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禹作敏：为郭凤莲捐款50万，93年被抓后知情人道：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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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发布一条电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禹作敏在当时是举国闻名的人物，他突然触犯法律入狱震惊了许多人。但也有一些知情人心中明了：这只是早晚的事情罢了。
禹作敏曾经是全国先进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邱庄是因为有了禹作敏才能完成华丽的反转，从一个极其贫困的村庄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首富村。
禹作敏
曾经的大邱庄是一个贫瘠且落后的地方。这里只有7.25平方公里，而且没有肥沃的农田，都是盐碱地。
当地的村民几乎都是老人和儿童，老人们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当地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
当地条件之差、人民生活之困苦可见一斑。
这一切在禹作敏上任后得到了改变。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禹作敏让大邱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邱庄
他原本就是大邱庄人，公社化后开始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1978年起担任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他带领着大邱庄全体人民一同努力，使得大邱庄在短短十年时间经济就翻了九番，人民年收入提升了两千倍之多。
这里有一组1991年的数据：
当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一千倍，是1949年到1978年间总产值之和的一百倍；全村上缴的税金比1978年增长350倍；全村的4400亩盐碱地粮食产量高达520万公斤，农业全部实现机械化；全村纯收入超过一亿元，人均年收入高达2.6万元。（引自《大邱庄走过了禹作敏时代》，刑军纪）
凭借这样辉煌的成绩，禹作敏在1983年至1987年间连续被授予“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荣获过中国最佳农民企业家称号、全国改革人才金杯奖，1989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笼罩在禹作敏头上的光环令人炫目。
禹作敏
1985年，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慕名前往大邱庄参观了一天，并同禹作敏进行了深入交谈。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禹作敏没有拿一片纸，没有询问一个人，便对他的所有问题对答如流。
他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禹作敏劲头十足，经常是别的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把事情干得差不多了。
这名副书记在村里转了一下午，看到了村里人们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转到禹作敏家中时，他看到的是虽然面积不小但摆设仍很普通的一排平房。
还有老乡告诉他，禹作敏当时拿的工资比当地轧钢厂厂长少许多，而且是该多拿而不拿。
因此，他对禹作敏的印象是：“确实富起来了，但仍是农民本色。”（引自《禹作敏何以成为正反两个典型》，田聪明）
禹作敏
新华社总社记者1984年来到大邱庄采访时，同样见识到了禹作敏对村里的人口、资产等如数家珍的能力。
当记者采访禹作敏的致富经验时，他提到了很特别的一条：用“能人办厂”。
禹作敏说：“我们是‘统一致富’，而不是‘包产到户’。”
他说，村里的许多农民连天津都没有去过，也没有与人社交的经验。所以，他没有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选取工厂承包人，而是自己任命了15个承包人。
听了禹作敏介绍自己选出的承包人，记者发现，这些“能人”，特别是承包大厂的领导多是他的亲人，包括堂弟、女婿等；还有一些是“忠于”他的人。
为了提升这些人的积极性，他规定每创1000万利润，厂长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厂长们积极性特别高，有人甚至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禹作敏
厂子承包人选是禹作敏一人决定，他选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心腹”和亲戚；厂长的收入也由他任意做主。
这样大的自由度足以见得禹作敏在大邱庄几乎可以开“一言堂”，有着土皇帝一样的地位。
大邱庄的发展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中央在1984年前后大力支持商品经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
但作为大邱庄的“一把手”，他不仅利用这个机会带村子富裕了起来，自己更是从中渔利不少。
他采取的钻政策空子的方法很简单：以最低价格进口原材料、以最低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千方百计逃税避税。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达到4000万元，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达到了5亿元、8000万元。
如此惊人的数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禹作敏给出的致富方式是“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
这其实就是一种逃税方式。禹作敏以“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为由划小了各个厂子，实际上是为了贪图免税时间。
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一年变成两年。大厂划成小厂就算是“新办企业”，可以多享受两年的免费待遇。
这样胆大包天的行为必然需要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禹作敏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黑道，他曾得意地炫耀，在大邱庄内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银行、法院等五个人，这些人的工资半明半暗。
“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这是禹作敏亲口承认的。
禹作敏
乡镇企业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极大，企业资产很容易变成个人资产。
标榜自己工资低的禹作敏实际上通过其他渠道拿到了许多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他丢掉了烟袋，改抽“中华牌”香烟；佐餐菜变成了各种山珍海味和补品；住房改为了四层七百多平方米的别墅，其内镀金电话就有六部。
与此同时，禹作敏本人也越来越膨胀。他曾经夸海口要把央视节目“正大综艺”买下来换成“大邱庄综艺”；他敢于背对着副部级领导，挥手就说“不见”；给大寨姑娘郭凤莲拨款，他一签字就是五十万。
他甚至问过记者：“我的办公室比中南海怎么样？”
禹作敏家
某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敏公然说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在他看来，当初创办企业大队没给一分钱，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给投资，他因此觉得自己对村镇企业里的几十亿财产都有支配权。
这种强行将集体所有资产归于自身，将大家的努力、国家政策的助推都忽略了的自私心理，将禹作敏推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
利用自己的职权，禹作敏开始在大邱庄内横行霸道。
禹作敏
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不过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里盖洋楼花了不少钱”，被禹作敏得知后便受到了审讯拷打，硬要他说出自己是听谁说的“谣言”。
司机一度服毒自杀，未遂后继续被拷打。最后他承认自己是听刘金刚说的。
禹作敏便怒气冲冲地要找刘金刚的麻烦。另一位副总经理张玉英觉得有些过分，劝了禹作敏两句，便被怒斥为“没有良心”。
不久后张玉英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且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
禹作敏（中）
迫害自己的“反对者”之后，禹作敏越来越胆大，甚至开始草菅人命。
1990年4月，禹作敏的一个表侄女精神突然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的副厂长刘金会侮辱了。
此事仅仅是一家之言，未经查证，但禹作敏为了给自己的表侄女“出气”，在4月11日那天“批准”了一群人将刘金会的父亲，已经64岁的老人刘玉田拉到大街上示众，罪名是“教子无方”。
禹作敏亲口说要大家“啐唾沫，寒碜寒碜他。”
上午9时许，这名老人被包括禹作敏兄弟在内的七人押着到了村中众人汇集的地方，被这些人扇了几十个巴掌。
随后，在禹家人的指示下，众人几乎都向已经倒在地上的老人吐了唾沫，还被人一脚脚地猛踹。不知是谁开始喊“往死里打！”，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们用皮鞋、皮带，甚至带着铁头的胶管打在了老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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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没有人看不过去，但大家都已经得知这是禹书记的“旨意”，最多是自己不上去火上浇油，没有人敢劝阻。
毒打进行了十几分钟后，七名为首的恶徒扬长而去，地上的刘玉田老人早已奄奄一息。
闻讯赶到的刘玉田女儿赶到现场几乎昏过去，她恳求在场的村民们出车送父亲去医院抢救。
然而，几乎家家户户有车，甚至有几十辆豪车的大邱庄无人敢应允。几经周折后她才借到了一辆手推平板车，将父亲送到了村办卫生院。
然而卫生院也早已是禹作敏只手遮天的地方，老人进去后直接被推进了停尸房。下午1时左右，老人彻底停止了呼吸。
尸检结果显示，刘玉田全身12处大面积皮下出血，8根肋骨完全骨折，右侧胸腔有400毫升积血，腹腔有200毫升积血且有凝血块，肝肾三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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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惨案虽然不是禹作敏亲手制造，但他的批准是惨案的起因这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因此他用了全力将此事掩盖住。
首先，他强制性地将刘玉田的老伴在卫生院“监护”起来，直到13日下午才被送回家；刘玉田的子女全部被专人看管起来，防止他们“歪曲事实真相”。
刘家被断水、断电，还不准人外出工作。动手的七人则被他教授了一套“路上偶遇，愤而动手”的假情节，以帮他们减轻罪责。
更“绝”的是，禹作敏4月13日就在村里开了一个所谓的“坦白自首大会”，由他亲自主持。
这个“大会”上，七名凶手端坐在台上，台下站着刘玉田的四个孩子。
部分早被指示过的人开始宣扬“刘玉田早就应该死”、“刘家横行霸道”，到最后，甚至有人喊出了“打死人无罪”。
一番煽动后，禹作敏居然还有后手，他指着几名凶手说：“他们怕是要坐法院，大伙给他们捐些款。”
他还主动带头给党委成员定了“每人一千元”的捐款额度。最终，村干部们募集了几万元，分派到凶犯们的手里。
禹作敏
更无耻的事，名收了，钱收了，禹作敏又指使人将全村人组织起来上街游行示威，要把刘家“搞垮搞臭”。
被威逼上街的人成千上万，还有人在墙上贴“打死刘玉田不冤”的标语；当惩治杀人犯的判决书下达后，禹作敏又发动了村民上书两千多份为罪犯鸣冤。
刘家的四个儿女遭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非人日子。有一个儿子屡遭毒打，甚至还被人在头上撒尿；全家断水断电，就连买菜都有“尾巴”。
三个儿子被逼无奈找了个机会翻邻居家的墙逃往他乡。唯一的女儿没有找到机会，直到1992年12月还处于非法管制之中。
年仅12岁的刘玉田的小孙女被胁迫着参加游行，可怜的小姑娘不得不一边流泪一边举手喊着“打死刘玉田活该”。
15岁的小孙子被勒令停课，还不准回家，连续四天被扣在学校，连续不断地写检讨，要他“彻底和爷爷划清界限”。
这一番唱念作打如果在戏台上当真精彩无比，但真实发生在生活中让人无比心惊胆战。然而，禹作敏一手主导的大邱庄内的悲剧却没有就此停止。
禹作敏（左一）
1992年11月27日，北京国家安全局所属学校技侦班的27名学员来到大邱庄做社会调查，就因为说了售货员一句“态度太差了”，其中21人竟然被疯狂殴打，五人受伤住院，全体学员和老师被非法扣押7小时之久。
学员们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后，打手居然有恃无恐地喊：“你们公安人员又怎么着？这里是大邱庄！”
禹作敏为表“公正”，亲自坐镇现场。他的小女婿当着他的面先给了带队程老师一巴掌作为下马威，秘书长石某紧接着揪住老师的头发，一边左右开弓扇了许多巴掌，一边骂道：“你们这些流氓应该好好打一顿”。
老师之后是学员，禹作敏豢养的杀手对拎出的一名学员拳打脚踢，逼着他承认自己“骂街”。
这名学员曾经荣立个人三等功，连续五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他硬气的很，始终不肯承认自己“骂街”。此时坐在上座的禹作敏威胁道：“你现在不承认，我一走你就不好受了。”
三等功奖章
说完这句话禹作敏立刻离开现场，打手们领会了他的意思，对该学员进行了一番相当野蛮的毒打，导致学员左耳膜穿孔，左眼底震动性出血，住院数日后才伤愈。
这一番毒打被禹作敏的人硬生生歪曲成了“教育”，不允许任何人说“打”字。
就连校方来电话要求放人，禹作敏都没有完全给面子。他硬生生逼着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程老师出了“悔过书”，因程老师不肯完全配合，打手们又将程老师毒打一顿。
为了让学员们离开是非之地，程老师不得不违心写下学员喝酒闹事、侮辱妇女、打伤安保人员的悔过书。直到当天晚上9点钟，师生才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大邱庄。
此事过去仅仅半个月后，大邱庄又发生了一起活活打死人的大案。
12月13日深夜，静海县公安机关接到禹作敏的报案电话，称大邱庄万全公司材料员危福合被二三十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死了。
人命关天，警察立刻出警。在现场，他们看到了危福合的尸体：年仅27岁、体格健壮的死者体无完肤。
警察
经仔细勘察，他全身有380多处伤痕。法医鉴定死者不仅受了拳打脚踢，还有明显的钝器击打痕迹。
再查后，打人现场只有四人脚印，多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显然，此事背后有一团巨大的疑云。
万全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干部、保卫科科长还有副总经理四人率先蹦了出来，四个人给出了一套几乎一模一样的“真相”：
当天下午两点多钟万全公司派人叫来危福合审查，他承认贪污22700元，但没有签字，只按了指印。随后保卫科科长与办公室干部二人将危福合看管了起来，后科长有事离开，只有干部和危福合二人在房间里。
这时突然闯进了二十余人对危福合拳打脚踢，干部没能拦住，且一个凶手都不认识，眼睁睁看着他们行凶后扬长而去。
这套说辞看起来天衣无缝，就连这名办公室干部也的确是10月刚调来的，说他不认识什么人也合情合理。但警察们在比照了现场足迹情况后判断，这四人全部在打人之列。
下定决心将案件调查到水落石出的公安干警们没想到，就连他们自己都会有危险。
12月15日，六名公安干警来到大邱庄准备第三次勘察现场时，一楼出口处的铁栅栏突然落下，干警们被困在了楼道中。
万全公司的二十余名保安人员立刻露出了真面目，分成六组开始“人盯人”。干警们多次试图摆脱他们都未能成功。
更绝的是，就在寒冬季节中，被关起来的警察们只能在一条长约40米、宽约1.2米的正在装修的楼道中活动。
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被褥，没有通讯联络工具。警察们不得不苦熬过一个长长的寒夜。
禹作敏还不罢休，他恶人告状，在第二天上午写了一封传真给天津市市长，污蔑干警们身穿便衣（实际上有些穿了警服）在万全公司内随意活动，自己则是一早才得知他们是天津公安人。
彼时天津市长已经接到了公安干警被扣押的报告，正在想方设法营救。接到禹作敏的传真后他立刻给他打电话，要求即刻释放被扣公安人员，并保证他们可以顺利执行公务。
禹作敏对市长的回复大为不满，接二连三发传真给干警们扣帽子：为什么要在夜间执行公务，为什么不通过党委……
这些警察最终被扣留了13个小时之久才得到释放。禹作敏还假惺惺地设宴饯行。
在大邱庄一手遮天惯了的禹作敏忘记了，他遮不住全天津的天，更遮不住全中国的天。
在楼道里扣押没有耽误干警们的正事，他们在对现场仔细勘察后提取了足够的足迹和指纹，对比尸检结果和之前四人提供的笔录，确认四人有重大犯罪嫌疑，依法拘传。
然而此时大邱庄内已经找不到这四人了，禹作敏只高昂着下巴说“被公安局的人吓跑了”，称自己也不知情。他还装模做样成立了一个破案组协助。
禹作敏（右）
实际上，危福合正是死于上述四人之手。原来，大邱庄华大集团的总经理李凤政11月突然病故，集团内一下子有了3亿元债务说不清楚。
一向把集团收益视作个人收益的禹作敏由此大怒，将华大集团所属企业划归万全公司等四个公司管理，私设刑堂审讯所有与他不齐心的“可疑人员”。
危福合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万全公司办公室主任等四人强行扣上了“贪污”的帽子，又被他们指示18人轮流殴打，甚至用上了电警棍和皮鞭，足足折磨了他七个小时之久。
危福合当场休克，抢救无效死亡。
禹作敏得知此事后故技重施，打算再次效仿打死刘玉田时的做法。上一案中打死刘玉田的凶手未能逃脱惩罚，这让霸道惯了的他耿耿于怀，这次他下定决心要保住打死危福合的凶手。
于是他从公款中给每人拨了两万元，派车将他们分别送出了村，随后又偷偷接回来藏在了一栋房子里。
禹作敏
1992年12月14日，政法机关正式将四人列为通缉犯；次年2月17日，一支由天津市公安局、检察院领导带队的足足四百人的精干队伍进入大邱庄准备搜捕。
然而，禹作敏也准备好了戏台。警员队伍一进村，他就带着满屋子的党委成员闹辞职，还污蔑他们是“冲着大邱庄的改革来的”。
早已经被安排好的“道德委员会”的老人们和“贤妻良母委员会”的妇女们一拥而上，不遗余力地攻击警员队伍、吹捧禹作敏。
警员们不能与群众产生冲突，就这么硬生生忍受了一整天的谩骂。
2月18日上午，警员们还在被“轮番轰炸”时，禹作敏开始在村里造势。他在“告示牌”上写天津市派了公安武警防暴队员多达千名”。
警察
他在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虚构出了干警们带着小钢炮、警犬、催泪弹等武器的剧情，话里话外暗示警员们是“进村捣乱”的。
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煽动了起来，他们真的以为有些人要和大邱庄改革开放的成果过不去，他们在禹作敏的暗中引导下堵住了进村的三个路口，甚至对领导们推推搡搡。禹作敏在后方切断了他们的电话线路，防止他们和外界联系。
一天都没有得到村里情况的天津市长再次发来电传，要求禹作敏必须保证几位同志的人身安全，要求让他们立刻返回静海县城。
禹作敏此时特别希望警员队伍同群众动手，让他可以再次歪曲事实。但进村的各位领导此时已经安抚了群众情绪。18日晚上，聚集的人群便慢慢散开。
禹作敏
为了让群众们闹事，也为了方便造谣警员队伍打扰了大邱庄的生产生活，禹作敏下令全村停产一个月。
但实际上19日起便没什么人认真执行“停工一月”，随着人们的情绪稳定，群众们也发现了警员队伍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2月19日，干警们终于搜查了大邱庄，尽管藏人的房间落了锁导致四人没有被搜出来，但四人在哪里，天津市领导们已经心中有数。
禹作敏也没有放弃自己最后的“作妖”：他在2月19日搜村后三天，以“中共大邱庄党委”之名向全国发出了一份传真电报，标题就叫《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
在电报里，他污蔑警员们致大邱庄停产，说“群众们自发与武警部队行程对峙”，夸赞自己“出于爱乡爱民之心尽力稳住局势”，最后又嚎哭“这一事件给大邱庄带来的经济损失难以计数”……
禹作敏
这次他的做戏没有收获任何效果。尽管禹作敏不断通过行贿等方式干扰案件进程，但下定决心的天津市公安机关还是排查出了与大邱庄犯罪事实相关的八百余条线索。
3月中旬起，杀害危福合的四名凶手先后落网；4月中上旬，幕后黑手禹作敏的所作所为也一步步浮出水面。
4月21日，禹作敏被依法逮捕。这一次他仍试图鼓动亲信和村民们支持他，但他想错了一点——大邱庄没有他，依然是生机盎然的大邱庄。
群众们岂会不知他在村里横行的真相，如今他的罪行被昭告天下，再也没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袒护他。
善恶到头终有报。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禹作敏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禹作敏又一次作为典型被新华社通报，上了《人民日报》，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反面典型。
源自百家号廖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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