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
撰文：罗伯特·杰伊·利夫顿
翻译：王毅 刘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纳粹医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1章：绝育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
“元首认为医学的清除作用极为重要，比方说远远超过了官僚机器的作用。所以在他看来，医生的职责是、或者应该是种族领导的一个方面。”
——马丁·鲍曼
“人民共和国必须坚守一点：只有健康者才能生育孩子……在这一点上，国家必须作为一个美满未来的守护者而承担责任……必须将最现代的医学技术手段运用于此。必须宣布，所有那些无论在哪个方面可看出是有病者，或者是有遗传病者，都不适于繁殖，不适于繁衍下去。”
——阿道夫·希特勒
第一步：政策与法庭
唯有在纳粹德国，绝育成为大屠杀的前锋。但强制绝育的项目并非纳粹德国独有。它们在西方世界的很多地方都存在，包括美国。绝育在美国有着强制的历史，有些时候是违法的绝育，主要用于我们社会的底层。在19、20世纪之交，在美国的刑罚机构，发展出了一种形式相对简单的输精管切除术。这个过程，伴随着人们对优生学兴趣的增长，导致了在1920年美国25个州颁布法律，为患有精神疾病的，以及被认为有遗传缺陷的罪犯实施强制绝育。
无怪乎，在1923年，一个倡导绝育的德国医生兼遗传学家弗里茨·伦茨（Fritz Lenz）（他后来成为了纳粹“种族卫生”项目的主要理论家），申斥其同胞，称在绝育领域方面，与美国人相比太落后了。伦茨抱怨，魏玛宪法中（禁止在人身上进行身体改变）的条款阻止了输精管切除技术的广泛应用，德国完全无法与英美优生学研究机构相比（比如，由查尔斯·B·达文波特领导的纽约寒春港的研究机构，还有华盛顿的由玛丽·哈里曼领导，得到了卡内基研究院（Carnegie Institution）资助的研究机构）；德国也缺少美国的那种法律，即禁止有癫痫病或精神发育迟滞者结婚，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不过，伦茨也批评美国，认为其只是一般性地关注对“白人种族”的保留，而没有特别关注 “北欧日尔曼种族”（Nordic race）的保留，于是，他相信，“为了北欧日耳曼民族生存的千年之战，下一个回合很可能在美国打响。”这种单独的保留，意味着，早期德国关注的是一种特定的种族存在——“北欧日耳曼”或“雅利安种族”，但这没有得到现有知识的支持。
美国有过大量的种族优生学狂热，因担心“国家退化”，担心威胁到“文明种族”的健康，美国有过对大量罪犯和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绝育的冲动，这些人被视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猛跌”。与美国优生运动相关的，是一种生物医学愿景。在1923年出版的A·E·韦加姆所著的一本书中，对这种愿景有过某种程度的说明：“生物学给予政治家的第一个警告是,人类的高等种族正在倒退；……你们迄今为止所管理的文明是自我毁灭性的；这种文明总是毁灭其创建者；你们不去改进人本身，而是把巨大努力花在改进人的命运上，这不过是加快了人被毁灭的到来。”
（遗传学与优生学必须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遗传学过去是、现在也是一门正当的科学，但当时它的发展有限[作为一门科学，它开始于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的认可]，其当时的原理很粗糙，常常是假的，被纳粹所利用。“优生学”是弗朗西斯·高尔顿在1883年创造的一个词，指依据表面的遗传价值强化某个生物群体的原则；尽管有一些进化论的主张，以及后来提及了遗传法则，但优生学并没有科学基础。）
然而，德国版本的优生学有一种典型的过度幻想的色彩，伦茨早期（1917）的宣称显示了这一点。在给自己的教授阿尔弗雷德·普勒茨（此人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1904年创建了“德国种族卫生学会”）的一篇论文中，他写道：“种族是一种价值标准”，“国家并不是用来保证个人得到其权利的，而是用来为种族服务的。”伦茨将他的倡导理解为一种“有机的社会主义”，并担心如果没有激进的优生项目的话，“我们[日耳曼]种族就注定会灭绝”。
对于1920年代伦茨这样的德国人来说，进行广泛的强制绝育变成了一种神圣使命，一种导致他们去信奉国家社会主义的使命，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有着相似的承诺。美国和英国的优生学倡导者有时也会有这种德国式的极度幻想，但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允许对此进行公开批评和法律纠正。在英国，在法律上，对强制绝育有持续的阻力；在美国，也会出现关于个人权利和质疑遗传学所知有限这样的声音，最终导致那些通过了绝育法的州，在实施层面被废除或搁置。然而，在纳粹德国，这种遗传幻想的极端生物医学愿景与极权主义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无情地、没有法律干预地进行一个更为广泛的强制绝育项目，超过了以前所有的尝试。的确，整个纳粹政体建立在这种生物医学愿景之上，它要求一种种族净化，这样的净化必然从绝育发展为大规模屠杀。
早在《我的奋斗》出版的1924—1926年间，希特勒就已经宣布德国民族神圣的种族使命是：“汇集和保存最有价值的基本种族要素……慢慢地，但肯定地将其提升到一种支配地位。”他谈到了绝育（“最为现代的医学手段”）的必要性，而这正是基于这个由国家来进行干预的种族的不朽愿景（“一个美满未来”）。对他来说，这个赌注是绝对的：“如果为一个人自身健康而战斗的力量不再出现，那么生存在这个竞争世界上的权利也就结束了。”掌权之后——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宣誓担任第三帝国首相，在把生物医学想象运用在集体的生或死方面，绝育成为纳粹政权最先实施的政策。6月22日，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颁布了早期的绝育法律，他宣布德国处于“民族（或‘国家’、‘种族’）死亡”（Volkstod）的严重危险之中，所以必须采取严厉和彻底的措施。这个法律在3周后实施，此时希特勒上台还不到6个月。随后也在这一年，又对这个法律做了修改，并进一步扩展。它变成了基本的绝育纲领，奠定了纳粹政权用医学手段来结束“不值得活着的生命”的基调。在那些用外科手术来绝育的“遗传病”人中，包括各类先天性智力低下（现在称为智力缺陷）者，估计有20万人；精神分裂症者8万人，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人2万人，癫痫患者6万人，亨廷顿氏舞蹈病（一种遗传的大脑疾病）者600人，遗传性盲人4000人，遗传性聋人16000人，严重身体畸形者2万人，遗传性酗酒者1万人。预估的41万人总数被认为只是初期的数字，主要是那些已在医疗机构治疗的人，估计还会有数量大得多的人最终被识别出来，并进行绝育。
纳粹政权设立了特别的“遗传健康法庭”，决定哪些人被绝育，法庭的构成，体现着这个政权所想要的，即医学与纳粹党影响的结合。法庭的3个成员中，有2个是医生，其中一个是行政卫生官员，很可能和纳粹党有密切关系；另一个表面上拥有遗传健康方面的知识。第三人是一位地区法官，也多半与纳粹政权关系密切，他担任主席和协调人。也有上诉法庭，它对有争论的案子做出最终决定，纳粹政权最认可的一些医学学科带头人在此任职。法律规定，所有医生要向健康官员报告其行医时、或其他场合中遇到的，属于上述各类绝育对象的人，并要就这类事情提供证词——不受病人—医生保密原则的约束。医生也要实施绝育手术。整个过程得到了法律和政治权力的支持。
1935年10月18日，紧接着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律（8月15日）的颁布，一项规范绝育和结婚许可的重要法令出台，它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和任何性接触。纽伦堡的法律制定者们，将自己形容为“深深地知道，德国血统的纯正是德国民族持续生存的前提，有着不屈不挠的决心来确保未来所有时候德国民族的安全”。
有一些泄露出来的关于绝育方法的讨论。受到喜爱的手术方式是结扎男性的输精管和女性的输卵管。柏林大学女性诊所所长G·A·瓦格纳教授希望法律能提供一个选择，对那些有精神缺陷的女性可以切除整个子宫。他这种令人费解的观点，建立在“遗传健康”的原则之上：有精神缺陷的女性在绝育之后，尤其有可能对男性进行性袭击（男性现在不必担心让她们怀孕了），所以就可能发展出淋病，而淋病感染了子宫颈，就是最难医治的疾病了。那些从这些女性身上感染淋病的男性，反过来又会传染那些拥有优秀遗传特性的女性，导致她们不育。其他一些医学评论者，不怎么关注遗传，而更具体地涉及道德议题，他们赞同切除那些有乱交倾向的女性的子宫，让其绝育。更具预兆性质的，是一个官方法令：在某些建立在“科学试验的基础上”的具体情况下，允许使用辐射（X光或镭）来绝育。这些试验，表面上是为了改进针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医学手段，但其实是后来对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的犹太男性和女性进行X光绝育试验的前奏，这种绝育实验广泛、有害、有时是致命的。
各类机构的主管们有一种强烈的绝育冲动，消灭众多情况下可能会有的遗传影响：盲人、聋人、各种先天缺陷者、畸形足、兔唇和腭裂这类“残废人”都在绝育之列。这种遗传主导的世界观，要求医生们引发各种讨论，即不仅仅对虚弱者和残损者进行绝育，而且对他们的亲属、对任何有可能“携带”他们缺陷的人都进行绝育，讨论如此做法的明智性。毫不令人吃惊，弗里茨·伦茨在这上面走得最远。他提出了对那些只有微弱精神疾病征兆的人也进行绝育的好处，尽管他也承认，如果激进地应用这个原则，将会导致对整个德国人口的20%都进行绝育，这相当于2000万人！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人性上的努力看来就只能是请求做一些限制和豁免了。比如，著名的反纳粹的柏林精神病医生卡尔·朋霍费尔建议，那些既有遗传缺陷又有超乎寻常之秉赋或天才的人，不应被绝育；慕尼黑精神病医生奥斯瓦德·布姆克医生提出，不应对那些分裂性人格而非精神分裂症者进行绝育，他警告说，由于遗传影响的复杂性，精神分裂症本身也不会因绝育而根除。（优生法庭有时的确对一些具有艺术天赋者做了豁免。）
然而，纳粹政权打消了进行相关限制的念头，并使用了一种医学紧急情况的说辞，说那些处于壮年的有着遗传瑕疵的人，是“危险病人”和“紧急情况”。所谓“紧急情况”,是指那些有精神缺陷但身体健康的16岁到40岁的男性和女性，处于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和躁狂抑郁症患者，以及50岁以下的癫痫患者和酗酒者，等等。所以，绝育法庭收到的豁免请愿，十有八九会被否决。1934年特别法庭收到的这种请愿，被否决而执行了绝育的，超过90%（尽管前面已经有一个挑选过程，已经阻止了一部分请愿提交给法庭）；不到5%的请愿递到了上一级法庭，得到了支持。然而，避免绝育必须得到合法批准，这个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法庭对此审议严格保密，显示着医学权威的权力和神秘。
就绝育标准（尤其是涉及绝育人数最多的精神状态评定）和所谓的遗传因素而言，这样的法律架构掩盖了许多混乱而随意的裁决。政治上的考虑必然影响着诊断和决定，在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和亲密助手马丁·鲍曼发出的一个指示中，这一点表述得很清楚。他指示，在对智力低下者的诊断中，必须把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考虑进去。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对纳粹有敌意，就很容易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但要是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纳粹党员，就得非常谨慎了。政治形势和政策上的随心所欲，也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到这个项目。尽管绝育项目是高度优先的，但无疑也有热情消退的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实际上有多少人被绝育，较为可靠的估计，一般认为是在20万到35万人之间。
结合绝育的法律法规，并作为种族政策的进一步表现，纳粹政权采取措施，建立了全国性的遗传缺陷者卡片索引。在一些大学里，设立了遗传生物学和种族优生的研究机构，比如，由法兰克福一位教授奥塞玛·冯·瓦舒尔创立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利用医院、法庭，以及当地和全国医疗机构的资料，查找可追溯到几代人的个人遗传信息。医生作为遗传顾问和警察，变成了警惕的“确保家庭免除遗传缺陷的保护者”。换言之，绝育成为了纳粹生物统治的医学支点。
狂热的遗传学：恩斯特·鲁丁的作用
纳粹绝育项目中，一个主要的医学代表人物是恩斯特·鲁丁，一位瑞士出生的具有国际声望的精神病学家。他原来是伟大而权威的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的学生，后来成为阿尔弗雷德·普勒茨建立“德国种族卫生学会”时的亲密助手。鲁丁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研究者，他把自己的使命视为：将孟德尔遗传法则和优生学原则应用于精神病学。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和助手告诉我，“他生命的目的”是要为精神病学建立遗传基础，“与其说他是一个狂热的纳粹，不如说他是一个狂热的遗传学者。”
然而，作为纳粹的鲁丁还是出现了——1937年鲁丁加入了纳粹党，那一年，他60岁。威廉皇帝学会精神病学研究所设在慕尼黑，鲁丁以该所所长的显赫身份，与纳粹政权密切合作，该政权致力于他赞同的遗传学原理，鲁丁也成为绝育法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成为纳粹政权种族政策在科学合法性方面的一个重要来源（包括和汉斯·F·K·冈瑟一起协商，后者是纳粹首席人类学家兼宣传者，但其知识声誉并不佳）。鲁丁没有卷入“优生”项目的直接医学杀人，但我对他的一个年轻助手做过访谈。这个助手有一个感觉，认为自己的老师尽管对这个项目肯定不知情，但如果该项目能做到谨慎的医学控制的话，他很可能会非常赞同它的。
1943年，鲁丁的那本刊物《种族和社会生物学文档》刊发了一期专刊，庆祝纳粹党掌权10周年,鲁丁撰文赞美希特勒和这场运动是“决定性的……开创性的一步，使得种族卫生成为德国人民中的一个事实……抑制了先天疾病和缺陷的繁殖。”他赞扬纽伦堡法律“防止了犹太人的血液进一步渗透德国基因库”，也赞扬党卫队所具有的“终极目标，即创造一个德国日耳曼类型的特殊民族群体，这个群体在医学上更优秀，且健康”。
鲁丁的一个近亲——也是一个医生——告诉我，当时鲁丁觉得“有必要”写这些东西。当我问鲁丁是不是真心实意时，他回答道：“嗯，一半对一半吧。”鲁丁虽然最终很明显对纳粹政权感到幻灭，但他从来没有（据他的一个前同事所言）让自己辞掉职务，而总是想通过他的职务来做事情。
我所访谈过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认为鲁丁是残忍之人，相反，他们觉得鲁丁正派，献身于自己的工作。然而，他不仅服务于纳粹政权，而且在推动种族政策的医学化方面，他还以自己及科学声望做了很多——这不完全是指那些杀戮，更多的，是指压制某个群体的生命的延续。他还以极端的形式证实：纳粹生物医学愿景吸引了某些科学家，即某类生物学和遗传学方向的科学家。
反对绝育
反对绝育的，看起来并不多。天主教教会虽然不赞同，但避免在这件事上对抗，教会除了强烈施压，不让天主教徒的法官和医生去执行这个法律外，别的没做什么。遗传健康上诉法庭的一个法官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压在医生身上的“不同寻常的责任重担”，医生们得去做“不为治疗为目的”的手术。然而，格哈德·瓦格纳——当时一个领头的纳粹医学权威,也是绝育的积极倡导者——否认医生身上有任何这样的道德冲突。一家纳粹党的报纸开了一个专栏，起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生存或死亡”，提出一个愚钝的观点：国家的生存优先于“良心的教条与冲突”，并且，反对政府项目会遭遇强烈的反击。
我所访谈的那些医生中，绝大多数人告诉我，他们当时赞同绝育法。他们相信该法律与预防遗传缺陷的主流医学，以及和遗传学知识是一致的，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对该法律的强制性有一些疑虑。这些医生们全都强调，在看待这些绝育政策和后来的“安乐死”方面，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
关于绝育方面的决定，受到一些官僚争斗的影响，这些争斗发生在医生与律师之间、极端热心者与不那么热心的人之间。我访谈过一个医生约翰·S，他曾是纳粹医学项目的一个带头的组织者和高度参与者，该项目也包括了绝育。他认为，“法律界的人把这个法律搞得一团糟。”他和他的医学同事坚信，“把[让谁绝育和什么时候绝育]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医生团队，会合适一些。”虽然精神病医生们后来强调，他们在做绝育的决定时是很克制的，可是S医生谈到一些事情，说有些人的心理障碍对生命不构成威胁，比如可治疗的抑郁症，对这些人，医生们会克制住，不对其进行绝育。他谈到，即使是格哈德·瓦格纳（他是要美化瓦格纳）也在约束一个医疗官员，警告此人说“这并不是一场猎兔。”S医生承认，对此事的过分热情很普遍，但他还是倾向于找到借口，认为是那个时代理想主义的产物：“这股贯穿于1933年到1939年的巨大热情是不能否认的。每个人都想做出贡献。最早颁布的纳粹法律之一就是[遗传]健康法。所以，[国家]健康官员展露雄心，让尽可能多的人绝育。”
医学的纳粹化
医疗届（医疗职业）的纳粹化——是从绝育走向直接医学屠杀的一个关键，而这是通过意识形态狂热与系统的恐怖相结合而实现的。柏林大学医学部的鲁道夫·拉姆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指南，提出每个医生都不再只是病人的照料者，而要成为“基因的栽培者”，“人民的医生”和“生物学战士”。拉姆虽然重提了医学理想的传统形式（“内在的召唤、高度的伦理，渊博的知识……牺牲和奉献”），但他赞同放弃旧的“自由派唯物主义精神”（尤其是和医生行业里犹太人的影响有关），转为去获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所以，医生们应该去执行格哈德·瓦格纳为其公共卫生办公室所确定的任务：“推进和完善德意志民族的健康……确保人们认识到他们在种族和遗传禀赋方面的充分潜力”。（注释24）拉姆进一步谈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突破性的生物学思维”，这可以让医学领袖们在纽伦堡法律和绝育这类扭转种族衰退的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很好地完成这些项目，医生们必须成为“遗传学医生”，这样他们就变成了“种族的守卫者”和“人口政治家”。通过履行“公共关怀”，即阻止“因不相配，以及种族差异等繁殖而来的‘退化’……，并维持和增加那些好的遗传”，医生就能够实现“保持纯正血统”的国家目标。
拉姆也讨论了绝育的好处，并把医生应无条件救治病人的普世原则称为“错误”，因为对于不能医治的疾病和精神错乱者来说，“安乐死”是最为“仁慈的治疗”和“对人民的责任”。这种责任永远是第一位的。与个体病患相比，医生应该更关心“人民”的健康，要教育医生去克服那种旧的“救死扶伤”的个人主义原则，代之以“对[种族]健康的责任”。所以，约翰·S就自豪地向我谈到了成为“‘国家身体’或‘人民身体’（Volkskorper）的医生”的原则，以及“我们对集体的责任”。
拉姆的指南，也强调一个医生要成为一个生物学军人，成为一个“警觉的生物学战士”，生活在“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生物学国家结构的伟大观念”之下的。它宣称，“不同于其他政治哲学或政党大纲，国家社会主义是与人的自然史和生物学相吻合的。”医生们会为这样的讯息而激动。比如，S医生描述，听了纳粹党副主席鲁道夫·赫斯在1934年一次群众集会上讲话后，他随即就加入了纳粹党，因为赫斯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应用生物学。”在为纳粹医学组织所做的工作中，S医生认为自己主要是在传播一个生物学讯息：“我们想要实施生命的法则，即生物学法则。”他所在的医疗集团，蔑视任何不遵守该原则的政治：“我们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们把生物学方面的思考引入到[党的]政策之中。”他强调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医生们有必要将理论知识与直接的人类体验结合起来，唯如此，医生们才能充当真正的生物学福音传道者的角色：“每一位医学从业者，其生物学知识都超过了哲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因为医生已经‘看见了’生物学。”
与此同时，又有一种主张，认为纳粹医生的渴望的身份是由医学传统自然进化而来的，——这种传统现在要求“德国化”和“优生化”。两个医学史学家洋洋洒洒写了一本书，对此加以论证，书名是《四个世纪中日耳曼医生的面孔》。它突出介绍了帕拉塞尔苏斯,16世纪一位伟大的瑞士—德国医生兼炼金术士，赞扬其科学经验主义和国家主义。该书引用他的话：“每个国家都会出现本国的疾病，并培育出本国的医药和医生。”比他时代更近的德国科学家，尤其是在植物遗传学上做了开创性工作的卡尔·科伦斯，则被赞美，称他“在国家社会主义人民国家的优生和种族生物学措施方面，奠定了有关基础”。这两个作者的党卫队军衔出现在书中，党卫队首席医生恩斯特·罗伯特·冯·格拉维茨为此书作序，并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医生，他们都是“生命的保护者”，他们“知道自己对我们人民的未来负有深深的责任”。
另一本医学伦理学的书也有这样一篇序，作者是一个职位较高的党卫队医生约阿希姆·姆鲁古斯基，他担任了卫生研究所的所长，在奥斯维辛使用的齐克隆-B毒气，正是由该机构负责维护和分配的。1948年，姆鲁古斯基因大量参与致命的医学试验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他作序的这本书写于一百年前，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威廉·霍芬兰，此人是德国伟大的现代医生兼人道主义者之一。在序言中，姆鲁古斯基强调霍芬兰是“生命圣火的祭司”（霍芬兰的原话），“治疗的技艺”是医生的“神圣使命”。他部分地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谈到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打破研究与治疗的界线，因为研究工作的结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纳粹医学理想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希波克拉底，将自己与希波克拉底誓言联系起来。纳粹宣称，医学已“失去了精神意义”，格哈德·瓦格纳认定其主要原因是犹太导师们教学中的“机械导向的精神”。所以，需要“回到较早一代的伦理学和更高的道德状态……它是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坚实哲学大地之上”。最后，党卫队的全国领袖和纳粹警察系统的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本人也将希波克拉底作为党卫队医生的榜样。有一套提供给党卫队医生阅读的小册子丛书，丛书的标题是《不朽的医生》。希姆莱为它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谈到了“伟大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说他的一生是“性格与成就的融合”，这“昭示着一种在今天并未衰减的道德和力量，而且仍将决定未来的医学行为和思想。”这套丛书由格拉维茨编辑，正是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授权”而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一位证人在纽伦堡医学审判的法庭证词中提到，纳粹欣然接受希波克拉底原则，这是对“世界历史的一个讽刺性玩笑”。然而，这种极度荒谬却有其内在逻辑：服务于更大的治疗，在此过程中，医学职业——甚至整个德国，就都有了重铸感。
在某个领域，纳粹的确坚持与医学传统的明确的切割：纳粹一直攻击对方，称对方不关心群体，不关心人民，而是夸张的基督教对虚弱个人的怜悯和同情。如同拉姆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半尼采的立场包括了对基督教博爱或仁慈原则的反对，对基督教教会“诫命关心病不可治之人，给他医疗帮助直至生命结束”的反对。纳粹党的医学纲要《目标与道路》，从1931年奠定之时起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一个高级医疗官员亚瑟·古特也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宣称，“ ‘爱你的邻人’这种病态的幻想，必须消失……国家最高的职责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遗传优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此确保遗传优良和种族纯正的民众[人民]万世永存。”他还增加了一种浪漫幻想的原则：“只有终极目标的光芒中，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如同纳粹德国的每个人，这个医生也期待自己变得“坚强”，接受希特勒所称的必需的“冰冷逻辑”。
纳粹政策的基调是转换，用拉姆的话来说，就是：“每个医生和所有医生的态度改变，整个医学职业的一种精神和心智的再生。”而且，真正的医生“不仅必须是党外的党员，还须在内心深处坚信生物学法则，这种法则构成了其生命的核心。”而且，医生还要去做“这些法则的传道者”。S医生认为纳粹医学已经实现了部分转换，也就是说，它克服了对“技术性东西”的过分强调，转变了“只知病不知人”的倾向，“把一直忽视的灵魂问题放到了最显著位置。”
然而，纳粹所想要的，不仅仅是身心兼顾的医学或“整体”医学，他们所追寻的，具有生物学和医学神秘主义的性质。比如，姆鲁古斯基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序中写道，“对于我们，今天[德国]人民是神圣的。”关于医生与人民、或者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他补充说“只有在治疗的技艺中，才能发现生命的神话。”其他一些论者将第三帝国视为“德国历史上固有的，并向着那个时刻而奋斗，这就是，人民成为神的器皿，（传播真理和光辉）。”在我所描绘的这种愿景中，那些医生—生物学家将自己视为人民这个神秘团体的核心。
因此，如同一位纳粹医生所言，必须发展出“医生群体的整体性，医生们对人民有着整体的献身。”对自己的生物学神秘主义来说，这名医生用了“生物学社会主义”一词。他坚称，纳粹能够联合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这二者都“承认生命的自然现象”。所以，“大脑第一次开始明白，在它之上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对此它必须承认”；“人变成了……生存王国中的一个工作成员，只有在各种自然力量相互平衡中工作，人的各种权力才能实现。”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神秘主义，尤其是群体神秘主义，被赋予了一张生物学和医学的面孔。（在本书第5章中，我将较为详细地讨论这种生物学浪漫主义。）
医学的“一体化”
这种纳粹的医学社会思潮，尽管大部分医生只是部分信奉它，但却成为重组这个职业的基础。这个重新组织的过程被称为“一体化”（Gleichschaltung），意思就是“协调”或“同步”，同时也暗指改变的机械化即无意识的观念。希特勒预见到“一体化”的原则，他曾在《我的奋斗》中，宣布“这个国家未来的所有制度，都必须脱胎于这场运动”。
也就是说，所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在整体上都要意识形态化，由信得过的纳粹来控制。“一体化”可能是一种委婉说法，是指消灭一切可能存在的反对派，不管是用排斥、威胁或暴力的手段。对于所有纳粹政权不喜欢的人，“一体化”就是他们所遭遇的迫害。不过，它也表达了一种绝对团结的愿景——让所有的人和事成为一个共同体。
所以，“一体化”是一个将梦幻理想主义与恐怖融合起来的隐喻。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启动，每个地方都会衍生 “一体化”的期待——政府、大学和所有其他机构与行业——都会依据纳粹的意识形态要求进行强制性的整合。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医学界也是普遍的“自愿一体化”，甚至可以说是提前的“一体化”，由各个层面信奉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来进行。
医学职业的“一体化”，是通过纳粹控制的帝国医生委员会及其各个地方分支来完成的，所有执业医生必须从属于这个委员会。纳粹掌权之前的那些医学团体要么被解散，要么被“调整”进了该帝国医生委员会，它的领导人来自“老医学斗士”，这些人早期曾在街头游行和战斗过。在1929年的一次纳粹党集会上，这些“老医学斗士”组织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医生联盟，也参与了和医生社会主义联盟等竞争对手的医学混战。
如同其他专业一样，在医学界也存着两派之间的持久冲突。一派是早期纳粹运动中出现的那些“老斗士”，他们好战，并倾向于意识形态化；另一派则是较新的官僚机构者，他们倾向于关注组织和目前医学界的整合等问题。这种冲突，一直隐含在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套权威中，始终困扰着纳粹政权。医学界领导层的前锋，以纳粹战斗性而不是科学成就而出名，但他们能施加压力，让那些医术高超的人与纳粹政策保持一致。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好，以至于医生成为纳粹党员比例最高的职业，达到了45%。而且，医生在冲锋队和党卫队中的比例也分别为教师的2倍和7倍。医学界走向纳粹和自我“一体化”，这与其内部强大的独裁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有关——包括“对政治的低估和对秩序的高估”；纳粹对生物学的重视，强调国家治疗的生物医学愿景，这对医生这个群体有特别的吸引力。
纳粹医学界的热情和干劲大部分来自纳粹党原“医生联盟”中那些政治化的医生，他们的领袖人物是格哈德·瓦格纳。作为帝国的首席医生，瓦格纳领导着帝国医生委员会和纳粹党的医学组织。他赞同一种幻想性的意识形态医学，这种医学有着高度的种族主义,面向社会和临床（纳粹的“人民医学”版本），并且怀疑医学学术和纯科学。瓦格纳在策划和解说绝育项目上相当积极，希特勒正是（在1935年）对他首先谈到了大规模“安乐死”的屠杀计划。实际上，瓦格纳被一些德国人认为是“安乐死项目的教父”。他于1939年去世，替代他的是利奥纳多·康迪，后者在内政部担任健康卫生方面的职务，虽然也属于所谓的“老医学斗士”，但更官僚。最终，卡尔·勃兰特——一个如同康迪一样狂热的第二代纳粹，因其拥有突出的大学关系而浮出，成为了支配性的医学人物。
“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
对犹太医生的系统迫害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犹太同事的迫害，德国医生就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科学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与在专业上和经济上除掉这些强大竞争对手的动机融合起来。在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上，就他们所起的作用而言，这些德国医生继承了一种长期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与一种特殊的德国焦虑有关，认为犹太人不同于德国社会的差异性、不同于德意志种族和国家的差异性是一种威胁。
一个关键想象来自19世纪后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所说的“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他这句话说于1879年，而这个想象却回响在几代人之中。数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反犹主义者说，这个想象已经“成为我的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在我20岁的时候，就是如此”。的确，我访谈的医生中，有好几个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确地提到特赖奇克这句著名的话。犹太人导致了德国“不幸”，这个想象鼓励了各个层面的反犹主义，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到现代的“科学种族主义”，再到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喜欢的那种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总之，的确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必须得处理。
特赖奇克强调的是犹太教对已经是“基督教德国”的“闯入”，强调危险，即，这些来自东方（即东欧）异族人的后代“有一天将会控制”德国各个机构，尤其是对经济和媒体领域的控制。而对于许多德国医生来说，对犹太人“控制”的担心，似乎也是从其职业引起的。在大城市，在所有医生中，犹太医生所占比例可以高达50%。尽管整体而言，他们只构成了德国医生总数的13%，但这也远远高于犹太人在德国人口中的比例。除了数量之外，许多德国犹太医生由于他们的科学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和世界声望。对于纳粹而言，这种情况尤其不能容忍，因为他们要依赖医学来表达和完成他们大胆而恶毒的生物医学愿景。“种族领导”的期望，使得希特勒特别强调“医学职业的净化”。
在崭新的第三帝国，强硬的纳粹医生对待犹太同事的态度，本质上就是暴力，这在希特勒掌权后的两个月，在一次反犹主义的抵制活动中就表现出来了。1933年4月1日，在柏林，他们联系犹太同事，假装进行磋商，然后用小汽车（有时，就是这些德国医生提供的车）拉上犹太医生，带到偏远地方对其进行殴打，并扔下流血的犹太医生扬长而去；或者让其遭受夹道棍打，并用步枪射击等恫吓来对其进行威胁和羞辱。在早期的医疗界会议上，就出现了征兆，那些主持会议的医生大谈“来自东方的外族闯入……构成了对德国种族的一种威胁”，“有着势在必行的必要……将这种威胁镇压下去和消灭”。
在1933年早期，官方针对犹太人的措施也开始了。首先是有所例外地（但这些例外后来逐渐被否定掉了）禁止犹太医生参加重要的全国性健康保险专家小组（最终是禁止他们继续保持与这些专家小组的原有联系），一步接一步地限制犹太人行医——这是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禁止所有犹太医生开业的话，将会摧毁德国的医疗保障；到了1939年8月3日，作为纽伦堡法律的“第四修正案”，所有犹太医生的行医许可都被取消了。对于“非雅利安人”或犹太人，已有典型的法律定义；在允许犹太医生行医或诊治非犹太人病人，同时也不鼓励，以及随后的禁止雅利安医生诊治犹太病人，这段时期也有相关的法律禁令。最终，不允许犹太医生被称为医生，只能称为“疾病治疗者”，犹太人外科医生则被称为“外科的专门治疗者”。在被驱赶之前，或者是被关押或杀害之前，犹太人被剥夺了医生这个令人尊敬的身份。
而且，德国医生被劝阻在其科学论文中引用犹太医生的著作。如果必须引用，则要求把所引用的犹太人来源的著作单独地列出来——如同“种族分开”一样，这样就以科学文献分开的方式，保护雅利安医学不受犹太污染。尽管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候德国面临医生短缺的情况，但意识形态的要求压倒实际的需求。纳粹医学领袖们认为，只有在对医学行业进行净化之后，他们才能开始号召这个行业来实现那个生物医学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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