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历史的近代回响
撰文：马千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291年，随着耶路撒冷王国首都阿卡陷落，拉丁基督徒在黎凡特大陆的政治、军事存在烟消云散。这在西方世界中引发了广泛的震惊和焦虑。从1290年代起，欧洲人写下了大量详尽的著述，提出了各种方案试图“光复”耶路撒冷。人们讨论过对近东的新远征，一些甚至得到了实行——其中一个高潮是1365年塞浦路斯的法兰克国王率领基督教联军短暂地攻占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然而最终依旧铩羽而归。在14世纪及其后的岁月中，人们鼓动了多次“十字军”，但它们已是旧瓶装新酒了——被用于对抗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教廷的政敌。因十字军运动而兴起的三大骑士团中，圣殿骑士团于1312年遭到解散，而医院骑士团先后在塞浦路斯、罗德岛、马耳他建立了新的总部，条顿骑士团则在波罗的海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后来的十字军能够夺回圣城，伊斯兰教徒直到20世纪初期还牢牢掌控着黎凡特。
十字军东征的败因与遗产
无数东西方历史学者曾经探讨过十字军东征失败（或伊斯兰世界胜利）的原因。除去历史中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恐怕源于十字军运动的终极目标与十字军诸国的生存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对天主教会而言，十字军东征本质为一场“武装朝圣”和“武装传教”。领取十字架的巨大诱惑在于，它融合了服役和苦修的理念，并被认为最终能够洗涤参与者灵魂的罪恶。由于基督徒对原罪论深信不疑，对许多人来说，参与十字军东征是获得死后升入天堂钥匙的捷径。以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为代表的教皇鼓动教徒踏上讨伐异教徒之路，固然怀揣让基督徒寻觅救赎之道的希望，但更是为了巩固教廷的权威，让天主教势力远播东方。
然而，对于已在东方建立政权的法兰克殖民者而言，其迫切需要的绝非“武装朝圣”。四大十字军国家距离母国有数千公里之遥，强敌环饲，而臣民绝大部分是穆斯林或东方基督徒。为了国祚长久，一方面需要缓和与邻近异教国家的关系，谋求某种共存共荣之道，另一方面，它们也急需天主教国家持续的军事援助和输血。而这两方面均与十字军东征的本质相悖。大部分领取十字架的西欧民众，将自己定位为朝圣者而非殖民者，这决定了十字军运动必然是周期性而非持续不绝的。由于缺乏制度性、常备的外来军事援助，一旦十字军诸国面临重大危机，西方的驰援往往缓不济急。初来圣地的欧洲贵族通常急于在同异教徒的“圣战”中建功立业，而本地出生的拉丁贵族则倾向于与之和平共处，这也导致了困扰十字军国家多年的主战派、主和派的内部倾轧。宗教狂热一方面给十字军战士带来了力量，也的确曾经创造奇迹，但也制约了政治家和将领做出理性的决策，面对敌人提出的优厚和谈条件，他们屡次错失良机。十字军史上两位传奇人物——狮心王理查和路易九世的境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矛盾：平心而论，路易九世虽然两度亲征，但挽救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却是最终与萨拉丁握手言和的理查一世，然而，教廷给予封圣殊荣的却是两手空空的前者。潮汐一般的十字军东征逼迫原本离心离德的伊斯兰各国团结起来，而对十字军国家的自给自足反而造成了伤害。除非十字军运动彻底改弦更张，否则，黎凡特十字军政权的消亡将不可避免。相形之下，天主教徒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圣战”则颇为顺利，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欧人在地理上占据的天然优势。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奇迹般的胜利以及十字军诸国建立之后，圣地之战似乎陷入了暴力、复仇的怪圈，基督徒和穆斯林均曾犯下兽行。当然，十字军东征也深刻改变了地中海历史进程，并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历史学家们承认，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及广阔的地中海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推动欧洲开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述交往导致了艺术上的借鉴以及科学、医院、哲学知识的传播——它们均促进了西方的深远变化并最终有利于文艺复兴的诞生。十字军在黎凡特的艺术和建筑展现出东西文化融合的迹象，手稿、插画或城堡设计的十字军风格却无法回溯至西方，与同时期欧洲的范本截然不同。此外，十字军国家在传播伊斯兰学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安条克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学术翻译中心），也正是在十字军时代，欧洲人开始采用我们熟悉的“阿拉伯数字”。毋庸置疑，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之门（尽管这并非唯一的大门）。与之相应的，从11世纪至13世纪，西欧进入了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时代，学术、科技、文化方面均取得了明显进步，国际贸易也在增长——这绝非我们固有印象中“黑暗的中世纪”。按照通常思维，十字军东征不断耗费着欧洲的人力物力，两个世纪的杀伐想必会造成一片萧条。既然事实并非如此，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这场运动不仅裹挟着腥风血雨，也带来了文明和财富。
耶路撒冷国王赠给自己王后的“梅丽桑德圣咏经”，便是十字军时代欧洲艺术与伊斯兰艺术融合的一件艺术精品
医院骑士团在叙利亚境内修建的“骑士堡”，风格上亦是东西融合的产物，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十字军为拉丁欧洲带来的其他形式的改变更加有迹可循。实际上，大规模远征对诸如法兰西、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社会、经济影响，当它们打破了宗族和贵族集团的藩篱之后，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骑士团的崛起对中世纪欧洲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拉丁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三大骑士团拥有与既有世俗、教会权威一较短长的力量。而十字军东征的广受欢迎则提高了教廷的权威并重构了中世纪王权的施行。它还对新出现的骑士观念产生了影响。通过创造新的苦修形式，圣战也改变了宗教实践。
定居“海外之地”（十字军国家的统称）的法兰克人并非与世隔绝。虽然是“武装朝圣者”的后裔，但本地贵族总体而言奉行实用主义政策，这些拉丁人频繁地与黎凡特本地人民接触，包括穆斯林、东方基督徒、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和后来的蒙古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欧洲人能够与“东方”文化交流，甚至在理论上吸收后者。海外之地孕育的“十字军”社会的确一定程度上兼收并蓄。和西班牙人日后在“收复失地运动”中的狂热粗暴相比，拉丁东方殖民地的社会环境却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即便对现代人而言，也不乏借鉴意义。十字军国家都市居民呈现多元化的特质（例如，耶路撒冷便依据信仰和民族，分为基督徒区、穆斯林区、亚美尼亚人区、犹太人区，并保留至今），而小型乡村居民点则倾向于保持一致的宗教身份——一个十字军国家的村庄可能全部由穆斯林组成，另个一个则属于希腊东正教徒。大部分穆斯林村庄似乎由一位“赖斯”（ra’is，相当于头人）施行自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了保留。现存的同时期伊斯兰政权税收水平的证据表明，法兰克人治下穆斯林农民的处境并不差，他们的税负甚至低于伊斯兰国家的平均值。这也解释了在十字军占领圣地后，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穆斯林人口的迁徙或减少现象。甚至拉丁贵族本身，也开始“入乡随俗”，许多西欧移民受穆斯林影响，迷恋上了黎凡特的公共浴室，他们的饮食、衣着也开始改变，而一些统治阶层精英甚至和穆斯林贵族称兄道弟。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的随军教士富尔彻曾写道：
“我们西方人已经变成了东方人。这片土地上的罗马人或法兰克人成了加利利人或巴勒斯坦人。兰斯或沙特尔人成了提尔或安条克市民。我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出生地。”
著名穆斯林诗人、外交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1095—1188，曾先后侍奉过赞吉、努尔丁与萨拉丁）在代表作《沉思之书》中，便描述了他与拉丁人的交往。据说，他常常在十字军国家的公共浴室中邂逅基督徒熟人（圣地的公共浴室同时对穆斯林和基督徒开放），一些骑士与他私交甚笃，甚至提出将其子送到欧洲接受教育。最令人称奇的是，当乌萨马希望在阿克萨清真寺（当时已被改为教堂，并且是圣殿骑士团总部）旁的小清真寺（也被改为教堂）祷告时，骑士们竟特意为他清场。这位穆斯林文学家、外交官俨然被奉为了上宾。
对伊斯兰世界而言，法兰克人带来的威胁给穆斯林世界带来了同仇敌忾的目标和理由。这令努尔丁和萨拉丁这样的穆斯林英雄得以复兴“吉哈德”（圣战）理想，也让他们能够在近东、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实现一定程度的团结——虽仍不完美，但考虑到此前伊斯兰世界因教派纷争（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不和）和民族冲突（传统阿拉伯、波斯贵族与突厥、库尔德新贵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也远胜过自穆斯林早期扩张以来的任何时代。加之东方蒙古人的入侵，马穆鲁克在拜巴尔、嘉拉温领导下终于打造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并将外来者赶出了圣地。这对后世许多穆斯林统治者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当然，伊斯兰世界通过与十字军的交往，也获得了经济文化上的裨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黎凡特穆斯林已经通过意大利海商与欧洲建立了某些商业联系，但这种经济交流的体量与重要性在12至13世纪才有了飞跃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拉丁人在东地中海移民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诸国的出现改变了地中海的贸易线路，对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商业城市权势的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西欧商人对埃及、叙利亚等地的穆斯林政权也不可或缺。阿拉伯世界历来有重商主义的传统，持续海量的贸易自然会影响到精英阶层的决策。例如，以“圣战斗士”自居的萨拉丁，夺取埃及统治权后，竟特意在亚历山大港为热那亚人设立了租界，以便从欧洲进口货物（尤其是木材）。当他夺回耶路撒冷时，又否决了部下拆除圣墓教堂的提议，下令悉心保护基督教圣地——这体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的理性和务实。十字军东征时代双方的和平交往和共存共荣常常被刀光剑影的战史所掩盖，但却是它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近现代西方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再诠释”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大众和学术界对十字军东征的解读，越发呈现一种偏移甚至断裂的趋势。
14至16世纪，由于欧洲仍在与其他穆斯林敌人交战(最著名的当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了鼓舞民心士气，中世纪的十字军被有意地神话。某些所谓的重要英雄获得了追捧。耶路撒冷王国的建立者布永的戈弗雷和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凯撒等人一道位居“九雄”（Nine Worthies）之列,他们被誉为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人物。狮心王理查被作为一名传奇勇士国王得到歌颂，甚至萨拉丁也因其侠义之举和高风亮节（符合了欧洲人的骑士理想）广受赞誉。
然而，随着1517年后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以及启蒙思想的诞生，欧洲神学家与学者们广泛重估了基督教历史，情势又戏剧性地急转直下——到了18世纪，十字军远征被归入了既黑暗又不堪回首的中世纪旧事中。例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声称，这些源于宗教信仰的圣战体现出一种“野蛮的狂热”。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伏尔泰（Voltaire）也对十字军持总体批判态度，不过对某些特定个体还是表达了钦佩之情——路易九世国王因其虔诚而受到了赞美，甚至十字军的对手萨拉丁也被他描述为“一个好人、英雄、哲人。”
相较而言，从中世纪晚期至近代，马穆鲁克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近东、中东伊斯兰世界对十字军远征的话题有些意兴阑珊。大部分穆斯林似乎认为昔日的圣地之战与己无关。的确，野蛮的法兰克人曾经入侵黎凡特并犯下许多暴行，但他们已遭受严惩并败北了。伊斯兰教徒大获全胜，法兰克人入侵的时代一去不返。在选择这一时代的模范英雄人物方面，他们的标准也与西方不同。萨拉丁甚少获得关注。相反，努尔丁的虔诚广受称道，而15世纪后，马穆鲁克王朝的铁血苏丹拜巴尔在民间颇获推崇。在这几个世纪中，似乎没有人觉得十字军的入侵激起了一场持久圣战，或者法兰克人的暴行仍需血债血还。
这种差别在术语上便可见一斑。19世纪中期以前，十字军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十字架战争”（al-hurub al-Salabiyya）。该术语强调了基督教信仰和军事冲突的元素。然而，在英语中，“十字军”一词相当程度上已经与其中世纪和宗教上的起源无关——其内涵被扩大到“为了正义而斗争”。在西方世界，“十字军”一词被滥用；而在伊斯兰世界，“十字军”还停留在过去那个相对狭窄的意涵内。西方对阿拉伯词汇“吉哈德”的演绎同样令人不快。许多穆斯林认为，“吉哈德”的理念最首要的是与内在心灵上的斗争相关，而与暴力无关。但在西方，这个词通常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发动军事上的圣战。这种纠缠在一起的偏见为将来双方民众的误解埋下了伏笔。
至19世纪初，通过启蒙思想，西方世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共识。虽然人们偶尔对十字军的英勇也不吝赞美之词，但更多地还是鄙视其粗野残暴。不过，由于浪漫主义对中世纪更加理想化的观感，这一态度很快有所缓和。不列颠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深受欢迎的小说唤起了这一趋势。他的《护身符》（The Talisman，1825）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为背景，将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斗智斗勇的故事塑造得荡气回肠。司各特的著作（尤其是1820年出版的《艾凡赫》）以及其他作家的作品像大众灌输了以下观点：十字军远征是一种伟大、英勇的冒险。
然而，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列强对海外殖民地争夺加剧，一些欧洲历史学者开始“以今度古”，将十字军东征及十字军诸国的创立附会为殖民主义的前奏，并以此为海外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辩护。这一趋势开启了将十字军运动剥离其宗教背景的进程。19世纪初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米肖（François Michaud）出版过一套脍炙人口的三卷本圣战著作（额外的第四卷为资料来源），虽然此书精彩纷呈，却不尽符合史实，并且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米肖为十字军赢得的“荣耀”击掌叫好，指出他们的目标是“征服并教化亚洲”。他还将法国视作十字军运动的中枢，他甚至写道：“有朝一日，法兰西将成为欧洲文明的样板和中心。圣战对此助益良多，人们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便可一叶知秋。”米肖的著作洋溢着强烈的法国民族主义色彩，为了确认民族认同，不惜将圣地之战拖入了一种杜撰的“法国历史”泥潭。这树立了近代对十字军历史故意歪曲的先例。
新生的欧洲国家比利时以布永的戈弗雷作为自己的英雄，而在海峡对岸，狮心王理查被奉为了英国的历史偶像。19世纪中期，两人都被用醒目的骑马雕像的形式铭记。戈弗雷的雕像矗立在布鲁塞尔大皇宫内，而在伦敦国会大厦外，理查跨坐在战马上，高举着宝剑。这颇有些滑稽。布永的戈弗雷与比利时的独立建国其实并不相关，而理查一世的确算不上英格兰史上称职的君主。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9世纪英国著名保守党政治家，曾两度出任首相）对十字军相当痴迷，甚至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的1831年就曾赴近东旅行；他后来出版了一本小说《坦克雷德，或新十字军》，主人公是位获得了一笔十字军遗产的年轻贵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曾到圣地游历并造访了哈丁战场，他对所见的一把宝剑（一度有传言说属于布永的戈弗雷）印象深刻，这激起了他浪漫的想象和对圣战的追忆。1898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东方之行将那个时代欧洲精英对十字军的迷恋和重新诠释推向了高峰。他在访问黎凡特时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中世纪君王的模样，策马进入了耶路撒冷访问，随后又前往大马士革向萨拉丁致敬，皇帝将他尊奉为“有史以来最具侠义精神的统治者之一”。11月8日，他向这位阿尤布王朝苏丹相当破败的陵墓进献了花圈，后来还出资将它修缮一新。考虑到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急切渴望在世界舞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威廉二世的此举显然不能单纯地定义为重温历史、凭吊先贤，而是在为德国的崛起制造舆论。
当然，这一时期并非所有的西方十字军研究都浸染着民族主义甚至帝国主义的幻想色彩。在那些年中，更加精确、公允、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不过，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导致近东、中东出现了权力真空，英法等列强纷纷插手，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对十字军东征的研究又被赋予了为英法等强国统治正名的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背景下，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情况变得越发明显。法国被国联委任统治“大叙利亚”，法国的外交官便试图通过引用十字军历史著作来强化自己对这块领土的声索。即便到了19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é Grousset）依然把法国加入十字军东征与20世纪初法国重新统治叙利亚相提并论，虽然不如米肖那般露骨，但它对大众认知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英国则被委任统治巴勒斯坦。与法国相比，大英帝国在处理海外事务上显得似乎更加老练。1917年12月，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抵达耶路撒冷，他深知任何涉及十字军东征的论调或渲染胜利都可能会导致对当地穆斯林的冒犯。与威廉皇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艾伦比选择以步行的方式进入圣城，并且据说严格禁止部下提及十字军。不幸的是，其谨慎未能阻止部分英国媒体沉醉于胜利和中世纪联系起来。实际上，英国讽刺期刊《庞奇》（Punch）发表了一张标题为“最后的十字军”的漫画——狮心王理查从山顶俯瞰着耶路撒冷，台词是“我终于美梦成真了。”
1917年埃德蒙·艾伦比带领英军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进入20世纪后，“十字军”一词在西方世界中的内涵越来越与中世纪时代不同，在许多政治家、学者、媒体眼中，只要是所谓“正义战争”，都可以将其包装为“新十字军”。1915年，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一场大会演讲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容为“伟大的十字军”，然而，英军的主要对手却是同样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也继承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扭曲的观念：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在1944年6月6日发布的“D日”（诺曼底登陆日）命令中包含着如下勉励盟军士兵的语句：“你们即将踏上一段伟大的十字军远征”。1948年艾森豪威尔关于这场战争的回忆性著作，标题便是《十字军在欧洲》。
近现代伊斯兰世界对十字军东征的“再解读”
在地中海另一端，经历了长时间的漠不关心后，穆斯林世界在19世纪中期开始恢复了对十字军的兴趣。1865年前后，操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基督徒在翻译法国历史著作时，第一次用“十字架战争”（al-hurub al-Salabiyya）取代了过去所用的“法兰克之战”（the wars of the Ifranj）。187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纳米克·卡迈勒（Namik Kemal）出版了第一部近代穆斯林的萨拉丁传记——该书的一大目的似乎是为了反驳当时刚刚译介至土耳其的米肖西方优越感甚强的十字军著作。威廉皇帝1898年对近东的造访可能正契合（甚至促进）了这种兴趣的高涨，第二年，埃及学者赛义德·阿里·哈里里（Sayyid ‘Ali al-Hariri）撰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的十字军史书，标题为《十字军战争大事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已摇摇欲坠。书中写道，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 II，1876-1908年在位）近来试图将西方对穆斯林领土的侵占解读为新的“十字军东征”，哈里里表示：“苏丹所言非虚，欧洲如今正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对我们发动十字军。”与西方人借用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为自己的势力扩张谋求正当性如出一辙，穆斯林也开始运用这一“武器”为自己抵抗外来侵略提供理由，并鼓舞民心。西方人常用的逻辑是，耶路撒冷及周边土地原本便应是基督徒所有（可上溯至罗马帝国时期），只是被穆斯林暂时“窃取”，既然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曾成功夺回失土并建立政权，他们有理由再度主张自己的历史权利。与之争锋相对，穆斯林则认为，圣地已由伊斯兰教徒统治数百年之久，既然历史上以萨拉丁、拜巴尔为代表的英雄曾成功击退十字军入侵，那么他们也有信心在现代重演先辈的辉煌。这便形成了东西方历史见解上的死结。
在后来的岁月中，从印度、土耳其到黎凡特的穆斯林开始评点中世纪十字军入侵和现代西方入侵之间的相似性——这样的类比西方人已热衷了数十年之久。1915年，耶路撒冷一所新开办的大学以萨拉丁命名，这体现了人们对苏丹作为穆斯林精神领袖的推崇。英法在黎凡特委任统治地的确立加剧了穆斯林的不安。到了1934年，一位著名阿拉伯作家感叹道：“西方依旧在通过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的形式对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东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948年联合国同意了以色列的建立（这是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伊斯兰世界最大的敌人从英法等列强转为了以色列国，于是，对十字军历史的解读再次变更。同年10月，时事评论员阿布德·拉蒂夫·哈姆扎（‘Abd al-Latif Hamza）写道：“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心中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回忆。”从1948年起，穆斯林世界越来越积极地重新审视了中世纪的圣地之战。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原本就拥有悠久的以史为鉴的传统。因此，不出意料的是，从近东到中东的学者、神学家与激进分子如今也开始精心进行历史比对，并让十字军历史为当前的政治目的服务。
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类比原则
由于十字军东征几乎800年前的旧事，它们很容易被故意利用：政治家和学者专门挑选有利的“事实”，而不符合特定意识形态的细节则遭到摈弃。对伊斯兰世界而言，十字军东征可以用来创作有益的“教育故事”，因为它同时包含了西方的侵略和伊斯兰的最终胜利。耶路撒冷的角色也相当重要。事实上，穆斯林赋予圣城的政治甚至宗教重要性在中世纪一直起伏不定，其后数世纪亦是如此。但中世纪为了控制此地的争夺有助于现代思想家培植下列观念：耶路撒冷（尤其是圣殿山）是穆斯林信仰一处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地，因此，绝不容许以色列染指耶路撒冷(于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均宣称耶路撒冷为自己不可分割的首都)。
在过去的60年里，从政治家到恐怖分子，来源广泛的伊斯兰团体和个人曾试图把现代世界与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进行比较。在细节和重点方面，他们传递的信息和理念大不相同，但无论有多少分歧，还是存在一个由两种观点支撑的相对的共识。首先是西方作为入侵的殖民势力，与900年前如出一辙，正对穆斯林世界犯下罪行，并于现代重现了十字军东征。而在西方支持下以色列的建立，又为这个故事添上了一笔。在这一斗争的二十世纪化身里，帝国主义的十字军与犹太人同流合污，想要占据圣地。他们被假定成立了一个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犹太复国运动”联盟。传道者为了给这一怪诞的并列增添一丝可信度，便指出以色列占领的大体上是与法兰克人的耶路撒冷王国相同的领土。随着西方人在美国领导下新近对近东和中东的介入，连中亚也被拖入了阿拉伯-以色列的争斗，巴勒斯坦人遭受的苦难、两次海湾战争，在阿富汗对抗塔利班、基地组织的斗争以及美军在神圣阿拉伯领土（沙特阿拉伯）的驻扎——都成了所谓的 “十字军-犹太复国运动”联盟的罪行。奥萨马·本·拉登将其形容为：“十字军如同蝗虫般遍布四处。”
这种“十字军类比”的第二大支柱则与伊斯兰世界从中世纪汲取的所谓经验教训有关。1963年，穆斯林作家赛义德·阿舒尔（Sa‘id Ashur）出版了一部两卷本阿拉伯语《十字军史》，他在书中宣称，现代穆斯林面临的情况与中世纪极为相似，因此，“于吾等而言，有必要细致、科学地研究十字军运动。”大批伊斯兰理论家试图从中世纪圣地之战中寻觅灵感。一些人呼吁伊斯兰世界精诚团结，甚至必要时可对内动用武力，而中世纪穆斯林被刻意塑造成无所畏惧地进行“吉哈德”的圣战者（这完全罔顾了大批穆斯林长期在拉丁人治下相对平和生存的事实）。许多传道者提出，伊斯兰世界必须愿意耐心地面对持久战——毕竟，从法兰克人手中收复耶路撒冷花费了80年，摧毁海外之地则历时近两个世纪，因此，“十字军-犹太复国运动”联盟暂时得势也无需挂怀。十字军时代的穆斯林“英雄”也被拔高为楷模——尤其是萨拉丁。实际上，在20世纪，这位阿尤布王朝苏丹被广泛神化为中世纪圣地之战里的伊斯兰中流砥柱。如今，是萨拉丁而非拜巴尔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获得了顶礼膜拜的地位。他在哈丁会战中击败基督徒被誉为穆斯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他后来收复耶路撒冷成为了泛伊斯兰世界引以为荣的话题。诡异的是，真正彻底灭亡十字军国家的马穆鲁克苏丹，反而被刻意淡忘了。
埃及国徽、库尔德自治政府徽章上均出现了“萨拉丁之鹰”。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对十字军的“再解读”
以上两大基石——十字军入侵的复现与从中世纪汲取经验教训的需要，孕育了各式各样的历史理论和政治观点。实际上，这一对待过去的巧妙手法的真实力量在于其灵活性。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原本是两大水火不容的意识形态，然而它们于“再解读”十字军东征历史为己所用方面，居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准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世俗化的：主张在伊斯兰世界政教分离；提倡由政治领袖而非宗教领袖统治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同样地，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对十字军的宗教战争色彩意兴索然，他们关注的是外来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将自己与萨拉丁的成就对比的宣传价值。埃及总理（后来成为总统）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54-1970年在位）是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宣称，以色列的创立是“十字军的还魂”，是“帝国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协议的结果”。纳赛尔还一再地将自己比作萨拉丁。优素福·沙欣（Youseff Chahine）的史诗电影《萨拉丁》（1963年，为当时投资最高的阿拉伯电影）在埃及制作，其男主角长相酷似纳赛尔——这绝非巧合，显然蕴含着对埃及总统的政治宣传。
1963年版《萨拉丁》中文海报。
大马士革的大型萨拉丁铜像。
在评论1981年的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时，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sad）鼓励穆斯林道：“回想十字军的入侵，虽然他们与我们交战了200年，但我们没有投降认输。” 阿萨德还将自己称作“20世纪的萨拉丁”，并在1992年于大马士革市中心为其英雄树立了一座比真人还高大的雕像。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甚至对萨拉丁更加痴迷。他有意忽略了萨拉丁的库尔德血统，代之以强调两人均出生于提克里特（Tikrit），并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联系二人的生涯。萨拉丁与萨达姆并肩出现在伊拉克的邮票和纸币上；总统的宫殿外，其黄金雕像的穿着打扮也酷似萨拉丁。萨达姆甚至下令制作了一本儿童图书《英雄萨拉丁》，书中他本人被称为“萨拉丁第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2006年12月，萨达姆被执行死刑，其罪状中包括如下几条：1983年下令杀害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巴尔扎尼所在部族8000人；1987-1988年间下令实施安法尔行动，在伊拉克北部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灭绝计划；1988年，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库尔德人城镇哈莱卜杰，造成大约5000名库尔德人死亡，1万人受伤……这位“萨拉丁第二”，居然对库尔德人如此大开杀戒，可见萨达姆统治时期对历史的歪曲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它支持穆斯林应该由穆斯林教法统治的观念。但是，伊斯兰主义者甚至更加热衷于在中世纪十字军东征与现代世界之间建立牵强附会的联系。考虑到其宗教观点，伊斯兰主义的宣传将十字军东征定义为对“伊斯兰之家”（Dar al-Islam）发动的侵略性宗教战争，唯一的应对之道是暴力的“吉哈德”（圣战）。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将西方帝国主义形容为“十字军精神的面具”，并指出：“十字军精神流淌在每个西方人的血液里。”他还声称，在西方插手黎凡特事务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国际十字军主义”阴谋。按照赛义德·库特布的对历史的上述阐释，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恐怕将充满腥风血雨，永无宁日。1966年，库特布被埃及政府判处死刑。然而，他的理念依然影响了许多激进伊斯兰主义组织（从哈马斯到真主党）。
赛义德·库特布最危险、最著名的拥趸当属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盟友艾曼·扎瓦希里。1998年2月，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自称“世界伊斯兰前线”）声明说它将发起“对抗犹太人和十字军的圣战”。这一由拉登领导的组织日后将以“基地组织”（al-Qaeda）而闻名。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纽约和华盛顿五天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到白宫南草坪，在簇拥的世界各地记者面前宣布了美国保卫其国土的意愿，并警告说：“这场反对恐怖主义的‘十字军’将不会在一朝一夕间结束。”同年十月，本·拉登回应西方针对阿富汗的联合入侵时说，这是一场“基督徒的十字军”，一场从历史中再现的战争。“昔日的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不列颠的理查、法国的路易和德意志的巴巴罗萨。今天，布什振臂一呼，十字军国家便纷纷响应。它们都受到十字架的统治。”乔治·布什总统欠考虑地将他计划中的“反恐战争”描述为“十字军远征”，这便中了基地组织的圈套（此后大概是接受了幕僚的建议，布什总统再也没有于公开场合将反恐战争描述为“十字军”）。后者乘机大肆宣传，将美国包装为中世纪西欧的入侵者。2002年后期，本·拉登发布了一则声明称：“对纽约、华盛顿发动攻击最重要的积极成效之一是，它揭示了十字军与穆斯林间冲突的真相，并展现了十字军对我们的恨意。”2003年3月，美国领导入侵伊拉克后，本拉登补充说：“如今，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役让我们面临旦夕之危，要学习如何抵抗这些外来之敌，我们必须回顾昔日的十字军战争。”
这种依靠操弄历史进行的煽动性、误导性宣传愈演愈烈。激昂的文字似乎在暗示，自中世纪以来，十字军东征仍未停歇，令伊斯兰世界与西方陷入一场漫长、痛苦的宗教战争里，仿佛没有和解的希望。在21世纪初，“十字军”成为了一个相当危险、令人担忧的案例，凸显出历史能够被操弄到何种程度。它们也证明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借助这种幻觉，十字军东征运动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
对中世纪圣战记忆的“再诠释”始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殖民优越感，而稍后通过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挞伐，它变得经久不衰，遗毒至今。鉴别、审视这一过程的目的并非要简单地宽恕或责备帝国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思想，而是为了揭露以其名义唤起的“历史类比”有多么浅薄和荒谬。政治、文化、宗教上对遥远的十字军东征的共鸣建立在对过去虚妄的见解之上；它被夸张、扭曲、虚构，与中世纪的事实相去甚远——十字军远征的内核中，包含着兵戎相见，外交斡旋与商业贸易，有残暴，有温情，有偏执，有宽容，恩怨纠葛在一起，并非黑白分明。
人们总是具有故意误读历史的倾向。不过，对十字军东征过分的“再解读”已被证明有害无益。最近的两个世纪中，虚妄的叙事占据了上风。它提出十字军远征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中枢，因为它根植于双方亘古不变的互相憎恶，导致上述两种文化陷入冤冤相报的战争泥潭。这种将中世纪与现代的冲突直接、持续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将促成一种普遍的、几乎宿命论式的认同——文明的终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尽管有时的确黑暗、残忍甚至野蛮，但十字军远征并没有在西方基督徒或穆斯林社会中留下永久的烙印。实际上，圣地之战在中世纪结束之时几乎已遭遗忘，直到几个世纪后才被重新唤起。以米肖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十字军史著作中毫不掩饰西方中心主义，以斯蒂文·朗西曼爵士为首的史家则对十字军东征大加鞭笞。当代的某些学者，如托马斯·阿斯布里奇，则试图同时站在基督徒和穆斯林双方的视角，给出相对公允的解读。
十字军东征的确有值得我们世界借鉴之处。它们的大部分教训在人类历史的其他时代依然常见。这些战争展现了信仰和意识形态在激起大规模运动、诱发暴力纷争方面的力量；它们证明了商业利益在化干戈为玉帛方面的能力；它们还成为了对“他者”猜忌、仇恨如何轻易被操纵的例证。但是，那种认为拉丁基督徒和黎凡特穆斯林在许多世纪前发起的争夺圣地之战与现代世界存在直接关联的想法会令人误入歧途。联系到“文明冲突”理论的走红和近年来中东、近东的剧烈动荡，我们更应该厘清史实，戳破那些歪曲历史真相的言论。至于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本身，应该赋予它一个正确的定位：它沉淀于历史长河当中，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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