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卡·祖潘契奇：《生命政治、性与无意识》（2016）

【摘要】本文讨论了福柯（Michel Foucault）通过性（sexuality）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的框架提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的过程。我关心福柯在《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完全缺失的概念，也就是精神分析对无意识（the unconscious）的看法，这种遗漏对福柯传统下的生命政治概念本身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封面图片：汉斯·贝尔默[Hans Bellmer]的人偶，1936）

生命政治、性与无意识

Biopolitics, Sexuality and the Unconscious

作者：阿伦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čič，欧洲高等学院哲学、艺术与批判思想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MLA]：Zupančič, Alenka. “Biopolitics, Sexuality and the Unconscious.” Paragraph, vol. 39, no. 1, 2016, pp. 4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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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只触及性，它以驱力（drive）的形式表现在“能指的狭道”（defile of the signifier）中，构成了主体在异化（alienation）和分离（separation）双重阶段的辩证法。在性的领域，精神分析没有遵守人们对它的错误期望——它没有遵守这种承诺，因为它不需要遵守。这不是它的地盘。

——拉康（Jacques Lacan）《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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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有趣的、在概念上颇有建树的作者一样，福柯（Michel Foucault）不断回到他的核心理念，时而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加工它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福柯的不断回溯中，也不乏中断和停顿，以不同方式重新思考这些观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性经验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出版后的停顿，这本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直到1984年才出版。

《性经验史》第一卷介绍了著名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概念，性经验的历史是生命政治的引述框架。在那之后，出现了一场危机和“一个漫长的重新定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政治和性的问题似乎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1977年至1979年期间，福柯不断探讨生命政治的问题，尽管他没有提及早期的性经验史框架。当他后来回到性的话题时，他去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角度，这个角度位于更广泛的自我关系（self-context）语境下，也关乎随之而来的“经验的构成”（“constitution of experience”）。因此，在第一卷之后，写性经验史的计划就被放弃了。生命政治的概念沿着其他研究路线和不同框架进一步发展，这个框架主要参考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生命政治的概念被广泛使用，同时也问题重重。生命政治现在是，并且仍然是当代（“左派”）哲学中一个相当大的分歧。在这个分歧中，一些人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有问题。尽管这个概念在很多方面极其有用，但是在一个关键之处，福柯没有概念化“权力”（power）和“政治”（politics）的现代运作方式，也没有追问“如何”以及“为什么”。

既然生命政治这个概念伴随着性和精神分析的某种观点而出现，那么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可能会很有启发性，这也是本文要冒险去做的事。尽管这也会让我们看到，福柯将某些事情归因于精神分析是多么错误，但这并不是重点。不管精神分析是否如福柯所描述的那样，但更有趣的是另一个问题——福柯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分析？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精神分析的“帮助”下，才能发展他的生命政治概念。

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对精神分析的描述和表达至关重要。福柯的精神分析观点是他生命政治概念形成的内核。尽管生命政治的概念在福柯的后期著作中经历了重要的修改，但一以贯之的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概念的诞生之初，这一概念源于福柯对精神分析的理解。

因此，我将分两步展开我的论证，或者更确切地说，同时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我将坚持在福柯的精神分析观点中显然遗漏和缺失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将试图说明这如何在他的现代权力理论中留下了重要的症状性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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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对精神分析的描述中，有一点明显被忽略了，那就是潜意识（the unconscious）的概念。这确实令人震惊。构成弗洛伊德（Freud）核心的东西是无意识还是性？福柯将弗洛伊德的“成就”与一种谈论性的新方式联系起来，使性得以表达。与此同时，无意识的概念在《性经验史》的第一卷中一次都没有被提及，尽管精神分析是这本著作的主角。

这有些奇怪，因为只有“无意识的性”进入了弗洛伊德的视野，无意识是性的本质部分，本质上有问题、缺乏、不可还原为关于自身的真理。无意识的性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我们没有意识到它，而它构成了我们大多数行为的一个隐秘真相。以这种方式理解无意识的概念，就会极大地错过它的新颖性和概念上的突破。

“无意识”并不是“意识”的反义词，它指一种积极的、持续的过程，是审查（censorship）、替代（substitution）、凝结（condensation）等作为，而这种作为本身是性（欲望）及其僵局“所固有的”作为，而不仅仅是“与之相关的”作为。

福柯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能够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抑制”（Verdrängung，或译作“抑制”，但为了和福柯意义上的“压抑”分开，本文译作“抑制”）概念同化到他所谓的“压抑”（repression）和“压抑假说”（repressive hypothesis）中。这确实是《性经验史》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或反概念）。由于没有被直接讨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和抑制概念自然被更常见的“压抑”概念所取代和同化（比如在“压抑假设”这个术语中的用法），此外还有更特殊、更具体的“秘密”（secret，或译作“隐秘”）概念，这对福柯的论证也非常重要。

简而言之，福柯的论点如下。在现代社会中，性一直没有被压抑。我们一直在目睹一种强大的、与性相关的“煽动话语”，一种“变态的植入，一种让性成为焦点的姿态，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到处看到它，让它发生，甚至强迫它一直说话。性的“发明”和话语植入把性作为一种必须被谈论、被揭示的终极秘密。性已成为真理的源泉和知识的终极目标。正是因为性的秘密，性才得以维持：“事实上，现代社会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人们把性视为一种秘密的存在，而是他们无休止地谈论它，同时把它作为秘密加以利用，从阴影中求取最真实的坦白。”

从这段话和其他段落来看，对福柯而言，“无意识”等同于精神分析中把“性”当作秘密的方式，而把“性”当作秘密，是无休止地剥夺“性”、利用“性”来行使权力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把“无意识”等同于“秘密”的做法中，很容易看到一种战略性的、相当刻意的操纵。

人们对精神分析一直有一种“大众化的”、“粗野的”见解，它与福柯的叙述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与这种见解站在一边。事实上，在他对精神分析的描述中，他从未引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话，这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有意选择大众对精神分析的理解，而不是谋求概念的严谨性。为什么呢？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为大众对精神分析的粗野认知与它的社会功能更相关，而无关乎概念的微妙之处。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同意这一点，甚至可以指出，精神分析这样的理论不能对它产生的感知置之不理。

然而，事情之所以更加复杂，恰恰是因为弗洛伊德和拉康从未试图这么做。恰恰相反，他们试图阐释它的同时，也试图抵消它。他们的阐释可以简单表述如下。精神分析认为性是所有问题的秘密和终极答案，这种观念是对精神分析主要发现的一种辩护。那么，它的主要发现或论点是什么？性之所以不等于压抑，不是因为性被视为令人兴奋的淫秽之事，而是因为，性不仅被视作令人兴奋的淫秽之事，并且需要被规范（禁止和煽动是一回事），因为关于性的某些东西是无意识的，存在本体论的不一致。

在更详细地讨论最后一点之前，让我们回到福柯对精神分析的解读。与其说这种解读简单地把精神分析说成生命政治学的技术，不如说是对精神分析的指责，后者要强烈得多。福柯不断警告我们，不要用浪漫主义美化抵抗（resistance）。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抵抗”权力的部署（deployment），但实际上这种抵抗不过是权力部署的内在条件，也是一个安抚的陷阱，它让我们陷入一种错觉，即如果我们谈论性，抵抗压抑的力量，我们就多么具有颠覆性。

所以，精神分析可以提供两者——需要抵抗的秘密，以及（几乎）无休止揭示秘密和看到秘密无处不在的表现方式。精神分析出现时，将性从自己宣称的禁锢中拯救了出来。

精神分析就像某种律师，帮助我们处理那些没有他就不会有的问题。很明显，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无意识的概念，那么在精神分析和福柯之间就不会产生太多对话。不是因为这种指责太过严厉，而是因为它并不处于概念层面。如果我们这样简单地理解精神分析，就好像在说，弗洛伊德发明了一种技术，而无意识的概念只是该技术的一部分，但无法借助这种对“无意识”的理解去理解权力如何运作（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现代权力部署的一部分）。

虽然福柯对弗洛伊德性观点的很多东西都不正确，但是主要争论不在“性”，而在“无意识”，后者从未提及。弗洛伊德显然认为二者密不可分，但福柯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福柯描述的（现代）权力运作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全球性的、划时代的转变，他将精神分析视为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和精神分析所概念化的从外部（“主权”）权威的法则到“超我”（superego）的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对文明的不满”的转变惊人吻合。面对这些概念，拉康在《精神分析在犯罪学中的功能的理论性导言》（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Functions of Psychoanalysis in Criminology，1950）中写道：

这就是超我概念产生的过程。人的现代面貌就这样被揭示出来，与19世纪末思想家的预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自由主义者滋生的幻想和道德家因人类从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而产生的忧虑相比，它显得很可悲。当卡拉马佐夫（Karamazov）老人质问他的儿子“上帝已死，因此一切都被允许”时，他的眼中闪烁着淫欲的光芒——现代人用一切弊病和行为来作答：“上帝已死，一切都不再被允许。”

象征权威的退却非但没有带来解放，反而为病态的、无限的审视铺平了道路，弗洛伊德将这种审视与超我的逻辑联系在一起——正是这种逻辑将罪恶普遍化，并将其注入到“微观生理”层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变及其产生的病理结构正是精神分析的分析基础。

换句话说，“疾病的泛化”（比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是精神分析探索和概念化新兴权力的方式。因此，精神分析的诞生与福柯所谓“生命权力”及其“症状”的识别和理论化有着固有联系。福柯则将精神分析视为一种植入和运用生命政治的手段，对“疾病的泛化”做出了贡献。

日常生活是精神病理学——这就是弗洛伊德的论点，因为“权力”找到了一种从内部控制它的方式，因为“权力”已经在生活中（貌似）最中性的方面起作用了。超我理论并不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心理化，而是提醒我们，社会权力结构已经可以在“个体心灵”的层面上充分运作。因此，文明通过在个体内部建立一种制度来监视他的危险欲望，来以此掌控个体（“被征服城市的驻军”）。

此外，福柯如此忠实性和精神分析的坦白（confession）结构，这种几乎是淫秽的审查，不允许有任何外部的东西（一切都很重要，需要被告知，即使是最无辜的事情也无法逃脱罪责）。这是弗洛伊德超我结构运作的另一个关键特征，与外部权威的结构不同。

还有一种比弗洛伊德“被征服城市的驻军”这个隐喻更贴切的逻辑，那就是福柯最广为人知的例子——边沁（Bentham）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全景监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设计它的方式，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主体都绝对可见。重点还在于，要让全景监狱发挥作用，并不需要有人占据中心塔楼以观察囚犯。换句话说，即使没有人占据这个可以看到一切的地方，权力和控制的机制仍然完美地运行着，而且可以说，这种机制渗透到监狱的每一个单独牢房中。或者如福柯所言：“暴露在视野之下，并且心知这一点的人，要对权力的限制承担责任。他使它们自发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他们在自己身上铭刻下权力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扮演两种责任（臣服和规训）。”

然而，这种权威的内化，只是弗洛伊德超我概念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规训”（discipline）。另一个方面是“经济”（economy）。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越有美德，超我的行为就越严厉和不可信：“所以，最终恰恰是那些最圣洁的人，用最严重的罪恶责备自己。”弗洛伊德对此的回答是，持续的罪恶感并非来自于我们所犯的罪，而是来自于我们放弃的欲望，处在一个相互强化的循环中。超我逻辑的这两个方面——“规训”逻辑和“经济”的逻辑非常符合评论家描述的福柯晚期从“规训”到“安全”（security）的转变，后者的原则实际上就是经济。例如，沃伦斯坦（R. S. Wallenstein）这样说：

要点在于，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战略领域来看，自由主义是一种从个体身上提取效用的方法，一种物质和智力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个体来阐释和治理现实以提取这种价值。用生命政治的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国家活动与一种“生命”有关，这种“生命”总是先于它并超越它，而这种“生命”的起源就在那里。在这一层面上不存在矛盾，而是一种战略上的互补，以便使自由（必须由其本身决定的自发行动）和安全机构的部署（包含、甚至强化了规训技术）相互增加和加强。

另外，在更具体的层面上，福柯将现代生命权力的运作描述为“一种将快感（pleasure）与强迫（compulsion）相结合的游戏”，这直接呼应了拉康的主张（这种主张在《性经验史》第一卷出版前四年就提出了）：“只有超我能迫使人去享乐。超我是分析话语研究的绝爽（jouissance）的必要性转折点。”

在此，超我被描述为一个淫秽的形象，它非但没有禁止享乐，反而把“快感与强迫”捆绑在一起，使快感成为必要之物，同时使它成为无限审视的对象。它把我们困在一个恶性循环中，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满足它的要求。同意（consent）与审判（inquisition）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反常”的法则，不从“上面”起作用，而是从下面和内部起作用。然而，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福柯所认为的权力逻辑和动力（历史意义上的明确转变），就是精神分析已经认识到的（和概念化的）人类心理（超我）的一个永恒实例。完全不是这样。拉康也清楚地认识到，向超我逻辑的转变（作为社会支配）是一种历史性的发生。此外，他的这种转变发生在和福柯完全相同的时刻。“只有超我能迫使人去享乐”，然后：

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了一种滑移，它并不构成进步，而是对一个问题的回避，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观滑向边沁的功利主义，证明使用价值，也就是语言的工具性地位。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我回过头质疑存在的地位。

这里没有太多的分歧和歧义。尽管人们可能会想，福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怎么竟然对精神分析的这个方面一无所知，但这并没有抓住重点。从福柯最初的构思来看（很明显，是从历史环境来看），他的“争论”卷入了另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运动，这场运动也在那个确切的时间节点（1968年5月之后的法国）兴盛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就是拉康所谓的“性左派”（sexo-leftism）。

这是与“压抑假设”最直接相关的运动。其实，福柯和拉康都卷入了这场战斗。1973年，法国电视台采访了拉康，一年后出版成书。雅克-阿兰·米勒（J. -A. Miller）问了拉康这样一个问题：

传言道，我们的性生活如此糟糕，是因为性被压抑了。这首先是家庭的错，然后是社会的错，最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错。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今天读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读过《性经验史》（这本书直到1976年才以法文出版）之后，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个问题指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心态，在彼时彼地强加于自己。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也是这本著作的出发点，它反转了所有预设。

性并没有被压抑，情况恰恰相反，性被“放进了话语（discourse）”，“性”的概念被发明出来，成为一切的一部分。家庭、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是如此。“家庭”的概念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阻碍性，也不构成性的障碍，相反，是为了实施它，使性成为我们不断的迷恋的对象。社会和资本主义并没有压抑它，相反，它们在话语上支持性，并开辟了无限的空间，在那里它可以扩散、繁荣，在这样做的时候既有利可图，又是微观政治和生命权力（控制）的完美手段或典范。

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和福柯一样，拉康的回答明确拒绝“压抑假设”及其阐释。这一定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因此，特别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双方以某种方式和原因（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路口）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开始，都提供了一种类似的结构，然而最终却去往了非常不同的地方。

我们能在拉康对“压抑假设”问题的回答中发现他与福柯分歧的第一种形式。也许，我们一开始几乎无法察觉这种分歧。这种分歧来自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在弗洛伊德的谱系中思考“性”的问题，就必须思考（无意识层面上的）“抑制”。抑制不等于压抑，压抑也不是抑制的原因。拉康的回答如下：

弗洛伊德并没有说抑制来自压抑。小男孩玩弄他的“小弟弟”，他的父亲斥责他：“如果你再这样做，我们就把它砍掉，不开玩笑的。”这就是阉割（castration）。弗洛伊德自然想到从这个实验开始。弗洛伊德更把抑制放在首要地位。这就是使天平倾斜的原因。弗洛伊德认为。超我的贪婪是结构性的，不是文明的结果，而是“对文明的不满（症状）”。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例子，把抑制产生压抑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为什么家庭、社会本身不能是由抑制建立起来的创造物呢？它们并不逊色。

从这里可以看出，拉康非常重视无意识（和抑制）的概念，认为它是理解权力如何（和为什么）运作的关键所在。它不只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也不只是它的结果，而是权力的基础，是权力的“另一面”和“支撑”。抑制与话语制度高度一体，这是抑制的特征。存在一个与话语本身有关的结构性裂隙（gap），而这个裂隙就是赋予无意识的结构，并且它默认卷入到一切权力关系中。

话语“隐含在裂隙中”——这是拉康转译“原始抑制”（Urverdrängung）的方式。弗洛伊德假设，“原始抑制”是一切抑制的条件。关键是要承认，无论权力的目标是什么，它的运作从来不与这个目标直接有关，而是与自身的结构裂隙有关。所以，潜意识的假设对理解权力的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拉康把“话语”作为“社会纽带”的理论。没有抑制就没有社会纽带，因此它的结构裂隙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被“抑制”的东西。从根本上讲，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概念涉及双重维度。它从来不只是关心什么被抑制，也关心它在哪里被释放，以及为什么在那里。作为无意识的一部分，症状有各种各样的种类和不同的路径。这些差异绝非无关紧要，它们可以告诉我们问题的核心。换句话说，通过不同的、具体的抑制方式，什么是正在被维系的话语（掩盖和/或利用）“系统性地”抑制着？这是一以贯之的问题。这也正是拉康对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之后转向的争论：

我重提的这个“无意识”维度已经被遗忘了。弗洛伊德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了这一点。无意识把自己封闭起来。第二代、第三代精神分析师（那些积极的“矫形师”）忙着把精神分析理论心理学化，急于缝合这个裂隙。这就是“神经症与现实的联系”，也就是与话语现实的本质不可能性之间的裂隙。

简言之，我们不会因为人类的缺陷和性格而被束缚在话语的权力上，这是心理学的解读。我们被束缚在其中，是因为话语现实本身的缺陷，因为潜意识的裂隙就在那里，它“构建在”言说和话语之中，是我们现实的结构。可以说，权力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始终回应着话语结构的不可能裂隙。权力（作为社会结构）的问题是谁（或什么）、以何种方式掌握了话语中的“弱点”或漏洞（“缺陷”）的问题。

拉康的这一观点也呼应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ian）的著名箴言：“我语言的极限就是我的世界极限”。拉康同意这一点，但补充了“无意识”的重要存在。对精神分析来说，无意识的概念正是“我语言的极限”，这里的“极限”是指它的不一致性或“泄漏”（leak）的意义。“我语言的极限”本身就有一个极限。所以说，我世界的极限是有裂隙的，并非没有缺陷。这个裂隙并不简单地“在那里”，它时而打开，它时而关闭。裂隙的开合取决于偶然事件，不仅在于发生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指它“发生了”这一事实。比起对所发生事情感到惊讶，我们更应该对它的发生本身感到惊讶。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事件重新激活了不一致（裂隙）。

在这种论证中，毋宁用许多可能的“世界”（worlds）概念来代替偶然事件，而这些世界的产生是偶然的，但这种对偶然世界的认识对现实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基于此，《性经验史》的第一卷结束在了一个非常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必须想一想，也许将来有一天，在另一种肉体的和快感的结构中，大家将不再明白性经验和支持性经验机制的权力怎样使用诡计让我们服从于这一严厉的性王国，并且承担起歪曲它的秘密和强迫着一幽灵做出最真实的坦白的无限任务。（佘碧平 译）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什么？它忽略了这一点，如果“当下”是偶然的，那不是因为它“对未来开放，而是因为它对自身的不一致”。“无意识”是对当下这种不一致性的命名和概念化。这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权力和政治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经常出现在对福柯理论的批判中，比如朗西埃（Rancière）、巴迪欧（Badiou）等思想家。这种批判大体上坚持政治概念的特殊性，而这一点在福柯那里是缺失的。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指出，“生物”、“生命”、“存在”等等都不是生命主义（vitalism，或译作“活力论”）的概念，人们可以用它们来反对人民（demos）的政治划分概念。它们更属于微观生理权力的领域，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斗争、争端、服从和主体化。这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诚然，福柯和德勒兹（Deleuze）理解的“生命”并非处在政治分裂的对立面，但这并不是因为它用更分散的微观权力（以及多元化的权力）取代了政治划分的概念（比如“人民”），而是因为微观实体权力领域的“生命”已经以“政治”划分为前提了。

我相信这就是拉康的观点。不要在裂隙（与政治本身产生共鸣）和多重的权力斗争、分裂、争端、主体化（与生命权力产生共鸣）之间作出选择，这是是错误的，因为这两者并没有位于同一个层面上。在社会存在的多个实例和层次之间存在着一种裂隙，它以某种方式构建了这种多重性，这种多重性以某种方式“分配”（distribute）它。这就是齐泽克（Zizek）对于马克思主义对立概念坚持的观点，对立不仅是不同阶级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而是决定它们对立的方式。

权力的微观关系也总是回应着维持它们的结构中所隐含的障碍（裂隙）。这就是家庭和社会造成的抑制。政治总是重新激活这种裂隙（无论在具体背景下权力结构如何运作）。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正是对无意识概念的“省略”，性行为才如此顺利地融入了福柯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的概念？

在福柯那里，权力的运作几乎与弗洛伊德的“性”一模一样，这是很惊人的事——它没有中心的、明确划定的位置，没有自己的真正实质，所以它随处可见，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都有它的身影。对性的抵抗，抵抗它的驯服、隐藏和控诉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性”特征。性的根本模式是一种“多相变态”（polymorphous perversion），是一种性的微观生理学。

唯一不符合这种一致性的是无意识。对精神分析来说，性本身就是一种症状。并不是说一切都与性有关，而是有某种东西可以使任何事物都与性有关，包括交配行为（所谓“性交”）本身。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觉察到被精神分析概念化为无意识的结构裂隙。生命政治或生命权力的概念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双重的概念化，而这对它的权力运作是至关重要的。诚然，权力可以无处不在，但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任何东西变成权力结构，激活它，让它变成权力。如果不管这种双重的概念化（权力激活/成为权力），“生命政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积极的概念，“弥合”弗洛伊德在思考社会关系领域引入的裂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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