渐成为毒品走私重要通道的信德地区，在1943年被彻底占领后，成为了英属印度帝国的重要部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在千年之前就道出了人在经济活动中追逐利益的自然本性，亚当斯密也说过“每个人对改善自身处境的自然努力——追求个人利益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心理动机。”但鸦片贸易所反映出的利益纷争依旧薄凉得让人颤栗，财富像鸦片一样让人迷乱上瘾，腐蚀着人们的道德底线。鸦片贸易和殖民占领的伤口在整个19、20世纪发炎溃烂，直到后殖民时代的今天，依旧隐隐作痛。
二十世纪前期缅甸的鸦片种植
整理自：”British Policy Discussions on the Opium Question in the Federated Shan States，1937-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作者：Robert Maule
18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雍籍牙王朝是缅甸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不仅实现了全缅甸的统一，还对当时的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很快打破了传统格局，1824年至1885年间，崛起中的“日不落帝国”三次入侵缅甸，并终于于1886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缅甸本部（俗称下缅）沦为了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如果说“印度是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最明亮的宝石”，那缅甸也许只能算是一个装饰。最初，英国政府只是将缅甸划为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890年前后，缅甸东部的众多掸邦也被占领。英国在此设置掸邦、北部克钦邦、西北部钦邦等众多边区作为大英帝国的保护边区。各邦仍维持原来的土司管理，不隶属于缅甸本部，即英属印度驻缅甸政府。到了1897年，英国将缅甸升为“自治省”，由英国驻印度副总督兼任缅甸省总督，而上缅各邦实际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姿态。
进入20世纪，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殖民体系愈发难以维系。1937年，缅甸脱离英属印度，由英国总督直接控制。分离之后，控制跨萨尔温江地区（即缅甸东部掸邦地区）鸦片的种植生产，就成为了英国在缅甸的首要问题。按照20世纪初达成的有关国际鸦片贸易的各种协定，作为英属殖民地之一，缅甸需要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鸦片用于合法买卖。鸦片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对于众多为贫穷所困的缅甸人来说，诱惑非凡。1922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掸联邦（Federated Shan States），是当时缅甸最落后的地区。借助政策上的便利，佤邦、果敢等地，大量种植罂粟，使得整个缅甸的鸦片产量远远超出了“合法贸易”的限量。大部分的剩余鸦片都流入了非法交易的市场，纷纷运向暹罗、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而位于仰光的缅甸政府，不具备能力、也没有意愿打压其境内的鸦片生产和走私。这就使得英国殖民者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为了维护自己牵头签下的国际公约，他们一方面要支持缅甸部分地区的鸦片种植；一方面又必须帮助缅甸政府打击非法的鸦片交易。
英国政府本来无意插手这个烂摊子。因为上缅的各邦在当初占领时就是一群未被彻底驯服的野马。加上这一地区由于宗教和民族习惯，本身就对鸦片等致幻产品有一定需要。英国刚开始在缅甸殖民时曾颁布法令，试图禁止除药用之外的鸦片使用，并且规定，只有在印度政府注册过的商家才可以贩卖鸦片，也只有缅甸政府管理下的人民才可以购买适量鸦片。但是这一法令显然对跨萨尔温江地区的鸦片生产和交易毫无影响。直到1923年，掸联邦的鸦片生产已经影响到了政府允许的合法鸦片生产的获利。虽然印度方面多次要求英国政府禁止掸联邦的鸦片种植，但是英方自知无力控制该地区，只得将他们排除在相关的鸦片政策之外。英方甚至警告负责管理缅甸的印度政府，直到英国实现对缅北更有效的控制之前，不要试图对该地，尤其是果敢采取任何限制性措施，否则将会使整个东南亚局势发生动荡。
正如北掸邦事务长戈弗雷·哈维（Godfrey Harvey）所言，“如果我们对果敢负责，我们将极易受到攻击。”因为果敢的大部分鸦片都是运往中国的，一旦插手果敢的鸦片事务，必将牵扯到中国。同理，英国外交部还制止了缅甸政府希望在佤邦地区勘探采矿的行为。因为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在掸联邦这个敏感地带，任何举动都必须考虑其区域影响，甚至国际影响。同时他也认为，英国在掸邦的控制是“很宽松”的，尽管调查委员会将该地区定义为“非常落后”，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措施加以改善。英国政府和缅甸政府没有引入任何的宣传教育，威慑民众的鸦片使用。对此他冠冕堂皇地解释说，因为有官员提出了质疑，“将盎格鲁-萨克逊的白话教育引入缅甸很可能是个错误。”总而言之，英国政府对掸联邦的态度是无力管束，也不愿插手。
为了避免未来无法履行鸦片协议条款的尴尬，缅甸政府试图将掸邦和克耶邦等地与完全受控的缅甸本部相区别。1936年，缅甸总督致信伦敦政府，表示只要将掸联邦排除，公约的范围内要求的制止非法贩运危险药品，就能够迅速执行。五个月后，缅甸方面又重申，希望把掸联邦排除在鸦片协议之外。但是这个办法很快就被否定了，理由很简单，将掸联邦放入豁免之列无异于承认缅甸政府管理无能，这样做会极大地损害大英帝国的威信。部分伦敦官员支持另外一种方案，即借此机会强化对上缅的控制。一位长期参与印度事务的官员这样说：“掸联邦一直以来都被视为英国的领土，但他的现状却令人十分不满。他们是缅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未来也会再出现。我希望缅甸政府不只关注自己是否能够承担起国际义务，更应趁机加强对偏远地区的管理。”第二个方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于是便有了折中的第三种方案——无为而治。这个方案由印度办事处助理秘书长D.T.蒙蒂斯（D. T. Monteath）提出，他基于对南亚实际情况的分析，认为只有谨慎和延迟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个阶段做什么都不做。” 最终，方案二在政策竞赛中胜出。迫于伦敦的压力，缅甸政府通过法令，决定彻底取消跨萨尔温江地区种植罂粟的权利。
1931-1940年间掸联邦鸦片产量及收益统计
就在缅甸政府与英国政府不断交涉、商讨对策的同时，掸联邦内的鸦片生产和销售一直在不断扩大。以果敢为例，在20世纪初，果敢每年约生产40,000磅的鸦片。而在1936年的政府统计中，果敢则收获了12000viss（相当于近45000磅）的鸦片，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用于非法销售。鸦片生产在跨萨尔温江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当地民众的医疗圣品，更是他们唯一的经济作物。鸦片的种植、生产、运输、贸易已经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链条。缅甸政府一刀切的禁种令根本无法斩断这条从政府机构到个体种植户，再到中间商和贸易商的产业链。没有财政的支持、没有知识的宣传、也没有替代作物的引入，英国和缅甸两方政府既不知该如何查禁鸦片走私，又想不出办法来安置和解决当地人的生计。这样的政策注定会失败。
1939年，缅甸政府为了解决果敢、佤邦和掸邦鸦片产量过剩的问题，试图重新引入1932年的建议，以本地产的鸦片取代从印度进口的鸦片。这一计划的通过将使一直被打压的萨尔温江以东地区的鸦片生产合法化。该计划获得耕种者，土著领袖和政府官员的支持，然而，英国官员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缅甸政府无法保证鸦片种植和生产的连续性，无法实行有效的监控。一旦鸦片生产失去控制，英国政府将会面临国际社会的批评，特别是美国。同时，缅甸独立的、合法的殖民地位也再不断完善，英国政府要求其必须接续以前英属印度时期签订的各项协定。缅甸政府勉强同意了英方的建议，继续发展合法的鸦片贸易。且英方还要求缅甸通过打击走私来缴获非法鸦片的销售收入，以此保障联邦、各州和贸易商的合法收入，最重要的是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面对英国政府的打压，以及中国、暹罗等地对毒品的抵制，掸联邦地区的鸦片走私在缅甸政府的纵容下，从地上逐渐转入地下，形成了一明一暗两个鸦片贸易。表面上看，鸦片的生产交易都在国家的监控下平稳进行；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鸦片走私却在不受控制的生长。掸联邦，乃至整个缅甸都成为了地区利益竞争的失败者，宗主国和殖民地角力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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