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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之死:改革结束,革命开始

羽戈 东方历史评论 2019-03-29

撰文: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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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二十年前的今天,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义于菜市口,这宣告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不过,事后梁启超却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成功的政治运动。那么它成在哪里呢?它开启了改革之门,还是革命之门?就谭嗣同之死而言,答案毋宁是后者。戊戌年的谭嗣同一度纠结于改革与革命之间,最终他选择为改革而赴死,同时为革命而永生。



1


把康有为定性为革命派,会引来一些争议,相形之下,把革命派的标签贴到谭嗣同头上,无须一丝犹疑,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革命派,连革命党人都愿为之背书、认证。1912年9月16日,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的黄兴,在北京湖南同乡会举办的欢迎会上致辞道:“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戊戌之役有谭嗣同,庚子之役有唐才常,其后有马福益、禹之谟诸君子。萍醴之役,广州之役,我湖南死事者,不知凡几。又如陈天华、杨笃生、姚鸿(宏)业诸君子,忧时愤世,蹈海而死,所死之情形虽异,所死之目的则无不同。兄弟继诸先烈后奔走革命,心实无他,破坏黑暗专制,跻我五族同胞于平等之地位而已。”这则直接把谭嗣同纳入革命谱系,并视之为源头,推许之高,有如革命先驱。


若谓黄兴之言有“湖南人共同体”之嫌,且来细细观测谭嗣同其人。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派系与政治观,标尺无非两点,一理念,二行动,所谓察其言而观其行是也。谭嗣同的政治理念,归结起来,一是反传统,二是反专制(君主),三是兴民权,四是排满,五是暴力革命。这五点,前三点与戊戌年前的康有为相近,后两点则判然有别。其实相近之处,亦有差异。譬如康有为宣传民权,讲究托古,假借孔子之名,虽然孔子只是他手中的招牌,不过终究难以割舍,他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也是在爱恨之间。谭嗣同则不然,其代表作《仁学》,以摧枯拉朽、犁庭扫穴之势,几乎把中国传统一扫而空之,试看这样的言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如此歇斯底里,康有为再极端,怕也写不出来。顺道说一句,谭嗣同的歇斯底里,近乎时代气质,如严复论中国风气:“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也是一般歇斯底里。


再说反专制(君主)。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使用的是移花接木之术,把尧舜从君主改装为民主,称“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云“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为了规避政治压力与风险,为了让更多受众接纳其学说,这般托古改制,借古讽今,无可厚非。谭嗣同则不屑这些花活,他直言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这一观念,说民本主义也好,说民主主义也罢,至少比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更进一步。再者,《仁学》曾引用法国人的民主口号:“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并盛赞“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正可见谭嗣同反君主专制之彻底,以至极端。



我们屡屡说到《仁学》,这究竟是本什么书呢?梁启超把此书称作康有为思想的投影或注脚:“《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康有为)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南海之教学者曰:‘以求仁为宗旨,以大同为条理,以救中国为下手,以杀身破家为究竟。’《仁学》者,即发挥此语之书也。而烈士(谭嗣同)者,即实行此语之人也。”这未免有些张大其词。对于康有为,谭嗣同的确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在致其师欧阳中鹄信中盛赞“南海先生传孔门不传之正学,阐五洲大同之公理,三代以还一人,孔子之外无偶”,比作“一佛出世”,“不以师礼事之,复以何礼事之”。不过论思想,并不全部因袭,而有超越的一面。其超越,一在对西学的涉猎,二在批判传统与现实的深度与烈度。要言之,谭嗣同远比康有为激进。恰因过于激进,《仁学》成书之后,不敢刊行,“著成后,恐骇流俗,故仅以示一二同志,秘未出世。”那么这本书到底激进到什么程度?谭嗣同就义之前,把《仁学》书稿托付给梁启超,翌年,梁启超将书中部分章节刊于《清议报》——还是不敢全部公开发表——并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表示:“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当时以开明著称的张謇,则斥《仁学》“创杂种保种之说,谬妄已甚”。这两种论调,貌似对立,实则指向同一点。


《仁学》的贡献,即在激进批判,论及建设,则无足观——以谭嗣同的性情与学力,注定难以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同时代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物,没有人比他更勇敢、更猛烈。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云:“晚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复生是谭嗣同的字。当然钱穆称颂谭嗣同,关乎其个体经验。十六岁那年,他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因故退学,住在疗养室,从室友枕下得到《仁学》,彻夜阅读,大受震动,早晨起来便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以示与清朝一刀两断,《仁学》的魔力,竟强悍如斯。


辫子是满族人的发型,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由此来说排满。戊戌年前,康有为号称“保中国不保大清”,按理说,不保大清,应暗含排满之意,不过康有为并未明示,至少在其公开言论之中,几无蛛丝马迹。相反,谭嗣同《仁学》,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述,“鼓吹排满革命也,词锋锐不可当”。譬如称古代的暴君,只是以天下为其私产,满人“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所谓驻防,所谓名粮,所谓厘捐,及一切诛求之无厌,刑狱之酷滥,其明验矣”;并称满人不仅作恶,而且禁止国人记述、谈论其累累恶行:“《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宰掳掠,莫不如是。”“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他甚至还抨击曾国藩等为罪人,“可谓大愚”,因为他们拯救了大厦将倾的清朝。


《仁学》提到《扬州十日记》,这是史可法的幕僚王秀楚记载清军攻陷扬州、屠城十日的一本书,约八千字,读之如游地狱,令人或毛骨悚然,或悲愤填膺。因此书详细记录了清军血债,故而有清一朝,都被列为禁书。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主持时务学堂期间,“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还留下一则批语:“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在守旧派眼里,这便是如铁罪证。后来曾廉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曾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



给学生阅读《扬州十日记》等禁书,激发排满之心,已属革命行动。说到行动,则显出谭嗣同与康有为的最大区别。前面说过,康有为的革命行动,名曰“和平革命”,主要有两种手段,一宣传民权,二筹谋自立——中间还可以加一种,即创办学会,以“开通风气,联络人才”。这三点,俱在谭嗣同的革命蓝图之中,有些环节,甚至更胜一筹。譬如对学会的预期,上升到“保国保教”的政治高度,“……国存而学足以强种,国亡而学亦足以保教。有学斯有会,会大而天下之权力归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他和唐才常在湖南筹备南学会,有意作为国会、议院的试验田。如致陈宝箴长信,感谢巡抚大人允许开南学会,“国会即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皮锡瑞日记亦云:“谭复生等禀请开学会,黄公度(黄遵宪)即以为议院。”(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7年12月14日)


这三种手段之外,谭嗣同还试图诉诸“枪杆子里出政权”,即暴力或武装革命。这正充分呈现了他作为豪杰的一面——相比而言,康有为毕竟是书生,其革命之要旨,端在造势,而难以推进一步。他的武装革命,第一步在于物色人才。同样物色人才,康有为的眼光倾向庙堂,倾向官僚和知识人群体,他的眼光则倾向江湖,倾向会党和草莽英雄,用梁启超《谭嗣同传》里的话讲,叫“察视风土,物色豪杰”。说起来,他虽是官二代、贵公子出身,却一身侠气,慷慨豪迈,与江湖中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以致北方侠客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哥老会头目师中吉,湖南豪杰毕永年等,都陆续成为他的同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他曾托毕永年和唐才常到汉口结纳哥老会,戊戌年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亲自会见哥老会首领,勉励有加,出资助之。当时他和唐才常有约,南方依赖哥老会,北方结纳京师有志之士,“然后凭此二者之力而建功业”。


第二步是结社,成立公开或秘密组织,以供革命驱策。如果说南学会不算革命组织,试以自立会为例。据黄彰健考证,自立会并非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发起,而由谭嗣同手创。张难先作《烈士唐才常事略》,称“(戊戌)政变之未起,君与谭嗣同辈早有所图,从事联络大江南北会党与游勇,设自立会以部勒之,备缓念之用”。康有为哀悼谭嗣同诗,有“湘楚多奇材,君实主其盟”之语,亦有所指。


第三步是练兵,组建武装力量,以备举事或搏命。当时谭嗣同虽暗自联络会党,不过深知这些人不堪大用,他和唐才常所议定的重心,则在保卫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因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人心浮动,伏莽堪虞,湖南即议筹保卫局,并起草《保卫局章程》。筹备期间,唐才常和他次第在《湘报》发表《论保卫局之益》《论官绅集议保卫局事》,皆希望把保卫局打造为保卫湖南的武装力量,“……保卫局乃一切政治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也”。当天皮锡瑞读到此文,曾感慨:“复生论保卫局事,可谓明目张胆而言之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1898年4月4日)在南学会第八次演讲之时,谭嗣同甚至明言“保卫局即是团练之意”:“……不如径办保卫局,而寓团练之意于其中,乃为经久之道。”说起团练,谭嗣同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虽在《仁学》书中批判曾国藩,此时则有意步其后尘。


这三步之后,或者说之前,还有关键一步,即流血牺牲。对此谭嗣同早有精神准备,戊戌年中,他曾致信欧阳中鹄云:“……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佛语波旬曰:‘今日但观谁勇猛耳。’”(这乃是谭嗣同一派的共识,熊希龄以温和著称,当时也说:“龄观日本变法,新旧相攻,至于杀人流血,岂得已哉?不如是,则世界终无震动之一日也。”)这番话不仅可见谭嗣同的大义凛然,还涉及他对局势的预判:中国必须流血遍地,才能浴火重生。他的死亡,就此埋下伏笔。


2


说罢谭嗣同的革命之志,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难题:与康有为一样,戊戌年的谭嗣同,曾从革命转向改革,不一样的是,戊戌年前,康有为本在推行双轨政策,革命与改革两手抓(偏重革命),谭嗣同则是坚定的革命派,康有为的转向,根据他致赵必振书信以及梁启超的解说等,尚且有迹可循,谭嗣同的转向,则因他的匆匆就义而沦为一个难解的谜题。


谭嗣同的政治转向,标志是应征北上。这得从徐致靖的保荐说起。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1898年6月13日),即戊戌变法开幕后两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国是既定,用人宜先,谨保维新救时之才,请特旨委任折》,俗称《密保人才折》(据孔祥吉考证,此折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草拟),举荐工部主事康有为、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主事张元济、广东举人梁启超等五人。其中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是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命康有为、张元济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由当地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由总理衙门察看。


当时谭嗣同正在湖南,至于到底在省城长沙还是家乡浏阳,各种年谱、回忆录等并无明确记载。其孙谭训聪《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有“公于春夏间返浏阳原籍一行”“公在浏阳时,已知徐学士保荐事”等语,判定谭嗣同在浏阳收到光绪的谕旨。不过,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谭嗣同致其妻李闰的书信,似乎不能支持谭训聪的说法。这封信写于长沙,约三百字,兹录如下:


夫人如见:


正欲起程往鄂,忽然记出一件至要之事:我既保举进京,而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均未带来,兹特专人来取。请详细捡出来,并捐道员之实收,一一点清,封作一包,外加油纸,即交送信人带下,万不致误。


又单纱蟒袍各一件,挖云抓地虎新快靴一双,伽楠十八子香珠及镶金伽楠扳指(去年所买者)各一个,天球、地球、圆扇各一柄(并纸盒),香末数珠一串,好红烧料鼻烟壶二个,均请捡作一包,一同寄来为要。


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


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至要至要!


二十九日信收到,诸事即照办。


此请德安!


谭复生手草五月初二日


此信相当琐碎,不过信息量极大。前两段请求在浏阳的妻子把公文、衣物等打包寄来,由此可推论两点:第一,谭嗣同接旨不会在浏阳,他为人虽然桀傲,思想虽然激烈,行事却不鲁莽,而以深沉、缜密著称,若在浏阳接旨,准备保举进京,断无可能遗落“功名保札、部照及一切公文”等种种重要物件;第二,从第二段所列举的香珠、扳指、鼻烟壶等,可见其筹划之精心,对北行之看重。


以此来说谭嗣同在戊戌年的北上之行。关于他何以选择应征北上,素有争议。对其动机或意图的揣测,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判定谭嗣同是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的革命派,认为他参与维新,只是权宜之计,虚与委蛇,借刀杀人。如欧阳予倩(欧阳中鹄之孙)在其所编《谭嗣同书简》序中云:谭嗣同严重不满于清政府,“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肖汝霖《谭嗣同传》载有谭嗣同之言:“与其奔走呼号,而莫之或应,何如假政治以牖进我民也。”牖即窗户,此处亦有手段之意,即借君权以行民权。赵必振为毕永年作传,称“谭嗣同思利用载湉,借变法为革命之权舆,永年实与其谋”(《毕松甫先生传略》),也是一样说法。唐才质(唐才常之弟)《戊戌闻见录》的记述更为详尽:


复生七丈(谭嗣同在族中排行第七,故称七丈)奉电旨,同心者皆庆之。然七丈忽忽若不怿者,殆遇泰思否而情不能已欤?伯兄(唐才常)与之擘画联络哥老会事,七丈嘱缜密结纳之,毋为仇我者侦知。……伯兄谓复生虽役其身于清廷,从事维新,而其心实未尝须臾忘革命。其北上也,伯兄为饯行。酒酣,复生七丈口占一绝,有云:“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盖勉伯兄结纳哥老会,而复于京师倚重王五,助其谋大举也。


怿,悦也。谭嗣同接旨之后为什么不开心呢?未必是“遇泰思否”,更可能在改革与革命之间进退两难。最后他选择投身改革而不忘革命(“三户亡秦”一句,出自“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反清之意,溢于言表),貌似两全其美,实则还是两难。


谭嗣同


章士钊的诠释更为大胆。他以笔名黄中黄所撰《沈荩》一书云,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这三个湖南人“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迨凶耗至,才常投袂而起,誓为复仇,荩亦随之而东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主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照此说来,谭嗣同如余则成,打入清廷,意在潜伏。这未免有点耸人听闻。不过后来有一位革命党人程家柽,为同盟会规划三策,上策即“以游说中央军队及大政治家,冀一举以推倒政府”,并身体力行,投入肃亲王善耆府中作卧底和说客,正与章士钊诠释的谭嗣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相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谭嗣同应征北上,意味着从革命转向改革。流传最广的是康有为的说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夏,康有为复信赵必振,谈起自己这些年来何以从革命转向改革,引谭嗣同为同道。话说谭嗣同应征北上,在武汉中转,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问:“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谭嗣同答道:“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意思是,只要能救国,民权也可,君权也可,革命也可,改革也可,现在皇上愿意改革,不是更好么?信中还说,谭嗣同进京之后,曾请他约束同志,不要再谈民权革命了。


如果说康有为的话不可尽信,再看谭嗣同接旨之后,唐才常写给其师欧阳中鹄的书信:“连奉两谕,敬知皇上神圣天纵,远迈唐虞,为之距跃三百,曲踊三百!黄(黄遵宪)、谭(谭嗣同)奉旨敦促,新党之气益张,湘事虽小坏,不足为忧。合地球全局观之,变之自上者顺而易,变之自下者逆而难。今适得顺而易者,诚我四万万人无疆之幸也。”(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唐才常与谭嗣同乃是刎颈之交,互为知己。如果说这世间哪个人最了解谭嗣同,非唐才常莫属。他既然说“今适得顺而易者”,正可视作谭嗣同转向改革的有力证据。


这两种相反的论断,似乎都有道理,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正理则是,与其听他人怎么说,不如听谭嗣同怎么说,尤其是他对妻子怎么说——他与妻子感情至笃,“十五年来同学道”,与妻书无疑是其最真实的心声。由此再来看《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录的三封与妻书。五月初二日书信第三段云:“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所谓绝处逢生,绝处指湖南新政已经陷入绝境,在守旧派的反扑与维新派中渐进一系(以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代表)的妥协之下,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苦心经营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被停办,《湘学报》被严加管束等——唐才常信中云“湘事虽小坏”亦指此事,其实这不是小坏,而是大坏;逢生之生机,则指光绪的谕旨。从“绝处逢生”四字,足见谭嗣同对北行的期待。


有人会说,谭嗣同的期待未必在改革,“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不也需要北上来进行么?我们继续往后看。彼时京汉铁路尚未开通,谭嗣同北上路线相当曲折:从湖南到湖北,乘船东下到江苏南京,去两江总督府领取咨文(他是江苏候补知府,属两江总督治下),再到上海,从水路到天津,再到北京。不料他刚到湖北,便大病一场,几不能行。六月十二日(7月30日),急不可待的光绪发上谕催促道:“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前经谕令该督抚送部引见,著刘坤一、张之洞、陈宝箴即行饬令二员,迅速来京,毋稍延迟,钦此。”谭嗣同无奈,只得抱病北上,“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大有舍身之概。六月十三日(7月31日)给妻子写信云:“总理衙门有文书(系奉旨,又有电报)来,催我入都引见,可见需人甚急。虽不值钱之候补官,亦珍贵如此!圣恩高厚,盖可见矣。”连“圣恩高厚”都喊了出来,此刻之谭嗣同,转向“变之自上者”,再无疑义。


谭嗣同于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抵京,七月十一日(8月27日)给妻子写信云:“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就他与妻子的通信而言,似是绝笔。从这封信来看,他对改革不仅乐观,而且投入。只是他却不知,此时距离他的生命之终止,仅有一月光阴。


这番钩沉,败坏了谭嗣同的英雄形象么?我却以为,相比被虚化的谭嗣同,真实的谭嗣同更为重要,更有价值。须知革命途中,有过纠结,有过妥协,有过转向,远远谈不上什么耻辱。一来政治家讲究经权并用(所谓守经而不知从权,谓之腐儒,从权而不知守经,谓之妄人),通晓权变,与时俱进(退),乃是政治生活的本色;二来在改革与革命之间周旋、徘徊、左右摇摆,抑或千回百转,乃是转型时代的常态——这方面的显著代表,还不是康有为和谭嗣同,而是梁启超。何况,谭嗣同进京不久,发现改革一无可冀,毫不迟疑,立马回归革命路线,发电召毕永年、唐才常等带人进京(赵必振《毕松甫先生传略》写谭嗣同进京之后,“俄而永年受嗣同之密约,将率勇士以诛奸暴”,按毕永年《诡谋直纪》,其抵京在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发电请唐才常进京),策划兵变(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云:“有为谋召外兵,实嗣同阴为之主。”我的推断是,围园劫后,主谋应是谭嗣同,选中袁世凯,主谋应是康有为),垂死一搏,最终临难不避,杀身成仁,更显革命气节。他的泰然赴死,素来是一个开放性议题,改革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革命者可以说他为革命而死,相比这一争端,有一点事实不容否认:在他的头颅凋零的地方,殉葬的是改革,孕育的则是革命。


3


终于写到谭嗣同的死亡。这也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例死亡,在同仁的纪念与后世的追怀之下,渐渐成其为一种仪式,一个圣典。譬如就义现场,涂抹了种种瑰丽的色彩,赋予了种种深沉的价值。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谭延闿写道:“临刑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谭训聪写道:“吾闻公殉国难时,流血最多,热气腾腾然。刘公光第则渍白血,人见白血冲出,群为冤。”一个比一个壮烈,一个比一个传奇。事实上这三位作者都不在历史现场菜市口,其记述,或者源自传闻,或者源自想象。就此而言,谭嗣同的死亡呈现了巨大的开放性,是葬礼,也是生机,是终结,也是开端,他死在了刽子手的刀下,而活在梁启超们的笔下,消失的只是物理生命,其历史生命则永生。


关于谭嗣同死亡及其前奏的书写,最经典的文本当数梁启超《谭嗣同传》。其中两个论断,常为后人引用。一是谭嗣同向梁启超解释何以宁死不逃:“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二是谭嗣同向日本志士解释何以流血牺牲:“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两段话,正涉及谭嗣同的晚节或归宿:他究竟为什么而死?


我们说过,梁启超所记载的谭嗣同之言,有传闻和想象的成分,反映的是他的价值观,未必是谭嗣同的价值观。他说“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圣主即光绪,暗示谭嗣同为报答光绪的知遇之恩而死,从而为保皇大业未雨绸缪。这则引起巨大争议。因为谭嗣同《仁学》曾谈及古代的死节,言之凿凿:“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一个激烈反对君主专制的人,一个呐喊“一姓之兴亡,渺渺乎小哉”的人,怎么会为圣主效死呢?


有人要说:谭嗣同不是转向改革了么,不是在高呼“圣恩高厚”么?这是事实,不过仅限于应征北上途中。他担任军机章京不久,便发现改革不可行,立即回归革命,此时此刻,“圣恩”必将大打折扣。据张荫桓回忆,政变之后,他与谭嗣同等同监,处斩那天,“监中提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六人出,有肆口骂詈者,谭嗣同语尤悖戾”,想必有些大逆不道之语,这也是革命本色。当然,谭嗣同在光绪不知情的前提之下,策划围园劫后,败不旋踵,则可能危及光绪的皇位,从而深深负疚,可谓人之常情。这是他宁死不逃的原由之一,只是不必归结于“死君”。他的态度是愧,而非忠。


说到底,事败而死,用一死为失败负责,乃是典型的“死事”。对于光绪的感情,亦在“死事”之内。如左舜生所言:“自然,自然,他这是死事,而不是普通所谓尽节或尽忠。可是即律以古代的所谓君臣之义,他还不是到了最大的可能吗?……政变中康梁出走与嗣同死。康梁出走是嗣同所赞成的,他自己可走而不走,便是任侠精神的发挥,也是湖南人性格的表现!他觉得:如果维新派的首领一人也不死,只让一个孤苦伶仃的光绪帝独当其冲,这不是与人共患难的一种态度;同时维新一幕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将大大的贬值,对后人更不能发生一种有力的感召作用;于是乎嗣同死矣!”此论可谓“了解之同情”,足慰谭嗣同苦心。其中对任侠精神的诠释,我也十分赞同。


相比梁启超的记载,还有一种修正的声音。民国初年,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写谭嗣同宁死不逃一节,大抵袭自梁启超,不过那句话被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的孙女谭吟瑞《记祖父嗣同公二三事》一文记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启”。“后起”与“后启”,似可通假,替代“酬圣主”,立意则为之一变,更契合谭嗣同的思想与情怀。而且要注意,这句话讲究对仗,与“图将来”相对,“召后起”明显胜于“酬圣主”。


再说梁启超的第二个论断,强调谭嗣同为变法流血。这也未必是谭嗣同本意。据《许姬传七十年闻见录》(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谭嗣同被捕前一天,到徐致靖家吃饭,徐致靖问他作何打算,他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道:“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如其所述,谭嗣同的流血,不仅为变法,还可能为革命。另如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记载,谭嗣同说“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所谓政体转变的方式,亦非变法一种。


梁启勋曾回忆谭嗣同与梁启超诀别的场景,在日本使馆,谭嗣同列举了四点宁死不逃的原因:“……一、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逃亡的话,我既不会讲英语,又不会讲粤语,而华侨多是广东人,我的一切活动能力都会消失,成为废料。二、我父亲在官,我跑了,一定株连家属。三,我有肺病,寿命不会很长了。四、世界史先例,政体转变,无不流血,让我来做个领头人吧。你该逃生,我则待死。”这番话,应出自梁启超转述,可视为准一手史料,其价值,不仅在全面(我们论谭嗣同之死,常纠结于某一个原因,实则完全可以有好几个原因),而且合乎情理。


此前我们往往忽略了谭嗣同的个人尤其身体因素。他好任侠,善剑术,不过体质不佳,幼时重病(白喉病),“短死三日,仍更苏”,由此得字“复生”。前面提到,他应征北上之时,曾在武汉大病一场,“晦气满面,又内伤症已见,干咳不能寐,肝气横烈”,不得不在父亲的巡抚衙门休养十余日,后因光绪电旨催促,只能不顾病体,毅然北行。抵京之后,病情加剧,毕永年《诡谋直纪》写八月初一日(9月16日)见谭嗣同,有“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之语,谭嗣同致毕永年信,亦有“因病不及送,见面徒增伤感”之语。从这些细节可知戊戌政变前后,谭嗣同犹在病中。他的病,据说是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故而他选择一死,应有身体考量。


梁启勋说的第二点,可谓家庭考量。谭嗣同死后,其师刘人熙曾有哀诗云:“谭生意气横天下,不忍逋逃累老亲。他日千秋传世笔,董狐良史要分明。”意在提醒后人,谭嗣同之所以不逃,原因是不愿连累其父谭继洵。其实哪怕谭嗣同不逃,依然可能危及老父及家族,谋反毕竟是古代第一大罪,株连甚广。是以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曾特地伪造家书,一说他模仿谭继洵笔迹,赶制了七封父亲痛斥儿子大逆不道的书信,一说“被捕时,正在作家书答其父谭继洵,盖为开脱其父罪责……”(可对照前引胡思敬语“嗣同报父书,言老夫昏髦,不足与谋天下事”),窃以为后者更可信。另据刘善涵《谭壮飞狱中题壁诗》,谭嗣同在被捕前夕,“……于是捡数月来朋友函札悉焚之,独留其父督责一书,置于箱篋,缇骑搜获以闻,太后怒稍霁,谓群臣曰:‘湖北巡抚谭继洵,原非平日不训饬儿子者。’”这正是谭嗣同追求的效果。


抛开这两点,再说谭嗣同死事。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事业,什么理念,什么信仰?此刻我们反观那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他期望的后起,指向改革还是革命呢?我倾向于后者。可以说他为改革而死,这是对失败的一个总结,对过往的一个交代;然而他所试图召唤的东西,则是革命。须知他的内心,本来向往革命,只是出于权变与妥协,并未把这条路坚持到底,因此他的一死,正有些忏悔与自证的意思。关于这段心史,最精彩的发掘,应是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书中虚构了谭嗣同告诫从南方而来劝他逃亡的革命党人的一段话:


我错了,我的路线错了,我谭嗣同的想法错了,我完全承认我的错误。不但承认我的错误,我还要对我的错误负责任,我愿意一死,用一死表明心迹,用一死证明我的错和你们的对,用一死提醒世人和中国人:对一个病入膏肓的腐败政权,与它谈改良是“与虎谋皮”的,是行不通的。我愿意用我的横尸,来证明这腐败政权如何横行;我愿用我的一死,提醒人们此路不通,从今以后,大家要死心塌地,去走革命的路线,不要妄想与腐败政权谈改良。我决心一死来证明上面所说的一切。


这正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谭嗣同的死既是葬礼,也是生机,既是终结,也是开端。在他求仁得仁、快哉快哉的那一刻,改革的时代结束了,革命的时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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