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终结

撰文：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Vladislav M.Zubok)

翻译：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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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独，伪善淹没了一切。

活在世，岂能比田间漫步。

——帕斯捷尔纳克，《哈姆雷特》，1946年

1985年3月，克里姆林宫的那些年入七旬的掌权者放松了对权力的控制。54岁的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伊戈尔·杰德科夫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我们的同代人掌权了。俄罗斯人新的一轮幻想即将开始。”不久之后，这位新领导人开始谈到要实现“更多的社会主义”，将勃列日涅夫时代称为停滞时期，最后开始谈论进行改革（perestroika）的需要。如我们之前谈到的，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属于战后一代的莫斯科学生群体。1955年，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去了南方省城斯塔夫罗波尔，当时“解冻”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与大多数同学一样，戈尔巴乔夫夫妇对高雅文化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尊重作家和知识分子。50年代，当时还住在莫斯科斯特罗敏卡街宿舍的二人便将所有空闲时间用来逛博物馆、剧院，参加诗歌朗诵会。夫妇俩离开莫斯科以后，这些习惯也没有改变。在那些地位不断上升的苏共领导人中，戈尔巴乔夫是唯一一个读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书籍以及列宁早期著作的人。1967年的夏天，戈尔巴乔夫大学时的室友、当时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高官的兹德涅克·姆林纳日（Zdeněk Mlynář）来到斯塔夫罗波尔看望老友，他们长谈了一次，谈话内容没有公开。与姆林纳日的看法一样，戈尔巴乔夫相信需要为社会主义寻找到一个更人性化、更自由的模式。几个月后，姆林纳日公开表示支持布拉格之春，他后来移民到了西方国家。

戈尔巴乔夫从来没有透露过当时的他同情党内的改革者；他得以继续平步升云。然而，戈尔巴乔夫和赖莎没有像他们年龄段的许多人那样变得犬儒主义，成为一心只追求名利的无原则之人。此外，失望情绪和激烈的分歧特别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那些在莫斯科生活的同学、那些曾经理想主义的学生，戈尔巴乔夫夫妇则完全没有受到影响。1985年的戈尔巴乔夫夫妇仍然相信“日瓦戈的孩子”30多年前所珍视的想法。他们既不放弃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也没有逃避进文化之中，不去面对现实。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自我教育一直没有停止。他们阅读、讨论萨特、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观点。他们读意大利共产党朱塞佩·博瓦（Giuseppe Boffa）写的《苏联史》，安东尼奥·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和帕尔米罗·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的著作，社会主义者威利·布兰特（Willi Brandt）和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的文章。另外，戈尔巴乔夫和赖莎虽然一直是爱国者，但是他们拒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反犹主义，在他们看来，反犹主义是对他们青年时期社会主义理想可耻的背叛。他们很想看到苏联以外的世界。他们一起在西欧旅游，这些旅途连同他们的阅读让他们在质疑苏联的现实的同时，也没有失去对“更好的社会主义”的希望。戈尔巴乔夫1978年回到莫斯科生活（那一年戈尔巴乔夫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里的农业秘书处，一年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夫妇俩决定弥补20年的外省生活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夫妇二人每个星期天都在博物馆度过，他们有条不紊地探索莫斯科的历史古迹、展览和剧院。赖莎与自己那些50年代的老同学重新建立联系，很多人如今已是知名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戈尔巴乔夫是自列宁以来第一位对知识分子友好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决心让苏联回到改革的道路上。他和其他开明干部一样，与西方相比，苏联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所处的劣势让他感到耻辱。1983年，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加拿大，他和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有过交谈——后者在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发生冲突之后便在加拿大过着自己光荣的“流放”生活。雅科夫列夫带戈尔巴乔夫参观加拿大繁荣的农场，他知道这些农场的景象会给这个曾经在俄罗斯“黑土地”上生活的农村男孩留下深刻印象。戈尔巴乔夫注视着这些农场，喃喃自语道，“就算再过50年，我们也无法达到这个效率。”雅科夫列夫后来对他的一个朋友、“解冻”时代“诚实”的老记者说，“你可能不会相信，但是他攻击起这个制度来比我甚或比你还要猛烈。”戈尔巴乔夫对异议者或者支持异议者的社群没有同情；然而，萨哈罗夫（1986年11月，戈尔巴乔夫把萨哈罗夫从他的流放地高尔基市接回了莫斯科）对他来说是例外，他认同萨哈罗夫关于核战争的危险以及有必要从全球角度思考国际安全的观点。戈尔巴乔夫还认为，知识阶层里的最优秀者是改革的重要力量，他可以就一些问题向他们咨询意见。戈尔巴乔夫公开称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停滞时期，他求助于包括莫斯科知识和艺术界在内的“他这一代最卓越的群体”，希望能够重新塑造60年代那样的文化和智识先锋。他还会定期和最杰出的作家会面。他的智囊团里包括世界知名的科学、经济学专家以及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等苏共开明干部。

1986到1987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动东西阵营的交流，他也和赫鲁晓夫一样，邀请作家和艺术家在国外宣传苏联新的“人性面孔”。他们陪同他出国旅行，协助戈尔巴乔夫的公共外交行动。1987年3月，由苏联的作家、记者和历史学家组成的官方代表团第一次在丹麦的一场会议上见到苏联的流亡作家。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属于同一代人，他们都在斯大林死后的十年里经历过怀有希望和幻想的岁月。出席该会议的流亡者中有阿克肖诺夫、西尼亚夫斯基和艾特金。第一天。艾特金当时是巴黎大学的一名教授，他作了一个题为“苏联文学——对暴力的辩解书”的演讲，苏联代表团里的一名成员格里戈里·巴卡诺夫（Grigory Baklanov）开始大喊，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无法容忍这样的羞辱。突然，莫斯科大学1956年级学生、如今已经是一名历史学家的尤里·阿法纳斯耶夫（Yuri Afanasiev）代表苏联方面发言，他说：“我们都来自俄罗斯（rossiyane）。我们为什么要分裂呢？”阿法纳斯耶夫请求大家去想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身份，而非苏联文化身份，在场的每个人（包括俄罗斯犹太人）都流下泪来。这是一个里程碑。战后一代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流亡者以及那些留下来的人，异议者和非异议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开始重新去建立破碎的关系。阿法纳斯耶夫呼吁知识分子团结在面向改革的俄罗斯身份周围，这预示着政治上巨大的变化的到来。同时，考虑到知识分子内部在历史、身份、文化偏好和政治议程上存在诸多分歧，这种呼吁大家团结成一个完整的“俄罗斯知识阶层”来支持改革也有其误导作用。

一种常见的解释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是由他早期与左翼文化以及左翼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衍生而来的。然而，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最初试图邀请分裂的莫斯科知识、文化精英阶层里的所有团体来做自己改革行动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1986年11月，在德米特里·利哈乔夫的建议下，戈尔巴乔夫成立了苏联文化基金会，该基金会于1986年至1991年为其各个项目筹集了一亿卢布。基金会的使命是去把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团结并且动员起来推动改革。戈尔巴乔夫和他妻子读过、而且也很喜欢艺术和文学学者利哈乔夫的作品。在他们看来，在革命前的圣彼得堡接受教育的利哈乔夫能够体现出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品质。利哈乔夫不同意异议者和“半异议者”群体的消极主义。他喜欢俄罗斯东正教传统和宗教思想家的遗产。同时，他拒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反犹和仇外心理，他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因此，根据詹姆斯·比灵顿（James Billington）的说法，利哈乔夫成了“戈尔巴乔夫，尤其是赖莎在俄罗斯文化史上的兼职导师。”利哈乔夫也成了苏联文化基金会的负责人，在这个职位上的他应当是所有“日瓦戈的孩子”的导师，无论左右翼。

起初，经验丰富的莫斯科知识分子——这些60年代的文化变革所孕育出的群体中的硕果仅存者——对重大变化是否会从高层发生表示怀疑。社会学家尤里·列瓦达记得，人们担心的是，领导人的心情可能会变，或者领导人会被赶下台，就像以前发生过很多次那样。“他们都将希望寄托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不去做任何可能会让他所带来的美丽梦想离他们而去的事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当时是戈尔巴乔夫班子的一员，他鼓励自己熟悉的文化精英、60年代的记者采取行动。“发表任何你们想发表的东西，但是不要说谎，”他对一众编辑这样说道。“你们应当承担责任。”这是特瓦尔多夫斯基一直非常想要赢来的自由。第一批行使这个自由的是记者、戏剧导演和剧作家。叶戈尔·雅科夫列夫（Yegor Yakovlev）、奥托·拉特西斯（Otto Latsis）和列恩·卡尔平斯基将一份鲜为人知的报纸《莫斯科新闻》（Moscow News）变成了一个“开放”媒体，60年代初“诚实”新闻的传统因此得到复兴。奥列格·叶夫列莫夫和剧作家米哈伊尔·夏特洛夫将60年代那些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些革命者为主角的戏剧重新搬上舞台，似乎是在向人们强调戈尔巴乔夫的口号：“更多的社会主义！”

1986年，戈尔巴乔夫以及他手下的改革派官员敦促各个协会里的作家、艺术家和电影人对自己的协会进行民主化改革，摆脱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重负”。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意见的是电影协会。电影协会于1986年5月召开的会议与其在1956年春天和1962年秋天召开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会议很相像。协会的新领导层由60年代的重要电影人组成。当时刚刚被任命为电影协会会长的电影人伊里姆·克里莫夫（Elem Klimov）在接受《真理报》的采访中承诺“不让那些雇佣文人、趋炎附势者、工于心计者进入电影行业”，给那些“符合真正艺术标准的人才和艺术家清理出一条大道来”。他对娱乐电影的流行表示遗憾：我们必须去启蒙民众，让他们想要去思考。”电影协会的新领导层解禁了所有在勃列日涅夫“停滞”时代被禁止上映的电影。

苏联政府在执行“公开性”政策期间，引发最大轰动的影片是格鲁吉亚导演钦吉兹·阿布拉泽（Tengiz Abuladze）的电影《祈祷》（Repentance）。这是一部精美的电影艺术作品，影片对“大清洗”作出了痛彻且尖锐的指控。它是在格鲁吉亚党委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亲自授权之下秘密制作的。1986年10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与家人一起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他回忆说：“电影结束以后，我们沉默了十分钟。这部电影让我喘不过气来。这不是一阵清新的微风，而是一场飓风。”当时，戈尔巴乔夫和克格勃决定开始释放政治犯，此举是为改善苏联在国外形象的努力中的一部分。解禁《祈祷》与这些举措非常一致。政治局一开始决定将该片的500份拷贝发到各省，克格勃对观众的反应进行监视。1986年11月，《祈祷》在莫斯科首映，首映场地在电影协会的一个中等大小的放映厅。对于战后一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这次放映活动似乎是1956年秋天的重演，当时人们都在讨论杜金采夫的小说。大厅里聚满了人，骑警队被部署在建筑物周围。电影放映之后，很多人都在哭泣。

他们在阿布拉泽面前跪下，亲吻他的手，仿佛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其他一些观众离开了剧院，也许是出于抗议。外国记者和电视台在外面等着观众出来，询问他们对电影的意见。人们对着麦克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人们长期以来行为上的断裂——私下发表异议、在公开场合表现驯顺——被跨越了。

1987年，文学期刊的作家和编辑也开始效仿电影人。一个自由的时节开始了：坦率的演讲、大胆的出版物和轰动的表演接踵而来。退伍老兵、60年代的左翼分子、文学杂志《旗帜》的编辑格里戈里·巴卡诺夫发表了阿纳托利·普里斯塔夫金（Anatoly Pristavkin）的小说，小说的主题是关于卫国战争期间车臣人所遭到的血腥驱逐。这一轮数量繁多的新出版物里还包括安纳托利·雷伯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Children of Arbat），杜金采夫的小说《白衣》（White Clothes），尼古拉·什梅廖夫（Nikolai Shmelev）的小说和文章。读者也渴望读到有关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知识。不再受到限制的各种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有了巨大的增长，远远超过了《新世界》以及60年代的其他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最后，国家电视台也开始追赶起这股浪潮，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果的纪录片开始在电视台播放，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邀请来就从斯大林主义到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主题发表现场演讲。电视上的这些讨论所传递的信息是，整个在停滞年代不可改变的体制如今必须做出改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够发挥其潜力。苏联媒体此前无法讨论的一长串禁忌话题迅速减少。

许多60年代初的左翼先锋没有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站到最前列。许多人仍然待在国外，他们仍然对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保持高度怀疑和批评态度。一些流亡者指出戈尔巴乔夫所用的“更多的社会主义”说法便能够证明他反对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改革。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60年代初的诗人在苏联执行“公开性”政策和改革时期出版了大量作品，但在这个许多过往的真相被公开的新环境中，他们“真诚的”抒情诗却在其中迷失了。斯拉斯基1986年在孤独中去世，他一直在躲避自己的朋友。萨莫伊洛夫生活在爱沙尼亚，远离改革时期的政治，1989年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去世。一些科学家在戈尔巴乔夫的核裁军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公共知名度。与此同时，与60年代初相比，这个时代的科学家不再是公众眼里的英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公众对核科学家产生了不满情绪。许多作家——特别是乡村作家——对科学家之前享有的显赫地位心怀不满，成功地将科学家群体塑造为一群自私、傲慢的技术官僚，为了他们的乌托邦计划，他们可以牺牲人性，忽视历史和道德问题以及破坏环境。总而言之，科学家如今被指责的原因正是30年前他们被欣赏的原因。

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人物——其中包括艺术家、历史学家、记者和演员——开始声称他们属于改革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行列。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属于战后一代的学生群体。“解冻”时期的梦想——拥有改革思想的领导层与进步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合作——似乎再一次得以实现。然而，与60年代一样，这种形势令“世界主义者”与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尖锐的两极分化显现了出来，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的两位官员刚好就各自代表一极。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和以莫斯科为大本营的自由主义社群之间没有任何友好关系可言，其偏好明显保守、偏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则恰恰相反，他是“俄罗斯爱国者”的头号敌人，60年代的莫斯科文化圈子里有许多人是他的朋友。他所写的攻击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文章让他被降职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进的转变：他开始谈论异议者的想法和他们悲剧性的命运，他开始呼吁流亡者加入改革队伍，另外，他坚信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民主化、公开性和文化自由化。

没过多久，那些在改革之后重新恢复活力的苏联作家协会中获得许多重要职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便对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政策做出了非常消极的反应。他们首先在私下说，后来公开表示，让左翼莫斯科知识分子和异议者界定改革议程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些人不关心俄罗斯人民，也不关心国家，他们只是为了破坏社会的稳定，搞乱人们的思想。这些知名的民族主义作家、记者和艺术家特别反对针对斯大林时代越来越多的攻击，在他们看来，斯大林时代代表了帝国建成以后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1986年末，持反犹主义立场的“俄罗斯爱国者”开始在各地建立非政府组织网络，其中包括反酒精团体和名为“Pamiat”（记忆）的“历史—爱国社团”。这些协会在莫斯科和阿卡杰姆戈罗多克特别活跃。在新西伯利亚，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家与当地党政官员一起为学生和公众举办了一些讲座，他们在讲座上向听众散发《锡安长老议定书》（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以及其他有关苏联犹太人的阴谋的证据。“爱国者”所针对的目标包括改革派经济学家阿加贝格恩，他们甚至认为已经去世的苏共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也是阴谋集团中的成员。1988年3月13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阵地之一的《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ia Rossia）发表了一封列宁格勒理工学院的一个籍籍无名的教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写的信。她捍卫社会主义原则，但也攻击了那种认为一群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可能成为改革的“领导和动员力量”的观点。文章称，那些据称是推动“左翼自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在试图“毁坏社会主义价值观”，破坏苏维埃。文章指出了60年代那些曾经的知识分子先锋群体的活动具有破坏性的地方：“强调个人的价值，现代主义的文化追求，寻找上帝的倾向，神权偶像，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所能够带来的愉悦的说教，跪倒在资本主义所取得或真或假的成就面前。”文章还对斯大林进行了辩护，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政治家；另外还将“左翼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与犹太移民以及与犹太人有关的“世界主义”潮流联系在一起。安德烈耶娃在未经过编辑的原信里所表达的反犹主义立场更明确，她还不怀好意地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布拉格之春进行比较。

安德烈耶娃的信给了官僚阶层和社会中的“俄罗斯爱国者”一个反击的信号。利加乔夫和政治局里的一些成员对安德烈耶娃在信中表达的观点表示认同。对于基层党员来说，这封信里传达的观点开始像新的意识形态教义一般。没有任何一份报刊敢于发表反驳安德烈耶娃的文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经过几周痛苦的等待，有件事逐渐清晰了：戈尔巴乔夫将该文视为对他的政策的攻击。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将布拉格之春作为自己改革策略的模范。他不担心一群思想自由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会煽动起一场政治革命。他将列宁当作模范政治家来崇拜，他非常有信心，自己这个继任者会像布尔什维克的创始人那样将形势控制在手中。《真理报》正式发表了驳斥安德烈耶娃观点的文章，逐一批驳她的论点。这篇反驳文章宣称，人们在文化和智识的追求上享有自由。苏共随后做出指示，将控制文化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统称为“日丹诺夫主义”——清除。直到1990年6月，法律才废除了对大众媒体的审查制度以及国家对大众媒体的垄断，但是，意识形态审查政策事实上在1988年春便已经崩溃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新思维”本身含义的阐释权不仅向党内开放，也向全社会开放。

接下来的一年半是“公开性”政策的黄金时期。战后一代文化先锋的梦想成真了。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知识阶层会催生改革气候。他允许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利用包括国有媒体在内的巨大国家资源向苏联和海外的数千万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想。这些逐渐老去的60年代老将们自然对此感到很是欣喜。似乎他们这一代在1968年被强行中断的历史又得以继续了。但是，很快，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些拥有改革思想的同伴们就很清楚地了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改革者20年前所经历的事情。一旦他们废除了审查制度，决定对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进行自由化，以此来动员人们应对根深蒂固的反改革力量，他们如果想要半途中断这种自由化就变得越加困难。斯大林主义的罪行一旦被揭露，可以被预见到的是，“公开性”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开始质疑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各种革命和爱国神话。1988到1989年，有关革命和苏联历史的爆炸性问题出现在文学期刊和报纸上，最后也在电视节目上被提出来。赫鲁晓夫时代精心调制出来的半真相已经不可能再有了。1988到1989年，图书馆的“特色馆藏”（spetskhrany）对外开放期间，几千本被封存的图书被人们读到，这其中包括大量非共产主义哲学、政治学、历史和经济学书籍以及俄罗斯流亡者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地下出版物不再有颠覆性，公共媒体和各种讨论都可以合法地谈论它们。1988年7月和8月间，第一批民间报纸在莫斯科出现。与此同时，一些前政治犯组织了一个叫“Memorial”的民间团体，记录苏联历史上的政治恐怖以及异议者所遭受的迫害。1988年11月，苏联当局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用来干扰西方电台的巨大且昂贵的系统被用来服务国内广播的需要。

从那一刻起，“公开性”政策开始有了自己的势头。作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历史学家都对苏联过去和现在的神话进行了猛烈抨击。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往受挫的记忆让他们新一轮的希望甚至喜悦情绪蒙上阴影。在一份供西方读者阅读的、介绍“公开性”政策的书里，一位属于婴儿潮一代的某研究机构的精英人士表达了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群体很普遍的心情：“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乐观和希望。对我而言，我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我对1956年和苏共二十大没有什么记忆（当时我只有六岁），但是60年代初的那种热情气氛以及60年代末随之而来的苦涩则被保存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对于当时已经50或者60多岁的“日瓦戈的孩子”而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一次，改革不能失败！到最后，甚至戈尔巴乔夫似乎都被这种“不是胜利就是灭亡”的态度影响。1987年之后，他一再重复说谈到没有后路可走，改革如果失败则意味着苏联社会主义的终结。

苏联政权的创始神话——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列宁扮演的角色——很快就受到世界主义者和“俄罗斯爱国者”两边的激烈攻击。记者瓦西里·塞列宁（Vasily Seliunin）指出列宁的真实面目是一个暴力、教条主义狂热分子，给俄罗斯带来了一场民族灾难。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斯耶夫抨击了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他写道，“人们的精神处于空虚、衰退状态达六十年”。不久之后，一位叫马克·扎哈罗夫（Mark Zakharov）剧院负责人公开提出要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的陵墓里迁出。弗拉基米尔·索罗努金在流亡杂志“Posev”上发表了他的反对列宁的文章，自由电台后来向俄罗斯全境广播了此文。索尔仁尼琴作品在苏联的出版，再加上格罗斯曼的小说，给苏维埃社会的最后一个神话——大众心中对列宁的信仰——造成了沉重打击。出生于俄罗斯的美国学者里昂·阿隆（Leon Aron）对于当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革命这样评论道，“最有原创性和最危险的特点是这些 ‘重型火炮’瞄准得非常精度；另外， ‘炮弹’穿透得很深。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几乎每一个重要的赋予政权合法性的神话都被击碎了。”他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是想创造一个新的实行具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党制国家，却“让一些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影响力，这些力量摧毁了在未来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想法进行此种安排的合法性。无论怎样的经济改革，无论西方对苏联有多少善意，无论多么卓越的外交上的策略都无法填补这个精神上的空洞。”一位莫斯科知识分子列夫·奥斯特曼（Lev Osterma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博闻广识的知识分子应该控制自己在揭露真相时表现出的那种自我中心的激情，不要让人们因为我们在启蒙上肩负的使命而厌恶我们，疏远我们。”奥斯特曼认为，“一点点揭示有关过去的真相”会更好。相反，获得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改革知识分子”则狂热地攻击那些他们不久前还崇拜、畏惧的偶像。苏俄社会大多数受过教育者普遍感到幻灭，意志陷入消沉。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认为自己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令人绝望的无知状态，这让他们产生了一种集体的自卑情结。“苏维埃人”——那种轻信、墨守成规的苏联公民形象——成为受虐狂般的社会讽刺的攻击对象，这种讽刺在后来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公开演讲中被一再重复。

没有人意识到，这是知识阶层最后一次作为一个观念或者一个拥有改革思想的群体在俄罗斯历史上发挥核心作用。“日瓦戈的孩子”在文化上的分歧让他们处于分裂之中，加上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尽管现在是戈尔巴乔夫在执掌这个政权——无意中造成了苏联的自我毁灭。喧闹的“聒噪阶层”与戈尔巴乔夫本人一起，不仅给苏维埃共产主义挖了坟墓，而且也埋葬了苏维埃国家。1989年春天，俄罗斯社会在文化上激进、快速的去斯大林化蔓延到政治领域。之前的异议者，如今对戈尔巴乔夫政策抱怀疑态度的观察家——萨哈罗夫、邦纳等其他人——认为对改革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庞大的苏共党组织和官僚机构，另外还有克格勃。他们不信任戈尔巴乔夫，批评他摇摆不定。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只有进行激进的民主化运动、和平集会和罢工来和“斯大林主义的党政机关”相抗衡，才能防止“赫鲁晓夫局面”再次出现，比如之前发生的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勃列日涅夫主义取得胜利。少数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像雅科夫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这样的开明官员也有类似看法。他们所有人加上渴望自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力促戈尔巴乔夫实行根本的民主化、对苏共进行去合法化，转而依靠大规模和平集会。戈尔巴乔夫不情愿地听从了这个建议，同时，他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理由。这位克里姆林宫改革者对自己的政治技能充满信心，他相信自己可以同时驾驭两股力量：一方面将苏共党组织置于控制之下，另一方面，逐步开启民主化进程。

在任何一场政治革命中，政治言论、大众集会和公开示威都会取代创作成为知识分子最热衷的活动。一些知识分子和国内知名文化人物试图借着激进政治的浪潮有一番作为。其中有几十位（大多数是60年代的左翼分子，同时也曾经是异议者）于1989年春入选新的国家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有生之年第一次从自己的绿洲走了出来，走进公共领域。心中怀着象征着复苏的知识阶层的激情和奉献精神，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道德领袖，去到各个会场听他们发表演讲。科学院保守的领导层试图阻止萨哈罗夫入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莫斯科各个研究所的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此表达了抗议，一开始抗议者有几百人，后来达到几千，最后，这位英勇的人权捍卫者顺利入选。知识分子作为选民因而成了莫斯科、列宁格勒，甚至俄罗斯一些主要省级城市政治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这个选民群体中包括几十万科学家、工程师、图书馆员、教师、学术研究人员、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其中人数最多、最直言不讳者属战后学生群体，他们效仿“风格模仿者”，读《新世界》，听西方电台以及奥库贾瓦、加利希、维索茨基和其他歌曲创作者。在此前的那么多年里，特别是在所谓的停滞时期，他们表现地像循规蹈矩者和文化逃避者。现在他们试图为过去几十年道德上经受的羞辱和双重思想做出补偿。政治自由化、言论自由、良知自由和集会自由成了他们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像萨哈罗夫这样的异议者和利哈乔夫这样的属于半异议者群体的学者身上体现着他们构想出来的知识阶层的道德和文化愿景。

1989年5月，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代表坐在一起。知识分子的政治没有带来文化上的复兴，而是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苏联的灭亡（照片由圣彼得堡的利哈乔夫基金会提供）。

同时，政治改革给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和追随者带来了新的、陌生的挑战。苏联改革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由于其在裁军、安全合作，尤其是与西方和解方面提出的倡议而获得国际社会的钦佩。华约组织内的苏联卫星国一个接一个地爆发了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逐一被推翻。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两德开始走向统一。与此同时，国内的各种变化和进程让戈尔巴乔夫和苏联政治局疲于应对，政治局内部分歧加深。苏联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危险一直很大。1986年至1989年，创作、科技领域精英的薪水和酬金大幅增加，但是，很快，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崩溃令这些增长不复存在。国家分配结构僵硬且混乱，在不改变中央集权制的情况下引入私营经济的错误举措加快了灾难性后果的到来，比如商店里无货可卖。在苏俄以外的波罗的海和南高加索地区，各种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势力相互冲突，也与苏联政府爆发流血冲突；另外还引发了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这一切让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的其他人员以及他们周围的专家队伍中持温和观点者均感到措手不及，没有人能提供改革方案、蓝图或前后一致的策略。苏联正一步步堕入深渊之中。

苏联的最出类拔萃者也没能够给出任何具体的计划来应对激进变革带来的挑战。即使60年代知识分子中最杰出者也无力做到在改革苏联社会的同时，又能保持苏联拥有足够的稳定。戈尔巴乔夫在经济领域的顾问是60年代的改革派记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希望在斯大林主义的集中化经济与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之间找到第三条路。1986年至1989年期间，他们部分废除了现有的经济机制。与此同时，从改革派经济学家（阿加贝格恩、扎斯拉夫斯卡娅，利西奇金等）到记者和作家（塞列宁、什梅廖夫、拉特西斯和切尔尼琴科）中间，没有人知道现在或将来如何处理经济和财政问题。他们的改革计划围绕着一些模糊的概念展开：他们想设计出一种符合伦理的参与式经济，这样一种经济能够以某种方式将革命的承诺与现代技术进程的效率相结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诊断出苏联经济体患有不治之症，但却无法开出药方。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出“重回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提出的包容农民阶层和小企业家的政策。但是到80年代末期，苏联的农民阶层已经几乎失去了全部活力，由于极其严重的贪腐以及国家机关和新企业家之间的冲突，创造一个新的“合作者”阶层的尝试也失败了。大多数改革派经济学家表示，经济改革要求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特别是工人阶级要有共同所有权以及参与管理的新意识。这些乌托邦式的目标是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所进行的部分经济改革的影响下制定出来的，然而，两国的改革一直以来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如工人代表会、社会主义合作社、利润调控等方案只给苏联带来了金融和经济上的混乱。一个没有某种“社会主义法规”，并且由国家和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法规之下发挥主导作用的未来对于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知识分子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倡导改革的人们依然保留着苏联底色。因为有知识阶层、在政治上被动员起来的受过教育阶层以及后来对现状不满的工人的支持，无法提出解决方案的经济学家将愤怒发泄到政府领导层和苏共官僚体系上。在他们看来，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正在于此。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自己不够远见卓识的事实藏匿在这种民粹主义的讨伐背后。

在国家政治领域，参与到实际政治活动中来的知识分子所给的建议同样存在问题和不足。在自由主义阵营里，包括萨哈罗夫和邦纳在内的之前的异议者要求立即对苏联进行改革，给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完全的民族自决权。为了追求自由，许多莫斯科知识分子不假思索地便会支持、推动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以及任何反对苏俄中心的运动。在克里姆林宫使用军事力量镇压一些地方（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爆发的种族暴力之后，许多莫斯科知识分子谴责使用任何武力，并且呼吁国际舆论谴责镇压行为。一位叫西德尼·德雷尔（Sideny Drell）的美国人目睹了邦纳是如何训斥戈尔巴乔夫的。当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生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邦纳告诉戈尔巴乔夫应该如何处理此事，此事令德雷尔感到迷惑不解。邦纳拒绝听戈尔巴乔夫的意见，坚持认为自己的解决办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对她来说，不存在做到99％正确的事情。只有做到百分之百正确才可以，”他回忆说。“她拒绝任何妥协。”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对萨哈罗夫很是欣赏，但是就连他也认为萨哈罗夫和邦纳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提出的领土解决方案“可能是危险的”，他们的建议可能会导致暴力事件和人员伤亡。后来这些事情果然都发生了。异议者一直以来厌恶政府支持的暴力行动，同时他们又在道德上对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波罗的海等地的民族主义运动表示同情，受这种厌恶态度和同情影响下的他们进一步破坏了苏联的稳定，削弱了苏联统治的基础。

萨哈罗夫

在占据苏联最大面积的俄罗斯联邦，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努力平衡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与俄罗斯社会更保守的群体。“公开性政策”揭示了许多事情的真相，许多人为此感到羞耻。另外，经济上的混乱形势也让他们越发愤怒。戈尔巴乔夫力图将这些人留在改革的联盟中。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日益失去耐心并且越来越感到恐惧，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这种努力无法获得他们的欢心。俄罗斯犹太人以及那些有着世界主义思想、据说有西化文化背景的人们越来越感到恐惧，他们畏惧的是，如果戈尔巴乔夫失去控制权，俄罗斯的法西斯分子会获得政权，占领街头。在1989年12月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由自由派代表组成的所谓区域间小组决定呼吁苏联人民进行两小时的象征性罢工。戈尔巴乔夫班底中的官员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罢工会进一步破坏国家的稳定，萨哈罗夫回答说：恰恰相反，目前右翼势力、站在反犹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的亲俄团体在“ ‘单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这样的白俄口号下”团结起来对改革发起攻击，罢工是支持改革的唯一方法。

1989年12月14日，代表大会当日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后萨哈罗夫突然死于心脏病。在那场会议举行前夕，他与戈尔巴乔夫发生了冲突，萨哈罗夫要求立即废除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条款。他道别时说的话是：“我们明日再战！”他在莫斯科的葬礼令人联想起1980年维索茨基的葬礼。人们将这位曾经是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异议者当作最后一个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追悼，似乎整个莫斯科的知识分子和艺术精英都来到葬礼上与他告别，另外还有数万莫斯科市民参加了葬礼。一直表示忠于戈尔巴乔夫的萨哈罗夫之死成为了一个转折点。

左翼知识分子与戈尔巴乔夫领导层之间的联盟开始瓦解，他们也越发相互厌弃。莫斯科自由派政治家——其中包括前苏共党员以及曾经的异议者——都批评戈尔巴乔夫缺乏民主信念，坚持运用专制统治的方法。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短暂的浪漫关系终结了，这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来说意味着，将他们与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梦想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条纽带被切断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开始公开宣称，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在俄罗斯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苏联共产主义工程已病入膏肓，它只能像古迦太基一样被夷为平地。这些原本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知识分子十分轻易地就放弃了他们曾经的信条，这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理想被腐蚀加上激进政治化时期愤怒和沮丧情绪郁积所致。与此同时，包括切尔尼亚耶夫在内的戈尔巴乔夫的“开明”助手对“莫斯科知识阶层中地位最高者”竟能对改革之父做出如此薄情且忘恩负义之举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群人（萨哈罗夫除外，他们认为萨哈罗夫刚正不阿）精英主义、唯我独尊，自认为在公共道德和政治事务上都具有最高权威。1990年间，莫斯科地区间组织及其数千名追随者退出苏共，转而效忠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叶利钦，并且将自己的诸般期望也寄托在他身上。受到野心勃勃的民粹主义本能驱使的叶利钦本被萨哈罗夫和其他知识分子视为危险的煽动者。然而，到了1990年，叶利钦开始变得像是唯一一个能够应对当时局面，同时又能够听得进去知识分子的想法和建议的领导人。1991年春天，他在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虽然俄罗斯联邦仍隶属于苏联，叶利钦也仍然听命于苏维埃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是俄罗斯联邦随后变得越来越自主。戈尔巴乔夫越是感觉自己被知识分子遗弃，越是感觉自己受到民族分裂主义和经济混乱形势的威胁，他便越受到他想要管控的党组织和克格勃的绑架。他在每一个领域都犹豫不决，这让大多数俄罗斯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依然仰慕他。

本文节选自《日瓦戈的孩子》（Zhivago's Children）结语“知识分子的终结”（Epilogue: The End of the Intelligentsia），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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