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饭了：舌尖下的革命中国，1950-1960
撰文：李夏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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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家现在也就是一只小鸡。
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
鹅养养了，就变成了羊，
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
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啦，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啦。
——活着
慈祥顺着她的花白的头发一直梳进她的皱纹里。但当她拈起筷子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额头上刹那间沟渠纵横，蛇一般的青筋蜿蜒在太阳穴的两侧，鼻翕耸动，仿佛周围的空气都难以填满一般。筷子像鹭鸶的长嘴一样一次次的伸进她面前快要溢出来的肉碗里，将沐浴在肥油中的五花肉迅速叼起来，精准地填进嘴里。坐在她的对面，目光追随着这块巨大的五花肉通过她残缺不全的门牙，一直深入黑洞洞的喉咙里，你似乎能够看到她的小舌在愉悦的抖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肉食心奋不已。
吃饭，对王桂珍来说，更像是一种虔诚的信仰，或是一种神秘的仪式，用来激起她年近七十的身体里涌动的那些许的活力。当你看着她枯瘠的喉咙随着食物的下咽而欢快的上下起伏时，当你看着她眼中那种夹杂着专注和欣喜的难以言喻的光芒，当你听着咀嚼食物的声音如此刺耳地从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老城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里传出来时，你很难不相信这是一种神迹。
在这间小屋子里，神迹处处闪现——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画像一起被悬挂在一面墙壁上，共同接受冉冉升起的檀香和供盘里点心瓜果的供奉。而在它的对面，一幅巨大的年画占据了墙壁的三分之二。画面上，一个看起来不足三岁的胖娃娃在咧嘴微笑，而他微笑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奇珍异宝聚拢在他的身旁——除了珍珠、元宝等等千年以来就惹人垂涎的珍宝外，在一个古雅的香炉中，还盛放着一叠叠印着毛泽东头像的百元大钞，而被娃娃紧紧搂在怀里的，是一条大得令人吃惊的红色鲤鱼，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它象征着永不匮乏的食物（连年有余）。
如果不是王桂珍身边环绕着几位穿着入时的孙辈，置身其中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时空错乱之感。其中一个年轻人在吃饭时将一块肉掉在了桌上，这一不经意的举动深深的冒犯了王桂珍的时空，她将筷子从肉碗里战略性地撤退出来，将桌上的肉夹起，戳进表情错愕的年轻人的碗里：
“把它吃了！”
活着
愤怒与错愕的表情在饭桌上凝成了一种沉寂的气氛。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王桂珍愤怒的原因，在当代中国年轻的一代看来，王桂珍的行为不过是重复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古老道德训诫——珍惜粮食。食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物质资料。当然，通过请客的排场和付账时的大方来夸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又另当别论。
2012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关于食物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众多观众的口涎中迅速蹿红，年轻一代正是热捧这部纪录片的主力军。在年轻人看来，《舌尖上的中国》是一道华丽的视觉盛宴，全国各地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轮番让眼睛品尝，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秀色可餐。当然，它也是一个丰饶的寓言，无论是陕西黄土坡上的农民，还是云南深林中的山民，每一个脸上都显露出饱足的神色，似乎食物总是俯拾皆是，取之不尽。
王桂珍也看过这部纪录片，但和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这部纪录片的内容很难引起她的共鸣。
“里面那些吃食，除了那个黄馍馍，简直想都不敢想。”“不就是个蘑菇吗？一下雨树底下一大片，怎么卖得这么贵？”“为了个吃，折腾这么半天……”
王桂珍的“批判”，与其说是与这个时代的格格不入，不如说是对食物的一种固执的情感。吃饭，对王桂珍和她们那一代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活着”。
“活着”是一个包含着复杂情感的主题，对王桂珍和她的同龄人来说，尤为如此。王桂珍出生于1945年，这是一个推断出的年份，按照王桂珍自己的表述，她是“抗战胜利”的那年（有时也被表述为“打跑日本鬼子的那一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然时间似乎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流放了，留下的真空被一系列的“政治时间”所填补。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被用作时间的刻度。就像1945年被替换为“抗战胜利”的那年一样，“解放”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1949年10月1日之前和之后被简单的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从1950-1960年被划分为“刚解放那会儿（解放初）”、“镇反”、“反右”、“大跃进”和“节粮度荒”时期。国、家、人就以这种微妙的方式被联接在了一起，政治形势的每一次变动都嵌入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只有理解了这种时间观念，才能理解王桂珍们的“活着”的意义。“解放前”是一段艰难活着的岁月，被称为“旧社会”，很多时候还要加上“万恶的”这三个字来进行修饰。在“万恶的旧社会”，贫苦大众饱受资本家、地主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永无翻身之日，唯一的光明和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王桂珍对此深信不疑，尽管在1949年时她不过四岁，但少小年纪已经体会到黎明前黑暗的时刻。王桂珍清晰地记得在解放军攻进北京前的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亲开门时是如何被一具“倒伏”吓到，急急忙忙地捂住王桂珍的眼睛，将她领进屋子，但是透过母亲的指缝，她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灰色、臃肿的怪物趴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地上，从一个勉强可以称作袖子的窟窿里伸出几根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这个说不上骇人的景象永远的刻在了王桂珍的脑子里，以致很多年后，她还记得那天晚上，当她发现吃的杂合面馒头中夹着灰色的败絮时，她把嘴里的食物全吐了出来，当然也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顿打。
在共产党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平面粉价格上涨了4500倍。货币变得一钱不值。已有五十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他们或是去了解放区，或是到北方避难。工业生产已经基本停顿。基本原因是由于围困造成的粮食短缺，一个工人每月配给的粮食只够维持十天。许多人不得不吃过去用作家畜饲料或肥料的豆饼充饥。可能是由于缺乏维生素，最终使成年人患上夜盲症，孩子永久的失明，有时甚至导致眼球破裂。
北平最终和平解放，但在上海的张璧如却从食物中嗅到了迫近的战火气息。她那年已经十岁，却像成人一般学会了同飞速上涨的米价进行赛跑。同时还要躲避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们在弄堂里大肆劫掠。“我父母之所以让我去抢购，是因为他们觉得小孩子身体小，很容易从人堆里钻过去。”但她的父母显然没有想到，人小也意味着力气小，同样也容易被周围的大人挤出来。有一次，她终于抢到了半袋面，兴冲冲地跑回家，却发现袋子不知何时被人捅了一个窟窿。当她沿着路回去找时，发现已经有好几个乞丐在争抢她洒在地上的米，其中一个最多只有五六岁大，但已经敢于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撕打。他一面扯着另一个乞丐的头发，一面将混着泥水的生米连续不断地揉进嘴里。
“饿得半死的市民爬行穿过围城的铁丝网为了得到从农村走私来的米。”“一辆装有一些小市民囤积的五袋米的卡车，还没来得及启动，蜂拥而上的乞丐就已经把每个米袋子都捅漏，并用他们的帽子、口袋和双手把米抢走了。”这样的消息每天都充斥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邪恶的罪行随着肚子的空虚感节节上升，饥饿正在将整座城市赶往地狱的前栈，而从农村逃难的人群仍在络绎不绝的涌入城市寻找活路。
人们身上的最后一丝忠顺被饥饿完全榨干了，在荒凉年景和炮火声中怀着恐惧和企盼期待着救星的到来。1949年5月25日早晨，上海，多日以来的枪炮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军队行进的步伐和街头大喇叭里响起的欢乐的歌声，饱受军队惊吓的上海市民以为这将又是一群粗暴、疲惫、一触即怒的士兵，胯间晃着手枪，腰间悬着手雷，就像连日来广播中所反复宣讲的那样，将会抢走并杀害所有的富人并实行屠城。但实际上，他们见到的是一群整齐挺拔的年轻共产党士兵，他们没有一个人抢劫、掠夺食物，甚至不会从居民手里接过一杯水。
人们起先认为这些共产党人难以接触，但很快发现他们平易近人。而最令人感动的则是他们的简朴的生活和他们粗糙的饮食：
他很俭省的生活，在食堂吃饭，依级别分为低、中、高三种伙食标准，其中最好的仅比其他两种不那么艰苦些，主要由米饭、一点蔬菜、面条，偶尔有一点儿肉。他是一个由党供应衣食住行的穷人。
没有人不会欢迎这样的人来治理他们，规划他们的未来和生活。“解放初”的那些日子是王桂珍最兴奋的日子，1950年，第一个国庆节游行仪式在北京修葺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者举着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巨幅肖像，扭着秧歌——这一传统中国用以祈福丰收的舞蹈，穿过长安左门，进入空旷宁静的天安门广场，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欢腾和红色的海洋。
红色，这也是王桂珍印象中最深的颜色。而上海的张璧如则在观看了盛大的游行队伍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包括母亲最拿手的红烧肉。当她用筷子夹起这块淌着油的红色美味时，对即将到来的幸福生活丝毫没有任何怀疑。
猪的寓言
“那些年，一年有几个日子一定要吃肉的。阳历年、春节、五一、十一、还有12月26日，你们小年轻的怕是都不知道了，这是主席的生日。”
王桂珍一面数一面屈下一个手指头。这里的肉，当然指的是猪肉。
很难说幸还是不幸——这要看对象是谁。猪，一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尽管在大多数人的心中，这种动物慵懒、肥胖，只会在泥淖中蠢笨蠕动，它最可爱的形象就是热气腾腾地出现在盘子里。但几乎没有那种动物比猪更为和人亲近。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最基本单位的家，从文字的构成上看，就是屋顶下（宀）养着一只猪（豕）。
猪也与国家兴亡和天下安危联系在一起，在君主用以治世的儒家典籍中，太平盛世的一个标准就是五十岁的人可以吃上猪肉——当然，同样也是根据儒家经典的记述，达官显贵们是无论何时都有资格享受各种肉食的，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肉食者”。如果一位“肉食者”愿意将自己对肉食的嗜好与平民百姓共同分享，那么他就是一位贤君明臣；反之，那些只顾自己享受块肉大餐而不恤民众生计的统治者则是昏庸之辈。
“肉票”，这种方不盈寸、印刷粗糙的纸片，连同一起发行的米票、粮票、布票、油票等等生活资料的票证共同展示了共产党与民同乐的决心和信心。共产主义的理论认为，正是因为那些穷奢极欲的地主资本家多吃多占，才使贫苦大众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这一点在1951年出版的《高级中学语文课本》第四册的第九课中《谁造成贫困与灾难？》中进行了生动的叙述。课文的作者力文、方堤以沉痛控诉的方式向学生描述了一幅“罪恶与悲惨的图景”：“湘阴陈锡珊用农民血汗换来的稻谷填满了高大的‘万石仓’”，而沅江王一华则“酒海肉山地尽情挥霍”甚至“连豢养的两只洋狗每天也吃一斤肉”。与之相对的，是农民“终日辛勤劳动在土地上却得不到温饱，成年不断地吃碎米和野草。”强烈的对比很容易培养学生对这种不公不义的行为的仇恨，为了强化这一点，这一段内容还出现在1952年的高考语文试卷中。
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就是将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统规划一，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只有平均分配，才能避免旧社会多寡不均的现象再次出现，也只有平均分配，才会召唤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早日降临人间。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这个新乐园的最大特征，应该就是永不匮乏的食物。包括肥腴的猪肉。就像流行一时的歌谣所传唱的那样：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
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农服穿不完；
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的主席钟德清对来访的人民日报记者阐述了卫星公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具体理想，这个公社因1958年的一个夏天收获四千多万斤粮食而蜚声全国：“说粮食，公社打的粮食自给吃不清；说猪肉，每人一年平均二百斤，怎么也吃不完。”欢乐的气氛像投入水池的石头一样激起一圈圈涟漪，向全国扩散。人民公社如雨后的蘑菇一样迅速生长起来，而公社的核心就是许诺将永远散发着肉香的公共食堂。每到吃饭时间，这些公共食堂的锅碗瓢盆便一齐奏响共产主义的颂歌。
“那时候，就连北京的胡同里都成立了公共食堂，一个月有好几次吃红烧肉”王桂珍很有些兴奋的说：“食堂大师傅会变着法的做，就像竞赛一样。没有人想过哪儿来的这么多肉。”
肉当然来自猪身上。1959年，这种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的动物得到了最高规格的表彰。中国最高领袖毛泽东在这一年10月31日《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中将猪升为六畜之首，“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
此时的猪，已经被塑造为近乎神话般的形象，它既然与国计民生紧密相连，那么它的形象也应当在寓意喜庆吉祥的年画中占据一席之地。人们用“肥猪拱门”来形容福气降临，用“肥猪满圈”来表示丰饶富足。民众对丰饶和幸福的想象创造出五十年代最令人难忘的形象之一——山一样大的猪。为了加强效果，还会让一个绿豆大的人骑在它的背上。
奇唱歌来怪唱歌，养个肥猪千斤还有多。
脑壳谷箩大，宰了一个当三个。
三尺锅子煮不下，六尺锅子煮半个。
就像歌谣里所传唱的那样，为了使美好的理想能够走下年画，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就必须像弗兰肯斯坦医生一样，敢于进行各式各样激进的实验。
其中一项实验得力于伟大的中苏友谊之下的文化交流。古怪的苏联科学家李森科是斯大林的门生，他不承认遗传学，而相信遗传特性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像水稻通过杂交培育优良品种一样，牲畜自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增产的需要。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建议农民将母猪与公牛杂交，以期宣传画中像牛一样大的猪可以变为现实。这个建议虽然充满善意的理想主义，但显然没有考虑到牛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猪的感情，许多牲畜因此致残。
最具黑色幽默效果也实行最广的计划可能就是“牛奶注射猪”这个古怪的实验。它诞生于“赶英超美”这个充满悖论的口号最流行的1958年。而这项计划的来源正是脱胎于报纸上刊载的一则美国奇闻：一个美国人，因为小时喝牛奶太急，冲进食管，导致甲状腺破裂，所以生长失控，年方三十，体重就已超过1400磅。吉林省的一位叫王德山的兽医这则奇闻启发下开始了他伟大的实验——往猪的甲状腺里注射牛奶。根据他的实验数据，这样处理的猪每天至少多长二斤肉。
在《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下，这个方法迅速在辽宁、河北、山西、江苏、浙江、江西、湖南乃至四川、云南实施。捷报频传，猪增肥的斤数，从最初的二斤，到河北的二斤半，再到浙江的三斤，一路飙升到四川的四斤，而在有些公社里则报告说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十斤。
理想的激情过后，人不得不面对现实。牛奶注射猪的实验在湖南仅仅实行两年，就成功地将60万头猪提前送入了天堂——当然，这还包括其它各种各样荒唐的原因。大规模的实验工程最终都如荒谬的黑色喜剧般草草收场。当帷幕落下，观众们惊讶的发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残破萧索的舞台。无论是作为居于食物链高端的人，还是处在食物链低端的猪，都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困难的现实。
尽管从生物学上讲，猪没有任何社会组织，但在恶劣的条件下，一种尊卑秩序还是被这些牲畜自发的建立起来。弱小者必须牺牲自己为强大的同类让道。猪在饿死前会展现出自然界最残忍的一面——同类相食，北京红星公社的牲畜死亡率达到45%，其中占死亡绝大多数的是那些羸弱的小猪，它们的死亡原因是成为了那些强大同类口中的食物。
弱肉强食这种动物的蛮性，再一次上升为人类的公理，这条公理最先侵蚀的就是家庭结构。当年只有八岁的丁巧儿因为母亲患了肾结石，而父亲病重在床，不得不代替家长去食堂打饭。没有人因为她仅仅是个孩子而对她有所怜惜。刘巧儿在大人的队伍里被推来搡去一个小时，才能打到一碗照得见人影的薄粥，作为全家的口粮。尽管为全家领饭的是巧儿，但她的父母还是会把她和妹妹的食物拿走给她的兄弟吃。在她的父母看来，女孩儿是可以舍弃的累赘，她们不能干活补贴家计、挣得工分又少，只能浪费家中口粮。
弱小者已经成为了家庭的负担，没有必要让他们继续浪费他人活下去的希望。在江浦，一个八岁的哑巴孩子因为总是偷吃父母和乡邻的东西而被家人活活扼死，而另一个叫王久常的人，则毫不犹豫地将分配给他八岁女儿的口粮夺走吃掉，导致他的亲身女儿活活饿毙。在湖南衡阳的一家敬老院，本应分配给老人的鸡蛋、药品和粮食克扣下来，敬老院的厨师冷漠对索要粮食的老人说：“给你们吃干什么？给猪吃还长块肉！”
而此时，猪已经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退回了年画当中，重新成为一个令人垂涎的神话形象。肉票仍然在按时发放，但票面上的面额却越来越小，从一市斤，下降到半市斤，再到二两，一两，甚至是半两。在上海，1953年平均每人消费肉20公斤，而1960年每人只发了4.5公斤肉票。即使如此，排在副食店门口购物大军队尾的人得到猪肉的机会仍然相当渺茫。猪肉偶尔在柜台上的现身成为了轰动全城的新闻，但鲜有人能一睹它诱人的芳颜。
张璧如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在那个寒冷的除夕之夜，她的母亲是如何弄来了这么大一块肉。“有巴掌那么大！”她苍老干瘦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她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肉，只记得母亲脸色灰白地让她和兄弟们把门关起来，拉上窗帘。红色的火焰不疾不徐地舔着砂锅的底部——家里的铁锅已经在大炼钢铁时上交充公了。随着酱色的汤开始翻滚起来，一股沁人心脾的肉香猛地掀开水面，像锥子一样刺进围在锅边儿的每个人的鼻腔里。端上桌的砂锅成了一个冒着热气的战场，五双筷子疯狂的地在里面扫荡，每一块肉都会引起一场筷子大战。
尽管喉舌慷慨悦纳了这丰腴的肉宴，但习惯了粗粝待遇的肠胃却难以招架这突如其来的华丽排场，呕吐声此起彼伏，屋子里一时弥漫着油腻的酸味，但没有人敢把门儿打开，把味道散出去。张璧如的母亲默默将将他们呕吐的秽物用碗盛了起来。那天的后半夜，从饥饿中醒来的张璧如看见母亲躲在厨房里，正在干呕，而那只盛着秽物的碗已经空了。
“从那以后，我的母亲再没吃过肉。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喝了‘戒肉汤’。”
第二天上学时，张璧如从她周围那些面露菜色的同事脸上察觉出一种奇怪的神色——每个人都像行注目礼一样死死盯着她嘴边那一层薄薄的油光。
“他们的样子就像是要把我吃了！”
吃相凶恶
“我回想三十多年的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拱点东西，填这个无底洞。”莫言在他的自传性散文《吃相凶恶》中调侃的写道。将“吃相”和“凶恶”联接在一起，会使人莫名的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就像面对一条豺狼一面讲述自己撕扯猎物的故事，一面炫耀自己的牙齿的硕大和锋利一样。
“因为生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就与食物有关。”在接下来，莫言回忆了他四五岁时，与全家十几口人一起开饭的情景。那是在1959年，每顿饭只有奶奶分给他和姐姐的一片发霉的薯干。每逢开饭，这位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家获得者就要“哭一场”，因为他总认为负责分配食物的奶奶偏心，将大一点的薯干给了姐姐。
（我）伸手把姐姐那片薯干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又觉得原先分给我夫人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一抢再抢，婶婶的脸便拉长了，姐姐也哭了。我当然是双泪长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气，奶奶便数落我的不是，母亲便连声赔不是，抱怨我肚量大，说千不该万不该生这么个大肚子。
一个母亲诅咒自己儿子的出生，一个孩子如饿狼般抢劫他人的食物。但没有人会苛责这一切。在饥饿的人中寻找家庭的辑睦和社会的和谐毫无疑问是徒劳的。没有人能够要求一个“肚皮似乎透明，绿色的肠子在里面也蠢蠢欲动”的饥饿儿童在面对大碗野菜汤的时候能保持一种文雅的吃相。
这种因为饥饿而产生的凶恶吃相甚至传染到了高级机关的大楼里，在外交部工作的资中筠在那些年每天早晨起来都要和自己的眼皮作斗争，长期的营养不良已经使她难以指挥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而她的脸上、腿上则因为浮肿一摁一个坑。饥饿使得这些对外代表国家形象的人在食物面前完全投降，参加对外招待会成了一项人人趋之若鹜的肥差，每当“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时，大家便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资中筠曾亲眼见到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
人们在获得食物的路上迷失了方向，将自己完全交给赤裸裸的丛林法则。而这种丛林法则从餐桌上一直蔓延到大街上，对食物地渴求使人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恐惧之中。王桂珍第一次听到“节粮度荒”这个词是1960年，这年她十四岁，这个词给她带来的不是忧虑，而是一种深深的恐惧——她把“节粮”听成了“劫粮”，而周遭的一切似乎又坐实了这种恐惧。那天，她仔仔细细地将从粮店抢购的半袋米藏在怀里，急急地往家走。路上每个人的眼睛都似乎在不怀好意地盯着她隆起的腹部，她越是用双手紧紧地捂住，就越是感到如芒在背。
“真跟群狼似的。”王桂珍抬起头来，“当我快走到家门时，一个人从背后拍了我一下儿，当时我也不回头看是谁，而是像我母亲告诉我的那样，用脚狠狠的向后踹了他一脚，然后头也不回的逃进家里。刚坐下一会儿，就听见咚咚咚的敲门声……”
抱着你死我活决心的王桂珍举着半把笤帚开了门，准备一开门就狠狠砸下去。但结果却发现是她倒霉的同班同学，捂着肚子站在门口。
这个喜剧般的结局却没有让任何一个人笑出来：“我不得不将带回来的米分了一点给他赔不是，我想要是我不给，他一定会抢的。”
但对一个人来说，在那时，确实没有什么比怀揣着食物站在大街上更危险的事了。王桂珍的遭遇不过是个略带紧张的间奏，真正的狂奏曲几乎每天都在街头发生。那些街头上卖食物的小贩成了高危行业，他们时刻要守护自己手中比生命还要珍贵的粮食免受像苍蝇一样聚拢过来的饿鬼的骚扰。在无锡，上街卖油饼的小贩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盒子来保护他的油饼，这种盒子只有一个容两根手指伸进去的小口，只有小贩确定站在面前的是真正的买主，并且已经确凿无疑地将粮票和钱款握在手里时，才会将手指伸进去夹一片出来，而买主则会以最快的速度将整张油饼填进嘴里，晚一步就有被抢走之虞。即使如此，有饿红眼的人还是会趁着小贩不注意抱起盒子就跑，全然不顾盒子的带子还缠着那个可怜小贩的脖子。
最具创造性的抢劫行为发生在天津的一个切糕摊前。“一层粘面，一层芸豆，一层枣，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格外诱人”收藏家陆克勤如此回忆这种令他回味无穷的童年美味，但二两粮票只给一小片切糕，“吃了犹如茉莉花喂牛”。这种美食自然引来的不光是口水，还有觊觎的目光。当那名穿着背心和补丁裤子的小伙子过来声称要买四两粮票的切糕时，摊主几乎不假思索就切给了他，丝毫没有想到为什么这么薄薄的一小片切糕，对方还要求切成两块。而小伙子接下来的行为解释了原因：
小伙子双手拿着两块切糕掂了掂，突然像贴膏药似的将两块切糕分别贴在了摊主的两只眼上，这黏糊糊又略带温度的年糕弄得摊主睁不开眼睛直乱叫唤，小伙子趁机将案上的切糕用屉布兜起来，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走了。
追究食物的来源是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无论是买来的、借来的，还是偷来的、抢来的，只有将它结结实实的填进自己的肚子才是对生命价值真正的确认，以及对生活继续的信心。充实肠胃的欲望已经战胜了所有的极限，感官也随之退化。舌头不再听从大脑的安排，而完全服从于肠胃的需要。为了配合这种需要，一种叫做“代食品”的庞大食品家族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的灶台和锅碗里占据了煊赫的位置。这个号称营养高、味道好的庞大家族包括除去块茎以外红薯的所有部分、玉米、高粱、小麦以及其它农作物的茎叶、粮糠、各种野菜和野瓜、各种昆虫以及任何一种能够从中榨取出一点点延续生命的营养的东西。很多人只有在事后才会回忆起当时食物的那种难以忍受的味道，而在当时无论是任何东西端到面前都能毫不犹豫的扫荡一空。
其中最著名的是一种名为“小球藻”的代食品。你可以在任何死水和粪坑里见到它令人不安的灰绿色形象，实际上，当北大荒一个农村公社的社员阎德喜将这种绿色的液体送入自己嘴边时，连他的肠胃都开始这种浓烈的尿骚味，但是他还是喝了下去，周围的每个社员都装作喝得津津有味，直到村支书带头将这种骚臭的液体吐了出来，才带动起一股争先恐后的呕吐浪潮。而因病住院的北京人黄新原则发现医院病房的活动室里就放有这样一个培养小球藻的巨大的玻璃罐子，不久以后，他就在发给病号的菜汤里见识了这种东西的味道。
“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莫言如此回忆那段岁月。他点数了他在那个年代所吃过的各种食物，并像美食家一样对它们进行等级评定：“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而一些特殊的美食更是使他惊为尤物，“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还有一种豆虫，在中秋节之后下蛰，“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全是高蛋白”。
但无论如何，米、面、豆、麦，这些长达千年来被人们口口相传的粮食，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渴望。对莫言来说，拯救似乎在1961年到来，政府配给每个人半斤豆饼，“那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莫言的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配给全家的豆饼吃光了。
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
那是个来不及哀悼的时代，留下的只是关于吃的记忆。“为吃我浪费了最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不灵光了。”莫言在《吃相凶恶》的最后如此写道，这自然是谦虚之辞——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还在等着他去享受。
张璧如则习惯和她的老伴每天中午在上海徐汇区的同一家面馆点同一道红烧肉，就着宽汤的面条，坐观窗外日移影斜。她总是吃得很慢，似乎要从里面咂出另一种味道来。红烧肉的碟子越发的小巧了，价格也涨到了四十元，而且菜单上开始用港台腔的“一例”来修饰这道菜。
“这群年轻人啊，真是养在蜜罐里，忘了苦！”王桂珍坐在楼群空地的长椅上不长不短地和几个老人抱怨：“那年，我叔带着他俩孩子从大兴村里讨饭一路讨到我们家门口儿，我娘给了俩白面馒头，救活了仨人。前天他孙子过来看我，就给我带来点儿这个！”
说着，她从稻香村的纸袋子里，拈出块儿一字酥，用手托着塞进嘴里，恶狠狠地嚼了起来。
一点儿渣子也没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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