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亚洲共同体
撰文：向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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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末，印度裔作家、学者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英国《伦敦书评》上发表长文，对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著作尤其是新著《文明》展开围剿。弗格森声称他不喜回应他人对于自己的批判，这回居然公开回应米什拉，还要求米什拉与《伦敦书评》的编辑对他作公开的道歉，甚至威胁声称要将此事对簿公堂。他还认为《伦敦书评》在政治上多走左倾路线，这次纯属恶意攻击。
潘卡·米什拉与其著作《来自帝国的废墟》
米什拉的书评文章题为《瞧这个人》（Watch This Man），颇有几分挑衅的味道。文章一开始，他便端出了斯多得德（Stoddard）在1920年的著作《有色人种挑战白人世界权威的上升趋势》(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 Supremacy)。斯氏此书也是当日畅销之作，他在书中表示，有色人种人口的急剧增加会压倒西方文明的固有优势，而白种人才该是地球上的优秀人种。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于日本的崛起，亚洲人口的增加，“黄祸”（yellow peril）便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关键词，白种人本该拥有的统治地位将受到挑战。今天，我们可斥斯氏为种族主义者，因为他不承认众生平等，是典型的白人优越论者。白人优越者不光希望从人种学论证其优越性，还都站在了世界主义的对立面，认定了自己所属的文明才具有普遍性，白人所站立的位置方为世界中心。
米什拉引入斯氏的话题，似在暗示《文明》就像是这类著作的翻版。谁也不会否定现代化已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而西方无疑是走在前列，还出现了统帅世界的大帝国。弗格森试图为这种世界格局的形成提供解答，更联系到他的其他论述，仍然可见到他的担虑：西方应该保持独领风骚的地位。因此，称他为保守主义并不为过，而他曾经还是伊拉克战争的积极拥护者。在他眼里，这个世界依旧是分裂的，东西方的高下悬殊不可避免，他要寻求到西方帝国强盛的法则。从这一点来看，他确与斯多得德并无二致。而米什拉还提到斯多得德与德国纳粹的关系。那么，弗格森就该是种族主义者吗？这个标签是激怒弗格森的关键所在。
尼尔·弗格森
尼尔·弗格森着实算得上是一位全能型的明星学者。身为哈佛大学教授的他不仅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教授的双重身份，而他的著作话题涵盖之广度多少会令人吃惊。近几年来，弗格森的著作被大量引入中国，在此地也算得上一线明星学者。他拥有健硕的体格，在镜头上也显得清扬、迅捷，很容易给人留下极佳的印象。但是，弗格森这样的明星学者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著作和言论已经招来了好些猛烈批判。比如，弗格森曾公开说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与凯恩斯本人的同性恋倾向、无后有着直接关系。此言论很快激起了反抗，被认为是对同性恋人士的极端污蔑。
《文明》一书及同题六集纪录片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声誉，而他可能未曾料想到有人会由此书窥测到他种族主义的倾向。在《文明》一书中，他要处理的是一个老问题——15世纪以来西方为何渐渐领先于全世界。弗格森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西方产生了六大“杀手锏”，它们一致支撑了西方遥遥走在现代化的前列，西方以外的世界也仅能紧随其后，以之为楷模。弗格森被认为是典型的西方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他认为这些支撑西方统帅地位的文明渐渐在西方的世界受到冷落，大学里像“西方文明”这样的课程也不再受到重视，面对2007年开始发生的经济危机，西方似处于没落的地带。2013年，弗格森还出版《大衰退》(The Great Degeneration)，开篇便讲到福山“历史终结论”在二十一世纪初与现实已相背离，“西方停滞不前，还不限于经济一隅”。
弗格森与米什拉论辩往来若干回合，火药味十足。在弗格森的笔下，西方文明若有机整体，应该仍依靠六大杀手锏在世界舞台上昂首挺胸。而米什拉反击他的这种论调与论点，也就在指出，现实的真相是何等复杂，人类文明并不在各自的封闭空间中独自生成、完善。正如《智慧宫》一书所揭示的那样，在近代西方发展壮大的科学技术最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阿拉伯人的贡献。
而二人在辩论过程中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米什拉在文章指出，弗格森未能充分利用彭慕兰《大分流》的成果，倒引用了不具分量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弗格森却反击道，这位李姓学者的学术经历不知要比你米什拉精彩多少。而米什拉自称为精神流浪者，在学术权力的谱系中确为边缘者。
2012年，米什拉出版历史著作《来自帝国的废墟：对西方的反抗和亚洲的重建》（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注：此书英文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有英国、美国版）。此书出版不久便吸引了眼球。2014年，米什拉获得了耶鲁大学设立的文学专项奖，奖金为15万美金。主办者在颁奖词中说道：“米什拉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近代亚洲演进的全新叙述。”米什拉说，他在2005年便已开始准备此书了，而且受到另外几本著作的影响。荣誉背后，大家可能已经忘了米什拉曾因学术经历而遭受的讥讽。
在此之前，米什拉已出版数本小说及非虚构著作。他出身在印度北部的小山村中，在印度完成商贸专业的本科学业之后，又转而学习英语文学，取得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他的亚洲身份，也容易让人觉得，他对弗格森的挑战源于亚洲知识人奋起的反抗。
而《废墟》美国版的副标题正为“重建亚洲的知识分子们”（The Intellectuals Who Remade Asia）。其中两位主角分别是一生长期在中东地区游走的贾迈勒丁·阿富汗尼（1838—1897）与中国的梁启超（1873—1929）。阿富汉尼出生于波斯西北部，青年时代在德黑兰接受教育。但他很快就过着奥德赛式的生活，他仿佛是一位禀受上天旨意到人间求法、传法的先知。他本属于较为保守的伊斯兰逊尼教派，而又很快接触到非正统的什叶教派的理论。什叶派认为理性与传统教理并不矛盾，哲学论辩依然可以有一席之地。他在1868年之前的资料极为稀少，此后便丰富起来。根据现有文献可知，他于1866年从印度进入阿富汗境内，还被描述为坚定的抗英鼓吹者。他在早期也认为，由西方而来的科学理性精神应该受到重视。他还因为提倡这样的理论而遭到保守主义者的打击，也迫使他再次走上游荡之途。而身份意识仍然为他言说的基准所在。1869年，他来到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也深受当时西方近代文明的侵染。此时，阿富汗尼却与此地的好些年轻人一样，开始相信唯有“自强”才能得救，不应该步步模仿西方的舶来品，而诸如个人自由、平等、尊严等观念与《可兰经》冲突，只能被隔离在他者（西方的）的领地之中。他不断修正他的学说，在中东地区依靠讲坛、杂志等途径传播，渐渐地他成为了“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的主要开派宗师。
贾迈勒丁·阿富汗尼
尽管从19世纪中期以来，亚洲的大帝国在外来者的冲击之下，便开始摇摇欲坠，但类似于“泛伊斯兰主义”这样的东方信仰就又激发了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属于亚洲近代国家建立过程中的第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面对西方而建构起属于东方的意识形态。米什拉要向读者传递的是，这代亚洲知识分子的论述在后来成为了当地的“新经典”。一方面，这些知识分子的论述轻易地就被转化成为了宣传的内容；另一方面，后来当地的革命运动领袖也要将其作为行动的指南，“本土圣贤”更具有号召的力量。阿富汗尼的思想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伊朗革命中受到宣传、重视；而毛泽东也时常提及梁启超的论述，在他发动大跃进前夕还动员干部阅读梁之师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
《废墟》英国版的副标题是：对于西方的反抗与亚洲的重建。身在亚洲的不少知识分子便对此抱有极高的热情。在理想的论述中，知识分子会被认为是独立的知识生产者，他们独立在权力、金钱之外，毫无偏见地制造出人类的知识。而实际上，他们在论述中多饱含热情，成为了某种话语的积极构建者。在他们的话语中，亚洲内部可以消弭不必要的隔阂，而将西方设定为真正的大敌。
在全书开头，作者便讲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是亚洲国家在近代对欧洲强国的首次胜利。日本的胜利已经不仅仅属于日本，在亚洲其他国家，多少知识分子、政治家为这场胜利发出了内心压抑已久的喜悦。此时，东京被不少亚洲的知识分子设想成为另一座麦加城。这那里，既能见到近代文明繁衍而出的便利、强大，还能见到本土的古老文明在这里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标识，而这仿佛预示着在世界东方的亚洲已然成为一大共同体。这样，亚洲国家呈现出同调的一面——这种同调也为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之扩张所利用。当然，除了建构亚洲一体的话语之外，他们便要塑造一个作为整体的西方敌人。
爱德华·萨义德
《废墟》被认为是萨义德《东方学》的继承者。深受福柯影响的《东方学》揭示了西方人对于东方世界的想象。身在西方的他们对于异域世界渐渐采取漠视的眼光，或者说自身的优越感已经让他们陶醉在对于东方的肆意建构之中。他们充满敌意的构建往往在现实中成为了难以绕开的集体记忆。萨义德的盛名来自于他戳破了这一层集体记忆的面纱。而他却就此止步，或许出于他本人的身份认同，要为东方留足面子，没有有力地质疑东方人的肆意建构——这却为米什拉留下了努力的空间。
米什拉就此大大地迈开了一步。他甚至认为，这些亚洲知识分子的构建重塑了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形成两大阵营，互为仇寇，冷战便是对彼此区隔的标志。但是，仅仅以此二种意识形态来划分二十世纪的大阵营，尚显不足，因为这忽略了亚洲作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在二十世纪的崛起。这种力量未必是弗格森所注意到的由现代化所转化而来的生产力，而有一股膨胀的自信。这种自信更由接连不断的论述来呈现。19、20世纪涌现出了不少让我们感到敬佩的亚洲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充当了新知的传递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努力构建起强化自我民族认同的话语，即便是对自我族群的讽刺，也都包含他们自身的爱意，其意图还是要找回失去的自信，更要让自信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形成一股不可抗的集体心灵动力。
既然是集体的，就当避免差异的、矛盾的、含糊的论述。那些可以归入东方主义范畴的学者制造出了刻板的东方图景，而生在东方的知识分子依然可以面对复杂的现实创生出自成体系的论述，也同样可以为东方人捎来一幅刻板的西方图景，当然也可以对自身所在的东方世界予以重新论述，形成“反向东方主义”（reverse orientalism），或如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所说的“西方主义”（occientalism）。
对于东方主义，米什拉在一次访谈中说道：“西方人仍然对于生活在其他区域的人们缺乏周详的了解，他们依然依靠简单的观念来下判断，比如伊斯兰主义、穆斯林主义、印度主义。”这种主义看似是对不同地域文明的高度概括，但也可以说是对复杂现实的遮蔽。与具有连贯统一特征的主义相比，现实是零散的、矛盾的，往往不能呈现出一目了然的“答案”。而寻找答案是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文知识分子也不该例外。
梁启超是本书的主角之一，他影响了青年时代的梁漱溟。梁漱溟后来回忆道：“论年纪，我小于先生二十岁。当他二十几岁举办《时务报》《清议报》之时，我固不能读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岁创办《新民丛报》亦还不行。直待我十五岁，好像《新民丛报》已停刊，我寻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当时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十八岁时，《国风报》出版，正好接着读下去。这是比我读五年中学更丰富而切实的教育。虽在今日，论时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们读了还是非常有用的。”他于1921年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可见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痕迹。
钱锺书
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未及而立之年的钱锺书就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写道：“这种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烂污了，我们常听说，某东西代表道地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其实那个东西，往往名符其实，亦东亦西。哈巴小狮子狗，中国通俗唤作洋狗，《红楼梦》里不就有‘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么？而在西洋，时髦少妇大半养哈巴狗为闺中伴侣，呼为北京狗——北京至少现在还是我们的土地。许多东西文化的讨论，常使我联想到哈巴狗。” 胡适在评价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也说：“以上所说，并不是有意吹毛求疵，只是要指出梁先生发明的文化公式，只是闭眼的拢统话，全无‘真知灼见’。他的根本缺陷只是有意要寻一个简单公式，而不知简单公式决不能笼罩一大系的文化，结果只有分析辨析的形式，而实在都是一堆拢统话。”
由此便可证明，乐此不疲地“污烂”于这些笼统话，划清东西之间的区隔，并非是身在西方的东方学学者的专长。梁启超、泰戈尔等人都曾认为，西方是物质的，东方是精神的，东方人不能为西方的拜物主义所击败。但是，他们或不曾料想到，他们已经掉入到一大悖论之中。他们寻找区隔以作反击，重在重新建构自身的传统。在十九世纪，印度出现了“印度教”运动，与之相似的还有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教运动”与中国的“孔教运动”。这些看似古老的传统却更多的是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建构。当我们大谈“孔教”的时候，却不知在十九世纪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不能找到这个词汇——孔教来自于士人有感于西方一神宗教而作的模仿。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在自家寻找历史文化传统的风气也正兴盛于十七世纪以降的欧洲国家。
但是，通过这样的模仿，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却又乐意将“现代化”拱手托让给西方，将之视为西方社会的专利。1901年，泰戈尔在孟买西南部的村庄里建立起一座实验学校。在他看来，只有远离现代化城市，人的精神才能得到真实有效的清修。中国的梁漱溟也曾这样践行其教育理念。米什拉认为，在很长的时段当中，反现代化在亚洲国家已经是难以绕开的议题。不仅激烈的民族主义者会选择站在现代化的对立面， 而不少自诩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会进入此行列。不能不说的是，当他们抗拒现代化的时候，却又有人指出，他们自身的传统之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现代化的精义。在十九世纪末期，印度学者中就有人指出，在印度本有的传统之中拥有与近代科学完全相似的内容。印度的社会改革家萨拉斯沃蒂（Saraswati）认为，应该回到《吠陀经》中。在这经书里面，存在所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信息。在同时期的中国，《墨子》研究蔚然成风，有人在其中找到了近代物理学的源泉。
无论如何，世界总该这样分裂，要为分裂提供理由。“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废墟》之结语章为“含糊的复仇”（an ambiguous revenge），意在揭示当下与未来的困境。亚洲大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强调自我的现代化，但经济、军事等实力的激增不也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吗？不可否认，西方在现代化的路途中出现了若干悲剧（如两次世界大战）。如何避免这些悲剧，或正当成为“东方现代化”的重大议题。对此，米什拉并未给出答案。
米什拉似乎只对已有答案的形成过程抱有极大兴趣，这也是他与弗格森的差异所在。在弗格森眼中，世上的一切都该有明确无误的答案，他自信满满地找到了欧洲胜出的因由。但在米什拉那里，多少有关历史社会的答案都留下了知识生产者的狂想、梦呓。另外，《废墟》很可能被人解释为是第三世界学者对于以弗格森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挑战，控诉西方帝国主义在近二百年中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说明“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样的解读依然是弗格森式的，其背后隐藏着东西两分的话语结构，仍然是“主义”的战争。对于米什拉而言，这些森然有序的结构恰恰遮蔽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且为隔离与仇恨埋下了坚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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