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刊扫描｜民主党是如何失去“沉默的大多数“的？
整理：董天怡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我的美国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今晚，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And so tonight – to you, the great silent majority of my fellow Americans – I ask for your support.)
这是1969年11月3日，上任不到一年的尼克松在一场电视讲话中向美国公众发出的呼吁。在讲话中，尼克松阐述了自己的越战政策，即逐渐减少在越美军部队、将战争“越南化”，而不是立即撤出军队停止战争。他将这个决定形容为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必须承担的对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希望的历史责任。在这场讲话之后，越战又持续了整整五年半。
在1968年那场深刻地改变了美国政治格局的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普选中仅以0.7%的微弱优势胜出，但在选举人团获得了301张选票的绝对优势。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的时任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凭借着恢复种族隔离的竞选纲领，一举赢得南部五个州的选举人票。
这一年，暴力席卷美国。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先后被刺杀，各地大学校园均爆发了反越战游行，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警察对抗议学生的暴力镇压震惊全国。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令民权运动达到高峰，深刻的种族和代际矛盾开始爆发。在世界范围内，1968年也几乎是“抗议”的同义词。越战“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同时震动了欧洲，伦敦和西柏林均爆发了反战抗议，从巴黎到布拉格，学生率先发出了要求改革的呼声，然而绝大多数都在官方镇压中收场。
1968年也意味着民主党将在未来近20年的时间里失去自罗斯福以来对国家最高行政权的控制。1968到1984年间民主党仅有吉米·卡特在共和党遭受水门事件的巨大打击的情况下，在1976年赢得了一次总统选举。比输掉竞选更重要的，是民主党长期构建的牢固的政治联盟——从工业资本和知识分子到南方、中西部和东北部的天主教少数族裔白人（white ethnics，即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主要包括徳、爱尔兰、意大利及东欧各国移民）、黑人和蓝领工人——开始分崩离析。民主党在坚持社会问题上的自由化主张和反战立场的同时，却看到他们最大的选民基础，也就是少数族裔白人和工人，离开了这个属于罗斯福的政党。正如1972年普利策奖获得者、专栏作家迈克·罗伊科（Mike Royko）不无讽刺地指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越来越带有中产阶级色彩，工人阶级却投靠了极端反对进步的保守主义， “马克思的思想被颠倒过来了”。
从反战抗议到大多数的反弹
整理自：Kenneth Heineman, “The Silent Majority Speaks: Antiwar Protest and Backlash, 1965-1972,” Peace and Change, Vol. 17, No.4 (1992), pp. 402-433.
自60年代初兴起的大学生和黑人抗议在60年代末激起了白人工薪阶层强烈抵制。传统解读认为这些人在文化中强调对权威的尊重，而且相信只有勤劳和高等教育才应当是阶层流动的保证，因此厌恶冲击权威的激进派和受到联邦资助而挤占教育资源的黑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在60和7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中感到被动和无力，被裹挟在反战分子和黑人抗议带动的社会变革中。在此基础上，本文作者试图理解这些人既厌恶反战的“学生争取民主组织” (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也厌恶越战的自相矛盾的立场 。作者认为，对白人工薪阶层和反战激进学生各自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沉默的大多数”的愤怒。
一份1969年的报告显示，只有17%的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或中低阶层背景。68％的大学教授是新教徒，13%天主教徒，10%犹太人，另有9%无宗教信仰。绝大多数奉行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教授毕业于常春藤院校并供职于知名大学的文科院系，30%的人的父亲有大学学历——要知道在 1920年只有17%的美国人从高中毕业。相比之下，在1968年全国人口中，42%是工薪阶层，25%是天主教徒，而犹太人则只占到4%。66%的意大利裔和80%的波兰裔美国人是工薪阶层，而取得了大学学历的人分别只有7%和5%。 再加上在整整二十年的越战中，死于战场的哈佛、普林斯顿和耶鲁学生分别都只有一名，绝大多数在越战中阵亡的将士是这些来自北部城市、接受了高中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大学生因为延缓入伍政策得以远离战场。反战、大学生、与盎格鲁萨格逊裔白人新教徒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 和传统的犹太人精英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
作者选取了纽约州的布法罗市来分析激进学生与周边社区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加州的伯克利和密歇根州的东兰辛两座大学城受到了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主导性影响，而俄亥俄州的肯特市尽管有可观的非学界居民，但肯特本身就是传统共和党选区，因此70年代共和党在该市的胜利并不能说是收到选民地址肯特州立大学激进学生的影响。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相较于芝加哥大学和哥大来说又太过庞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并不会将发生在这两所学校的抗议视为生活中切实发生的事。布法罗作为一座中等水平的城市，毗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Buffalo, SUNY-Buffalo)，学生运动是60年代这座城市的核心政治问题。同时，布法罗也是南欧和东欧裔移民的传统聚居区，而且是美国天主教徒和蓝领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两个群体分别占到了城市人口的60%和70%。因此，在布法罗市的冲突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激进学生政治对选民的影响。
布法罗的蓝领工人是罗斯福新政的最大受益者。到二战前，汽车和钢铁工会成功地从WASP控制的大公司中夺取了政治权力，并在1949-1965年间选出了三名波兰裔市长。对于曾经长期遭受歧视，同样是3K党受害者的天主教白人来说，这是来之不易的成就。60年代之前，受冷战政治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布法罗的主要政治分歧在反共的东欧移民和与共产党联系紧密的犹太人之间；而在二战期间，从南部各州不断涌入布法罗的黑人工人达到峰值，并开始逐渐改变传统布法罗社区的构成，成为了新的社会问题焦点。到1957年，卡尼修斯学院 (Canisius College)这个布法罗的天主教教育中心，已经成为一片黑人贫民区中的白人孤岛，而白人精英和犹太人则逃到了郊区，留下的是不能也不愿离开的天主教移民，面对在他们看来既懒惰而不愿工作同时又在劳动市场上与他们竞争的黑人。与此同时，在1954年到1967年间，布法罗流失了2.5万制造业工作，使市民的生活压力更加沉重。60年代末期，当约翰逊总统专注于黑人平权问题时，却没能解决白人所面临的经济压力。
在60年代之前，尽管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冲突存在，但还没有严重到影响选举结果。1960年，约翰·肯尼迪获得了犹太人、黑人和天主教白人的支持，并在布法罗赢得了83%的波兰裔选票。但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建立很快加剧了这一矛盾。
以工程、法律和医学为主的私立布法罗大学 (University of Buffalo) 曾是布法罗市的天主教徒和低收入新教徒的希望；但在1962年并入纽约州立大学系统转向新的发展方向后，市民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严重影响。布法罗大学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学府，后来校方又增加了人文和社科院系，雇用了大量常春藤毕业的教授，其中很多人同时也是致力于组织学生参与反对越战和黑人平权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对于布法罗来说，这些人是外来者。反主流文化的群体在毒品和性方面的种种尝试更是令本地居民难以接受，学校录取标准在与常春藤盟校的录取标准越来越接近的同时，学生群体也和他们越来越像——更多的WASP和犹太人，更少的中低收入白人（当然，六十年代的黑人大学生人数还是极少的）。尽管布法罗当地居民的比例始终维持在60%左右，在市民们看来，外来学生的比例却要高得多。
相比于学生构成，更为显著的是学校政治倾向的激进化。1964年，数百名学生抗议“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在布法罗针对犹太人的调查，其他人则到贫民窟登记黑人选民 。1965年，更多的学生加入到反战抗议中。校报《光谱》(The Spectrum)的主编们成立了“学生争取民主组织”分部，并由一位社会学研究生进行了一场1500人参加的关于越战的露天讲座 。十月，“学生争取民主组织”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联盟” (Youth Anti-War and -Fascism) 在市政厅附近组织了第一场校外反战示威 。大多数的学生和教授抗议者都是布法罗的过客，他们不在这里长大， 也不会留在这里。231名学生抗议者中，47%来自纽约市及周边，8%来自纽约州外；37%是WASP，44%是犹太人。只有18%的抗议者是徳裔、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各占6%左右），波兰裔仅占1%。相比之下，对117名支持战争、反对黑人权力 (Black Power) 的学生的调查显示，63%来自布法罗本地，徳裔、意大利裔和波兰裔则分别占到29%，14%和12%。
1967年，反战青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
反战青年在纽约中央公园焚烧征兵证
1966年，校方开始接到居民对学生和教授破坏天主教社区的批评，特别是针对反文化嬉皮士的群居群交、在公园里光天化日下吸食LSD等等行为，要求校长审查校报中“肮脏、变态、堕落“的内容。信奉自由主义的校长梅尔森(Meyerson)拒绝了这些请求，对立变得越来越尖锐。梅尔森作为来自纽约市的犹太人，作为一个外人，成为了攻击的焦点，校友会主席宣布辞职，以此来抗议在他看来歧视本地天主教工人子女的录取政策，在布法罗高中散发反战传单的学生则遭到了当地高中生的围攻。1967年6月的贫民窟暴动中，学生出资保释黑人暴动者并为之聘请多次对抗“非美调查会”的律师，更让居民们确信学校用纳税人的钱助长了这些颠覆活动。
到了1968年，相互敌意终于演变为工人阶级白人的强烈反弹和暴力冲突。8月7日，布法罗反征兵联盟选择在埃尔姆伍德一神普救派教堂 (Elmwood Unitarian-Universalist Church)避难，当地高中生则围堵了教堂。对峙持续了两个星期，8月19日，FBI和当地警察攻入教堂，以逃避征兵为由逮捕了九人，即所谓“布法罗九人” (Buffalo 9)。9月，400名学生闯入尼克松和华莱士在阵亡将士纪念堂举办的竞选活动，遭到警察驱逐 。整个1969年，先后有700余名学生洗劫了后备军官训练队 (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ROTC) 的办公室。夹在中间的梅尔森校长请求学生们保持理智，但却被激进派比作希特勒，称他为法西斯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市议会则因他面对学生暴力的不作为要求梅尔森引咎辞职。越来越多的人表达出对学生逃避征兵的蔑视和践踏法律的厌恶，市议员埃尔弗里达·斯罗敏斯基(Alfreda Slominski) 代表了市民们的愤怒：在布法罗还有什么地方能允许人占领建筑而不受惩罚？我不能忍受在法律执行上对大学生和普通市民的双重标准。
1970年，梅尔森辞职后接替的校长雷根开始大力镇压抗议。2月24日，雷根召集布法罗警察维护一场篮球比赛的秩序以防出现骚乱，反而激怒了学生；第二天，40名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在警察驱逐下逃入工会大楼，800名学生前来支援，18名学生被逮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人——据称有人听到警察嘟囔，“当初就应该让希特勒赢”。第三天，1500余名学生围攻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办公室，火烧了一辆警车，200名携带防暴枪和榴弹发射器的警察严阵以待。游行示威持续了数日。3月12日，学生再次游行支持胡志明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试图在学生和警察之间调解的教授遭到了双方的攻击，被激怒的警察在围堵示威者的同时开始殴打教授、记者和围观的其他学生。最终，45名教授为了抗议警察的行径占领了校长办公室并被逮捕。伴随着4月30日美国入侵柬埔寨，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被俄亥俄州国民卫队枪杀，示威在短暂停歇后再次爆发，400名警察占领了布法罗校园。
1970年5月4日肯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枪杀4名抗议学生。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
校园抗议的反复升级最终摧毁了民主党在布法罗的选民基础。新近才获得政治权利的少数族裔白人不甘心就这样被激进学生征服。1972年总统大选中，天主教徒和工人阶级的民主党选民都从79%降到了40%。民主党候选人乔治·麦戈文仅仅是凭借他在黑人选民中的绝对优势才勉强了赢下了布法罗市，但依然成为了近五次大选中第一位丢掉布法罗所在的伊利县(Erie County)的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众议员杰克·坎普（Jack Kemp）以9万票的优势取胜，尽管伊利县的民主党党员比共和党还要多出2.5万。
激进的学生抗议也随着1972年尼克松的压倒性胜利结束了，“学生争取民主组织”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联盟”分裂了，学校开除了多名激进学生领袖，解雇了没有终身教职的激进教授，校园周边犯罪率的上升促使学生和警察和解，学生宿舍也搬到了郊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和平运动和学生的政治参与并没有结束。布法罗成立的新的“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 VVAW) 集中了更多来自蓝领天主教家庭的本地学生，改变了以往抗议学生的精英形象，很快获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警察在该组织游行时也只是简单地维持秩序。数名爱尔兰裔学生因偷盗、破坏征兵文件而被逮捕，在法庭上，他们以天主教教义和纽伦堡审判中的战争罪判例陈述了自己的反战思想，反战老兵的支持也为他们赢得了市民的同情。尽管陪审团判定他们有罪，曾经把抗议“布法罗九人”投入监狱的法官科廷 (Curtin) 此时却判定陪审团的判刑无效，开启了为维护正义与和平打破联邦法律规定的先例。
随着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从一个普通的地方大学变为全国性大学，它也把遥远的激进政治带入了这个原本文化和政治生活都十分稳定的城市。对于布法罗市民来说，激进学生所带来的敌意、暴力、对秩序的破坏、对传统价值观的挑战、就业和教育的压力都不再仅仅存在于电视新闻中，而是成为了生活中切实的存在，大学生和城市居民来自完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历，因此难以理解对方的感受。学生和教授视当地白人为黑人和越南的压迫者，当地白人则认为自己在保护自己难得的政治权力免受这些经济优越但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的侵害，而他们的观点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历史上天主教白人的压迫者正是3K党所代表的WASP和犹太人占大多数的共产党，而抗议学生也恰恰以这二者为主。从布法罗市民对待“学生争取民主组织”和“越战老兵反战组织”截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反对的并不是停战这个议题，而是激进政治、反文化，和精英WASP、犹太人和黑人所代表的外来人口入侵。
同样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在匹兹堡等人口主要以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白人为主的城市看到，人们投票支持停战，却不投给提倡和平的政客。抗议的学生们无法理解这样的矛盾，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歧视黑人的人也一定支持越战。如果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他们所处的社区，理解他们的担忧与恐惧，或许就能够调整策略来为反战运动赢取更多支持，而不是迫使这些罗斯福新政最大的受益者转而投靠尼克松这样反对新政式社会福利的候选人。正是因为这些学生活动家疏远而不是包容工人阶级白人，他们严重损害了和平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声誉，使美国政治进入长达二十年的保守时期。
尼克松的工人选民
整理自：Jefferson Cowie, “Nixon’s Class Struggle: Romancing the New Right Worker, 1969-1973,” Labor History, Vol. 43, No. 3 (2002), pp. 257-283.
70年代初的美国面临着诸多社会危机：毒品泛滥、犯罪率上升、种族矛盾尖锐、经济滞胀，并且难以从越战中抽身。1971年，尼克松在和他的白宫顾问讨论时说到：当你需要这个国家以强大的姿态面对毒品、犯罪、国防挑战的时候，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和领导阶层都是靠不住的。在这些棘手的问题上，只有未受过教育的人会给我们支持。尼克松对东部建制派商界和学界精英的鄙视使他得出了在1972年大选中建立“新的大多数“ (New Majority) 的“蓝领策略” (blue-collar strategy) ，即必须与工人合作，而不是根据共和党的传统策略打压工会。
然而，尽管尼克松并不愿意削减工人的集体谈判权，这并不意味着他准备在立法层面上为工人带来更多福利。他的根本目的在于切断工会与民主党之间的联系，将“沉默的大多数”吸引到共和党一方，从而在1972年竞选连任。因此，尼克松的关注点并不在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等物质层面，而是在于向社会宣扬工人阶级的道德优越性和爱国热情，同时巩固白人男性工人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的优势，来减弱60年代女权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在性伦理、种族冲突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
尽管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试图在工会组织和大公司之间寻求平衡，不同的是尼克松的政策并不是基于新政框架下的经济改革，而是基于一种对工人阶级的新的文化理解。因此，作者认为，尼克松的劳工政策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他试图在思想层面上重新定义工人阶级和劳工组织对美国社会的意义。然而，尼克松的个人特点决定了，他作为一名总统只绘制了蓝图，却却没能把它变成现实。正如尼克松的传记作者理查德·里夫（Richard Reeve）所评价的那样，尽管相比于肯尼迪和约翰逊这样广受欢迎的总统, 尼克松的出身更接近于工薪阶层，但他的民粹倾向与其说是来源于他对工人阶级的信念，不如说是来源于面对对手深深的焦虑感。尼克松最大的挑战在于怎样克服共和党的商业传统与劳工组织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深刻分歧，使他对工人阶级文化意义的重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沉默的大多数”的崛起并不仅仅存在于尼克松的脑海中。凯文·菲利普斯 (Kevin Phillips) 1969年发表的著名政治宣言《崛起的共和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中所主张的，1968年尼克松对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的险胜并不是侥幸，而是预示着一场深刻的政治变动的开始，华莱士在南部白人中的胜利意味着民主党在北部工业城市的白人蓝领中也可以大有作为；因此，只要尼克松能够改变人们对于共和党反对新政社会福利的印象，给自由主义者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并且巧妙利用种族问题，就能使共和党的优势超越南部农业州的局限而发挥到全国。《纽约杂志》记者皮特·汉密尔(Pete Hamill)发表的文章《中低阶层白人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White Lower Middle Class) 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选择忽视白人男性将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文章中描述的白人工人的愤怒深深打动了刚刚就职不久的尼克松。汉密尔提出，越战、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这些看起来更为严峻的问题掩盖了传统新政受益者实际上同样急迫的需求，使白人工人转向保守主义的并不是种族问题本身，而是看到社会注意力和资源都转向那些更喧闹的群体（女性和黑人）时的怨念，以及面对工作压力和价值观危机时的危机感。这些情绪就像一座巨大的政治宝藏等待着尼克松的发掘。
尼克松随即命令劳工部对汉密尔提出的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研究成果《蓝领工人问题》(The Problem of Blue-Collar Worker) 成为了日后尼克松制定劳工政策的基础。报告描述了底层工人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唯一的希望似乎只能是不断要求工资增长，寄托在他们仅有的代言人，也就是工会领袖身上。他们的组织能力更弱，也缺乏有效利用政治参与机会、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被遗忘的工人中酝酿的不满使得采取应对措施迫在眉睫。《华尔街日报》对报告的结论嗤之以鼻，对所谓“疏离感” 的真实度表示质疑的同时，认为工人阶级不过是又一个沉溺于自怨自艾和身份政治中的群体而已。但70年代初期，劳工问题伴随着经济危机确实在30年代之后的确再次成为主要社会问题之一，罢工事件和失业率的增长、国会和学界的关注都说明了这一点。激进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民粹主义都在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
尼克松和他的白宫团队得出的结论包含以下三点：首先，白人工人阶级从民主党的脱离已经显而易见，尼克松把他们纳入自己构建的新的政治联盟，同时赋予华莱士的民粹主张主流政治中的正当地位。但是，赢取工人阶级的政策决不能增加联邦财政支出，通货膨胀也意味着不能提高工资，更不会同时包括黑人工人。因此，尼克松要做的是给予白人工人足够的认可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以此来抚慰他们“被遗忘的感觉”。
1970年，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枪杀学生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抗议给了尼克松第一次机会。5月8日，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的还有工人。建筑工人头戴安全帽，手持铁质工具走上街头支持尼克松在东南亚的做法，反对向在肯特的四名学生降半旗致哀。两支队伍在市政厅门前相遇，建筑工人追赶着学生穿过金融区并造成70余人受伤。每天午休时间的示威持续了两个星期，5月20日，纽约建筑工人工会公开支持了一场集会，10万名支持者挥舞着美国国旗表达对战争的支持。安全帽和国旗成为了爱国主义的象征。 工人们所爆发出的爱国热情和媒体与学界对柬埔寨轰炸的攻击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坚定了尼克松对于工人是自己最大的同盟的判断。
1970年纽约，建筑工人挥舞着美国国旗，游行支持越战
尼克松的白宫团队利用示威所点燃的热情煽动了更多的工人行动，将总统的形象进一步与工人的声音联系在一起。5月的抗议结束后不久，尼克松即邀请22名纽约工会领导人到白宫做客，期间获赠一顶写有“总指挥” (Commander in Chief) 的安全帽。《纽约时报》的报道中称，尼克松向工会代表团汇报了越南战事的进展，并在听说了一位成员的儿子在越南牺牲的故事后“大受感动”。随后，尼克松又前所未有地向“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AFL-CIO) 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主席乔治·米尼 (George Meany)和其它60名工会领导人在美国劳动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当天到白宫参加晚宴。席间，尼克松宣称，“坚定、自由、独立的劳工运动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都至关重要，”面对年迈的米尼，尼克松这样称赞道，“他是中流砥柱，他刚毅、虔诚，对家庭和国家都充满奉献精神，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政都始终站在自由一边。”随后，尼克松到白宫南草坪与6000个工会家庭一起欣赏了一曲《1812序曲》。
劳动节晚宴的成功之后，尼克松团队进一步加大了拉拢工会的力度。尼克松的幕僚们力图确保全国的共和党员都熟知并配合总统的劳工策略，确保每一个政府官员的演讲中都提到“工人”和“建设美国”，并致力于在媒体中散布关于总统和工会关系友好的报道——只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总统正在获得工人的支持，才会有更多的人心理上倾向于随大流。白宫一方面继续向卡车司机工会等友好的工会示好，为其安排官员会见、政府职位或撤销起诉；另一方面，对于“汽车工人联合会” (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 UAW)这样自由派工会的中坚力量，考虑到不可能改变领导层的立场，于是把重心放在赢取基层成员、培养地方领袖上，同时挑拨左翼和右翼工会之间的关系。
然而，尼克松内阁中也有人对拉拢劳工的策略持怀疑态度。财政部长查尔斯·沃克 (Charles Walker)和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都认为，在控制通胀和降低失业率不可能两全的背景下试图讨好工会百害而无一利，而工会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共和党多数的一部分。事实上，劳联—产联始终没有放弃任何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机会，因此沃克认为，工会的目的并不是支持共和党，而是迫使民主党转向他们所希望的方向。然而，1970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倾向于支持劳工策略一方的观点，各州分析结果显示，共和党在各个选区赢得蓝领工人选票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选举结果。1971年，伴随着连任大选的临近，尼克松做出了坚持蓝领策略的决定。
尼克松在1971年劳联－产联全国大会上讲话。左为米尼，右为尼克松。
尽管总统和劳联—产联在文化和外交政策方面意见一致，但调和经济上的根本分歧才是关键。尼克松必须在提高工资的要求和抑止通货膨胀的需要之间做出抉择。和工会之间建立的联系确实给了尼克松机会。在决定暂停保障联邦建筑工人获得工会标准工资的戴维斯－贝肯法案 (Davis-Bacon Act)之前，尼克松暗中获得了包括米尼在内的工会领袖不会反抗的保证，并且在暂停一个月之后成功达成工会主动调低工资标准的协议。然而，在尼克松宣布执行同时冻结工资和物价以抑制通胀的决定后，工会和总统之间的默契被打破了。尽管民众对冻结表示欢迎，但以米尼为首的工会领袖反对双重冻结的原因是控制工资比控制物价要容易得多，而且意味着130万工人将拿不到冻结前承诺给他们的工资增长 。尼克松邀请米尼加入了第二阶段调控的政策制定，双方依然没能达成共识，米尼更是直接从委员会退席抗议，并在劳联—产联的全国大会上公开羞辱尼克松。普通大众对总统的同情并没有转化为实质上支持率的上升。截止到1972年上半年，尼克松依然只获得了几个小工会的支持和个别大工会保持中立的承诺，劳工策略继续在拉拢领导层和赢取基层之间摇摆，仅仅是在和民主党的一筹莫展相比之下稍显优势。
如果工会的目的真的是影响民主党的政治纲领，他们毫无疑问失败了。在民主党候选人确定为支持同性恋权利、堕胎权和文化自由主义的乔治·麦戈文之后，愤恨的米尼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宣布劳联—产联将第一次不会为任何一位总统背书。学者泰勒·达克 (Taylor Dark)认为，麦戈文在国会时支持劳工的立场实际上十分坚定，因此米尼的反对与其说是因为双方在文化政治问题上对立，不如说是对于工会失去了在民主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的抗议。
尼克松在之前三年中的铺垫终于取得了实质性成果。当劳联—产联把自己排除在竞争之外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再可以阻挡尼克松把自己描绘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了。1972年的大选真正变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普罗大众与东部自由主义精英的对决。最终，尼克松不仅赢得了美国历史上差距最大的胜利——62%的普选票和49个州的选举人票，而且获得了57%的工人选票，54%的工会选票。这样的结果不禁让人想起1936年罗斯福的胜利，一场新的“大多数”的胜利，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即使水门事件撼动了共和党根基，也没有阻挡里根在80年代进行彻底的保守政治改革，击溃工会的组织机制。
更重要的是，尼克松改变了美国人对“工人”的理解。尼克松赢取右翼劳工的成功是对新左派个人主义和身份政治的胜利，代价却是将“工人”简化为身份的一种，从而在根本上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作为最后一个重视劳工问题的总统，尼克松的策略将工人从他们的生产基础中剥离出来，重新定义为一种品格和价值观：爱国、默默无闻地勤劳、尊重权威和传统家庭道德，却没能为工人找到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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