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西班牙内战
撰文：伯内特·博洛滕
翻译：戴大洪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西班牙内战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甚至有无数思想家、文学家与艺术家曾参与其中。但是，绝大多数的相关著作都集中佛朗哥领导的军事叛变，而没有像博洛滕的著作那样，极为细致的描摹了共和派控制地区的复杂真相。而通过这些真相，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诸多对于战争的深刻反思——比如奥威尔的反乌托邦著作。
在《西班牙内战》（新星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这部凝聚了作者博洛滕半个多世纪心血的作品中，他向我们展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的全面景象，颠覆了对于这场战争的一般认识。
作者利用多年来广泛搜集的原始资料开拓了两大主题。首先，他深入而详细地描述了由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群众革命，让人们看到这场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结构，尽管共和派阵营的一些党派煞费苦心地淡化其重要意义；革命委员会突然出现在无数个城镇和乡村，形成了主要由工人组织掌控管理的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
其次，作者证明，为争夺对左派阵营的政治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使西班牙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日增；他准确地记录了共产党人如何设法消灭或者兼并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在内的左派对手；在苏联的威望和物质援助的支持下，共产党人几乎对公共生活的每个方面均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控制权；作者又细致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风云，从此角度论证了共产党人崛起之因由。
以下文字受权转载自该书第十四章：运往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
由于马德里受到威胁，最先讨论将黄金储备从首都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保存这一问题的是希拉尔内阁，不过，直到九月四日拉尔戈·卡瓦列罗组成其以胡安·内格林博士为财政部长的政府为止，它也没有拿定主意。
九月十三日，根据阿萨尼亚总统批准的一项秘密法令（decreto reservado），内格林获得内阁的授权，将西班牙银行储存的黄金、白银和纸币转移到“在他看来最安全的地方”。法令第二条规定，该法令“在适当的时候”将提交议会，但是根本没有提交。几天之内，一万箱金币和金锭被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个大山洞里。
选中卡塔赫纳并不让人感到意外：“那是一个兵力充足、戒备森严的大型海军基地，”安赫尔·比尼亚斯写道，“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黄金储备从那里运往其他地方。……也许内阁还没有想好它们的最终目的地。”他认为，“实际上，黄金运到卡塔赫纳之后，立即加大了决定运往法国的可能性。”
内格林的塑像
显然，把黄金储备转移到卡塔赫纳不只是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而且是为了尽快将其兑换成外汇购买迫切需要的战争物资。正如比尼亚斯引用保守共和派人士戈尔唐·奥尔达斯的话所指出的那样，在有“足够的钱支付现金”之前，不干涉公约使购买武器变得困难重重，“因为任何以赊账方式购买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奥尔达斯是政府委托的几位在国外购买武器的代理人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希拉尔和拉尔戈·卡瓦列罗政府都曾把一些黄金送到法兰西银行换成外汇，在总共大约七百一十吨的黄金储备中，这样送出的黄金合计有二百吨左右。拿到法国兑换外汇的黄金大部分是在转移到卡塔赫纳之后送出的。不过，据武器购买人和最大的资金接收者之一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说，由于部分运输没有规律，由于在获得法兰西银行发放资金的许可方面的拖延，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结果导致有几次白白浪费了几周时间，没有做成一单生意。戈尔唐·奥尔达斯说，这种拖延是一些重要交易失败的原因，另外，英国的银行也试图“尽量拖延把资金汇往某个似乎不合它们心意的账户”。
几乎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布尔戈斯的叛军或民族主义势力的愤怒反应，通过在西班牙和法国的特工和朋友，他们准确地得到了装运黄金的消息。利用正式公告、电台广播以及发往西方各国政府、法兰西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抗议函电并以法律诉讼相威胁，布尔戈斯方面竭尽所能阻挠出售黄金储备，指责西班牙银行同意用黄金储备为共和派的货币担保是“与马克思主义歹徒的恶意串通”，出售黄金储备是一种“掠夺”行为，是对银行基本守则的侵犯，因为银行法规定，黄金储备“组成了国家遗产的一部分，就像国家领土一样”。
黄金储备的首要目的应当是作为纸币流通的保证。尽管比尼亚斯没有详细考察消耗黄金储备的法律问题，但他认为，战时的财政状况使得人们必须“规避银行法的严格规定，因为银行法必定禁止为了诸如购买武器和战争物资之类的目的转让使用黄金储备”。另一方面，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对把大量黄金运往苏联一笔带过，他满不在乎地评论说，那是“严格按照银行法进行的”。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者就共和派将黄金运往法国而开展的舆论活动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引起了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的忧虑，使他们担心法国最终可能将会禁止使用黄金储备。这种忧虑很可能还促使他们——无论是否受到斯塔舍夫斯基的怂恿——决定将大量黄金储备运往苏联，在那里，这些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购买苏联武器和补给，而且可以换成需要的外汇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和补给。在西欧和中欧进行这些交易的主要渠道是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欧洲银行），这家银行由（而且始终由）苏联控制，其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无疑是一种有利因素，但是，由于从来没有公布过以共和国政府名义进行的交易的任何记录，这一因素如今使人们对银行账目可能造假的指控难下定论。
同样没有发现这一关键时期内格林掌管的西班牙财政部的外汇账目。内格林的门生和战时西班牙驻莫斯科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断言，“只有胡安·内格林掌握着有关记录。”比尼亚斯特别强调了这种文件资料缺失的状况：“只要找不到共和国财政部和欧洲银行的有关资料……就不可能再现——即使是部分再现——共和国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也不可能确定通过出售运到莫斯科的西班牙黄金所获得的外汇流向了何处。我们必须无条件接受……这一令人痛苦的结论。”
同样不为人知的是通过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以财政部的名义进行的交易。比尼亚斯写道：“没有探讨过[这家银行]参与共和国国际交易网络的问题，我们担心获得有关资料的难度甚至比欧洲银行的更大。这两家银行紧密合作，即使只是因为共和国包租的大多是英国船只，也可以肯定共和国的外汇资金大量流向了伦敦的这家苏联银行。”
拉尔戈·卡瓦列罗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拉尔戈·卡瓦列罗写信确认苏联同意存放黄金储备三天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负责人亚历山大·奥尔洛夫收到了约瑟夫·斯大林发来的下面这封密码电报：
“会同罗森堡大使一起与西班牙政府首脑卡瓦列罗商定将西班牙的黄金储备运到苏联事宜。……这一行动必须极其秘密地进行。
“如果西班牙人要你出具这批货物的收据，拒绝他们。我再说一遍，拒绝签署任何东西并告诉他们，正式的收据将在莫斯科由国家银行开具。”
斯大林的指示完全符合商业准则因而不会被误解。我认为，身为劳动者总工会银行雇员工会主席的亲共人士阿马罗·德尔·罗萨尔所发表的下述言论准确无误：“拒绝出具收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由于这次运输的性质，不可能让保险公司为它保险，因为这将意味着把秘密泄露给敌人。另一方面，苏联银行不可能承担任何风险。运输的货物可能落入敌人之手，运输的船只可能因某一次战争行动被击沉。西班牙政府的保证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艘船上都有一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看管货物，监督航程。……收据将在到达目的地并且列出货物清单之后开具，西班牙银行的代表可以参与清单的制作。制作清单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它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为最初从马德里运到卡塔赫纳的一万箱金锭和金币中的七千八百箱（其余两千二百箱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间运往法国和巴伦西亚）开具了正式的收据，收据上有西班牙大使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的签名。收据显示，“在下列人员之一在场并且参与的情况下：阿图罗·坎德拉、阿维拉多·帕丁、何塞·冈萨雷克[原文如此]和何塞·贝拉斯科”，对七千八百箱黄金中的每一箱进行了开箱、点数和称重。收据提供的运到莫斯科的黄金重量为五亿一千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九点一三克或五百一十点○八吨，根据纯金含量四百六十点五二吨的估计，当时的价值为五亿一千八百万美元。
几乎将近二十年后，内格林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冷淡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作为应内格林的要求开始进行的谈判的结果，该收据的一份副本和内格林所拥有的与存放在莫斯科的黄金有关的大量文件被他的儿子罗慕洛移交给了佛朗哥当局。谈判的要求是内格林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于法国去世之前不久通过其好友、前司法部长马里亚诺·安索提出的。内格林告诉安索，无论什么样的政府执政，这些文件都是西班牙的国家财产。内格林去世后不久，他的儿子罗慕洛“希望完成其父的心愿”，将这些文件移交给西班牙驻巴黎总领事馆。
在一份由安索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起草和签署并由内格林的儿子连署以确认其忠实反映了父亲心情的补充文件中，安索表达了内格林“对西班牙而非苏联利益的深切关注”和他的忧虑：“没有支持其权利的文件，在必须清算因两国之间所进行的那一笔可能是最大和最重要的交易而产生的账目时”，西班牙将被置于“赤手空拳无以自卫”的境地。
在列举了一些“压在内格林心头”的其他问题——包括“许多重要的西班牙商船船队”被苏联滞留的问题——之后，安索断言，在西班牙与苏联之间进行任何财务结算时，内格林认为这是“他作为一个西班牙人被赋予的无条件维护国家利益的义务”。
我们必须假定这些都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考虑关心的事情，他在晚年对苏联的幻想逐渐破灭，他和那个懵懵懂懂的理想主义生理学教授大不相同，和那个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商定将大量西班牙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政府新人也大不相同。“财政部长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还不确定是否赞成俄国进行的‘伟大实验’。”多年以后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写道，“这种政治上的幼稚有助于解释他把黄金运往那个国家的冲动。此外，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民族主义者而民主国家冷眼旁观，苏联是一个盟友，一个帮助西班牙共和派的大国。‘黄金储备现在在哪儿?’我问他。‘在卡塔赫纳，’内格林答道，‘在一个海军用来存放弹药的古老的山洞里。’斯大林的运气又来了，我激动地想到。货物已在卡塔赫纳这一情况大大简化了我的问题。苏联船只正在那个大型港口卸下武器和物资。这样的话，不仅是苏联船只，而且还有可靠的苏联行动人员，都近在咫尺。”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
无论我们如何想象奥尔洛夫谈到内格林——尤其是从马丁内斯·阿穆蒂奥对他的描述来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一个“出众的才华几乎全部用于实现自己的欲望和抱负”的人——时所使用的“政治上幼稚”这种说法，毫无疑问，鉴于西方列强的态度，如果不是运到苏联，就不可能有效地为了战争动用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奥尔洛夫告诉内格林，他将与最近到达西班牙的苏联坦克兵一起执行这项任务。“我希望强调的是，当时西班牙政府……并没有完全控制局面。”他对美国参议院负责调查国内安全法案实施情况的小组委员会说，“我坦率地告诉财政部长内格林，如果有人听到风声，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我手下用卡车运送黄金的俄国人，他们会杀了我的人，然后，这将成为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政治丑闻，它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国内革命。因此……我问他，西班牙政府能否用某个虚构的名字给我弄到……英格兰银行或美洲银行代表的身份证明文件，因为到时候……我可以说，为了妥善保管正在把黄金运往美国。……内格林不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的英语说得大概还算不错，可以冒充外国人。就这样，他给我弄了一份某个布莱克斯通先生的证明文件，于是，我成为美洲银行的代表。”比美国参议院听证会早八年，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其所写的一本书中提到了这件事情，不过，他要么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想泄露这位布莱克斯通先生的真实身份。“苏联方面参加行动的只有罗森堡大使选派的一名大使馆随员，”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写道，“我们只知道他将被称为布莱克斯通。当大使介绍他的时候，内格林开玩笑地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奥尔洛夫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已经对把黄金储备运到全国劳工联合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大本营巴塞罗那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这不仅是为了妥善保管，也是为了购买战争物资。著名的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领导人迭戈·阿瓦德·德·桑蒂良提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与希拉尔总理的一次会晤：“我们向他说明，只要他帮助我们获得我们需要的资金来源，我们就能独自打败敌人。我们深感遗憾的是，由于对加泰罗尼亚的无端敌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中央政府可能妨碍我们的工作，而胜利和拯救大家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最后谈到西班牙银行的黄金有危险，欢迎立即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不久之后，希拉尔政府就垮台了。”
后来，桑蒂良制订了为至少夺取部分黄金袭击西班牙银行金库的计划。他说：“我们事先知道必须使用武力。我们在马德里大约有三千名可靠人员而且为用专列转移黄金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政府可能采取任何行动之前，我们已经驶向加泰罗尼亚。……我们把我们的意图向全国劳工联合会的全国委员会作了汇报，并且通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一些较有名望的同志。计划让我们的朋友不寒而栗。他们反对这个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它只会增加对加泰罗尼亚的敌意。”
另有证据表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打算袭击西班牙银行。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胡安-西梅翁·比达尔特声称，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路易斯·孔帕尼斯告诉拉尔戈·卡瓦列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正准备“袭击西班牙银行的金库夺取黄金，然后将其转移到巴塞罗那更安全的地方”，敦促后者采取“一切措施予以防范”。此外，阿萨尼亚总统也说，一九三六年九月桑蒂良告诉他，全国劳工联合会有四千人“准备来马德里抢夺黄金”。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的计划不了了之，然而，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截击奥尔洛夫的人马，他对产生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的担心将被证明言之有理。
被内格林授予布莱克斯通的名分之后，奥尔洛夫动身前往卡塔赫纳，为了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他要求派来六十名西班牙水手。紧接着，他安排把黄金从山洞里运到码头上。“两周前一个苏联坦克旅已经上岸，”，他写道，“此时驻扎在四十英里之外[穆尔西亚以北]的阿切纳。它由在西班牙化名梅莱的С.克里沃舍因上校指挥。克里沃舍因给我派了二十辆军用卡车和二十名最好的坦克驾驶员。……提前一两个小时把六十名西班牙水手送到了山洞。……于是，十月二十二日，当夜色降临时，我驾车向存放弹药的山洞驶去，卡车车队跟在我的后面。”靠墙堆放着几千个完全一样的木箱子。“木板箱里装着金锭和金币——价值几亿美元！一个古老的国家多少个世纪积累的财富都在这里！”装车用了三个夜晚，从晚上七点直到黎明。奥尔洛夫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在第二或者第三天，发生了一次猛烈的轰炸，有人说，如果一颗炸弹击中旁边那个存放着几千磅炸药的山洞的话，他们都将被炸成碎片。“[内格林信任的财政部长弗朗西斯科·]门德斯·阿斯佩的健康状况是个严重问题。他的神经非常紧张。他对我们说，我们必须停止装车，不然我们[将被]炸死。我告诉他，我们不能停下来，因为德国人将会持续轰炸港口，船只[可能被]炸沉。我们必须继续装车。于是，他逃走了，只留下了一个助手，那是一个非常细心的西班牙人，为他们清点黄金[箱子]的数量。”
十月二十五日，七千八百箱黄金装上四艘苏联商船运往敖德萨，并于十一月六日至十日在莫斯科移交给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一位同事向克里维茨基描述了苏联港口的反常情况：“码头四周全部清空并被特种部队包围起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军官从船坞穿过这一清空地带把一箱箱黄金扛到铁路旁边。他们搬运了几天这些沉重的黄金并把它们装上货运列车，然后在武装押解之下运往莫斯科。他试图向我估计他们在敖德萨卸下的黄金数量。我们正走过广阔的红场。他指着我们周围几英亩的空地说；‘如果把堆放在敖德萨铁路调车场的所有装着黄金的箱子一个挨一个地放在红场这里，它们将把这里全部堆满。’”
不过，事实比这种形象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正如收据所显示的那样，在七千八百箱黄金中，只有十三箱装的是金锭，另外七千七百八十七箱装的都是金币，成百上千万金币——美国的美元，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的比索，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的法郎，荷兰的盾，英国的沙弗林，德国的马克，意大利的里拉，葡萄牙的埃斯库多，俄国的卢布和西班牙的比塞塔——中有一些古币，还有一些极为罕见，金币本身的价值超过了它们的纯金含量。如果我们借用上面那种形象的描述，这些金币可以铺满整个红场。
这些稀有古币从来没有以其本身的价值在西班牙财政部的账本上登记过。可是却非常仔细地将假币、残币或者黄金含量低于法定标准的钱币列了出来。另一方面，苏联人也没有对这些本身价值大大超出其黄金含量的稀有古币做出说明。根本不可能把所有金币都熔化了，特别是重达三十一万八千六百零三点三克的葡萄牙古币，在苏联的正式收据中，专门列出了这一重量，这些金币的价值显然远远超过其所含估计约为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三克纯金的价值。至于在其余的金币中还有多少稀有古币，那也许永远都是一个未知数。
大英博物馆钱币和金属部的罗杰·布兰德估计金币总数超过六千万枚，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只是为了发现是否存在有价值的钱币而把它们整理一遍，我非常怀疑值得不值得这么做。”他还认为，“当时的钱币市场比现在的市场小得多，即使其中的一小部分它都可能接受不了。”他说的这两个问题肯定不错，但他不知道的是，事实上，为了找出假币和残币，苏联人确实把这些钱币全部整理了一遍。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提出下面这个问题：难道苏联人不会在打算把有价值的钱币逐步拿到国际市场上卖掉的同时把它们全都放在一边吗？
赫伯特·马修斯声称，几个月后内格林失望地发现，苏联人不仅把金币熔铸成金条，而且还要为此收取高额费用。“由于按重量计算金币的价值高于金条，因此，他要求停止这种加工并对苏联要求收费表示抗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提出过抗议或者曾经将他所谓的关切告诉过任何内阁成员。同样没有证据证明的是，苏联人曾向西班牙财政部退赔过任何高额收费或是西班牙财政部收到过根据稀有古币本身的价值支付的款项。因为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肯定知道黄金储备包括稀有古币，所以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在同意运往苏联之前，他为什么没有坚持要求就这些古币给予西班牙财政部适当的确认？在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安赫尔·比尼亚斯的研究依据的就是这些文件——显示，西班牙财政部没有得到对稀有古币价值的确认，只是由于出售这些黄金的订单的生效，金币所含纯金的价值记在了它的账本上，无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贵重金属局声称它熔化提炼了多少纯金。此外，这些文件中没有任何要求苏联人停止熔化提纯金币的记录。相反，内格林的支持者比尼亚斯证明，西班牙财政部一九三七年开出的涉及出售三百五十八点五吨黄金（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七十）的十五份订单经内格林批准全部生效。
苏联人从未披露那一批葡萄牙古币的最终去向，也没有披露经过他们细致检查的六千万枚金币中究竟有多少稀有古币。除了二十年后马修斯的说法之外，没有证据证明内格林曾经与苏联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另外，没有持客观立场的人见证过这些金币的熔化提纯，因此，怀疑苏联人甚至可能将他们发现的稀有古币据为己有然后代之以本国的黄金储备完成西班牙的订单并非毫无道理。在缺乏苏联档案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无视这种可能性。下面的情况增加了稀有古币命运的不确定性：可以肯定，即使是随船到达敖德萨并于点数、称重时在场的四名西班牙银行的代表也没有亲眼看到将金币熔化与提纯。总之，不许他们返回西班牙。“可能是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比尼亚斯写道，“为了避免有关黄金运往何处的消息泄露出去，他们应当留在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在苏联首都的困境：他们根本没有准备长期留下来，因此非常担心他们在西班牙的家人，也为其他个人问题忧心忡忡。最终，他们的家人到莫斯科与他们团聚，但是他们始终希望返回西班牙。在西班牙银行进行广泛研究的过程中，比尼亚斯看到了跟随黄金到达莫斯科的四名银行雇员之一阿图罗·坎德拉写给银行副总裁胡利奥·卡拉维亚斯的“一封感人的信”，恳求后者“暗中让他们离开这里”。“一九三八年夏天，”比尼亚斯证实，“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决定采纳帕斯库亚的建议，允许他们离开苏联。……苏联政府坚决要求他们绝对保持沉默，但是允许他们离开。共和国政府建议银行把他们分派到设在斯德哥尔摩、美国、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西班牙代理机构。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他们离开莫斯科。”
至于参与黄金行动的苏联高级官员，有证据表明，至少两人被枪毙，尽管无从了解他们的死是否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运送西班牙黄金有关。据权威的《苏联名人录》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Г.Ф.格林科和副外交人民委员Н.Н.克列斯京斯基（两人均在正式收据上签了名）因所谓反苏“右倾托派集团”成员的罪名遭到处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林科还被指控“试图削弱苏联的经济实力”。另外，有证据表明，与运送黄金直接有关的内格林的经济顾问斯塔舍夫斯基也在大清洗中销声匿迹。
尽管安赫尔·比尼亚斯得出结论，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在离内战结束还有不到一年时就已几乎全部用光，我们仍然必须询问一个重要问题。通过向苏联国家银行出售黄金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它们被转到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并被存入西班牙财政部在那里开设的账户，这些外汇也用光了吗？由于该银行的业务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暗箱操作而且财政部在该银行所开账户的记录从来没有公布过，另外，由于没有找到财政部自己的有关文件，因此，当比尼亚斯得出他的结论时，这个问题应当还没有找到答案。一九八○年四月在纽约西班牙学会进行的一次交谈中，比尼亚斯用下面的话概括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法国的苏联银行一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属于共和国的外汇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任何对西班牙与苏联之间的金融业务所进行的全面研究必须考虑苏联向内格林政府贷款的问题。迄今为止，只有比尼亚斯尝试进行了这种研究。他根据共和国的档案资料指出，内格林的策略是，确保从苏联得到长期贷款，以尽量保留剩余的黄金储备。这一策略并不成功。一九三七年秋天，内格林指示帕斯库亚申请一笔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但这位大使十月二十九日回复说：“我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催促贷款。可是你不知道迅速落实有多么难。他们[苏联人]非常精明，办事拖沓，有时完全靠不住。”比尼亚斯接着写道，苏联人答应提供仅限于购买民用物资的两千万美元，同时坚决要求像迄今为止那样通过出售存放的黄金支付战争物资的订单，“因为，为了完成这些订单，苏联必须进口原材料，结果一定会消耗它的外汇储备。”比尼亚斯披露，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斯大林才批准了一笔七千万美元的贷款，但是附带了极其苛刻的条件：三千五百万美元须以同等价值的黄金担保并在两年之内偿还，而没有担保的其余贷款须在四年之内偿还。根据苏联的消息来源，由于黄金储备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已经用光，可能不得不为购买当年年底运往西班牙的武器另外提供贷款，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记录。比尼亚斯能够看到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料，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不排除最后运送的苏联货物是以贷款取得的。”另外，他在发表于《欧洲研究评论》的一篇文章里证实：“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当时的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帕斯库亚[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后者同意了内格林提出的总计六千万美元的贷款要求。……帕斯库亚立即返回巴黎，随后，内格林本人亲自与苏联在西班牙的代表接触，商讨这笔贷款业务的细节。没有发现关于这次磋商结果的文件。”
没有提到消息来源的马丁内斯·阿穆蒂奥说，内格林为自己要求的贷款担保，却不告诉任何人它存在何处。“没有说明，没有可以帮助澄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的丝毫信息。”内格林的朋友帕斯库亚说：“我真的不知道这笔交易的最后结果，因为内格林存心对我采取了令人心寒的相同策略，什么情况都不说，偶尔还会闪烁其词。”
过了十九年，在内格林去世几个月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报道，不仅西班牙的黄金储备全部用光——它提到一封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由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签名的要求出售剩余黄金的信件作为证据——而且在苏联提供的八千五百万美元贷款中，西班牙政府仍欠五千万美元没有还。“内格林清楚地知道这件事，”这篇报道补充说，“因为他在所有与使用黄金和贷款有关的命令上都签了字。”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九三八年底运到西班牙的武器，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似乎非常合情合理，但是，它完全忽略了苏联没有计算在内的下列情况：稀有古币的价值，西班牙财政部在巴黎苏联银行开设的账户上的不为人知的外汇存款数额，运到苏联的西班牙原材料和工业产品，由于运到法国的时间太晚以致无法在一九三九年保卫加泰罗尼亚的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可能最终运回了苏联，内战结束时向西班牙政府购买的商船可能没有付款，还有据说转移到苏联的机械设备。由于苏联控制的巴黎银行如本章前引安赫尔·比尼亚斯的证词所证实的那样从未公布过内战期间它与西班牙财政部业务往来的任何记录，由于内格林关于这一问题的个人记录五十年来“未被呈堂”，不仅使人们——像比尼亚斯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对一九三六年十月运到莫斯科的大量黄金所换取的外汇进行准确的核算，而且使人们不可能对共和国政府与苏联之间的其他财政经济往来进行准确的核算，甚至到了今天，它们仍然被怀疑和猜测笼罩着。
对于《真理报》“黄金储备全部用光”的说法，因达莱西奥·普列托不以为然并且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无论我对胡安·内格林的看法如何，我断定他不会制造可怕的骗局，在去世之前安排……交给佛朗哥一份没有实际价值的文件[运到莫斯科的那些黄金的正式收据]。”他列举了用西班牙的资金为法国共产党谋利益的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对《今晚报》的补贴以及法国共产党秘密拥有的法国航海公司购买了十几艘轮船，然后，普列托继续写道：“即使所有这些费用都由运到苏联的黄金储备支付，它也不可能全部用光。我再说一遍：我们正在谈论一个大规模侵吞的问题。为了给自己辩护，苏联将会伪造它认为必要的任何证明文件。由于内格林进了坟墓，他无法否认造假专家模仿的签名的真实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黄金运往苏联之前内阁进行磋商了吗？内格林和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都说进行了磋商。可是，海军部长普列托却说没有进行磋商。他写道：“身为财政部长的内格林先生得到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签署的一项法令[九月十三日的秘密法令]的批准，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保护西班牙银行的黄金储备。作为当时政府的一员，我同意承担我对这项法令负有的责任，尽管我和其他部长都不知道这项法令的目的何在。我不知道当时的政府首脑拉尔戈·卡瓦列罗是否清楚这一点。装运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发现这件事情纯属偶然，当时正在按照内格林和门德斯·阿斯佩的指示装运黄金，到达卡塔赫纳之后有一些与我的部门有关的问题需要处理。”很难相信普列托在到达卡塔赫纳之前对运送黄金的计划一无所知，而且我们马上将会看到，奥尔洛夫的说法与他的说法有出入。
普列托还宣称，内格林在卡塔赫纳见到他时无法掩饰自己的“恼怒”。“他肯定认为我是去那里打探消息的。他没有对我说明他在场的原因。我知道他去那里的目的，因为海军基地司令告诉我，财政部长要求他派水手装运黄金……而他已经答应了。我对基地司令的应允表示认可，我对这件事情的参与也到此为止。”
奥尔洛夫提供的证据有利于证明普列托最初并不知道把黄金储备运往苏联的计划。在向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奥尔洛夫说，在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之前，他决定要求西班牙政府下达一道沿地中海航线部署军舰的命令。“我知道这种命令只能由普列托下达，……而他对黄金行动的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我打电话给苏联大使。[我]请求他与卡瓦列罗总理交涉此事，安排海军部长普列托给西班牙军舰下命令。……没过几天，财政部长内格林和……普列托来到卡塔赫纳，那道命令下达了。”
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也说普列托安排了必要的海军保护，尽管这无意中与他所宣称的内格林“只是在得到内阁全体成员的同意后”才把黄金转移到苏联的说法自相矛盾。“由于必须确保海上运输的安全，”他写道，“因达莱西奥·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他也满意地听取了情况介绍，然后直接亲自负责，安排一支海军舰队一路护送到突尼斯近海。”但普列托却说，不仅最初他不知道把黄金运往苏联的计划，而且没有人向他请求海军护航，他也没有建议提供海军护航。他举出卡塔赫纳驱逐舰队司令比森特·拉米雷斯·德·托戈雷斯所写的一封信作为证据，这位舰队司令宣称，没有任何西班牙军舰为苏联商船护过航。内格林的好友马里亚诺·安索暗示，这封信可能正是应普列托的要求而写的。无论如何，西班牙舰队司令的说法与苏联海军武官兼军事顾问尼古拉·Г.库兹涅佐夫的说法正好相反。库兹涅佐夫负责在公海保护黄金的安全，他明确地说，包括“自由”号巡洋舰在内的一支舰队把苏联商船一直护送到北非海域。
普列托还将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的下列说法斥为“谎言”：“内格林坚决要求充分告知阿萨尼亚总统”，而总统“对这个计划感到惊喜”。阿萨尼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普列托反驳说。“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内格林用对待内阁部长的同样方式对待国家元首，他们向大家隐瞒了一切，甚至在这成为既成事实之后。阿萨尼亚极为愤怒。……他对我说，他打算立即辞职。尽管我很同情他，但我仍然努力让他冷静下来。‘你的辞职将意味着共和国的崩溃，’我对他说，‘因为，鉴于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可能依照宪法产生一位继任总统的事实，这可能被其他国家用来作为终止[外交]承认的借口。’”
从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中，可以得出大致可信的以下结论：（1）尽管内格林得到政府和阿萨尼亚总统签署的九月十三日法令的批准，授权他将黄金储备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一个月后他决定把黄金运往苏联时并没有与内阁磋商，也没有征询普列托或阿萨尼亚的意见。（2）如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所说，普列托成为“这一秘密行动的合作伙伴”，但那只是在内格林和卡瓦列罗决定把黄金运往莫斯科之后。（3）对答应派水手把黄金装上苏联商船表示认可的普列托很可能被要求提供海军护航，他甚至有可能建议提供海军护航，因为，认为可以在他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接受如此重要的任务是异想天开。实际上，马塞利诺·帕斯库亚说，当时内格林与普列托之间的关系“密切，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内格林还告诉帕斯库亚，他经常向普列托咨询“各种问题，不仅因为他看重普列托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因为他们相互信任和忠诚”。
奥拉西奥·普利托
那么，普列托为什么否认他对运送黄金负有责任？答案是，他第一次否认发生在一九四○年，那是战后他与内格林的不和最严重的时期。另外，人们也许会问，一向不信任莫斯科的普列托为什么要合作？因为他在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想法不可能与拉尔戈·卡瓦列罗的想法有多大不同，尽管与普列托一样不信任莫斯科，卡瓦列罗仍然认为，除了把黄金运往苏联之外，西方国家的态度让他没有别的选择。
拉尔戈·卡瓦列罗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与普列托和其他运送计划参与者的态度无疑是一模一样的。“由于叛军兵临马德里城下，”他在内战结束以后写道，“在没有说明地点的情况下，[内格林]要求政府授权把黄金从西班牙银行转移到某个安全的地方。这是为了防止黄金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而采取的正常行动；因为，如果失去了用来购买武器的黄金，共和国的毁灭将不可避免。……内格林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将黄金转移到卡塔赫纳[的海军基地]。后来，由于担心敌军登陆，他决定将黄金运往国外。运到哪里去呢？英国和法国是那个不干涉公约的主要推动者。……我们可以信任它们吗？不可以。那么，我们还能把它运到哪里去？除了正在用武器和食品帮助我们的苏联之外，没有别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些黄金换取它不断供给我们的战争物资。……另外，我们还用黄金购买我们需要的其他东西。”
尽管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肯定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对共和国有利，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弊端：这一重大的财产——当时价值五亿美元，按现在（一九八七年）的黄金价格计算大约七十六亿美元——转移将使西班牙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莫斯科的友好政策。在其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关于西班牙黄金的第一本书中，研究这一问题公认的权威安赫尔·比尼亚斯承认，在把大量黄金储备运到莫斯科之后，“共和国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他还承认，把黄金转移到莫斯科有利于“增强苏联对某些共和国领导人的决策的影响”。可是，三年以后，比尼亚斯来了个惊人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声称，断言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共和国置于某种依附境地是“具有严重的反共偏见的……人们所采用的一种愚蠢的论点”，这些人不明白，由于为了得到武器共和国必须依靠苏联，因此，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强它对苏联的依赖程度。
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部关于法国航海公司的独具特色的著作中，多米尼克·格里索尼和吉勒·埃尔佐格坚持认为，把黄金运到莫斯科使苏联不仅可以控制它对西班牙的武器供应，而且可以控制西班牙在苏联国外进行的任何采购，因为这些交易必须通过苏联控制的巴黎北欧商业银行付款。此外，他们断言，苏联对武器供应的垄断使它得以控制共和国的政治“进程”。
由于把黄金运到莫斯科将西班牙政府置于在财政上依赖苏联的境地，使它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一旦武器禁运解除——这是其外交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它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易，人们也许要问，内格林和拉尔戈·卡瓦列罗为什么没有尝试把运走的黄金留下一些以便在需要时购买武器和外汇从而保留哪怕是一点点财政上的独立性。拉尔戈·卡瓦列罗说这是因为内格林担心敌军在卡塔赫纳登陆，事实使这种论点毫无说服力，正如比尼亚斯指出的那样，这个大型海军基地“兵力充足、戒备森严，与战区具有一定的距离”。民族主义者知道，试图攻占卡塔赫纳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海军，而且实际上他们也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的尝试。因此，人们不仅必须怀疑那些对把黄金运到莫斯科负有责任的人是否具有正常的判断力，而且必须怀疑他们对苏联的诱骗和控制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抗。人们还应当怀疑他们在认可苏联人的结算时的判断力，没有尝试进行任何认真的核查或监督。即使进行过这种尝试，在内格林死后移交给佛朗哥政府的文件中，或是在比尼亚斯于西班牙银行发现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录。
黄金储备安全运到肯定使斯大林感到高兴，因为他已经开始向西班牙运送武器，只有通过实际占有黄金才能让他对付款放心并且确保他拥有政治影响力。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声称，“当……得知西班牙政府愿意将西班牙国家的全部积蓄托付给斯大林时”，他和罗森堡大使“大吃一惊”。据奥尔洛夫说，斯大林为庆祝黄金运到莫斯科举行了一个由政治局委员出席的盛大宴会，他在宴会上用一句俄国谚语表达了他的意思，“西班牙人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黄金了，就像他们看不见自己的耳朵一样。”
一九三七年一月，黄金运到莫斯科两个月后，根据奥尔洛夫本人的描述，他收到了斯大林的姻兄弟保罗·阿利卢耶夫寄来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祝贺他获得“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尽管奥尔洛夫没有说明获奖的原因，但它只可能与运送黄金有关。（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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