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池到战场的最美被摄体
撰文：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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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米勒（Lee Miller，1907-1977）的名字似乎不太为国人所知，但在欧美国家，却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无论是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还是作为战地摄影记者，抑或是作为活跃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她都是重量级的。在1994年4月15日于美国召开的《李·米勒回顾展》上，一位资深的艺术评论家这样写道：“李·米勒的生涯无论是幸或者不幸，都将以其惊世骇俗之美而传世。”
李·米勒自拍的肖像（1930年）
李·米勒，原名伊丽莎白·米勒，190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波奇普希（Poughkeepsie）镇的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为西奥多家的长女。其父西奥多作为“拉伐尔式离心分离机制造公司”的资方经理人，虽未受过高等教育，却是一个对科学和艺术充满了孩子般好奇心的人。在这个富有而浪漫的父亲的羽翼下，李和她的兄弟姊妹们在一个偌大的庄园里，悠然度过了充满刺激和冒险的幸福童年。
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李从小被父母娇宠有加，养成了一种放任自由、遗世独立的性格。她喜欢带有捉弄人性质的恶作剧，这也让她付出了代价——好几次被校方勒令退学。18岁时，李被父母送进了巴黎的学校。20年代中叶的巴黎，是刚从一战的废墟中复兴的欧洲文化中心，也是各种现代艺术交相辉映、错综融生的所在，大口呼吸着欧洲土地上方兴未艾的现代艺术革命的气息，李第一次体验到了某种觉醒。她利用暂时回国的机会说服双亲，如愿以偿地进入位于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Art Student League），正式注册成为一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那里，她与美国最著名的时尚杂志《Vogue》（在我国译作《时髦》，早在30年代就风靡上海，成为上流社会贵妇名嫒争相传阅的刊物）的创始人贡德·纳斯特相识，开始了职业模特的生涯。
李·米勒为 《vogue》 做模特拍摄的照片
像在漂亮女人身上经常会发生的成功故事一样，李走上艺术的道路开始也是一帆风顺的。凭着天生丽质和罕见的艺术禀赋，成为《Vogue》的首席模特几乎未费吹灰之力。当时全美第一流的摄影家艾德伍德·斯坦因等人竞相把她的倩影摄入镜头，她那雍容华贵的姿容装点了多少前卫画廊和时装杂志的封面，李俨然成了20年代欧美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共同膜拜的缪斯，甚至达达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美国最重要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Man Ray）所拍摄的一帧李的肖像摄影，干脆成了布勒东（Paul Eluard）创办的超现实主义机关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创刊号的封面。
而最能象征其之于艺术家们的神祇般存在的，是她于1930年拍摄的一部名为《诗人之血》的电影。李在片中扮演了一个既是大理石像同时又是真实的女神——维纳斯的双重角色，她引诱年轻诗人通过窥视魔镜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异不已的世界——一个由空想家支配的梦幻世界：在药物的作用下，诗人走进一个又一个类似于在达利、毕加索、恩斯特和米罗的画中才能看到的致幻场景中，惊异，恐惧，失神忘返。可是当诗人终于从幻想的世界重新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他绝望了，并因绝望而愤怒，砸碎了那曾经令他魂牵梦萦的维纳斯。至此，诗人彻底崩溃……这个寓言暗示了李和与其深度交往过的众多男人之间的结局。
对活跃在从20年代中叶到欧战爆发前夕的欧洲、美国现代主义艺术圈的许多人而言，李·米勒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宿命的女人”。因为她，许多人的命运被改写，垂手可得的幸福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李从“蒙帕纳斯的女王”、法国女模特吉吉（Kiki，本名阿丽斯·普兰）那儿抢走了曼·雷；由于与第一任丈夫、埃及富豪阿齐兹的结合，导致阿齐兹的原配发妻、被称为世界五大美女之一的尼梅特夫人自杀；与颇富知性之美的超现实主义女诗人瓦兰蒂努新婚燕尔的英国诗人、画家罗兰·潘的心，也被李轻易捕获……但不知怎的，无论从女神那里遭到多么沉重的打击，就像是一种毒瘾似的，越是深入了解她的人，对她的感情也越发难以割舍、难以自控，直至命运被深刻改写，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
作为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提供者”，李·米勒本身就是最完美的被摄体，是艺术家们如假包换的缪斯。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说：“所谓缪斯，就是赐予我们的梦以最大的影，或者最亮的一束光的存在。”
的确，考察艺术发展的历史，一方面，被艺术家奉为缪斯的女人不断地撩拨、刺激着男人的情欲，从根本上为他们的创作生命注入异质的触酶，催生一种通体散发着生命活力的流光溢彩的艺术；另一方面，艺术家们通过爱的互动，拼命地从她们身上汲取灵感，将一团分不清是爱是恨、幸与不幸的难以化解的浓密的情绪统统宣泄在画布或菲林上。艺术家与缪斯之间这种相互创造、互为表里的激励机制，经过19世纪的过渡期，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了其全盛时代，形成了20世纪艺术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某种重要特质。
萨尔瓦多·达利与加拉（Gala），克里穆特与阿尔玛（Alma），被称为“蒙帕纳斯的女王”的名模吉吉与蒙帕纳斯超现实主义画家群……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大师，这也从某种意义上反证了缪斯们的存在价值。但是，历史毕竟已经发展到了20世纪，而20世纪是产生了女权主义理论体系的性别觉醒的世纪，那些曾以撩拨男人们的创作冲动为“天职”的美女们不复满足于只做男人的附属物和灵感提供者，哪怕是最优秀的男性。她们拒绝仅仅作为美的化身而存在，跨越了痛苦和爱的藩篱，纤纤素手操起了画笔和镜头，开始用自己的眼和心灵来表现世界。李·米勒便是最早从缪斯的角色中成功“突围”者之一。
李自小从父亲那儿接受了摄影的启蒙训练。20岁时她决心成为一名摄影家。于是，拜访当时在巴黎正如日中天的美国摄影家、画家曼·雷，打算做他的弟子。因系贸然来访，被曼·雷的管家告知“主人长期外出”而吃了闭门羹。可就在李怀着莫大的失意无奈地走进附近一家咖啡馆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曼·雷从螺旋楼梯慢慢爬上来，一步一步来到了我身边。超常的体态，漆黑的眉发，简直像一头公牛。”“从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学生啦！”李兴奋而狂妄地说。
从那天起，李·米勒取代“蒙帕纳斯的女王”，成了曼·雷的私人模特、助手、情人和艺术合作者。李的艺术潜质很快就在与曼·雷及众多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碰撞中得到了激发和升华。在李身上，除了作为艺术家不可或缺的对艺术的直觉力外，还有一种从父亲西奥多那里继承的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与感悟力，这对一名艺术家，尤其是女性艺术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希缺的品质。正是这种品质，赋予了李日后的作品以某种男性化的质感。从1929年到1932年的三年间，出自曼·雷摄影工作室的数量可观的作品，可以说都是他们合作的产物。两人在事业上的联系是如此紧密，风格上则相互影响至深，乃至要说清某些作品的“著作权”到底属于谁，着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在事业上真正做到了同心同德”，李日后对她后来的丈夫罗兰·潘这样说。
摄影史上第一帧负感曝光（也称银盐负感曝光）的反转摄影也是他们二人的共同发明。颠倒胶片的“阴”、“阳”，来实施感光的创作技法，对他们来说并不单纯是摄影技术问题，在超现实主义艺术辞典中，还被诠释为一种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审美观的全新的性别意识和艺术方向。无独有偶，这种“反转”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也为理解李和曼·雷的关系提供了绝妙的注脚：
李时而呈现出十足的阳刚气质，时而还原为弱骨柔肠的缪斯，一种跨越阴阳两界，暧昧模糊却浑然天成的“错位”构造，为他们的艺术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景深”。
李的作品中有一种率真的力量，来得直接、明快，全然没有那种在其他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对阴暗繁冗的隐喻的精心预设。取景、剪裁及光影的取舍，这些对每一位摄影者来说再简单不过的道具，却在李的手上找到了极其优雅而到位的感觉。
曼·雷的一位模特曾经透露，“无论在知性还是技巧上，李都远远地超过他（曼·雷）”。事实上，就从看似平淡无奇的风景中发现令人震惊的、诙谐的、非日常画面的才能而言，李·米勒堪称卓越，而这恰恰是成就一个摄影艺术家的先决条件。对这一点，曼·雷再清楚不过。所以当李离他而去的时候，曼·雷陷入了半疯狂状态，在一种无以复加的痛苦情绪中，艺术家自拍了那幅著名的表现自杀愿望的摄影：
手枪，上吊的绳索，香烟和威士忌酒瓶；闹钟嘀嗒作响，提醒着作者离开世界的时间；翻开的笔记本上用哥特体写满了“伊丽莎白（李·米勒的原名）、李、伊丽莎白、李”，字迹潦草，透着焦虑……令人窒息的场景昭示着艺术家所面临的万劫不复的宿命。
这可能是史上最初的对行为艺术的摄影纪录。后来，曼·雷又历时数年创作了一幅巨型油画《天文台的时刻……情人们》：
那飘浮在天空的巨大嘴唇，一看就是以李·米勒那轮廓丰满、色泽鲜艳的性感红唇为原形的创作。
身为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实践者，李·米勒对超现实主义理论却毫无兴趣。在她的头脑中并不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造型观念，事实上，布勒东们的艺术理论也从来没有左右过她的创作。相反，作为一名有着非同寻常的尖锐的感受性的女摄影家，她常常能动地从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发现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要素和刺激，并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来透视日常生活中种种超现实主义的状况。所以当李放弃了纽约的装潢考究、设施先进的摄影工作室，毅然退出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只身跑到开罗嫁给埃及富豪阿齐兹的时候，谁能说在她的视野中，没倒映着北非浩瀚的沙漠和沙漠中亘古神秘的金字塔等非日常图景呢？
尚未成名的摄影师。手拿Rolleiflex照相机的李·米勒（埃及，1935年）
李不愧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我甚至怀疑她是在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恐怖的战争中发现并实现了其艺术的“终极目的”。作为《Vogue》杂志的战地摄影记者，1944年夏天，李随盟军奔赴战火最炽的前线。为了掩饰其女性身份，她不得不把大号军装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进攻的时候却“跑得比谁都快”。面对像劈柴一样堆积成山的断肢残体，面对死人和濒死的人在泥泞中滚作一团，发出地狱般的恶臭和绝望的呻吟，面对五分钟前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中解放出来的犹太男性那活骷髅般的躯体，李没有背过脸去，而是迎着他们举起了沉重的相机，沉着地揿动快门。
从李在前线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读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作为新闻记者的敏锐的观察力和作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冷酷的美意识。
譬如她拍摄的莱比锡市长的女儿自杀的照片，借用李本人的描述，说那是一个“生着真正美丽的牙齿的姑娘”，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脸上浮现出只有沉浸在宗教仪式中时才会有的一种恍惚表情，就像在轮廓分明的微暗中升起的一尊雕像……在镜头背后的李的目光中，这个生着一口好看的牙齿的姑娘，也许压跟儿就是一个超现实主义道具，也未可知。
1944年9月出版的《Vogue》杂志以空前的超大篇幅发表了这些照片。一面是华丽的时装，一面是残酷的战争，这本身就构成了超现实主义张力。这批摄影在欧洲和美国社会引发了极大反响，热评如潮。李·米勒显然也受到激励，决心战斗到最后。同年10月，她匿名乘盟军海军的坦克登陆艇，准备参加诺曼底登陆。不幸被陆军报道部验明正身，在法国西部的Rennes遭软禁。至此，超现实主义者的诺曼底登陆泡了汤。
盟军攻陷慕尼黑后，在希特勒的元首官邸的浴室里沐浴的战地摄影师李·米勒（迪布·沙曼摄，1945年）
退而求其次，李向巴黎进发。抵巴黎的那天，刚好是巴黎解放日，整个城市在沸腾。李好不容易拨开重重欢呼的人群，向老朋友毕加索的画室走去——那儿曾是她少女时代的熟稔之地。现代艺术圈的“老大”毕加索，牛眼圆睁，向身穿拉里邋遢的美军制服的李伸出了双臂。
巴黎解放。李·米勒与毕加索老爹（巴黎，1944）
对李·米勒来说，新鲜的刺激永远是精神的酵母——这不仅指新的艺术挑战，而且包含了情人和朋友。说来奇怪，让李心仪终生、始终感到温暖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父亲西奥多——这个给李的艺术心灵以最初启蒙的宽容、幽默、富有而不乏正义感的男人事实上支撑李渡过了人生的每一道难关。李已了20岁，还甘愿为艺术发烧友的老爹做裸体模特，让他拍摄人体——这两帧作品后来成了早期人体摄影艺术中的经典。尽管李爱其父尚不至“恋父”的程度，但这种爱无疑影响了她日后对男性的选择取向：在她后来所爱的每一个男性身上，多多少少都能找出与西奥多在性格上相通的地方，尤其那种成熟男性包容一切的性格，简直与西奥多如出一辙。
李·米勒无法忍受被束缚的生活。因猜忌李与其他男人之间的“暧昧”而迁怒的曼·雷的愤怒完全是他的一相情愿，李从来不予理睬；厌倦了沙漠冒险的李去欧洲做长期旅行，阿齐兹独守空房，默默地等候她的归来，终于枉然；跟罗兰·潘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让李全身心投入的那场战争的突然终结，如果没有发生诸如妊娠等使李感到一丝倦怠和黯然的事件，令她觉得“也许该靠港了”的话，可以想象，多半会连一封信也没有就自生自灭了吧。无庸讳言，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李也是一个在男欢女爱上相当奔放的女人。
就李的爱情观而言，情爱与性爱甚至是可以相互脱节而独立存在的：李从来不拒绝那种没有“爱情”困扰的、单纯的两相愉悦。在这种貌似“超脱”的、非同寻常的性观念的深层，其实横亘着一道童年时期的巨大创伤：李·米勒7岁时，曾因故被父母暂时寄养在父亲的朋友，一个纽约布鲁克林的中产阶级人家，遭到那家正在海军服役的儿子的性侵——李不幸成了那个变态青年的牺牲品。更不幸的是，她因此而感染了性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医生反复向阴道里灌注二氯化汞的痛苦。为尽可能减轻孩子所承受的心理伤害，心理医生采取了一种对正处于性心理成长期的儿童来说相当冒险的疗法：反复对李强调，“SEX不过是一种单纯的肉体动作而已”，试图通过这种对性与性交的“无害性”诠释来减轻、消解李头脑中的罪恶感。这个事件对成年后李的性观念及婚姻观所发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不要忘记，在李活跃的二三十年代，欧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圈子里，人的自由、个性解放等价值是得到近乎绝对的理解与尊重的。有一幅李·米勒本人于1937年拍摄的照片，表现的是几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和诗人在巴黎郊外枫丹白露的树林里举行野餐的场面。画面上的三个——男人保尔·艾吕雅（法国诗人，达利夫人加拉的前夫）、曼·雷和罗兰·潘（英国诗人、画家，李·米勒的第二任丈夫）及两个女人——纽茨·艾吕雅（法国模特、摄影家，保尔·艾吕雅的第二任妻子）和阿德丽恩努（法国黑人混血舞女）围坐在餐桌两侧。男人们面带会心的微笑，女人们则裸露着健康美丽的胴体，只在腰腹部围了一条浴巾。其氛围令人联想到马奈的印象主义作品《草地上的午餐》。我们无法看到当时端着照相机的李的表情，但如果根据画面上两位女友那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来稍加想象、发挥的话，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令人心旌摇曳的构图：缪斯自信地袒露着玉体，单腿跪地，双手举起了相机……
从战后到被癌症夺去生命的30年，是李·米勒漫长生涯的最后乐章，对曾经是如此华丽耀眼的女神来说，也是冒险结束后美貌不再、寂寞缓慢的残酷乐章。前卫艺术的中兴、时装界的隆盛、世界大战的残酷与恐怖……作为绚烂多姿、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上半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李·米勒拒绝简单、廉价的命名，乃至我们始终无法在李的名字前面加诸任何自以为“恰如其分”的名头和称呼，只有怀着无比艳羡的目光，久久地凝望那些褪色的老照片，想象那胶片上的时光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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