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埃里克·方纳：当人们恐惧和紧张，他们就想要强势的领导者
采访：邢承吉（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方向在读博士生）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编者按：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教授本月访问中国，在北京大学举办“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系列讲座。
《东方历史评论》早前即已就方纳教授的老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对其影响、反智主义在美国、美国大选等话题访问方纳先生，值此良机，刊出以飨读者。今天刊出的是访谈稿的上半部分，下半明天将于明天刊出。
图片由采访者提供
“你看我们身后的这堵墙，”方纳教授指着他办公室的半面墙（上面装裱着各式各样的相框和海报），“它原来和另一面墙一样，全都装满了书。现在这面墙上那些消失不见了的书，就放置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然而他并没有去过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馆的方纳藏书库，于是我试图向他描绘那些藏书对于学习美国史的中国学生的意义。他饶有兴致地听着，然后又告诉了我他花了很长时间，将这些书一一卸下装箱（一共84箱）。“我装完书，剩下的就不知道了，有人过来把书运走。”之后的事情他也不甚清楚了。王希老师在箱子上贴上了中英文的标签，这些书通过海运走，先到厦门，由厦门图书馆馆装上船，将所有的书箱逐一挑出，最后所有的书通过火车运抵北京——用王希老师的话来讲，“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去年第一次到哥大校园访问，便去拜见了方纳教授。他告诉我自己已经退休，但接下来几年还会时常来学校，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他身后的书架里放着很多自己的以及他学生的作品，“都是我最珍视的东西，”他指着那些书说；他慷慨地送了我厚厚的两本《给我自由！》（Give me Liberty! An American History）。得知我之前研究过托马斯·潘恩，还特意找出一本他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一本关于潘恩的著作（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送我。“你拿到的是新版本，他们重印了一次。”这本书我曾拜读过，方纳在70年代就已经有意识地用跨国的视角解读潘恩在英、法、美的经历，而且对当时的潘恩研究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但方纳教授说，“你要知道，这本书已经过时了。”除过这些慷慨的举动外，他还反复强调要我申请哥大的宿舍，“如果他们不给你安排宿舍，你要据理力争。”那是在去年二月份的时候，纽约给我的感觉冷冰冰的，但这间办公室的色调却非常温暖。
九月入学以后，我才体会到当时方纳教授建议的深意，有了自己的家，纽约的色调忽然变得温柔明快。第二次与方纳教授见面依旧非常简短，他邀请我去他家参加感恩节派对，并让我在读书时格外留心观察何谓一流的历史著作，而不要只忙于应付课程和考试。这些建议我如今依旧在仔细咀嚼。
第一个学期的时间过得飞快，感恩节很快到了，有美味的火鸡，还有方纳夫人精心准备的各类点心。那是个精致而美好的夜晚，我被方纳教授家壁上装裱的各类艺术作品和相片深深吸引，与另一位同样对此充满好奇的老先生一起，像欣赏MoMA或者大都会博物馆一般津津有味地品赏了整个夜晚。举凡我们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会请教方纳教授，当时他虽要忙着招待客人，却也有问必答。方纳教授所收藏的一大半艺术品，都是他母亲丽莎·方纳（Lisa Foner）的作品。丽莎·方纳的铜版画和静物画表现出她对世界极为鲜明、冷静而且深刻的洞察力，令人着迷。“这些都是我母亲的自画像，那些，是她早年画的作品”，方纳教授非常谦虚地说，“很可惜，我并没有继承她的艺术细胞。”走到墙的尽头处，我发现了一张很小的、裱在墙上的照片，里面站着两位长相几乎一模一样的年轻人，穿着西装，神情严肃。这张相片引起我极大的好奇。离开前，我问方纳教授：“这就是杰克·方纳（Jack D. Foner）和菲利普·方纳（Philip Foner）两兄弟？”“没错，他们是双胞胎。”
不久以后，在纪念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诞辰一百周年的讨论会上，我又见到了方纳教授。每个人都在谈特朗普的当选，于是我也问了他对此事的看法。霍夫施塔特教授在埃森豪威尔将军（也是当时的哥大校长）获选美国总统之后，受到极大的挫折，但方纳教授在这个奇诡的“特朗普时刻”到来之际却了无彷徨之感，而是表现得坦然而又淡定，仿佛是接受了一件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就让我感到更加好奇。
去年圣诞前夕，我们约在历史系的办公室见面，谈了一个小时，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师承脉络，也问了他对特朗普当选的一些看法。访谈过程中，方纳教授对霍夫施塔特观点的批判，让我非常吃惊。访谈结束后，方纳教授披上大衣，戴上黑色的老式圆顶礼帽，茶色的眼镜衬得他英气逼人，很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纽约客。天很冷，我们一路走到百老汇的十字路口相互道别。那是圣诞节前夕，但他告诉我自己已经期待着3月初的北京之行了。
家学渊源
东方历史评论：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杰克·方纳和叔叔菲利普·方纳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您也曾回忆说他是您学习历史的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位启蒙老师。[1]
埃里克·方纳：我父亲和我叔叔菲利普·方纳都是历史学家，他们撰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历史著作。但是，他们的历史观和当时院校所教授的主流历史观大相径庭。那时候，共识学派主导了美国历史学界，他们认为美国人很少在重要的情况下产生分歧。所以，现行体制的批评者若非丧失理智，就是偏离主流。我父亲与叔叔探讨的历史，即我学习的历史，与此迥然有别，意图强调持异议者、批评者、激进分子以及那些为了社会进步而试图做出改变的人们的作用。这其中包括托马斯·潘恩（我叔叔出版了他的著作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我叔叔也出版了他的著作）、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等这些废奴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平民党人。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著作中，这些人都属于边缘群体。然而，我父亲和叔叔强调他们对美国发展做出的贡献。他们也极为关注备受主流忽视的劳工史，以及同样受到忽视的黑人史、种族关系史以及奴隶制史。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教科书中几乎没有黑人的身影。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国历史叙事中没有黑人的情形。对那样的历史叙事而言，奴隶制不过是自由故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外；我们废除了奴隶制，此后天下太平。所以，这是有别于当时主流观点的另一种历史，却更接近今天的主流。可以说，在成长过程中，我耳濡目染了一种全然不同于当时学校所教授的历史叙事。
东方历史评论：20世纪40年代，纽约市立大学解雇了左翼历史学家杰克·方纳和菲利普·方纳。您能否简单谈下您的家庭背景如何塑造了您对美国历史的理解？
埃里克·方纳：1941年，在麦卡锡主义泛滥以前，我父亲和叔叔相继被解除教职。当时出现了一场小型反共产主义的改革运动，就在德国入侵苏联的6个月前，而这场入侵使俄国成为我们的同盟。这场运动是麦卡锡主义的先导，发生在纳粹-苏维埃公约时期，即1939至1941年。1941年，当美国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之时，这场反共产主义冲动在战争期间就停止了。然而关键在于，事实确实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父亲和叔叔都无法找到教职。这证明了什么？这证明自由和自由言论的理念在美国并未得到广泛落实，这与宣传的结果截然不同。我意识到自由的脆弱性，我在著作中不断强调这一点。我也意识到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中扮演重要作用。这都是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我父亲和叔叔身上学到的东西。
师承脉络
东方历史评论：我听说您刚刚入学哥大的时候，志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这是真的吗？
埃里克·方纳：尽管我对历史非常感兴趣，读高中的时候我却更喜欢数学，尤其热爱天文学。入读哥伦比亚学院之初，我梦想成为天文学家。起初的两年时间里，我选修了数学、物理、科学这些课程，对此我并不感到后悔。因为太多的历史学家对科学一无所知，并且他们害怕数字，不知道如何分析数据。然而我不仅懂得如何分析数据，还觉得这很重要。一个人在文章中谈论“大多数人认为这样或那样”就是一种数值表达。你必须提供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你怎么知道是“大多数”，而不仅仅是“一些”？很多历史学家甚至不知道如何思考这一问题。
不过，转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不久就对高等微积分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这也是民权运动的年代。我关注社会上事态的进展，对此饶有兴趣，同时越发想要研究民权革命的起源。因此，大三的时候，我选修了詹姆斯·申顿（James Shenton）教授的课，这也是我的第一堂历史课，是关于美国内战的、为期一年的研讨班。就是那门课使我来到历史学专业。申顿真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所讨论的问题都是我们迫切想要了解的，与当时的社会动态密切相关。大概在1961至1962年，我从物理学专业换到历史学专业。次年，霍夫施塔特成为我毕业论文的导师——在历史学专业，我需要完成一篇毕业论文。申顿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师，但他其实不是一位著述丰厚的学者。霍夫施塔特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作家，事实上，相对教学而言，他更热衷于写作。但对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的时候，他很擅长提供批评意见、与你讨论，以及仔细斟酌你的论文草稿。我从霍夫施塔特身上学到很多有关写作的知识，获益良多。他也影响了我所研究问题的类型，直到今天，这些关于政治、政治文化和政治观念的问题都是“霍夫施塔特问题”。霍夫施塔特对它们感兴趣，我也一样。即便我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说，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始终如一，即美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以及这些变化在政治层面的表现。这些是我依然在研究的问题。
东方历史评论：有意思的是，当臭名昭著的拉普-库代尔委员会（Rapp-Coudert Committee）把您父亲列入解雇的黑名单时，是霍夫施塔特填补了您父亲的职位。
埃里克·方纳：是的，他得到了这份工作。我之前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1941年的春天，我父亲在学期中途遭到解雇。学校聘用了霍夫施塔特。那时候，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的他得到了这份教职。他始终对此感到有些尴尬。不过，当时仍旧是大萧条时期。人们都需要钱，他也不例外。但我认为，怎么说呢，我的事业受益于霍夫施塔特的提携，部分原因是他对此事感到有些愧疚。正是霍夫施塔特，我才能在本科毕业后，获得在牛津大学学习两年的奖学金。霍夫施塔特跟我得到那笔奖学金有莫大关系。我的意思是，他绝对认定我应该获得那份奖学金。但我也认为，他觉得对我有所亏欠，你明白我的意思，或者对我家有所亏欠。
东方历史评论：您在牛津大学深造时是跟着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教授做研究吗？
埃里克·方纳：事实上，我在那里主要学习欧洲史。不过，艾伦·内文斯的确在那里。每年牛津大学都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那访学。他在那里教授一门讲座课程。在我入学以前，他就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了。这里其实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曾经是艾伦·内文斯的办公室。但在我转到历史系之前，内文斯就已经退休了。这一切都充满了戏剧性。因为我父亲和叔叔在哥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内文斯教过他们。所以，内文斯认识我的家人，而我却直到在牛津大学上他的课才遇见他。
东方历史评论：而当您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着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攻读博士之时，您的父亲杰克·方纳也回到哥大来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埃里克·方纳：他在被解雇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然而，当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他决定在我之前取得博士学位。他提前一年做到了。他1968年完成论文，我是在1969年。他回来完成他的学位论文，一篇关于军事史的论文，确切来说是内战之后的美国军队。他撰写这篇论文，于是申顿成为他的导师。25年前内文斯担任他的导师，但内文斯已经荣退了。所以，申顿承担了这份工作，指导我父亲，帮助他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东方历史评论：纽约这座城市在您学术生涯以及您的家庭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您如何确定杰克·方纳、菲利普·方纳和您自己在纽约犹太知识分子激进左翼思想传统中的位置？
埃里克·方纳：我父亲和叔叔成长于大萧条时期。那时激进主义在纽约市随处可见。我母亲也积极参与其中。她是一位艺术家，加入了诸如摄影联盟（Photo League）、艺术生联盟之类的团体。她与她的同伴都是拥有组织的激进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如同当时很多年轻知识分子那样，我父亲和叔叔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纽约市的环境和气氛非常激进。20世纪30年代末，这些激进分子遍布纽约市立大学。就我来说，自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以来，我所有的成年生活都是在纽约度过的。我在纽约的郊外成长，但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生活在纽约市。当然，我相信，纽约的自由气氛影响了每一位生活于此的人。
东方历史评论：那么您觉得自己是一位世界主义者吗？
埃里克·方纳：我不知道。我曾经看到过一封信，是霍夫施塔特写给耶鲁大学的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的。我本来打算去耶鲁大学跟着伍德沃德做研究，但我获得了去牛津大学的奖学金。霍夫施塔特就给伍德沃德写了一封信，现在这封信收于耶鲁大学的伍德沃德文集。他在信中这么说道：“方纳现在不打算去耶鲁大学了。他要去牛津大学。我认为，从他身上去掉一些纽约气息是件好事，可以使他更加见多识广。”霍夫施塔特觉得我太狭隘了。因而，我需要一场丰富的人生体验。归国后，我并没有去耶鲁大学。我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跟着霍夫施塔特做研究。
东方历史评论：霍夫施塔特赢了。
埃里克·方纳：没错，而我则错过了跟随C·范恩·伍德沃德学习的机会。尽管后来我还是得以与他相识。他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霍夫施塔特觉得民主十分可疑
东方历史评论：您觉得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诊断术语”（clinical term）——“偏执狂风格”（paranoid style）这个词是否有助于解释当下美国民众的心理特质？霍夫施塔特曾写道：“我想不到其他字眼足以唤起这种感受，激动的夸张、猜疑、阴谋幻想。”
埃里克·方纳：今年，“偏执狂风格”这一术语在记者们的报道中又复活了。总统竞选期间，该词频繁出现。我不断接到记者们的来电，询问“我们当下所见是否属于霍夫施塔特‘偏执狂风格’的例证？”我觉得我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术语。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考虑某些真正的异见群体，而是把这些人都归类为“偏执狂”。霍夫施塔特把它运用到平民党人、20世纪30年代的休伊·朗（Huey Long）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人身上。这样的例子极多。不过，我认为，使用这个术语太容易了——你不必分析它们的含义，因为你面临的是一种心理弊病。
现在，特朗普的确展现出很多霍夫施塔特用“偏执狂风格”术语来描述的特征——相信阴谋，相信幕后的操纵力量，一切都由某种权贵所操纵，什么都不能信。我认为更关键的是，“偏执狂风格”观念反映出霍夫施塔特对民主的感受。他担心普通民众易受煽动家的影响，易受那些发表疯狂言论的人们的影响，从而激起歇斯底里、恐惧和偏见。他认为，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危险的。我的意思是，他觉得民主十分可疑，大众民主易受情绪强烈波动的影响。
至于特朗普，我觉得，如果霍夫施塔特活到今天，他会说：是的，这就是特朗普在做的事情，他利用偏见，利用仇恨，利用恐惧，利用阴谋论，并且激发它们。政治不只是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立宪会议上讨论政府结构。它是恐惧、仇恨和偏执狂。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周而复始地发生：内战前有，即一无所知运动（Know Nothing Movement）；19世纪90年代有；20世纪30年代也有。到20世纪60年代，他非常担心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以及激进右派的兴起。
今天，我依然能看到这些现象。要记住，霍夫施塔特那一代人亲身经历了二战和纳粹主义。他们担心万一煽动家控制政治体系而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发生的那样。所以，他们在今天的这种偏执狂政治中，看到了纳粹主义的幽灵。但我认为，人们有很多理由投票支持特朗普。一些理由与偏执狂关系不大。他们感到自己的经济处境未曾得到改善，而如果你觉得你的经济前景正在走下坡路，你就不会投票支持执政党。这不是偏执狂，这是政治常态。不过除此之外，剩下的都是对穆斯林、墨西哥人的仇恨，和对阴谋的恐惧。就这个层面而言，特朗普的吸引力反映出霍夫施塔特探讨的内容。
东方历史评论：霍夫施塔特的讨论使我想起艾拉·卡茨纳尔逊（Ira Katznelson）的《恐惧本身：新政与时代根源》[2]，后者同样使用了大量弗洛伊德的概念描述美国普罗大众的恐惧及其他方面的心态。
埃里克·方纳：他也是霍夫施塔特的学生，并且深受霍夫施塔特的影响。正如他所论述的那样，30年代充满各种恐惧。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害怕：大萧条、希特勒掌权。不同的是，卡茨纳尔逊把罗斯福看作一种明确的替代选择，因为罗斯福提出了解决大萧条的民主办法。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罗斯福试图证明，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同时维持民主政体。霍夫施塔特对罗斯福评价不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是个缺乏真正原则的人，仅仅只是一个尝试各种可能的实验者，一个被各种事情推来搡去的人。卡茨纳尔逊对罗斯福评价很高。他们在这方面观点不一，尽管他们拥有相似之处，即霍夫施塔特同样使用了心理学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一点你是对的。
特朗普为何会赢？
东方历史评论：在霍夫施塔特1955年出版的著作《改革时代》[3]中，我也看到了这种心理学方法。在我看来，霍夫施特塔主张，平民党人信奉美国历史上久远的阴谋传统，反对您刚刚提及的诸如贿赂、腐败、被操纵的体系；同时，他们恐惧国际金融权力。这一点耐人寻味。
埃里克·方纳：但我认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确信，霍夫施塔特误导了我们对平民党人的理解。C·范恩·伍德沃德为此强烈地批评过他。平民党人中存在他描述的那类人，但大部分平民党人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经济计划。读过平民党纲领你就知道，政府控制铁路、劳工拥有组织的权利、政府承担信用体系职能，这些都是具体实在的，绝非偏执狂的表现。这些计划都以事实为依据，用于尝试解决小农场主实际面临的严重的经济处境。霍夫施塔特认为，他们都是怀旧的，他们渴望回到从前。我觉得并非如此。平民党人是向前看的，他们想让联邦政府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比起他们想要重拾杰斐逊的形象，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新政的先驱。但是，霍夫施塔特生活在纽约市，他对农民一无所知。我对农民也不甚了解，但我不写关于他们的内容。霍夫施塔特是一位纽约知识分子，他对农民和他们的计划有什么了解？我认为，霍夫施塔特反映了一种城市对农村民众的蔑视，这种蔑视使他无法认真对待他们。
东方历史评论：然而，我还是觉得霍夫施塔特描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对城市精英始终感到焦虑不安。这种描述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况。
埃里克·方纳：不能这么说。他们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到处都有平民主义的报纸。到处都有邮局在传播平民主义的小册子与演说。他们还举办大型群众集会。我很抱歉说得这么刻薄。我认为，有关平民党人的描述是霍夫施塔特所写过的最不具说服力的内容之一。后来的著作事实上已经反驳了这一点，诸如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in）、查尔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你去读他们对平民党人的描述，完全是另一幅图景。
此外，现在选特朗普的这群人当年投票支持了奥巴马。所以如何解释这件事？他们都是偏执狂吗？他们为何两次投票支持奥巴马，之后却转向投票支持特朗普？原因在于，奥巴马让人们失望了。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那些人。因此，投票支持另一政党是符合逻辑的。为什么还投票支持一个已经辜负你的政党？我也非常遗憾。奥巴马作为总统的失败成就了特朗普。作为奥巴马的支持者却不得不这样说，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我们其实还没有从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中恢复过来。奥巴马担任总统的这8年时间里，银行家们是发达了，可普通民众却没有获益。这就是特朗普当选的原因。这不是偏执狂，偏执狂只是表象。但选举的基本规律还是取决于经济状况。事实总是如此。回顾1840年的选举，反映的也是相同的内容。人们是否对经济状况感到满意？如果感到满意，他们投票支持执政党；如果感到不满意，他们投票支持在野党。这就是为何艾伦·利希曼（Allan Lichtman）教授成功预言了特朗普的胜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他说，我保证特朗普会赢，我敢保证。为什么？他回答道，“我已经研究了每一届的总统选举。”当人们觉得经济繁荣，执政党就获胜。当人们觉得经济萧条，在野党就获胜。人们能够觉察到经济的好坏。他说，这就是特朗普将会获胜的原因。不论民意调查如何，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事实证明，只有他是正确的。
东方历史评论：您当时预料到特朗普会赢吗？
埃里克·方纳：我相信民意调查。我觉得它们不可能都是错的。但另一方面，我对此心存疑虑。我看到了特朗普激发的热情，他举办了那些大型集会，每一场集会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参加。即便他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他的民意调查数据并未走低。他诋毁女性的谈话被公开，他非难一位已逝士兵的家人，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我是说，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即候选人犯了这些错误，却不影响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换句话说，这种强大的支持基础是显而易见的。我猜想民意调查总该是大体准确的。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对不对？而且这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下次我将重新考虑是否相信民意调查的结果。当然，看到特朗普的获胜，我觉得事情糟透了，令人极为不快。这对美国、对民主而言，都是一场灾难。但我认为，关键在于理解他获胜的原因，而不是停留在陈说这件事情很可怕上面。
东方历史评论：所以对您而言，“平民主义vs.进步主义”的范式，或是“偏执狂风格”之类富有想象力的概念，都无法帮助我们理解现在的美国。现实世界要比这些理论框架更加复杂。
埃里克·方纳：事情非常复杂。但正如你所知，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讽刺的是，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在欧洲垮台之后，人们认为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还记得福山和他的“历史的终结”吗？当时，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20世纪90年代，民主确实蔓延开来。民主蔓延到东欧和拉丁美洲。独裁者们纷纷下台。然而这样的局面如今不复存在。我们当下处在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威权主义的时代。埃及、土耳其、俄罗斯，具体是哪个国家并不重要。人们似乎想要这样强势的威权主义领导者。特朗普就属于这种类型。当人们感到恐惧和紧张时，他们就想要一位强势的领导者。这就对民主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对特朗普没有任何好感。我想我们的政治发生了不好的变化。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理解人们投票支持他的原因。认为他们不过都是愚蠢的种族主义者，并非足以令人信服的观点，即便我确实听闻人们抱有这种想法。
（未完，访谈下半部分将于明天推送）
注释
[1] Jon Wiener, “In Memoriam: Jack D. Foner (1910-99)”,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The Newsmagazine of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pril 2000, 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april-2000/in-memoriam-jack-d-foner.
[2]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and London: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3.
[3]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New York: Knopf,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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