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roy Maddox. Passage de l'Opéra. 1970-1971. Tate Modern, UK.
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著作中的现代性理论
Fragments of Modernity: Theories of Modernity in the Work of Simmel, Kracauer and Benjamin
作者：大卫·弗瑞斯比（David Frisby，1944-2010）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Routledge，1985）导论
生命不间断地流动着，任其自生自灭。它不安的节奏反对任何具体形式的不变时间。每一种文化形式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以不同的速度被生命的力量蚕食。一个人一旦完全长成，下一个人就开始形成。经过长期或短期的斗争之后，这个人必然会继承前人的衣钵。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
仿佛现在的生活将持续到永远。
——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1889-1966）
破坏性的人看不到永恒。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看到了所有道路。当其他人遇到高墙或山脉时，他也能看到一条道路。但是因为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一条道路，所以他必须在任何地方清除这条路上的东西——并不总是用蛮力，有时是用最高贵的武器。他无处不在，他总是把自己放在十字路口。没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他把存在的东西化为瓦砾，不是为了瓦砾，而是为了穿过瓦砾的道路。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本研究主要涉及三位思想家对现代性（modernity）的阐释方法。我不仅试着解释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著作中对现代性的实质分析，还将讨论现代性研究触及的方法论问题。我们暂且把他们对现代性的不同分析理解为在“现代”社会中体验“新”事物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不同与不同的方法论密切相关。他们对现代性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常常不知不觉地靠向现代性概念的鼻祖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后者将现代性描述为“短暂、无常和偶然”的东西。现代性本身的主题再次走向社会理论的讨论中心，随着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到来，现代性也成为文学和美学领域的讨论话题。这一点从围绕哈贝阿斯（Jürgen Habermas）对现代性理论的干预、伯曼（Marshall Berman）对现代性的批判研究、以及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对后现代性的批判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与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等人对现代主义早期批判的持续争论截然不同。审美领域本身预设了一种现代性理论。然而，这些领域的当代讨论和辩论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以前，面对“现代”社会中的“新”及其文化表现形式，波德莱尔、马克思（Marx）和尼采（Nietzsche）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并采取批判的立场。此外，在19世纪下半叶，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如果我们不承认社会学试图界定由现代社会产生的、体验社会世界的新模式，就很难理解这个进程在当时产生的激烈辩论，而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今天。不幸的是，虽然近来的学者们在社会学理论的“经典”文本中重新认识了现代性主题，但都过分强调了一位社会学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坚定的反现代主义者，这个人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尽管这并没有阻止韦伯提出一套以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进程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为中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尤其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随之而来的是意义的丧失和控制的丧失），但他对现代性的阐述很难公正地反映资本主义经验的重要变化。韦伯对现代性的关注表明，现代性刚刚在他那一代社会学家的著作中变得重要，这些社会学家包括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齐美尔。这篇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故意选择了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他们对现代性的写作始于一个起点——齐美尔发展的现代性社会理论。齐美尔也许是第一位继承波德莱尔原始意义的社会学家。在《货币哲学》（Philosophy of Money，1900）中，齐美尔详细阐述了这套理论，比韦伯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早了几年。齐美尔最初为克拉考尔打开了“通向现实的大门”。他的早期著作分析了现代性，并采纳了一个直接源自韦伯的主题——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和理性化进程的后果。然而，更仔细的研究表明，克拉考尔对一种受限形式的智慧理性（intellectual reasoning）的讨论受到齐美尔《货币哲学》的启发，他也针对齐美尔写了大量文章。克拉考尔的这种理论还来自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某些中心主题，尽管韦伯对克拉考尔的影响不应该被低估。此外，克拉考尔早期的“准存在主义”（quasi-existentialism）立场呼应了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的著作。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的德国十分流行。克拉考尔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德国的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这一进程始于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并随着魏玛德国后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而加速。鉴于克拉考尔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他不难看出这种理性化进程最终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尽管这种理性并非来自韦伯的立场。本雅明早期著作的灵感来源十分混杂，他试图提出一套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在《单向街》（One-Way Street，1928）中，他含蓄地宣布了后来所谓的“拱廊街计划”（Arcades Project）。这当然是一种有别于韦伯的现代性理论，尽管它也发展了社会学的重要维度。齐美尔的著作经常成为“拱廊街计划”的注脚。“拱廊街计划”的最初动力来自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巴黎乡巴佬》（Le Paysan de Paris，1926）中的超现实主义想象。本雅明后来的现代性理论起源于现代性的“史前史”，其核心之一是19世纪早期的巴黎拱廊，它们被视为通往资本主义梦想世界中梦想、幻想和错觉的原初世界的门槛。因此，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对现代性的社会维度进行研究的三种尝试几乎都不源于韦伯对现代性的分析。这种分析被理解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区别于早期社会形式和其他文明的描述，那么他们研究的现代性是什么呢？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以不同的方式关注资本主义剧变催生的社会和历史的新感知和新经验模式。他们的核心关注点是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不连续体验，这些体验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偶然的、任意的，是一种位于社会关系直接性中的体验，包括我们与大都市的社会和物质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这种分离、错位和迷失也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和艺术运动中。到19世纪末，这些运动都聚集在“现代主义传统”、“现代运动”和“现代主义”的屋檐下。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的著作有一个共同特征（至少是他们研究现代性社会维度的共同点），都表达了对文学和艺术现代主义的强烈美学兴趣，这种兴趣反映并启发了他们对现代性的看法。齐美尔经常写他那个时代文学和艺术运动的文章，包括自然主义和“新艺术”运动（Jugendstil，直译为“青年风格”），以及艺术界的一些中心人物，比如勃克林（Arnold Böcklin）和罗丹（Auguste Rodin），还有文学界的一些人物，比如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保罗·恩斯特（Paul Ernst）和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不难看出，印象派等美学运动在齐美尔自己的风格和呈现方式中有所体现。对克拉考尔来说，他在魏玛时期匿名出版的小说《金斯特》（Ginster，1928）本身就被誉为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他对《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Zeitung）等报刊杂志的一系列贡献表明，他一直批判性回应着那个时期文学、艺术和先锋派建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考尔接受了卡夫卡（Kafka）、特雷贾科夫（Sergei Tretyakov）、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和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同时批判了“新客观主义”运动（neue Sachlichkeit）。最重要的是，克拉考尔证明了自己是魏玛时期最杰出的电影批评家之一。同样，在本雅明那里，我们不仅要谈他对现代主义等美学运动的兴趣，还要谈他对这些运动的积极参与。除了早期的文学批评和对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Proust）的翻译，以及他对卡夫卡、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马尔罗（André Malraux）等人的接受，他对超现实主义的接受和对布莱希特戏剧与政治的广泛讨论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他自己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构建。最重要的是，波德莱尔在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的核心地位证明，前者是19世纪现代世界洞察力的关键来源，它与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对电影和广播等新兴大众媒体的兴趣和参与无关。因此，毫不奇怪，在这三位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探索与现代主义的目标（有时是对技术的关注）融合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中没有一个能被简化为现代性社会理论家的简单范畴，更不可能被轻易地纳入社会学这样的单一专业门类。尽管如此，他们对现代性社会理论的贡献在这里是有争议的。在三位之中，齐美尔的入选最不需要理由。如果说齐美尔对现代性理论的贡献一直被忽视，那么克拉考尔的贡献，以及他对社会理论的其他贡献则几乎完全被忽视。这不仅是因为克拉考尔对批判理论的贡献被“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其他成员的光芒所掩盖，而且因为这个学派的另一些成员——尤其是阿多诺（Adorno）严重低估了克拉考尔。这非常不幸。如果大都市是不断变化的、体验现代性模式的关键场所，那么克拉考尔必然是最敏感的挖掘者之一——无论是社会空间意义的破译，还是大都市居民的不同建构。作为批判性的文化唯物论者，克拉考尔特别分析了魏玛先锋城市柏林的极端现代性文化。他破译社会空间能指（signifiers）的能力只有本雅明可与之匹敌，而本雅明对现代性的社会分析集中在重建19世纪首都巴黎的现代性“史前史”，这项计划雄心勃勃。尽管本雅明对现代性的研究并不完整，他仍然是对这一领域最原初的干预。出于这个原因，他的计划必须像齐美尔和克拉考尔一样被重新认识。这三位作者对现代性以及现代生活经验具体性质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从社会总体进行分析，也不是从结构或制度开始分析。在这方面，他们的分析与20世纪社会学中已经司空见惯的现代化理论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也不像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社会理论那样，与卢卡奇等从现代社会总体出发的理论家没有很多共同之处。相反，三位作者都是从明显的社会现实碎片出发。事实上，这一点与现代主义运动本身是一样的。反过来，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着有趣的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部分源自研究对象本身。如果一个人从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概念出发，认为现代性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的和任意的，那么在公认的意义上，就不可能有固定的、“安全”的研究对象。因此，研究对象不仅取决于观察现代生活的特定模式，而且取决于体验新的社会现实本身的新模式。例如，在齐美尔的例子中，现代性分析的出发点并不是社会总体。相反，它始于“现实中的偶然片段”。换句话说，当代现代性分析的关键不在于对社会制度及其研究方向，而在于社会现实的“看不见的线索”，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各种“瞬间图像”或“快照”（Momentbilder），这些“瞬间图像”或“快照”可以被视为永恒的片段。然而，这种模式并不一定排除对社会总体的接触。齐美尔的重要著作《货币哲学》是他现代性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齐美尔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些研究的统一在于……在这种可能性中……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找到它的全部意义。”在克拉考尔的文章《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分析有一个类似的出发点。他说：“要了解一个时代在历史进程中所占的地位，与其对这个时代自身下判断，不如分析它微不足道的表面表象。”然而，这些“微不足道的表面表象”不能被理解为社会现实的典型表现形式。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与社会现实的正统实证分析截然不同。克拉考尔在有趣的研究《雇员们》（Die Angestellten，1930）的序言中坚持认为：“引文、对话和现场观察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它们不应被视为这种或那种实例，而应被视为现实的典型实例。克拉考尔对现代性的分析不仅可以在这项研究中找到，还可以在他早期未发表的研究《侦探小说》（The Detective Novel，1922-1925）和他后来给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写的社会传记中找到（他在本雅明从事“拱廊街计划”的同时也在写这本传记，克拉考尔于1937年才出版了这本传记）。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可以在丰富多样的短篇文集中找到，《大众装饰》是其中之一，这些文集主要发表在魏玛德国时期的《法兰克福汇报》上。虽然本雅明是这三位作者中唯一直接谋求现代性理论的人，但他的整个计划仍有待重构。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他的《单向街》中显露无疑，阿多诺说这是“本雅明在他计划的‘现代性史前史’背景下的第一部作品”。直到1940年本雅明去世时，“拱廊接计划”仍然不完整，也没怎么发表过。本雅明的“现代性史前史”本身并不是正统的“历史”项目，而是用现代性的“辩证图像”（dialectical images）来捕捉的东西。它也以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为出发点。的确，“拱廊街计划”仅仅被看作碎片的集合，是一个复杂的蒙太奇，以至于阿多诺宣称，“整体几乎不可能被重建”。虽然有人可能会质疑阿多诺对“拱廊街计划”的判断，但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不仅在本雅明的著作中需要重构，而且在齐美尔和克拉考尔的著作中也需要重建。尽管如此，他们的著作充满了对现代性的社会分析。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中关注19世纪中叶的巴黎，齐美尔关注世纪之交现代性“经验模式”的社会学，克拉考尔关注魏玛德国，尤其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的柏林。对于当时的许多欧洲人来说，“现代性的城市”就像本雅明眼中的巴黎一样。有时，他们的分析超越了这些空间和时间的场所。例如，本雅明希望将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延伸到世纪之交，试图展现“新艺术运动在波德莱尔的新概念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展现“尼采的权力意志（永恒回归）”在波德莱尔的“新的永恒思想”中到了什么程度。克拉考尔为雅克·奥芬巴赫写的“社会传记”是“第二帝国（1871-1918）的幻影”，其意义不仅在于，这个社会是现代社会的“直接前身”，而且在于，那个早期社会中“最多样化的母题”在今天“仍在坚持维护着自身”。从主题上讲，克拉考尔的奥芬巴赫研究虽然不是他最成功的社会分析，但与本雅明对第二帝国的研究密切相关。在齐美尔那里，这种联系是间接的。齐美尔与世纪之交的“新艺术”运动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并深受尼采的影响。的确，我们有理由去探究他的现代性社会学在多大程度上试图证明“新事物”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永远相同的事物”。三位的人生经历表明，我的选择不是随意的。齐美尔吸引了许多后来成为最具独创性的、批判社会理论家的学生，比如卢卡奇和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他还吸引了年轻的克拉考尔。克拉考尔一度考虑在齐美尔手下写博士论文。尽管这没有发生，但克拉考尔留给我们了对齐美尔社会理论最敏锐也最具批判性的评价。克拉考尔对现代性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齐美尔。在德国，克拉考尔本人与年轻一代的批判社会理论家有着广泛的联系网络。他与年轻的阿多诺建立了亲密友谊，他与布洛赫维持着不稳定但富有成效的关系。此外，克拉考尔与本雅明的关系也相对密切。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法兰克福汇报》声名鹊起的评论家，克拉考尔负责在报纸上刊登本雅明的一些短篇文章，并对本雅明的《单向街》发表了最有启发性的评论。克拉考尔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给本雅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本雅明流亡巴黎期间准备他的“拱廊街计划”时，双方关系变得有些紧张。在这段流亡时期，他们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fur Sozialforschung）的关系不太稳定——布洛赫说，克拉考尔曾经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讽作“社会歪曲研究所”（Institutfur Sozialfalschung）。本雅明与齐美尔著作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尽管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证实，本雅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熟悉了齐美尔的著作，而且在1920年他希望申请参加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的齐美尔历史哲学研讨会，但很难找到齐美尔对本雅明早期著作的影响证据。《德国悲剧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本雅明从齐美尔研究歌德那里获得了重要的“起源”概念。很久以后，在他关于波德莱尔的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的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的初稿中也对齐美尔有所参考。阿多诺在他对这个初稿的高度批评中，批判本雅明对齐美尔著作的使用方式。从本雅明的答复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不同意阿多诺“对齐美尔的斜视”。同时，本雅明指出，他在阅读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时非常振奋。的确，我们现在从最近出版的关于“拱廊街计划”的笔记中看到，有一位社会学家的著作在许多场合经常被引用，他就是齐美尔，而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建构中，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只字未提。除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之间在方法论、主题、人生经历和文本上的联系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将这三位作者联系在一起。他们或多或少都是局外人，是在他们自己社会中是“异乡人”。齐美尔是“学术界的异乡人”，人们经常提到他对各种形式的距离（包括社交距离）的关注。克拉考尔早年的个人矜持（也许是严重口吃的结果）以及他深深的疏离感在他高度自传体的小说《金斯特》中得到了体现。尽管克拉考尔和本雅明都与阿多诺有过私人接触，但在法兰克福期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学院的边缘地位，克拉考尔甚至在流亡美国和战后阶段也是如此。本雅明的边缘性表现在他与学术界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他在“学术”领域之外的大量出版物上——本雅明和齐美尔都有这个特点。但比起齐美尔和克拉考尔（他们在巴黎流亡的岁月里也经历了真正的苦难），本雅明的晚年生活似乎是一场为生存而不断的斗争。这三个人都是局外人，他们都以批判的方式体验着现代性，也都以异乡人的身份看待他们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