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稿｜传统中国并非皇权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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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乃皇权专制，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无论左右都接受的定论，也是反传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但是，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白彤东教授通过对中国历史及西方专制学说源流的梳理指出，这一说法的盛行源于西方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并通过崛起的日本的鼓吹，最终为迫切寻求救亡的中国学人之主流所接受。因此他对传统中国专制说做出批评，并指出这种对传统中国政治的误解，并且以这种误解为基础的错误行动，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国政治崩溃后，中国走向专制的重要原因。
沙龙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论，主评议人周濂教授和来自从哲学、历史、经济学、法学各个领域的评论人对主讲人的演讲进行了或批评、或支持，或建议、或展望的评述。
本文为现场速记整理版（略有删节），由哈佛沙龙授权刊发。
主持人：何海波（哈佛大学东亚法律中心访问学者，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时间：2016年9月18日15：00-17：00
地点：1709 Cambridge St., Cambridge, MA, 02138
主讲
何海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话，这是一个很奇异的景观，一群中国学者在美国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问题。这种景观之所以出现，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哈佛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关心中国问题的大佬，也可能是哈佛给了我们非常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问题。
今天下午白彤东教授讲的问题为中国专制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个标题稍微有点让人误解，以为是专制制度如何演变而成的，在我读了白教授的文章后，实际上是中国专制制度这个说法是如何形成的，标签是如何给贴上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白老师是如何论证他的观点，又如何给我们提供启发的，谢谢。
白彤东（主讲人）：谢谢大家下午来。
我研究的兴趣在政治哲学，简单地说，就是天天坐在家里空想国家应该怎么管理、国际关系怎么处理，等等。政治哲学关心的是规范性问题，即这个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这篇文章触及了很多思想史、甚至是历史里面的问题，本来不是我通常所关注的。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现在做政治哲学用中国很多传统的材料，而用这些材料经常会遭到一个挑战——中国传统政治就是专制、皇权专制，皇权专制明显是坏制度。为什么要从这么一个坏制度的思想背景去挖掘这个东西？另外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去年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纪念，复旦哲学院跟北大哲学系及其他几个学校，总共五个学校办了新文化百周年系列会议，在五个学校轮流召开。我参加筹备会以后，就老拉着我去开会，其实我对新文化运动没什么兴趣。坦率而言，我觉得新文化运动没有产生什么有深度的哲学思想，所以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我觉得读新文化运动这些东西是浪费时间。不过因为有这个事情，所以就写了这么一个有些相关的东西。我讲的时候，大家会听到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我自己的本行，对于政治哲学概念的一些理解。这是大概的背景。
第一部分讲中国专制说之源流。很多不是我自己的研究。关于中国是否专制的争论比较近的契机在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教授批评了“中国专制说”，即中国传统是专制制度的说法。批评以后引起很多学者的反响，更多是反面的反响，觉得他是胡说八道。侯旭东有进一步的回应。所以我的文章的第一部分讲的中国专制说的形成历史，更多是在侯旭东的文章及后续反驳文章的说法，我只是转述了他们的说法。
具体的观点展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一直觉得自己是天下中心。中国历史上碰过两类挑战：一类是军事上的挑战，一类是文化上的挑战。一般对中国形成军事上威胁的文明体在政治、文化上并不对中国构成威胁，比如匈奴、蒙元。他们虽然把中国打败了，但在中国人想象里，他们想管中国这块地方还是得用中国以前那套东西。中国人觉得他们文化上不行，要向我们学。反过来讲，有一个在文化上可以跟中国媲美，至少是平等的，即佛教，但佛教没有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是这两类威胁，文化上可以平起平坐但没有军事威胁，有军事威胁的文化上没有威胁或者政治上没有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对中国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事情。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被打败，对象是英国及整个欧洲不但在文化上跟中国可以平起平坐，军事上也明显比中国占有优势地位。现在我们当然可以把罪责归到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建个长城把自己关起来。这是从当代人角度反观当时的情况。大家想想，你生活在一个文明体里两千年，从来没有人在军事跟文化上构成过双重威胁，突然被外来人打败了，抢了一块谁也没有听过的叫香港的小地方，你的反应不会觉得这件事有多么重大。以现在类比可以发现，美国经济、政治遇到很多问题，但真正要改革美国经济政治的声音依然比较边缘，没有谁真的要大刀阔斧地去改。看美国遇到问题怎么去调适的反应，可以想象当时的中国。中国当时被打败，只有少数精英意识到中国这次被打败跟以前被打败不一样，被蒙古人、匈奴打败不一样，因为来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只有好马的游牧民族，还有更先进的东西。但他们认为先进的东西主要是在器物、技术上。所以中国接着搞了五十年洋务运动，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但没有打败西方，反而被日本打败。被日本人打败对中国人造成的心里冲击比之前被英国打败大得多。因为我们不了解西方，而日本一直是我们的学生，结果我们跟学生一起搞西化运动，五十年以后，学生超过了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更多人意识到这次变化跟之前不一样，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洋务运动没有搞成，说明光搞洋务是不够的，还要深层次地搞，即戊戌变法，做制度上的变化，不但传统的科技是不行的，传统的制度也是不行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制度变成一种不好的或者落后的制度，我们要跟以前的传统制度决裂。于是这套制度慢慢被冠上了新的名字——“专制”。“专制”从词源上来讲指的是制度性的东西，后来慢慢泛化了，不但是制度，还有专制的文化，这就跟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很明显，我们搞洋务运动失败了，搞戊戌变法包括后来清廷自己的改革也失败了，为什么向西方学的这些东西都失败了？是因为文化就是专制的，如果没有一套新文化，这套西方制度跟科学就学不来，必须有新文化，才能有西方意义上的民主跟科学。这也是为什么“专制”作为一个制度的描述不但被贴到传统制度上，也被泛泛地贴到传统的文化上的原因。当代还会有这种说法：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因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民主建立在基督教上面，所以中国必须先变成基督教国家，然后才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这个说法虽没那么主流，但依然有。这是中国传统制度甚至传统文化被打上专制的标签的背景。
我们现在理解的“专制”一词不是中国以前有的，而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是西方对中国制度的一种描述。最开始，西方刚大范围接触中国时，对中国的印象非常正面。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耶稣会士把中国当成一个理想化的国家。比如中国哲学背后带有理性精神，而不是中世纪蒙昧的宗教东西。中国的制度是一套没有宗教的开明制度，皇帝是开明君主的象征，相对来讲，欧洲是一个坏典型。实际上当时欧洲有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比如伏尔泰及更晚一点的莱布尼茨。但是这样一个形象慢慢开始改变，彻底改变成现在流行的专制形象。最重要的转变、提出不同观点的是孟德斯鸠。当然提出“中国专制说”时也许还有些人，但那些人的影响都很小。所以，就“中国专制说”的提出来讲，如果不说孟德斯鸠是第一个，但明显是最开始最重要的一个。
孟德斯鸠把中国变成一个专制的象征以后，这种说法怎么传到中国的？现在做思想史有两种说法，主要的说法是通过日本中转的。日本人翻译西方用词再传到中国来，“专制”也一样。日本人先译了《论法的精神》，并且译的时候，在日本词里用了汉字“专制”两个字，孟德斯鸠描述中国的制度叫despotic。译完以后，通过日本的翻译，日本翻译成中文传到中国来，慢慢成了大家的共识，就用专制描述传统制度，不但孙中山用，甚至晚清时连清朝的官员都用通过日本译的“专制”一词描述自己的制度。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没通过日本之前就传了过来，比如严复。严复译《论法的精神》，但我想严复也好、日本也好，来源都是《论法的精神》，用的都是孟德斯鸠的东西。有意思的是，严复在未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之前，没有区分君主制跟专制，君主制跟专制是两种很不同的制度。现在很流行的讲法是——什么叫专制？专制是一个人统治。君主制是一个人统治，所以经常有人认为君主制是专制。其实对此，孟德斯鸠做了严格的区分，君主制跟专制不一样。严复之前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直到译孟德斯鸠后，才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
所以日本也好或者严复直接译也好，或者严复译有一定的作用，日本的翻译、日本的观念对中国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合流在一起，最终来源都是孟德斯鸠。那么下面的问题是，如果是西方来的，西方人为什么对中国有这样的印象？侯旭东在他的文章里说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对中国的无知。后来的黑格尔、密尔对中国都有极大的负面印象，看中国的东西很多都是匪夷所思的东西。包括孟德斯鸠讲为什么中国这么专制的国家，人口却一直增长？他的解释是中国妇女比其他国家妇女都能生孩子，虽然暴君杀得多，但架不住中国女人生得多。这种说法荒唐透顶。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西方人的傲慢，觉得他们干得好，他们是好的象征，其他是坏的象征，即所谓的东方主义。这是侯旭东解释西方层面的。日本，大家很容易理解，日本近代以来一直想替代中国成为亚洲的领袖。要给自己的替代提供合法性，必须把当时的中国描述成一个坏的典型。整个对中国专制的说法符合日本军国主义的需要。
中国传统专制之说，虽然西方可以理解、日本可以理解，但却在中国迅速成为主流？侯旭东提到，民国时代只有钱穆对传统政治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除了他以外，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萧公权勉强算一些。侯旭东的解释是中国有一种“成王败寇”的思想，西方人打败我们，所以觉得人家什么都好，我们什么都坏，这些也是人的一种自然思想，自己家混得不好就觉得自家什么都是毛病，自己家混得好觉得自己家什么事都是对的。
台湾思想史家甘怀真说中国专制说的传播是为了改革跟革命的需要，先要改革跟革命，要改掉的东西是坏的。这样的专制描述符合了大众的话语。但从钱穆先生来看，这种说法是自我矮化。侯旭东的说法是“自我东方化”。东方化就是西方人想象的坏东方，因为我们想跟以前坏的、落后的决裂，所以决定拿一套语言讲自己。当代中国大陆很多所谓的自由派、反传统自由派讲中国的那些话语，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很相象，我觉得很荒唐。自由派跟军国主义不一样，但讲的很多话语跟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一样，他们很多话语原样翻译成英文，说这样的话会被在自由社会里面引来很大麻烦的。澳大利亚就出现这个事，一个很反共的助教华人说“中国猪”，变成种族式的说法，后来不能再做助教的工作。
当然这样的解释也有反驳，现在西方对中国挺正面的。问题不是现在西方对中国印象正面、负面，而是当时怎么样。当代中国经济崛起以后，中国干得好以后，自信心就强了，反过来，西方人有问题，开始自己弱后，开始觉得你们有对的地方。不过这种崛起也招惹了很多嫉妒，有让中国形象变好的可能，同时也会让很多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更强的敌视。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讨论对象为当时——至少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的理解，那时候的理解明显是负面的。文章里提到的，比如黑格尔的弟子讲中国是专制落后的象征，印度、古希腊是理性文明的象征。更有意思的是密尔，密尔在《论代议制政府》一书里讲民主的好处，讲民主的好处时攻击专制的坏，攻击专制坏的时候提到“知足常乐”。他说，知足常乐其实是人懒惰的表现，拿不到东西就用“知足常乐”自我安慰，虽然说知足常乐其实一点都不乐，其实很嫉妒别人有那些东西，但是他的嫉妒无从宣泄后，就拿知足常乐作为表面的装潢。最带有既懒惰又嫉妒特征的是中国人跟印度人，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的是什么人？是南欧人（西班牙、法国），最好是什么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就是英国人。密尔说的话很严肃，不是反讽幽默说的，而是真的很认真地认为英国人格就是进取、向上的。这是最明显的“东方主义”的例子，把自我想象成好，把别人想象成坏，其实这个没有任何基础，是自我中心的一种说法。
前面提到一个解释，西方之所以流行这种观点是因跟无知+东方主义有关，这种说法很有解释力。但也遇到很大问题，即没法解释始作俑者孟德斯鸠为什么会提出“中国专制说”。为什么？“东方主义”的想法成了流行的想法，然后大家都这么想了，所以都这么说了。但孟德斯鸠那个时代，是伏尔泰这些人的时代，当然主要介绍的中国思想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形象是极正面的形象。当时整个大环境，西方整个大环境，恰恰是西方自我批判自己尤其是利用中国进行自我批判的一个时代，所以当时中国是一个极正面的形象。所以你不能用人云亦云的东方主义说法去解释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在当时欧洲人里相对比较了解中国，比后来的黑格尔甚至比很多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得多，他主动去利用，跟一个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受教会培养大的人）有长期对话，想了解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虽然他讲了很多荒唐透顶的话，但是你去看他的《论法的精神》里，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细致的朝代、政治东西，不一定对，但提到了，你去哈佛大学随便找一个美国政治教授问一问，绝对达不到孟德斯鸠对中国的了解。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一个问题，怎么解释孟德斯鸠？在一个广义的对中国更正面的环境里，并且他对中国相对比较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产生对中国负面的想法？这时候就回到我自己更喜欢干的事情，看孟德斯鸠到底是怎么想的。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是对政治全面的解释。政治首先最重要的是政体，政治的政体。他说政体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共和政体，一种是君主政体，一种是专制政体。这些政体怎么区分？很简单，看谁来统治。共和政体是由人民来统治的政体，君主政体跟专制都是一个人的政体。共和政体里又分了两个小的两类，如果由所有人民来统治是民主制；如果由一部分人来统治是贵族制。有意思的是他把贵族制放在共和政体里。跟咱们相关的是后两类，即君主与专制。君主与专制都是一个人统治，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很重要的地方在于君主制有独立的法律，有独立的贵族阶层，有独立的教士阶层，包括有独立的城镇，有的城市是独立。如果大家去德国，德国法兰克福在历史上不属于任何封建统治，是一个独立市。君主制跟专制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一个人统治，不同的地方是专制是这一个人之外有没有独立的力量去制衡这个人。君主制有法律、贵族、教士、独立城镇，这些制度化的因素去制衡他，因此有人批评他，用现在的话说“孟德斯鸠是个五毛党，贵族五毛党”，因为他自己是个法国贵族，认为君主制比专制好，为什么好？恰恰是他们这种人的存在。当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贵族并不是一味地夸赞。他对波兰、匈牙利贵族是批判的。并且，哪怕他有这种偏见，但他们说法本身是成立的，确实有制衡的制度跟没制衡的制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区分。给了这个区分后，孟德斯鸠又说专制里面虽然没有独立的制衡因素，但专制里有宗教、文化，这些东西也可以作为制衡。可如果把君主跟专制的区别在于有没有制度性的制衡，专制的制度也有制衡，那么专制也成为君主制。
王绍光（左派学者）写文章，有些论述跟我有相似的地方。但他觉得孟德斯鸠的论述很乱。我想这恰恰是孟德斯鸠著作的特点，不像洛克、霍布斯这样的人，给你一个干干净净的自然状态假设，然后推导出一套政治体系来。孟德斯鸠的书看起来很乱，东讲个事儿、西讲个事儿，但某种意义上，他可能觉得除了制度之外，很多其他因素对国家的政治现实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制度，只要有民主，这个国家就好了，没有民主国家就坏，没有这么简单，有民主以后看有没有其他东西跟这个东西是怎么互动的。所以他虽然对专制做了一个大致区分，但不等于有一个真的纯然专制的政体，换句话说，专制跟专制相反的政体——我叫作“节制”，他把专制跟节制政体做了区分。节制政体，我刚才提到共和政体跟君主政体，节制跟专制不是黑白的差别，而是一个谱系的差别，谁比谁更节制，谁比谁更专制。所以所谓的专制政体不是说彻底没有节制的因素，只是节制因素跟我们通常认为的节制政体要弱得多。这是他的区分。
他还有一些现在看来很荒唐的说法，如气候对政治的影响。很多说法从现在来看是过时的甚至是荒诞的，但背后的努力非常值得尊敬，会考虑到各种其他因素对一个国家真正政治形态的影响。
孟德斯鸠最开始说不只是制度本身，还有其他的现实因素对国家政治形态都会有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大小。国家大小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共和政体只适合于小国，如果国家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只能搞君主制，大国只有一条出路——搞暴政或者专制政体。这很有意思，现在很多所谓的民主国家都是大国，如美国、法国、德国，从孟德斯鸠来看，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绝对搞不了民主。国家大小跟政体的选择直接相关。
理解了他的说法后，现在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非要把中国当成是专制国家。据他了解，传统中国明显不是贵族政体。中国的西周春秋时代血缘意义上继承，对王权相对独立性的贵族自秦朝统一以后再也没有了。明朝有一些王，但这些王没有西周时代那些贵族独立、自治那么大的权力。如果说专制跟节制区别在于有没有贵族的制衡，中国明显没有贵族，法律似乎也是皇帝自己订的，没有独立的法律，又是一个大国，自然只能有一个结论：中国必然是专制的。对孟德斯鸠而言，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必然结论。但他要处理一个挑战，因为中国当时的形象是正面形象，是开明、理性的国家，所以就要给出一个回应，首先正面的说法都是耶稣会士给的，如果看英国商人对中国的说法会不一样，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说好，有说坏，只不过你没注意到而已。第二，为什么耶稣会士会称赞中国？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刚才我说有人说孟德斯鸠的说法是五毛党的说法，孟德斯鸠用同样的办法，耶稣会士是教会的五毛党。为什么？首先天主教强调等级，说难听点，这帮人是做奴才，所以看到另外一帮人给皇帝做奴才觉得很亲近，自然就比较认同中国这套皇权体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皇帝负责，耶稣会士要干很重要的事是传教，如果人人自主，你得把所有人改变过来，才能将基督教传过去。但是，如果皇帝说这个事行就行了的话，你只要说服皇帝就行了，所以耶稣会士天生对皇权专制有一种偏好。这是孟德斯鸠给的解释。中国当时的正面形象是由于偏见造成的。
还有一些明确的挑战，比如一个专制国家君主这么残暴，中国人口还是增长的，比欧洲的增长还明显，前面我讲了，孟德斯鸠认为，比较世界其他各国的妇女，中国妇女的生育力出奇的高。他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张嘴就说。另外一个原因，中国是农业国家，基础在于稻米生产，稻米生产具有不确定性，虽然专制君主可以为所欲为，但影响生产以后，一闹饥荒，有人会上来把他推翻掉。虽然内部没有任何制衡机制，但因为稻米生产的不确定性，遇到的饥荒，农民会起义把他推翻掉。这是他的解释。
还有一个是他自己没讲的原因，伏尔泰这些人之所以抬高中国，是为了批评当时的西方去做政治改革，他们是中国粉，把中国当成一个理想形象。而孟德斯鸠找到另外更好的政治理想，即英国的这套宪政体系。所以就我来看，真正把英国宪政思想总结出来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对他来讲，英国政体才是欧洲人应该去努力的方向，所以他跟伏尔泰这些中国粉的政治动机非常不一样。这是关于孟德斯鸠的观点。
知道这些观点以后，我有时候很好奇持“中国专制说”观点的人，想问他们是否接受孟德斯鸠的观点，比如中国妇女有超高的生育率的观点。当然这对有些会有很大冲击，原来中国专制说是来自于持有这么荒唐观点的一个人。但对中国人来讲，仔细想想，其实这个冲击也不大。为什么孟德斯鸠会讲这些荒唐的东西？因为他要回应挑战：中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而不得不编出这些理由来。对很多一再否定中国传统政治的人来讲，中国本来就那么坏，没什么好的。如此，根本不用解释那些荒谬的东西，因为那些荒谬的东西都是为了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其他人说得那么好，他要解释这个东西。但现在很多人没这个负担，中国一片糟糕，没什么可解释的，所以不用讲妇女生育率、稻米生产对皇帝的限制。
这种情况下，更多要回到问题本身。专制各人的理解不一样，我们就用孟德斯鸠的专制观点、专制定义，看看中国传统社会到底算不算专制国家。
首先我们要澄清“专制”的含义。第一点，我刚才讲到了，一定要区分君主制跟专制，很多人说中国专制时想都不想，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皇帝，一个皇帝统治所以是专制。但孟德斯鸠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统治可能有两种制度——君主制跟专制，君主制属于节制政府，不是专制的。这是一个常有的混乱。另外一个混乱，专制成为一个骂人的话，专制就是坏制度。孟德斯鸠讲得很清楚，专制是不好，但比起有些更坏的制度、更坏的政治形态来讲，专制不是最坏的。现在来看有比专制最坏，比如丛林政治，所有人针对所有人。当代中国街头政治就是丛林政治，谁都不服谁，城管来了我把城管捅了，医生把我的亲人治死了就上医院闹去，闹来闹去，没准我的事就闹成了。但对方也可以闹，这种情况下谁都过不好，谁都没有安心的时候。不像美国，美国开车超速就被抓，抓的时候，警察说什么就是什么，当场不敢反驳。我第一次被逮的时候就在28号公路上，逮的时候，我还开车门跟人拉拉关系什么的，刚一出门，后面就说你好在里面待着。我吓得突然听不清他说什么。后来我想看他长什么样，美国警探照灯照着，根本看不清，出来一个五大三粗的人敲你玻璃。美国警察比中国警察的权力大得多，开始不适应，中国有点事都会找人找关系将事了了，但是在美国多了以后就开始适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不服可以去法院告，但不是当场去挑战他的权威。回到孟德斯鸠，说专制很坏，但一个人把暴力垄断的政体比谁都垄断不了暴力的政体还要好一些。另外，孟德斯鸠虽然说节制政府的特点是贵族的钳制，如果有些政体里面，贵族不但没有钳制君主，每个贵族本人变成小的专制君主，这项制度还不如专制。当代中国每个城管都是一个小的专制君主。这种情况下，与其一个小商被这么多黑帮城管管着，不如弄一个大的黑帮出来，弄一个一党专政出来，也要比每个城管都是一个专政君主、小专制君主好得多。所以，专制是很坏，但是有比专制更坏的制度。
还有，专制指的是一种制度，不是指个人。现在乱用专制，比如说“你这个人太专制了”。孟德斯鸠虽然重视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专制指的是一种制度，不是个人的东西。这对我们理解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比如我经常看到反驳侯旭东的文章里说，你说中国不专制，但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多专制君主，《史记》《二十四史》里找那些君主横蛮的故事可以跟你讲一遍。这个东西不是政治理论里论证的方法，政治理论讲专制讲的是制度。如果找个人的话，美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断过被指责为专制的个人。不断有人指责现在的总统、现在的国家是专制君主、专制国家，包括刺杀林肯那个人，但是是喊着要杀掉暴君去刺杀林肯的。所以讲人不讲制度来说中国专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且，连美国也都可以被说成是专制国家。也有另一个极端的问题。你说希特勒专制，包括有人为希特勒杀犹太人辩解，希特勒从来没有直接杀死过或者命令杀死过犹太人。我没有做过这种历史研究，但我相信持这种说法的人有证据。确实，希特勒可能没下过命令，但这种情况下难道能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跟希特勒没有关系吗？包括希特勒做事时，受官僚的制约，但很难想象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不是一个专制甚至是一个集权的系统。现在给毛泽东辩护也这么说，说毛泽东当时做的很多决定受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的限制，怎么能说是专制呢？应该是民主协商的。但是，虽然他受人限制，但不是一个制度性的限制。这种限制，只是很现实的事儿，任何人的权力，再有本事的人、再雄心勃勃的人，像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人，很多现实权力肯定要受限制，但这种现实的限制跟制度限制是两回事，所以不能说个人受限制，制度就不是专制制度。反过来，不能说某个君主无法无天，所以制度本身是专制制度。
另外一个区分是要专制跟极权做一个区分。极权是专制的极端特殊形态，是20世纪才有的现象。我们经常说专制时，把专制跟极权放在一起。这种混淆带来的后果，也是两方面：一方面，现在很多人用当代的极权政府去想象中国传统社会带有专制成分的政府，比如秦始皇。毛泽东自己也是，自比秦始皇、自比法家。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过一篇文章，《被冤枉的法家》，里面影射、但没有明说的是，毛泽东自比秦始皇、自比法家是对法家、秦始皇的侮辱。秦始皇有其专制的东西，但这是通过官僚政体实现的，毛泽东的文革恰恰打破了这套理性官僚制。法家的现代版本是军国主义，毛泽东的东西跟法家的东西有很大区分。现在老把纳粹烧书的事情跟焚书坑儒连在一起，纳粹烧书是要改变所有人的思想，全方位控制人。而秦始皇跟法家支持烧书有另外一套论证，根本没想控制人的思想。好像表面都一样，都在烧书，都是专制的政府，其实背后的动机差别很大。这时候专制跟极权混在一起造成误解。反过来讲，为中国传统辩护的人会说，中国传统再怎么样也没像纳粹包括文革那个时代那么糟糕，那只是说中国那些制度不是极权制度而已，不能说它不是专制。
最后一个区分，封建专制。我们经常说中国两千年是封建社会。很多欧洲人讲，封建制度恰恰是自由的，反而是后封建的现代制度可能是专制的。如果理解封建含义，封建制度恰恰是孟德斯鸠讲的有独立制度去制衡君主的制度，中世纪的制度是封建制度。封建跟专制恰恰是相对的，但不是绝对相对，有些封建制度也有专制成分，也有很强专制的因素，比如孟德斯鸠讲匈牙利、波兰包括西班牙这些封建国家有更强的专制味道。但不管怎么样，封建基本上有独立贵族这样的政体跟专制恰恰是相对的，而且摆不到一块去。怎么摆到一块去我没有做研究，看做思想史研究的人说，应该也是从日本过来的，日本提出“封建专制说”，通过日本慢慢传到中国，传到中国很重要的掮客是陈独秀。1939年毛泽东提出“封建专制说”，后来中国的五阶段论，原始共产主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用封建专制描述。大家想想，封建专制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封建跟专制恰恰是关公战秦琼，说不到一块去的东西。这是一个澄清。
跟我们论题相关的，反驳侯旭东一个人叫黄敏兰（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教授），她经常对比说欧洲不专制，但中国那么专制。她举的例子大多是欧洲中世纪封建时代的例子，封建时代主流是不专制的。举中国例子都是中国后封建时代的例子。中国封建时代跟欧洲封建时代最接近的时代是西周，而西周以后、秦以后的政体跟欧洲中世纪差得非常远，像欧洲1500—1800年那个时候政体演变的状态。所以跟欧洲比的话，中国古代没有落后，中国提前欧洲两千年进入了现代社会，只是跟欧洲的现代形态不太一样，但确有现代社会、有后封建社会。这么去看，如果想拿中国跟欧洲比的话，应该拿中国的封建社会跟欧洲的封建社会比，拿西周包括春秋时的社会跟欧洲的中世纪去比。很多对比，比如黄敏兰拿欧洲的封建时代跟中国的秦以后的郡县时代比，真的要去比的话，应该封建对封建，后封建对后封建，这样才是一个比较办法。
最后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后封建时代的中国（即秦以后的中国）政体，如果用孟德斯鸠的标准，符不符合他讲的专制政体？还是一个节制政体？这是我们应该要关心的，是从制度层面，而不是从个人层面。文章里我引入了梁启超的说法，梁启超思想多变，其中有一段时间想法认为中国虽然有君权，但君权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所以中国不是专制的，“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如果这样的话，按照孟德斯鸠定义，中国政体就是专制政体，你虽然想有，现在没制度限制就是专制政体。
反过来讲，吴晗跟费孝通对中国皇帝是否受限制有争论。吴晗说费孝通说错了，中国是专制，为什么？他说，“虽然在理论上、在制度上，曾经有过一套以巩固皇权为目的的约束办法，但是，都没有绝对的约束力量”。按吴晗理解中国历史的话，中国传统政制恰恰不是专制的。孟德斯鸠讲得很清楚，就是对皇权有制度性的约束。但是，任何制度对皇权、对君主或者动统治者的权力约束都不是绝对的，美国也不是。吴晗恰恰把专制的意思理解错了，以为有一种绝对的、永远有效的约束才不是专制的。所以我们真正要看的是后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不是有一套相对有效的制度约束，这其实才是判断中国是不是秦以后的传统社会是不是专制，秦以前都不用说，就不是专制的，而是封建社会，关键是秦以后的专制。
前面我说到是不是专制不是黑白的差别，而是光谱的差别，孟德斯鸠自己都承认专制社会有限制因素。反过来，民主社会虽然由人民统治，人民作为统治者，但是，如果人民主权没有任何限制，同样是专制政府。法国大革命所谓的人民统治政府，也是最专制的一个政府。孟德斯鸠当然没有经历法国大革命，就讲英国革命把国王杀了以后，在克伦威尔时代，那个时代英国人离专制是最危险的接近，因为王没了、政府没了，所有制衡的东西没了，人人喊杀，人民的力量没有任何限制。现在经常说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孟德斯鸠恰恰不这么想，他认为民主可以变成很专制的政体，因为专制的对立面是节制，不是民主。民主是人民作主，是否专制关键看作主的人或者这个群体受不受限制，如果人民作主人民没有限制，这样的政体是专制政体。最好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
说专制与否是光谱上的差别，既然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专制的，按他的理解展开，至少中国政体比起欧洲封建时代的政体或者比欧洲现代早期政体的专制成分强得多。所以我们回答中国到底是不是专制，则要回答中国秦以后的传统政体是不是比欧洲的封建政体跟现代早期的政体要更专制。支持“中国专制说”的人也承认，魏晋南北朝时，皇帝权力受到大大的限制，魏晋南北朝实际上是士族、半贵族的政体，士族门第这套制度近似于封建制度。如果封建制跟节制政体是紧密连在一起的话，至少我们没法说两千年中国政体专制，至少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包括唐代晚期都有点封建割据意味的政体。封建割据是一套话语，有好的方面，有对抗一个绝对专制的君主的功能。所以你要中国专制不专制，两千年历史，不能用“专制”这一个标签把全部给贴上。
在中国皇权比较集中的时代，当时中国有一个孟德斯鸠不太了解的群体——官僚。孟德斯鸠精神上传承的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讲法国一方面有绝对君主的倾向，但绝对君主的倾向被官僚化倾向制衡着，在一个绝对君主政体下，官僚起到重要的制衡作用。这是托克维尔的观点。如果托克维尔观点是对的话，中国有很强的一套官僚体系。这种情况下，孟德斯鸠对专制理解有他自己时代的限制，只意识到贵族能限制君权，没有意识到官僚也可以。为什么？因为他的时代恰恰是欧洲刚从封建时代往中央集权理性官僚制时代过渡，官僚还没有产生。所以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提到中国政体时用了很多词，专制君主一人揽权，什么事都要自己管，很累，而专制君主又很懒，怎么办？会找一个第一奴隶，让奴隶帮他管这个事。这个说法在罗马帝国里经常有，罗马帝国的皇帝经常带一个古希腊的奴隶，古希腊奴隶博览群书，什么都知道，帮皇帝处理这些事情，但他的身份是奴隶，被主人拥有。包括路易十四的守望大臣，过的真跟奴隶一样，大晚上陪着国王睡着，一有什么事被叫来打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中国的宰相，即使是最混乱的时代，都没有惨到那个份上。还有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里的半奴隶半宰相的形象，帝国经常掠夺希腊的小孩，他们是奴隶，同时又是地方的执政官。法国还没有履行官僚制，所以想的不是官僚制的东西，通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去想象。总之，孟德斯鸠没有理解到官僚在后封建时代对君主的制衡作用。
余英时包括阎步克讲中国的官僚制衡不了皇帝，为什么？因为官僚的权力来自于皇帝。虽然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最终权威是皇帝给的。这种权力完全从属于皇帝的官僚，更像韩非子、法家讲的官僚，而不像儒家讲的官僚。这种情况下，“官僚”一词有误导，儒家讲的“官僚”是士大夫，士大夫有自己一套精神系统，认可的精神系统是天道，跟皇权是独立的。本身有一套独立信仰。因为有独立信仰，同时又有一套独立的运作机制，跟皇权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简单地附属于皇权。受儒家影响还有很多限制皇权的制度，比如“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自治的。士权有独立性，大家知道万历十五年，皇帝斗不过那帮士大夫干脆不上朝。皇太子要由士大夫教育，受儒家限制。皇帝死了以后，儒家负责给你按个谥号，你可以胡作非为，但我让你遗臭万年，给你弄个“哀帝”这样难听的谥号。还有包括中国官史的修订，把你所做的事情都记下来。所以中国有很复杂的、全面的一套制衡制度。
我们讲皇权时，经常跟欧洲意义上的绝对君主等同起来，引用路易十五的一段话，这个国家是我的，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但真正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甘怀真教授说，皇帝是家长，整个家是大家的，我只是家长而已。皇帝更像CEO，天下是老天的，皇帝只是一个代理者而已。这种情况下，没有绝对的皇权。甘怀真老师说得很有道理，如果是绝对的君权没有限制，当然专制，关键是中国皇权本身就不绝对，如果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对这个不绝对皇权还有那么多限制，专制的意涵越来越轻。
我这篇文章没有给出结论，没有说中国传统政制不是专制，但我想说中国很多专制的说法没有注意这些。并且阎步克反对“中国专制说”时，说专制是一个光谱，不是黑白的东西，反“中国专制说”应该从光谱考虑。反过来，说中国专制的时候，这些学者很少有去历朝历代进行研究，在光谱上把中国制度跟专制的东西标出来，我自己不做历史、不做思想史，没有能力给出一个结论，但我想说，在没有进行细致研究之前，别一棒打死，用专制形容传统制度。
附带一块相关的说法，有人把大陆同情儒家的学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贴了一个标签叫“大陆新儒家”，我自己也被放在大陆新儒家里面。其中秋风提出“儒家宪政说”，中国一直都有宪政。然后有些人反对，说胡说八道。我想这里面一个很大问题是专制跟宪政的对立。但按孟德斯鸠的说法，专制跟节制对立，宪政只是节制的一种可能性。所以你把专制跟宪政对立的话，如果发现中国传统有很多制衡专制的成分，那就只好说中国有宪政。但我自己觉得中国传统跟英国意义上的宪政有很大差别。但如果把专制跟宪政对立起来，我们就只好说，传统中国也有宪政。但是，英国狭义意义上的宪政只是节制政府的一种可能性，而中国可能有另外一套节制的政体。
最后，讲这些东西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讲了，不要把传统政治一棒子打死。传统政制有不好的地方，但中国混了五千年，总体上还不错，总是有点原因的，不会只是因为专制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犯的很多错误，中国以前就干过，中国传统的政治资源，被贴了“封建专制”以后就浪费掉了。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我觉得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错误，是思想上不深刻、政治上非常错误的运动。错误在什么地方？不是说中国当时没有问题不要改，而是说有病乱投医。病是有的，给的药方全是错的，为什么？如果回到孟德斯鸠专制与节制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里，节制来源恰恰是儒家建立的制度上的制约，结果新文化五四时要打倒孔家店，孔家店是制衡专制，结果恰恰要被打倒。发现中国越来越专制以后，这些反传统的人，不去反思是不是打错了，而是认为专制太根深蒂固，还得接着往深的打。我就说这没完了，打错了永远打下去，深挖下去。按孟德斯鸠的理解，这些做法恰恰把儒家这套制衡东西去掉，给专制造成了最好的土壤。因为所有的制衡君主的力量，如士大夫、乡绅的力量都没有了，没有以后，不是说必然导致专制，但给专制造就了最好的土壤。
前面我提到王绍光，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孟德斯鸠“中国专制说”，但他是左派，最后想为毛泽东辩护；西方意识一直对中国有偏见，对传统中国有偏见，对毛泽东有偏见。我觉得对毛泽东不是偏见，就是专制、极权，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说你不能为传统中国辩护顺带就为现代中国辩护，因为传统中国跟现代中国有太大的断裂。反过来讲，阎步克是支持“中国专制说”的，说“中国专制说”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为什么清朝皇权专制跨了这么多年，马上又有了毛泽东时代？因为中国传统专制的根基。我理解不是这样的，恰恰是把皇权时代的制衡因素都打掉以后，才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里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种极端专制极权政体。这是一个对政治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对将来下一步怎么走有指导意义，怎么样去制衡一个不受节制的君主或者一个政党，怎么才能建立起一条道路，中国什么的传统因素拿过来作为同盟，什么东西应该作为批判东西。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何海波：谢谢白教授！白彤东教授向我们展示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复杂性，我想他做到了一点，学者应当对流行的说法保持警惕。但是学者论断也应当接受检验和批判。下面有请周濂教授。
（因微信字数限制，后半部分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天推送的第二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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