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下）
撰文：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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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分请见东方历史评论今天推送的第一条消息）
现场之三：联合行动
事实上，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所采取的行动（不管是在“面”上，还是在“点”上），均遭遇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抵制。例如前述中上海侨务处的红卫兵为处理查抄财物，与北京红卫兵“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上海图书馆的群众不忍发生在隔壁的残酷武斗，频频地向外界呼唤；在上音校园、在沐恩堂门外更是发生集体性的辩论。这种态势和趋动，使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强烈地意识到：上海的情绪，上海的氛围，更本质的是上海关于“阶级路线”的贯彻（当下就是对“武斗”、“红色恐怖”等口号的看法），与北京方面存有很大的歧异。因而，要顺畅地推进南下兵团的行动，就必须理念先行，即大张旗鼓地宣传北京的观点、做法和形势，以便通过了解、理解，进而扭转上海的舆论。
于是，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策划了“革命串联大会”和“南京路统一宣传日”。
“革命串联大会”。这是南下兵团与北大华东联络组联合采取的行动———之所以由北大的红卫兵来担当，缘于北大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声誉响亮，其文革运动过程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９月１６日晚７时，北大华东联络组率先在中医学院食堂举行“革命串联会”，介绍北大的文革情况。到会的约五十人左右，多为中学生。其实，这只是一次预备，一次演习。
９月１８日下午２时，由南下兵团搭台，北大华东联络组主演的“革命串联大会”在体育宫广场召开，议程为“控诉陆平迫害工农子弟”、“介绍北大文革情况”等。大会正式“邀请上海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学生参加”，结果到会的“大部份是外地的中学生和本市的中学生”，“也有少数的工人和干部”，共约三千多人。由于到会的学生递了很多纸条，大会执行主席在“控诉陆平”的议程结束后，便安排回答了六十多个现场提问。提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毛泽东主义”、“炮打司令部”等原则问题。回答者一般依据中央首长讲话精神诠解；二类是关于“对上海市委的看法”等敏感问题。回答者非常谨慎地“不轻易表态”，多次追问下才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谈”。只是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如：“市委不支持工作组回校澄清事实怎么办”？），回答者会表态“市委不满足群众要求就不对”。三类是关于运动中的实际问题，回答者便充分表达看法。如问“如何看待学校党组织领导？”等，回答者轻巧而干脆地说“北大就没有党组织领导，完全由聂元梓为首的文革组织来领导”，“群众组织只要是造反的就是革命的、合法的”。有问“‘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对不对时？”，回答者坚定地说“肯定是革命的口号！”。当会议进入“介绍北大运动情况”的程序时，因介绍者的发言“内容比较琐碎，次序比较零乱”，约三分之一人退场，会场秩序顿时变得混乱。最后，主持人只得“喊了几声口号，领唱了‘大海航行靠手舵’的歌”，于五时四十分宣布会议结束。
对北京红卫兵来说，第二次“革命串联大会”是失败的。尽管此前组织了人员，布署了会场，筹划了议程，但最后的退场和混乱，不仅在结局上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甚至在主办者的心理上蒙罩着舛错的阴霾。北京红卫兵痛定思痛，振刷精神，历经十天的精心筹备后，于９月２８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了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当天近两万人的会场“全场满座，连走道里也坐满人”。当台上举例控诉“陆平迫害工农子弟”，“欠了我们血债”时，台下便有人领头高呼“为阶级兄弟报仇”等口号，整个会议过程“情绪高涨，气氛热烈”。为了突出会议主题，发言者还不断冒出煽动性的话语，“今天我们打了他们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对黑帮就是要打，革命是暴力，就是要造成恐怖”。最后，大会照例回答群众提问，其中直接表达北京红卫兵思想和态度的对话是：
问：“文斗、武斗关系怎样？”，答：“我们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反对文而不斗”。
问：“‘红色恐怖万岁’有人说是反动口号，你们看法怎样？”答：“这是革命口号！”。
显然，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是成功的。它通过改变发言模式，渲染会场气氛，达到了宣传的目的。然而，此时关于北京红卫兵集体返京的指令巳正式下达了，北大华东联络组完成这档任务后，也就匆匆离沪。正是这种时间上的偶合，使第三次“革命串联大会”具有了喜剧的色彩。
“南京路统一宣传日”。此次行动正式发生在２３日，但此前有些行动计划的变更颇引人注意——９月１８日晚７时多，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印制了五千份《最最最紧急呼吁》（通过同济大学印制，申请数为一万份），全文如下：
全体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北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决定于九月二十日（明天）开展一场更广泛、更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十六条，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群众运动。请首都红卫兵战友们于九月二十日上午八时在人民广场集合，统一行动。可以事先带好“武器”，如主席语录、十六条及推子（理发工具）和剪刀等，如有困难，请向有关单位联系解决。欢迎其它各地红卫兵积极参加。
显然，这是一项准备在上海市中心采取集体行动的通知，尤其标树“大破四旧”及要求带上推子、剪刀等，更是明确告知了行动的内容。１９日晚，南下兵团红卫兵二、三十人为在南京路上占据制高点，来到国际饭店，因与饭店交涉借用广播未获同意，便大骂国际饭店是“帝国主义的乐园”，职工是“洋奴”后，悻悻而去。一场由南下兵团发动的街头造反行动即将爆发了。然而，第二天早晨（２０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却在人民广场贴出布告，紧急宣布“统一行动”改期，理由是“各校来不及准备”；“因筹备国庆活动，人民广场不好借用”等。或许确因准备不周；或许还有更隐讳的秘密，总之，箭在弦上的事态骤然停息了，即一场即将发生的街头武斗终于向着“统一宣传日”的目标回归，只是北京红卫兵与国际饭店之间的颉颃仍在继续。
２０日晚７时半，一卡车属南下兵团第四、第十四纵队的红卫兵到达国际饭店。他们利用安装在卡车上的两个喇叭，不断地向南京路上的行人广播：“国际饭店不许住外宾”，“不要见外宾就鼓掌，谁知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８时半左右，法国航空公司的人员到达国际饭店，北京红卫兵勒令“下车、下车”，并高喊：“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奴为什么不能走路”。一带臂章的红卫兵陡然上前拉开车门，指着外宾大骂。外宾“非常紧张，低着头，举着手，从人群中挤进饭店”。宴会完毕，因国际饭店门前仍挤满了人，“外宾看也不敢看，都从后门出去”的。
２１日上午１０时半左右，又一卡车北京红卫兵来到国际饭店。当一日本旅行团到达时，因领队机智地高呼“向红卫兵致敬！”、“毛主席万岁！”，日本旅行者也跟着喊，才没有惹出事端。至晚９时半，一百多名第四纵队的红卫兵继续围住国际饭店，高唱“鬼见愁”歌，并再次向饭店借用广播器材，一直闹到深夜。
２２日下午，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在闸北区新中中学召开会议，正式布署第二天“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的任务。上海一些中学的红卫兵也列席参加。例如上海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回校后，即向全校发出通令：限令黑六类子弟“狗崽子”（笔者按：此时的用语亦巳“北京化”了）交出自行车，否则“要采取行动”；上交的自行车“由红卫兵总部调配”（损坏则由原车主负责）。据统计，当天即有黑六类子弟的七十余辆自行车被集中起来，听候处理。同时，时代中学红卫兵总部还宣布：学校２５名牛鬼蛇神的月票“一律没收”。自然，这些交通方便都是为了配合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而筹措的。
２３日清晨，首都南下兵团红卫兵和部份上海中学生红卫兵“陆续集中到南京路上”。因为是“统一行动”，现场“比较有秩序”。有的每队约三、五十人列队行进，北京红卫兵在前，上海中学生随后，齐声高唱“造反歌”和“鬼见愁”；有的张贴对联、大字报等宣传品，并沿街散发传单，主要内容是“论红色恐怖万岁”、“自来红站起来”等。７时半左右，几十名北京红卫兵冲上国际饭店三楼，在正门沿街口的窗上贴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后又爬出窗口在外墙上贴了、反帝反修大楼”六个大字（笔者按：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事态的发展过程中，１９日至２２日北京红卫兵一直没有贸然进入国际饭店。在学校，在街道，北京红卫兵可以一往无前，为什么恰恰在这座上海最高的建筑面前怯步了呢？这是因为国际饭店是上海的象征和地标，它敞开门户，正面对世界往来的客人。它的运作，它的权威，标志着一种属于国际城市的秩序仍在进行。这种秩序不仅具有威迫的效力，更是难测深浅的。所以，尽管北京红卫兵心犹未甘，愤愤不平，只能在外面叫喊和闹腾。２３日，北京红卫兵终于乘行动之机闯入国际饭店，在外墙上贴完对联、标语后，旋即退出）。整个南京路“霎时满街都是大字报”，据统计，“从外滩到上海图书馆这一段，墙上和地上贴了对联一百三十多幅，以及漫画多幅（再见附录）”。同时，北京红卫兵利用设在南京路上的宣传站，广播传单和大字报的内容，有的还攀高宣读传单，并提出谁反对“红色恐怖”等观点，可以到国际饭店门口辩论。但“来往行人和串联学生停下来看大字报和听他们宣传的不多”，只有一副对联上有人写了不同意见，“路上也没有辩论的人群”。
上午１０时左右，“人群自东向西，尤以大光明电影院周围到王家沙一带最为集中”。此时，北京红卫兵的“宣传”活动渐渐变成了“斗争”行动，从南京西路９９９号到石门路口的一段路上，“有五个四类分子被南下兵团揪住斗争，挂牌低头”，“一个老太婆头发巳剪掉”。同时，南下兵团的红卫兵指挥上海学生拦下三轮车，责令乘客报成份，叱喝年轻人一律下车步行。北京红卫兵还在许多商店门口贴上“红五类欢迎进来，黑六类不准入内”、“进店一律报成份”的标语，并在新泰百货店、霞芳服装店、博步皮鞋店、伟康棉布店及新华书店门口设岗，“逐个询问顾客成份，凡是红五类可进店买东西，黑七类均不能进店”。
真实地说，尽管“南京路统一宣传日”中也发生了武斗，却是相当克制的，即整个行动有效地维护并实现了“宣传日”的主旨，那就是北京红卫兵针对上海的情况和形势，通过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大批量地张贴对联、标语、漫画和大字报；大规模地举行游行、集会、宣讲和辩论，集中而又广泛地张扬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其内容主要是：一、“阶级路线万岁”，因为“没有阶级路线，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的一切”。二、“红色恐怖万岁”，因为“恐怖是人民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一个阶级的专政”，这是“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三、关于十六条和武斗，因为“上海人的心目中，十六条只剩下、要文斗＇一条，而且是文而不斗，稳斗、温斗”，尤其“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乌龟王八蛋、狗崽子，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在大讲、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简直是形革命实反动”，所以“要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北京红卫兵的态度是鲜明而坚决的，它直指一个方向——“上海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官僚买办盘踞的老窝，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必须有一个极大的革命热潮”。由此可见，“革命串联大会”和“南京路统一宣传日”确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精心部署，它以“非武斗”的行动方式为“武斗”辩护，为“武斗”伸张，既是为了驱散周遭的指戳和责难，更是为了搭建往后的台阶和进路。这就是说，北京红卫兵正试图通过收缩而张放，一边摈弃前期的莽撞，一边立足于标树理念，稳扎稳打，长期作战，以求彻底打开上海的局面。
然而，恰恰就在这个转捩点上，中央以“参与维护国庆游行秩序”为理由，下达了“南下兵团集体返京”的指令。
返京
“８·３１”、“９·４”事件后，中共上海市委于９月６日发布公告《热烈欢迎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公开要求全市革命群众、北京红卫兵等发扬“五敢”精神，“揭发市委问题”，并表态“市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是修正主义的，只有在这次大风大浪中由革命群众来检验”。固然，这是顺应潮流的态度，其内中对北京红卫兵的造反行径并非是理解和顺服的。在９月１３日召开的市委常委会上，曹荻秋说：“要查这些人成份”（笔者按：在此，怎么曹的思路和用语与北京红卫兵是一致的呢？看来，“阶级和阶级路线”巳成社会的习惯性思维，关键在于何人、何时、何地掌控着话语的主动权和解释权），“要打电话给北京文革办公室，叫北京学生都回去”。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抵达后，尽管对上海的文革形势大失所望，因事先有所默契，始终没有公开地将矛头指对市委。曹荻秋也于９月１９日接见了南下兵团，声称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都是在市委组织下写的，以证实上海的各项“任务进行得比较好”。但南下兵团红卫兵在上海掀腾起的武斗浪潮，不仅便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交通、生产，甚至在一些敏感和关键的问题上（如党的领导问题、常溪萍问题等），巳紧逼市委坚守的原则。于是，一面借助群众的情绪和反应，例如９月２３日，上海打浦中学二百多师生致电毛主席，反映北京红卫兵“在上海胡作非为”，介绍北京的经验是“白刀进，红刀出”，故“十万火急要求中央派首长来上海处理这些问题”；一面考量全局的状态和处境，９月２４日，由曹荻秋签发，中共上海市委给中央拍发电报，提出大串联巳使上海的“生产上出现了若干比较严重的不健康因素”，不能再“任其继续发展”。
９月２５日，中央给华东局、上海市委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发来“关于北京学生国庆节前回京”的电报通知。市委一面“与兵团协商”，一面立即布署在全市各接待站进行传达，并迅速落实各项准备（包括铁路局增加开往北京的车辆）。第二天下午，市委接待部门派车组织南下兵团红卫兵参观万吨水压机和手表厂，晚上又集体观看了电影（有说是芭蕾舞剧《白毛女》）。但是，因“不让其它外地同学坐车”，招惹了一片反感和指责。当晚，一些外地串联学生涌向市委接待站，责问有关领导是不是北京红卫兵“闹得凶”，强烈要求“与首都红卫兵一视同仁”。不言而喻，市委有关部门对北京红卫兵的优先，既是招待，更是欢送，总之是要小心翼翼地以温和轻柔的姿态，将这批北京红卫兵送出上海。相比之下，外地串联学生的情绪和举动，只能成为一种表达，一个插曲而巳了。
以南下兵团为主的北京红卫兵听过传达后，多数表示拥护，据黄浦、杨浦、虹口、卢湾四区统计，“大部份北京学生表示愿意迅速回北京”；住在市教育局直属中专航校、机校、冶校和轻校的近二百名北京红卫兵甚至表态“党中央号召我们回去维持秩序，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今天就走”。在此，响应号召，表达忠诚固然是道理；长期疲惫作战，且在效果和评价上不见起色，亦属重要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住在师院、复旦的部份北京红卫兵认为上海的运动“盖子没有揭开”；南下兵团联络部部长说：北京红卫兵来上海的“任务没完成”。新近抵沪的北京红卫兵则证实“北京国庆游行的准备工作已完成”，住在上海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大惑不解，因为在北京“没事干才来的，怎么一下子又叫我们回去了？”。少数北京红卫兵更持怀疑态度，申饬“市委搞阴谋”，反复追问“回北京是否限定时间？是否一定在国庆前？”，“其他城市的北京学生是否也回去？”，有的当场要求看电报稿，有的走访市委接待站，有的甚至直接打电话给华东局和中央文革。然而，北京红卫兵面对的毕竟是一份公开而权威的通知，据居住在交大的５５３名北京红卫兵统计，“２６９人表示立即返京，７１人表示不愿回京”。住在复兴中学的２１名北京红卫兵中，１１人表示立即回京，“前天刚来的１２人不肯回去，说要到广州去”。有些中学红卫兵索性要求“介绍到其它省市串联”并“希望发少量钱供路上使用”。
正是在这种依违不决的瞻顾中，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遭遇了丁子祥事件。
丁子祥，上海自行车三厂艺徒，十六岁，四代工人家庭出身。因斗蟋蟀被南下兵团红卫兵殴打受伤，引起该厂工人的激愤。９月２６日晚，丁子祥在人民广场等闹市地段贴出披露真相的大字报（有传抄），“市民看了之后就冲进了体育宫。上海人多，看的人越来越多，完全是群众自发的”。为此，市委马天水、王少庸接报后立即赶赴现场，说服群众退出，“但群众不听，又冲破第二道门”。马、王肯定“北京红卫兵成绩很大，要搞好团结”。同时，市委有关部门也安排部份自行车三厂的工人到体育宫现场做工作。直至凌晨一时左右，群众才散去。
９月２７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给丁子祥写了《慰问信》（用大字报张贴在南下兵团所在的市体育宫），代表南下兵团全体战士向丁“致以亲切的阶级兄弟的慰问”。《慰问信》称：因少数人“勇于斗争，但不善于斗争”，“不善于区别真与假”，才“发生了打伤自己阶级兄弟的事情”。为此，感到“万分痛心”，并表示吸取教训，以肃军纪。最后，《慰问信》还坚定地相信，丁子祥“会了解我们全部的思想和行动，会谅解我们”。（笔者按：在北京红卫兵的逻辑中，打人本身是可以的，是对的。只是现在“打伤的是自己人”，是对象弄错了。所以，这不是“大方向”的错误，而属行动的失误。同时，北京红卫兵的《慰问信》针对的是上海市民，面对的只是丁子祥个人。此中的机巧和软中有硬的态度，昭然若揭）。同日，市委有关部门专程派人到自行车三厂，肯定三厂工人“是听党的话，顾全大局的”，并张贴、宣读了北京红卫兵给丁子祥的《慰问信》。为此，三厂工人的“情绪基本上平静下来”，认为“我们都是红五类，一根藤上的瓜”，“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检讨就行了”，并充分肯定了北京红卫兵的大方向（笔者按：世上划分阵营的法宝一是宗教，二是种族，三是阶级。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以“阶级”来划分阵营，此法宝一呼百应的灵验，成为了文革的重要特征）。最后，双方“互赠了礼物”，北京红卫兵组织去三厂参观，三厂写了《给上海工人的信》公开散发。丁子祥的皮肉之苦以引发一场市民冲突为肇始；以成全一桩政治交易为终了。当然，也有少数工人难平义愤，在南下兵团返京的时候，围追到车站去，以至“住在６２中的（北京红卫兵）没有进站，从一个军用车站上车的”。
自２６日起，在沪的北京红卫兵即开始撤离，例如住在市东中学、五十一中学的南下兵团红卫兵均人去楼空，部份回京，部份去杭州。设在静安区第一师范的南下兵团联络点也于２７日贴出告示，宣布“停止办公”。住在航校的北师院、外交学院等５４人“多数今明可以回去”。就连２７日下午４时还在上海音乐学院大打“对联战”的南下兵团第七纵队，也于当晚７时集体返京。
当时，第七纵队在上音校园贴出大字报《警告上海资产阶级的狗嵬子》，声称“这次是有任务而走的，国庆节后会再来”，“狗嵬子不要高兴太早”等，并就返京一事张贴对联：
战斗学习，宣传造反，成绩很大，那管狗崽子痛恨
来此串联，回去革命，光明磊落，不怕王八蛋咒骂
横批：狂犬吠日
上音学生立即针锋相对地写出一批对联：
猪八戒照镜子，何必自吹自擂
做错事不检查，还说问心无愧
横批：恬不知耻
打肿脸，充胖子，不知羞耻
脸儿红，脖子粗，满口骂娘
横批：黔驴技穷
想当初来势汹汹，不可一世
看今朝灰不溜秋，做贼心虚
横批：自食其果。
截止当晚（２７日）７时整的统计，居住在全市２９所高校的４２８３名北京红卫兵，巳回去２１２３人，占４９·６％。至９月３０日，除了少量执意留下准备与上海市委背水一战的，以南下兵团为主体的绝大多数北京红卫兵已离开上海。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回京后即宣布解散。
辨析与思考
围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活动，可引出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其中有事实的辨析，更有问题的思考。
第一、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武斗？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中，不论是在“面”上，例如９月２５日，北京红卫兵殴打一国民党旧外交使节致死；还是在“点”上，例如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在沐恩堂打了六十多人，致多人重伤，均发生残忍的武斗。这就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文革运动初期（１９６６年６－９月份）会发生以“暴力”对待“非暴力”为特征的武斗？且以北京红卫兵为典型？
关于“武斗源”：中国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７月２５日、２６日和８月４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６·１８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同时，６月２３日，北京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武斗了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卞在事后写给上级要求保护的报告中说：“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下肢呈９０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但是，这种呼救并没有停歇北师大女附中的武斗。８月５日下午，卞在批斗中被乱棍打死，成为中国“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８月２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每天被打死的人数在八月下旬迅速从两位数发展到三位数。当时官方的内部统计是１７７２人被打死”。例如“从８月２２日至２７日，北大附中红卫兵打死三人”。在此，之所以确认“武斗源”在北京，一是强调北大、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最早、最剧烈地制造武斗，自然在北京、在全国产生最大、最强烈的影响，继而形成广泛而显著的示范效应。二是强调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默许和护持，非但不能在初始阶段，有效地制止这种人身攻击，更是推涛作浪，使之在政治上合法化，在形态上规模化，在手段上残忍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如果说对“武斗源”的确认属事实性的判断，即它在事由的层面上解说了发生的来路，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北京红卫兵面对“非暴力”的徒手的对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么呢？内心冲动是什么呢？人性承担在哪里呢？
首先，是“暴力传统”。
按照北京红卫兵的自白是：“革命前辈冲锋陷阵前赴后继杀逼三山五岳，红色后代挥刀造反横扫妖魔威震五湖四海”。这就是说，今天红卫兵的“挥刀造反”，是昨日老前辈“冲锋陷阵”的继续；今天红色后代掀动的“红色恐怖”，是对昨日革命先辈遭遇“白色恐怖”的反动。今天与昨日，前辈与后代正是通过“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路勾联一体——就此，生发出一条必然的逻辑——昨日的革命是暴力，昨日的胜利是暴力的胜利，即昨日的中国共产党是造反的党，是革命的党，是通过暴力夺取了政权；然而，当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基本路线没有与时俱进地注入现代政治和现代文明的要素，不仅认定“阶级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甚至更趋紧张和激烈了。基于这个判断，红卫兵（取“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卫兵”为旨意）为承负不断革命的使命，自然接续造反的传统、暴力的传统，自然模拟父辈的实践。所以，红卫兵的武斗实际上是父辈暴力革命的习得和再现，这也是武斗的参与者多为革干、革军子弟的缘故所在。
其次，是“教育缺失”。
阶级分野是政治性质的，附着于此的武斗以暴力摧残异己者终究是“恐怖”的手段。然而，与父辈的遭际不同的是，施暴的红卫兵并没有亲历的疼痛和伤害，即与被施暴者之间没有直接和现实的仇恨（有的还是同辈人），那么这种仇恨是如何滋生、建构和喷发的呢？除了阶级属性的遗传，文革前的十七年教育对此应负重大的责任。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笔者按：大批判中，归罪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更令人惊叹的是，这种“教育缺失”还往往使红卫兵的武斗夹杂着作弄和戏侮。如果说“革命的武斗”是被时代托举着，更多的是时代的催促和造就；那么具体执行时的作弄、戏侮甚至残忍，以满足一种流氓式的颠狂和发泄，则证实这批“革命者”作为“人”的内在品质和素养中，存在着“非人”的要素。
再次，是“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标志文革运动巳突破单位和地域的界限走向了全国。当百万红卫兵在广场上山呼“万岁”的时候，一种只有通过广场才能啸聚而起的领袖与大众的互动关系达到了极致。由此，大众被领袖指引着；领袖被大众抬举着，风樯阵马，极天际地，浩浩荡荡，唐哉皇哉！领袖成为了大众的神明，成为了大众思想、情感和意志的源头；大众则簇拥着、呼喊着，要把广场上沸腾的激情转化为行动。正是这种喧嚣的“广场效应”，一旦被武斗的火种点燃，就必然构成一台社会暴力的发动机。于是，当大众星散般地进入武斗现场，又因有“广场效应”的熏染和笼罩，就一定要在“现场”兑换“广场”的主题和气势。如此你追我赶，此起彼伏，即各个具体的“现场”呼应着、印证着社会的“现场”，致使整个社会的“现场”处于了颠狂的状态。首都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从北京的“广场”上走来，把“广场效应”带到上海的“现场”，也就成了必然的路径。与此同时，因“广场效应”的盛大和神圣，以至经历者均相信心中的信念千真万确，而丧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正是这种崇奉使大众进入武斗“现场”以后，即便发生差失也不会有所怀疑和动摇。何况，现场多为一种群体行动，不仅个人不必偿付任何代价，就连责任都是模糊而流散的，这怎能不使现场的武斗一发而不可收拾呢！
最后，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
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实质上即是对“封资修”武斗的同时，又向着以“万岁”、“万寿无疆”为特征的“朕即国家”的回归，以至这个理想是炫耀的，却是虚拟的；是博大的，却是空洞的。尤其当它附丽于对领袖的景仰，更被一种梦幻般的神秘主义所至缭绕（神秘主义往往成为大型群众运动的精神源泉，而导致集体性地狂热和错乱），所以，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１９６６年时的红卫兵武斗是少有功利的（１９６７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综上所述，“武斗源”是事实判断；“暴力传统”是政治历史的梳理；“教育缺失”是文化素养的点破；“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则偏重于社会运动和社会心理的剖析，正是这些因素的交融和汇聚，共同构成了本命题的答案。至于红卫兵处于青春“狂飙期”，尤其部份女红卫兵的疯狂具有癔病的特征，就不作赘述了。
第二、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的武斗存在差异吗？
尽管１９６６年上海的武斗从单位走向社会，从校园走向街头是由北京红卫兵挑动的，且皮带抽打等残酷的手段也是由北京红卫兵率先使用的，但上海红卫兵的政治身份及其立场认同、精神世界等，因属于同一源流、同一阵营，也就不会在本质上存在差异。这既表现为部份上海红卫兵追随、参与了北京红卫兵的武斗行动，又为上海红卫兵在同一时期也制造了武斗致人死亡的事件所证实。请看几件事例：
其一，９月１７日晚９时，驻扎在人民广场新大楼的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人员六人（为上海中学、淮海中学学生），到黄浦区龙门路派出所要求提供阿飞名单。当时派出所提供了周某等三人，三人被押往总部后，即遭到拷打（笔者按：在非常形势下，派出所非但不能提供保护，还给予协助，这是专政机关屈从于群众暴力的例证）。至１８日清晨３时，市红卫兵总部将三人送回派出所时，派出所见周某伤势十分严重，即通知家属领回送医院。周某在送卢湾区中心医院途中死亡。
其二，９月１７日晚，因接报肇家浜路某号有“反革命分子黄某不老实”，徐汇区五十四中学红卫兵便采取行动。他们将黄捆绑，用带铁钉的棍子打黄妻，拔黄妻的牙。这时黄的女儿回家（在地区废品站工作），因她曾几次带过《参考消息》回家，又“讲不出”父亲的罪行，遭到了拳打脚踢和棍打，直至昏迷。五十四中红卫兵便“将黄女儿的头包起来，揿在地上用冰水浇，用茶壶往嘴里、鼻里灌水，灌了两面盆”，“有的红卫兵“还在她肚上踏”，直至“没有了声音，嘴里吐血水、白沫，连大便也打出来”。凌晨１时，红卫兵感觉不对，报告里委会，待送中山医院时巳死亡。
其三，９月２２日，上海海运学院、泾南中学红卫兵去川沙造反，四类分子瞿某装鬼吓唬红卫兵，便被红卫兵带到沪东其昌栈尼姑庵斗争。瞿某“十分嚣张，抓起地上的木头扔红卫兵”。红卫兵将瞿的手绑起来，瞿用脚踢；脚被绑住后，又用头撞屋柱。后红卫兵“将她手脚反吊在梁上”，为了不至荡空，在她胸下搁一凳子，瞿某不住挣扎把凳子撞翻，人荡空吊着，如此多次，从下午一直吊到次日早晨三时死亡。
其四，９月２３－２４日，闸北区第七中学红卫兵搜查了长寿支路某号两个道士的住地，并组织了斗争。次日上午，第七中学１３名红卫兵继续催促两道士交代反动身份和罪行。中午１２时５０分，６男生外出吃饭，两道士乘机操起铁棍挥打女红卫兵，致６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送医院治疗（一头部伤口长３·８厘米、深０·５厘米；一脑震荡，头晕、呕吐）。此为当时少见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红卫兵和周围群众愤怒异常”。闸北区红卫兵总部、上钢八厂等二千多人，将两道士押至延平路某弄斗争，“开始吊起来用皮带、木棍打，后放下来一边斗争，一边打”，到下午７时，一道士死亡，一道士半死，被群众拖到区公安分局关押。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例在时间上均发生于９月中下旬；在地点上均发生于街道里弄（非学校）；前两例中的武斗者，为革干子弟较集中的上海中学、五十四中学的红卫兵；后两例中的被武斗者，则有不服和反抗的行为。其各项要素和结果，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采取武斗行动的情况大体一致。缘此，不仅可推断上海红卫兵的武斗行动是对北京红卫兵的摹仿、呼应和配合，更可在性质上认定两者的一致性。
当然，就两地的整体情况而言，以同为截止９月３０日的统计——北京殴打致死（非自杀）１７７２人；上海殴打致死１１人（其中数例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便可证明两地红卫兵武斗的规模和惨烈度存有霄壤之别。这固然与“武斗源”在北京相关，如果这属于地域政治的因素，北京与上海，北京人与上海人地域文化的差异也是应该稍作辨析的。
一般而言，北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品格，更多地注重政治文化，尤其早期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多为“政治中人”），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各类信息通达，对高层传出的“中国出修正主义”、“亡党亡国”之类的训告略知一二。正是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优势，不仅使北京红卫兵满怀政治抱负，更具有傲视四方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同时，北京人的集体性格多表现为热烈、豪放、豁达、粗犷；行为特征多表现为勇敢、洒脱、诙谐、善辩，加以北方民风素来雄悍强劲，慷慨豪壮，以至，在一个“非常时代”，在一个将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集聚起来的广场上，在一个至高至圣的号召下，北京的红卫兵怎能不表现出舍我其谁的气势，怎能不冲锋陷阵，而采取激进的行动呢！
反之，上海经济（工商业）、文化的发达决定了这座城市的气质，更多地具备理性、精巧、圆融、时尚的特征，尤其它的市民生活，注重现实，注重当下，讲究合理性、正当性，勤俭之中有实惠，殷实之中有计算，还不忘时时炫示些考究和奢华。正是这种生活态度，使更多的上海人避忌意识形态，恰如熊月之教授所断论“从总体上说，上海人政治热情不及京城人高。他们更崇尚个人本位、实际利益”。同时，上海人的处世强调情理化、规矩化，稳健之中有圆通，谨慎之中有乘巧，你来我往中刻意保持着一份尊重和客气。即便发生龃龉和冲突，大多动口不动手，先是互为讲理，再是招呼评理，理不通达，可以愤怒，甚至可以咒骂，却不允许攻击对方的躯体。因为在上海人的公共舆论中（集体意识），动武即是失理，伤及他人即是最大的非理。缘此，上海人既因重实务，而缺乏政治激情；又因尚理性，而贬责武力暴行，加以江南民风素来纤细柔弱，灵敏机巧，上海的红卫兵怎能会大张旗鼓地拉起队伍，大打出手地进行武斗呢！
在此，还值得补充的是：在北京，因为政治关怀始终是社会的主导，父辈的革命事业与儿辈的继承、捍卫之间息息相关，一如既往，以至当父辈打下的江山面临“变色”的危险时，儿辈自然奋勇而起。反之，在上海，因为城市的经济（工商业）、文化的定位，且屡屡遭遇建国以来改造和运动的冲击，以至父辈的事业多半断裂了、停息了，父辈与儿辈之间没有了身份上、功业上的承续关系，儿辈只有通过读书，通过学本领、学技术来换取明天，哪会有参与暴力行动的冲动呢。当然，这不是说北京没有经济、文化的“定位”；上海没有革命政治的“主导”，而是指两座城市的侧重点对青年人的影响不一样。北京红卫兵到达上海，因身份和角色的关系而高傲，而显示优越感，甚至满怀指点江山、创造历史的激情。但当他们直面上海的繁华和精致，直面上海人的聪明和灵巧，睥睨之中也会暗含些许妒嫉、计较乃至称羡，这既有可能催化北京红卫兵武斗的烈度；也有可能缓解北京红卫兵武斗的戾气。其实，除了部份观点相近的上海人，会对来自首都的红卫兵保持一份神秘的敬重，会尾随北京红卫兵摇旗呐喊，冲冲杀杀。多数上海人还是骄傲的，他们害怕北京红卫兵的武斗，又轻蔑北京红卫兵的野蛮。所以，当北京红卫兵所向披靡，在社会上疯狂武斗的时候，上海人会小心躲避；一旦“天时—地利”允许，上海人立即就会围堵北京红卫兵。前述现场中的许多案例可谓证实，若是在北京，这般情境是难以想像的。
再则，上海人的阶梯型社区是历史形成的，即工商业者、高级职员、文化人与小职员、小知识分子、小业主与广大劳工者等，一般均居住于不同的区域（上海人称“上只角”与“下只角”）。所以，当北京红卫兵进入里弄街道（多在徐汇区、静安区、卢湾区等“上只角”。“下只角”里也有“四类分子”，则多是当年逃亡、流散的），对某些户主采取革命行动时，周遭的居民或许因为同类，或许因为邻居，或许因为上海人的习性，一般不会支持和配合，胆小的躲避；胆大的围观，时时还会有人站出来或劝解、或辩护，甚至直接与北京红卫兵发生辩论。这般情境在北京也是难以想像的。
第三、１９６６年９月上海的阶级阵线清晰吗？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抵沪后，针对上海的文革运动，起码在态势和行动上，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于是，围绕着北京红卫兵的立场和观点，形成了相当复杂的阵线划分。
首先，北京红卫兵的飞扬跋扈和暴力行动，招致了许多上海市民的抵制，其中既有思想上的舛互；更有情绪上的怨艾，以致纷纷质疑“北京红卫兵怎么可能了解，怎么可以插手上海的运动呢？”。与此同时，北京红卫兵的颐指气使和处处受到的优待，也使不少外地来沪串联的学生忿忿不平，甚至在一些局部形成冲突，例如在同济大学，在上海一医均发生相互指责，相互张贴大字报的事情。其次，北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毕竟代表了主流的趋动。所以，当他们喝令上海的文革运动“温良恭俭让”，必须实行“红色恐怖”，并将矛头指对“基层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时候，也分别得到部份上海籍红卫兵、外地来沪串联红卫兵的追随和响应，例如在北京红卫兵发动“南京路统一宣传日”时，就有上海红卫兵积极配合；在市委召集的外地学生座谈会上，也有意见认为上海运动不彻底，对各级党委继续领导运动感到“惊讶”。
由此，按照当时流行着的“革命”还是“保皇”；“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话语标准，可见阶级阵线的划分，正处于相当复杂的境况，即种种的人群，种种的观点叠合着、交错着。
其中有北京人与上海人源于地域政治的差异；有北京红卫兵与其它外地串联学生源于身份遭遇的差异，如果说此两种差异尚属于间接的关联，那么，由面对“基层当权派”的斗争，是“革命”还是“保皇”的抉择；面对横扫牛鬼蛇神，横扫“四旧”，冲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形势，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评价，则是直接的政治观点的差异了。然而，复杂的情况是：在前者方面认同“革命”的，并非在后者方面一定赞同“糟得很”；反之，在前者方面认同“保皇”的，也并非在后者方面一定赞同“好得很”。以至１９６６年９月上海阶级阵线的划分，表面上存有以地域为特征的差异，实质上仍是立场、观点的对峙；表面上显得模糊茫昧，实质上仍是阵营的对垒——只是这种阵营的对垒正处于流变、聚合的过程中，尚未形成稳定的组织构架。
第四、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市委有默契吗？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沪时间约二十天，种种迹象表明：该兵团与上海市委之间存在默契关系，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默契在悄悄地解体，直至中央来电指令北京红卫兵“国庆返京”。
９月１０日，周恩来曾在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誓师大会上说：“每个红卫兵纵队、兵团到什么地方定下后通知我们，中央会通知他们对你们好好接待，给你们便利”。如果说这是一支尚方剑的话，那么它确实打通了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之间的门径。以至南下兵团抵沪后，市委不仅开出车子，腾出房子，给予高规格的接待，还指示各区、县、局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由此，北京红卫兵才可能迅速而顺利地进入徐汇、静安等区查摸情况，并对某些对象实施抄家；第十六纵队进入沐恩堂后，因怀疑有地道，才可能直接通知黄浦区委，送来工具一百余件；第七纵队与上音红卫兵的辩论进入胶着状态，才可能派人到市委接待站，要求市委负责人到场；因丁子祥事件引发上海群众冲击南下兵团总部市体育宫，马天水、王少庸等才可能紧急到达，缓和矛盾，疏解人流，并派干部深入自行车三厂做了大量引导工作。
与此同时，尽管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承担着调查“８·３１”、“９·４”事件的使命，却没有在任何场合公布调查的结论；尽管南下兵团的红卫兵对上海文革运动普遍不满，并公开而广泛地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观点，却没有任何直接攻击上海市委的言论；尽管南下兵团各纵队在许多单位实施了暴力，却一直没有将行动的矛头指对上海市委。
显然，此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且在这种默契的基础上立定了一条界线。那就是对上海市委来说，你不攻击我，我提供方便，甚至提供庇护；对南下兵团来说，我不攻击你，你给予关照，甚至帮助解脱困境。然而，这种互为功利的机会主义的默契，在一场政治运动的交锋中，哪能牢固而持久呢！
其实，南下兵团与上海市委对上海文革局势的看法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双方之间也是不满的。这就是南下兵团一再强调上海的破“四旧”不彻底，对资产阶级过于宽容。同时，各级学校的党组织继续领导运动，贯彻阶级路线不坚决，红五类没有扬眉吐气；黑五类没有胆战心惊。甚至有些关键问题（如常溪萍问题等），仍处于遮掩之中，整个局势温和而平庸。南下兵团深知其中的要害和责任在于上海市委，但因为先前存有一份默契，也就克制着、回避着，以至在９月１８日召开的全市“革命串联大会”上，许多提问追究南下兵团“对上海市委的看法”，南下兵团发言人一直“不轻易表态”，最后不得不支吾其辞“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今天不谈，以后有机会再谈”。只是在回答具体问题时会表态“市委不满足群众要求就不对”。
同时，上海市委也了解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是有背景和来路的，自然希望这份默契不仅不招致冲击，还能引出有利的评判。９月１９日，曹荻秋代表市委接见南下兵团，反复强调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文章，“都是在市委组织下写的，经过市委讨论修改的”。但南下兵团一直恪守着默契的底线，除了不在公开场合抨击上海市委，也从未给出有利的评判。此时，有一件很蹊跷的事发生了。９月２０日，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调查团抵沪（１６人），入住长乐路某号一资本家家中，占用上海民主党派办公机关作联络点，并很快就“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红卫兵与上海市委的冲突”等作出了《内部结论》。应该承认，《内部结论》是小骂大帮忙。其所使用的“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见了世面，经了风雨”等语言，也会令经历过文革的人思绪万千。至于这支神秘的小型调查团，是受派遣而来，还是受邀请而来；是为了掣肘南下兵团，还是为了匡助上海市委，均不得而知。此后，市委又召开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云南、辽宁、山西等来沪串联学生座谈会（笔者按：注意此处回避了北京红卫兵），得到了多数认为“上海政策掌握得稳”、“南京路上再也吹不到香风”、“北京红卫兵高傲粗暴”；少数认为“上海运动不彻底”的利好结论。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加以考虑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武斗步步升级，随时有可能突破互为默契的界限，上海市委便背着南下兵团向中央报告，大串联巳使上海的生产出现了“不健康因素”。待中央向南下兵团下达“国庆返京”令后，上海市委与南下兵团之间危如累卵的默契也就不复存在了。
综上所述，查考北京红卫兵三次南下与上海市委的关系，第一次为松散型地冲击；第二次为功利性地默契；第三次为组织型地冲击。
第五、北京红卫兵私分抄家财物吗？
在一些简报材料中，隐约可见一种数落，如说北京红卫兵“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等，甚至“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即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有乘抄家之机搜刮财物的嫌疑。其实，这个说法证据不确。它记录的只是表层现象，若武断地臆测有失公允。
同样据简报材料记载，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徐汇区组织抄家的过程中，曾组成训话组、讯问组、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在静安区，北京红卫兵“提出要将搜查的箱子、衣物等统统搬到财政局”，连区委建议封起来，也不同意。这是因为在北京红卫兵的概念中，查封只是使财物处于中间状态，只有上交财政局才是充公。同时，北京红卫兵还公开在主要抄家地段的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在此，进一步引证南下兵团第五纵队与上海中医学院文革小组，针对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大年抄家财物的处置予以说明。当时，北京红卫兵曾在陈家开启了被龙华医院红卫兵抄封的一只皮箱，因双方纠缠，便被重新封存。９月２７日下午四时，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三名红卫兵进入陈家（“国庆返京”令巳下达），“命令不准任何人进门”，随即上楼打开皮箱。 不久，静安区卫生局派人到达现场，认为北京红卫兵系“临走之前来取财产”，便退出打电话给有关方面。北京红卫兵见状，搜走了陈家２００元左右现金（陈自述），将箱子绑在自行车上匆匆离去。静安区卫生局、龙华医院红卫兵即前往五纵队驻地（市西中学）交涉，在静安寺附近路遇带走皮箱的三位红卫兵，因拦住询问不得结果，便判断北京红卫兵“拿走如此巨额钱财，既不与我们联系，而且千方百计避开我们，又不留清单，应给予必要的怀疑”。晚９时许，再次赶往市西中学时，第五纵队“巳赴北站返京”，后经“市委劝告，没有继续追赶他们”。第二天，龙华医院等“外出设法寻找，先后到里委会、市委、外地同学接待站、静安区公安分局均无着落”，最后在区人民银行办事处找到了皮箱。经初步核对“箱内财物略有变更，但大致相符”。银行反映当要求现金以“存款形式储存”时（帐号４１９６），北京红卫兵又从口袋里“拿出５０多元加入”，故存入的现金比清单上多。由此可见，尽管北京红卫兵的种种行迹遭至猜疑，终究没有占抄家财物为己有，而是处心积虑地乘临走之际把它送进了国库（笔者按：这缘于北京红卫兵也存有一份悬揣，那就是上海的抄家财物会不会有所旁落？）。
确实，在具体的抄家过程中，北京红卫兵会出现不守纪律的情况，尤其将抄家财物当作“战利品”炫耀，以满足心中的虚荣和矜夸，在年轻气盛的人群中更会有自然的发生（甚至也不排除存在个别的作弊）。但在北京红卫兵处置抄家财物的总体判断中，应认为是诚实而干净的，这不仅仅在于始终没有直接的证据，更源于对北京红卫兵参与“行动”的意义阐说，那就是满怀着革命的冲动，要对资产阶级分子采取强制的手段，剥夺不义之财产。其愤慨的情绪可以允许搜查、没收甚至砸烂；可以允许谩骂、叱责甚至武斗，却不会容忍流氓性质的贪占和藏掖。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０日至３０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行动廿天，上挂中央和市委；下联基层和群众，在上海文革史上划下特别的一笔。或许这一笔不属大关节目，却是不容忽略和缺失的。
（作者授权刊发，原载《史林》2008年第3期和2009年第1期，注释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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