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怡篱边弹诗】其一 || 苏轼诗学精神及艺术个性对当今诗坛之启示

Original 云帆出品云帆诗友会 2022-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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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怡篱边弹诗】其一 || 苏轼诗学精神及艺术个性对当今诗坛之启示

敢于直面现实与人生，发挥诗词的济世功用；敢于干预生活，发挥诗词的美学传统；敢于坚持自己的艺术个性，写出富有生活趣味的真诗，这是苏轼诗学精神的基本内容。诗人应该写什么样的诗，诗人应该以什么立场面对生活、人生与社会，诗人如何写出感人的有趣的真诗。这有关诗词的发展大方向。笔者认为，我们当今古典诗坛仍然未解决好这些问题。当今诗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热闹、很喧嚣、很繁荣，其实十分浮躁。网络的发达，为人们提供了写作的方便，但也易产生文字垃圾。语言的粗鄙化、内容的娱乐化、思想的空洞化、情感的虚伪化、立场的麻木化、心态的浮躁化成为一种趋势。要了解苏轼诗学精神之当代价值，首先有必要对当代诗坛来一个简单扫描。当代诗坛可说是乱象多多。其一，自封名家者多。人们动辄超唐迈宋，自诩少陵，秕糠太白，自诩“圣”者、“杰”者、“王”者，如过江之鲫。其二，作品多。写作的随意性，网络的快捷性，造成诗作泛滥成灾，毫不夸张地说，一天的数量可以超过唐诗的总量。写诗人比读诗人多。其三，社团多。建群的方便，人们拉旗结派，互相点赞吹捧，容不得批评意见。其四，赛事多。不少诗人或成为参赛专业户，或成为评委专业户。今天这里参赛，明天那里出评，常不乏伪劣假冒产品。其五，媚俗者多。不少创作者或为媚俗，不惜改变自己的创作个性，用粗滥不堪的语言，美其名曰创新，其实为媚俗。或歌功颂德，毫无风骨。诗评者也媚俗，不问作品好坏，假话空话套话连篇，评诗不是为了提升，而是为了谀人。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说：“不能自知其病，必资诗友之助。妆必待明镜者，妍媸不能自见也。特患自满，不屑就正于人；病不求医，必成痼疾矣。”可见，评友人诗本是为了“资友人之助”以医诗病，可如今之诗评大都谀友谀人，有违诗评之道。作者喜听，评者乐谀。难见真诗者，难见真评家。一言以譬之，当今诗坛难见到几首关注现实、关注生命、关注民生、关注时弊、有真趣、有真情、有奇趣的作品。理论上对热点问题、宏观问题、方向问题的研究往往缺失，而枝节问题、技巧问题津津乐道。诗词往何处去，人们迷失了方向。总之，当代诗词繁而不荣，兴而不旺，流而不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回归传统，少空谈些创新，多些实在的继承；少喊些口号，多关注些世俗生活；少些无病呻吟，多些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少些谀颂，多些美刺。在这些方面，苏东坡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验，苏轼的诗学精神与艺追求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一、继承苏轼诗学精神，不要忘记世俗生活与民生困窘

《春秋公羊传注疏》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本身就是从生活中产生的，因此诗写身边的世俗生活，写民生困窘，写社会现实是诗的本质所规定的。古今中外的艺术经验也昭示了一个真理：凡是写世俗生活与民生的作品往往传之弥久。诗有写心的，有写实的，前者着重于灵魂的拷问，后者着重历史责任的担当。两者都能产生好诗。但是，一个诗人如果只停留在写自己的一己之心，整天只在个人的天地里哼哼唧唧，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俗毫不关心，毫无责任感，毫无人文关怀，也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至少其境界、其眼光、其格局有问题。苏东坡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成为王国维先生心目中古代四大诗人之一，就是因为他的诗不仅在写自己因困蹇飘泊带来的一己心灵之痛苦，而是把这种痛苦与现实人生、与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对国家民族前途之思考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了一个诗人的文化担当、历史担当，所以厚重，所以有深度。他曾以自己的艺术经验告诉世人：诗文要“有意于济世之用”，“诗须要有为而作”（《东坡题跋》卷二《题柳子厚诗》）。他在这方面多有论述，如其在《答虔倅俞括奉议书》中云：“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诗须济世，不是满足耳目之观。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又说：“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颜太初（号凫绎居士）诗关注生活，敢刺时事，以诗鸣怨，故获得了东坡很高的评价，认为是“有为”之作。在东坡看来，即使“不适用”，难“有为”，但至少也不能忽视诗的熏陶作用，在《东坡题跋》卷三《书黄鲁直诗后》一文里，他对黄山谷的诗给予了肯定：“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山谷诗虽有此“不适用”于世，但其诗中的熏染作用“不为无补于世”。诗须有为，是苏轼诗学精神之一，是我们当今诗坛应该借鉴的前人遗产。我曾说过，诗之所以高雅，诗之所以成为史，在中国之所以有以诗证史的传统，就是因诗反映时代、反映生活最快最直捷，诗是一个时代的不死的灵魂，诗人就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良心。所谓“灵魂”、“良心”云云，就是诗人能写真实的时代，写真实的社会，写真实的人生，敢于说真话，不掩饰生活，不虚夸和文饰社会，废止套话假话与空话。

揆诸我们当今的诗坛，缺的正是社会之良心，缺的正是诗人的灵魂。

明明有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可以供诗人们去陶炼，但人们偏偏津津乐道的是应制、应酬。比如各种节日来了，一人登高，万人影从，赓和不断，人们呼拉拉一大堆诗。人们不需要创作的冲动，不需要灵感的诱发，随时就可制作一大堆，成为产诗机，口号连篇，套语累牍，令人不可卒读。

明明有艰窘的人生，有现世的矛盾，有弱势的群体，需要诗人们去关注，可诗人们或是麻木，或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或是莫名其妙地视之负能量加以抵制。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所谓大题材，以为题材大，才足以反映时代之伟大。为了显示大，使用语言也是套话、大话，铺排罗列，了无诗意。比如某座桥通了，颂诗马上会普天盖地。人们最多使用的也是“铁龙”、“金龙”、“飞龙”，套语之多也是令人咋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也说桥》调侃过：“称物称人都说龙，颂桥今日又跟风。诸君试上凌霄看，未必云螭不是虫”。我并非一味反对大家写这类题材，但是在题材处理、构思、语言上应该进行提炼。应该有感想了才写。东莞鹿鸣杯诗赛获奖的雪轻云女士的《港珠澳大桥通车有寄》“飞桥隐隐水云间，我立苍茫泪暗潸。七十年来离恨事，几时衢道到台湾”，境界就与众不同，诗人意不在颂桥，笔在寄慨，构思别致。三地已通，两岸仍隔，结以问句，立意自高。诗人把自己的忧虑置于民族的统一大业中，非那些为颂桥而颂桥者可比。

明明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写出自己的个性，可人们硬是喜欢媚俗跟风。比如，某名人一次大寿，不管认识与否，不管喜欢与否，不管情感有无，赓者甚众，以为和了名人自己俨然也就名人了。甚至连某名人逝世了，没有交情变成有交情了，没有半毛关系，变成了有关系了，更可笑者，一次交谈就可自称门生了，一次徽信联系就可说师生情谊之深了，于是虚假，做作的悼念文字也是盈篇累牍。没有半点悲悯之情，纯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我们的诗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不明白诗须有用于世的道理。缺失了同情心、仁爱心，用空泛的口号代替时代的主题，不知诗是形象思维，能以少博大，不知去剪裁世俗生活之浪花。其实诗人只要有用世的理念，用心去提炼生活，是能写出好诗来的。比如早些年湖南诗人蒋典昌先生歌颂农村改革开放后发生变化的一首小诗《农家即事》就是提炼生活很成功的例子：“春归旧燕有新愁，不见茅檐见彩楼。三匝绕梁终辨识，锄筐仍挂粉墙头。”你看不见意象的罗列，看不见套语的铺排。通过燕子找不到旧窝而发愁一个细节，反映了农村的巨大变化：农家仍旧，地点仍旧，锄筐仍旧，只是楼已变。这首诗的妙处在于诗人在处理题材时的提炼功夫。本人也试图尝试过，去年也写了一首反映惠州百姓生活发生变的小诗《鹅城微购》：“精选三番不忍离，羞言忘带杖头资。揣心老妪殷勤语，教尔新招扫二维。”诗写出了我当时市场购物未带钱而不会用徽信付款的尴尬场面。需谈不上好诗，但至少知道了用小生活反映时代大变革的道理。如前所述，生活不缺诗材，不缺乏美，关键是缺乏爱心，缺乏发现美的慧眼。有了爱心和慧眼，能写出好诗来。浙江诗人朱小波有首《无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写实的范例：“邻居老者夜悲号，病痛能医却死熬。药若敢和金比赤，亲情又值几分毫。”诗人用很朴实的语言把百姓看病难的事实表现了出来，明明可以医治却“死熬”，贵若黄金的药，使亲情尽失。诗人的锥心之痛尽在朴实的话语之中。象类似这样的民生与生活是诗人应该关注的。关注世俗，关注民生，苏轼的淑世情怀，至今不过时，值得诗人们借鉴。

二、继承苏轼的诗学精神，不忘美刺传统

不文饰生活，敢于对现实挑刺，是中国诗学的一个优良传经。前人把它谓之“美刺”精神，从《诗经》而降一直传承下来。很多人不理解什么是“美刺”，一些专写歌功颂德的作者往往抓住“美”字作文章，而忽略了“刺”。在《诗经》时代，所谓“美刺”就是偏义于“刺”，《诗经》中有专以刺为刺的，也有以美为刺的，但是这个“美”也是为了“刺”。如《诗经》中的“角弓”一诗典型地以刺为刺，而《诗经》的“斯干”篇虽是美周宣王之节俭，但其目的是反讽楚元王之奢侈，是典型的以美为刺。因此，美刺是一个偏义词，主要义项是刺。古人又把它称之为“谲谏”，《周礼·地官》有“司谏”之官，郑玄注曰：“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周礼》还有“保氏”之官专门“掌谏王恶”，可见古人很重视“谏”，《诗经》因有美有刺，甚至被人们视为“谏书”。这种“谲谏”的传统一直为后人所遵守，人们不难发现，中国的一部诗史就是刺为主，优秀的诗大多是刺诗。以诗刺世，以诗谏世，到了唐之白香山，把它发挥到极致，他主张“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不惧权贵怒，亦任亲朋讥”。甚至主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以诗为谏，发挥诗“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虽然他过份夸大了诗的劝世作用，但他却把诗的美刺精神推向了高峰。他一直把这当作他创作的原则，一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民生，批判丑陋的作品。苏轼一生对白居易也很崇拜，他也髓传了这种　精神，主张诗应有补于世，他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所说的“言改中当世之过”以及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因用其韵赋一篇》所说的“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就是对传统美刺精神的继承。他一生关心民瘼，敢于写实，敢于揭时弊，即使九死馀生，也不改初心，诚如其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所言，“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表现出了古代士人的凛凛风骨。我们当前诗坛太需要这种士人风骨，太需要这种精神。

当今诗坛，无论诗家、诗评家还是管理者，都应该明白中国诗歌史这个传统，呵护这个传统，继承这个传统，不要简单地把作品分为正能量与负能量，不要把那些优秀的揭弊的诗打入另册，政治家应该有气量、有胸怀、有情怀、有审美能力，应该保护他们仅有的一点风骨，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诗人虽是一个爱挑刺的群体，但不用怀疑他们的赤子之心，不用怀疑他们是其所处时代的良心，是一个时代的不死的灵魂。他们敢于揭露黑暗，是因为他们心里敞亮，充满光明；他们敢于发牢骚，是他们太爱这个民族与国家。诗人是一群爱思考的思想家，天生爱思考、爱挑刺。屈原为楚怀王挑过刺，杜甫为唐皇挑过刺，白香山为唐宪宗挑过刺，苏轼为宋神宗和哲宗挑过刺，谁敢说他们的诗不是正能量，我们今天的大学教科书不还是把他们这些作品作为精华保存下来了么！大学课堂不还在天天讲他们的揭弊诗么！无论艺术家还是政治家，不要忘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古训，不要忘记了政治上“否可相济”的良言，须知“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郑语》）的道理，政治是如此，艺术也是如此，清一色的题材，清一色的口吻，清一色的风格，艺术会走向死胡同。

只有真实反映民生，揭露问题，敢于说真话的作品才会感染读者，作品才会长久地保存下来，那些概念化的作品很会被淘汰。下面我举出两首作品，我和读者不妨打个赌，哪首作品会保存下来。一首是网络上的所谓正能量作品：“群英汇聚气呑虹，喜见神州舞巨龙。巧绘宏图云浪涌，高扬赤帜国威隆。虎添双翼开新宇，鹏展重霄驻劲风。万马奔腾齐奋进，千秋伟业耀苍穹。”（《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一首是山东莒县农民诗人孙守华的《村官言》：“休轻小小一村官，卖地卖河还卖山。不是清风来得紧，焉知不敢卖苍天。”其实，无须我徒费唇舌，只要稍有点审美感的人，读了会高下立辨。前者，按时下标准，足足的正能量，但笔者认为，无能量，因为全诗都是标语口号，足味的老干腔，不能感染读者，哪来能量。后者可能会认为负能量，但我认为足足的正能量，因为它真实、含蓄，一针见血，揭露了社会问题，把那些毫底线的老鼠们的行径暴露无遗，继承了传统的美刺精神，象这样的能感染读者的诗才是真正的有能量。作为诗人，我希望同人能坚持美刺精神。中镇诗社在《中镇诗词》中专门开辟了一个“讽喻乐府”栏目，每期刊发具有美刺精神的优秀作品，非常好。希望诗界同人们也能有类似的举措，宏扬诗学的优良传统。

三、借鉴苏诗的艺术经验，把诗写得有趣味

中国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古人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本人治诗四十年，对古诗词一些重要作家及各种体式曾有过研究与比对，深知不但各个作家有不同的写法与风格，即就体式言，不同体式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诗之正体宜庄雅，词之正体宜媚俊，曲之正体宜俗。即使庄雅的诗也因不同体式而有种种：五绝不宜工丽，宜于古拙；七绝则宜清健蕴藉。五古宜高古雄浑，七古偏于浑重雅健、句重散化，歌行则偏于流转奔逸。五律重丰神情韵，七律重筋骨思理。即使偏于妩媚的词而言，小令宜于清新妩媚，慢词宜于铺叙展衍。但是，不管写法如何不同，风格如何有异，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是讲究“趣味”。笔者认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应该能适应各种诗体而呈现出不同的趣味。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苏轼，其诗根据不同的体式表现出不同趣味：既有含蓄蕴藉的典雅之趣，又有不避口语化之俚趣；既有升华哲理的理趣，又有淘写性情的情趣；既有反常合道的奇趣，又有引人发笑的谐趣。其词也是如此，既有潇酒清旷之风，也有豪迈雄放之格；既有婉雅妩媚、堪比花间之作，也有逞才议论，被病叫嚣之风。总之，苏轼对诗词趣味之追求，值得我们借鉴。时下诗坛，派别林立，各执其风，竞相自宝，不能共容。比如，江湖俚俗派讥学院雅正派为逞才使学、泥古不化；雅正派则讥江湖俚俗派为油腔滑调、粗俗不堪。笔者认为，大可不必，不同风格共存，才足显出诗之繁荣。俗者有趣，雅者有味，都是成功者。俗而无味则庸，雅而无趣则涩。不过，笔者仍坚持，何用俗与何用雅应据诗之体式而定，比如，不分体式，一律趋俗，用写曲之法来规范词与诗，反之，用典雅一律规范各体式，用雅去制曲，都非正道，都泯灭了各种诗体之区隔。把此种谓之创新，笔者不认同。笔者认为，要使诗词有感染力，还是在“趣”字上下功夫，力争把诗写得有趣味。

1、偏受于典雅者，像东坡诗那样，适当为诗增加点灵趣或奇趣

典雅是中国诗歌的传统，雅诗传出的味道往往深厚，令人有回味，令人咀嚼，如果再增添一点灵趣，味更浓。东坡诗很有雅趣，但他常常用语灵活，想像奇特，往往雅而见灵性。如其《次韵参寥咏雪》一诗：“朝来处处白毡铺，楼阁山川尽一如。总是烂银并白玉，不知奇货有谁居。”以雪喻作烂银与白玉，进而联想到奇货可居成语，诗顿生灵趣。故方东树评为：“杂以嘲戏，讽谏谐谑，庄语悟语，随事而发，此东坡之独有千古也。”（《昭昧钛言》）方式之评也独具慧眼。湖南著名已故诗人王巨农先生也善于雅中多灵趣与奇趣，他的《离休感怀》师承刘禹锡《阿娇怨》中“望见葳蕤举翠华，试开金殿扫庭花。须臾宫女来传信，言去平阳公主家”之意，写出自己退休感受：“轻车疑是旧僚来，忙唤妻孥备酒杯。嘀嘀一声东去也，门前麻雀又飞加固回。”写出人走茶凉、趋炎附势之世态，读来妙趣横生。笔者律作也趋雅，但也能注意雅中添些灵趣，如《鼓掌》诗云：“楚楚衣冠话语惊，气场满满起雷鸣。大王风有谀君曲，小屁民存拍马精。已许拂须登显位，毋讥舔痔得殊荣。医云手上多多穴，鼓掌何妨当养生”。整体均雅，但末尾的一联调侃，为诗平添了趣味。

2、偏爱通俗者，像东坡诗那样，为诗词添点俚趣

我不反对通俗，但俗须有趣，无趣则难读了。廖国华先生的一首《定风波．嘲落牙》：“时痛时鬆时发麻，半边脸肿烂于花。应是而今缘已尽，须信，灾来唇齿也分家。基础动摇当下岗，休想，同甘共苦过年华。后我而生先我死，从此，三餐不再嚼锅巴。”脱牙，是衰老之象征，但诗人出以幽默之笔，且含哲理，诗人乐观情绪，其内心之强大全盘托出，语虽俗，而味则厚。本人的《中心医院割疣》诗，也是注意了俗中不忘趣料的增加：“不知何日赘疣生，老脸又添新补丁。漫道芳容存旧照，花黄一贴也倾城。”把不快之事写得松轻幽默，也获得了诗友好评。古往今来的艺术经验告诉我们：有趣的俗语是作者精心淘炼了的，如下语句非出自大手笔的淘炼，不足传味：“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杨宪益）、“白雪阳春齐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聂钳弩）、“知谁座上嗓门大，老子农民不下岗”（廖国华）。

3、偏于宋调好议论者，像东坡诗那样，多点理趣

“理趣”是宋诗的特色，但这个词最早始出于东坡。他认为：万物有“常形”与“常理”，“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净因院画记》）认为穷理比尽形更难，无独有偶，已故国学大师饶宗巸教授也以为穷理难于尽形，他以形上、形下分诗词境界之高下，与宋王柏“道者形而上者”之说有某些相通之处，认为穷理之宋诗不差于尽形之唐诗，前者他视之为“形上诗”，后者视之为“形下诗”。形上诗要把诗人自己的性情、学问、思想、道德、理念倾注于诗中，形成于哲理更难写。因此，我们不必对好议的宋调进行贬斥。关键是议不能抽象地议，要融于形象之中，传出味来。像东坡的《东坡》（其五）：“雨洗东坡月色新，市人行尽野人行。晨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锵然曳杖声。”这是一个饱经患难的人对生活的深切感悟：人生的道路如眼前的曳杖行坡一样，充满了坎坷不平，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因其难而畏葸不前，相反要以十分努力与信心勇敢向前走，在艰难行走中欣赏自己，欣赏成功的喜悦。一个“爱”字写出诗人百折不挠的乐观。诗人之议完全融入行走东坡的叙述中，这种寄理，使诗变得有味。本人也多在这方面多有尝试，去年笔者写过一首《咏伞》诗：“能屈能伸任自由，休言作嫁被绸缪。一朝不为人遮雨，谁举卿卿在上头。”也是根据伞之特点，寄寓自己对世事的一些看法，不乏理趣，有诗人还把此诗制作成一个诗谜。

4、偏于借物即兴者，像东坡那样多点情趣或真趣

诗词景要真，状物要真，抒情要真，真则有趣。清代史震林说：“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趣者，生气与灵机也。”（《华阳散稿·序》）这里所言事趣、情趣、景趣之来源，都在真，特别是借物即兴的诗尤重情真。比如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在友人郭冠英陪同下拜竭郑成功祠，写下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孽子孤臣”一语双关，既是对郑成功千秋功罪的评论，也是诗人自侃与自慰。诗人认为郑于1646年反对其父降清并起兵南澳抗清，其意义并非在尊明逆，而确保了国家统一，台湾没有分割出去。立意高远，情感真切，故读来有味。2017年本人参观内蒙满洲里国门，看到栅栏那边的故国之地，突然情感来潮，写出了一首《满洲里国门眺望》：“国门那畔绿盈岚，故土伤心隔栅看。只有清风不边检，痴心无改过围栏。”诗友认为也是一首有情趣之作，认为情感真。

5、为生活添点幽默，像东坡那样，为庄重的诗添点谐趣

诗能不能做到有谐趣，是由诗人的品格、学识、气质决定的。苏东坡有情商又多灵气与才气，在他的诗中充满了诙谐之趣，为他的艰苦困蹇的人生增添了几分幽默之趣。因此，后人附会其幽默机智的故事也很多。据说他某次渡船访友，可船刚开，东坡要船家捎上自己，船上人认出是东坡，要他即兴应景赋首一诗，且要求诗须有十个“一”字，才肯返回接他。东坡脱口吟出一首《一字诗》：“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诗确实显示出东坡的智慧与幽默人生。诙谐幽默之表达，形式多样，或因物兴感，或寓庄于谐。齐白石曾据泥塑不倒翁画了一个贪官画并题诗一首：“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诗虽幽默，却借题发挥，寓庄于谐，读来有味。本人也在此方面有过尝试，曾写过一首《筷子兄弟》：“赴汤如杵逞风流，味海馐山倜傥游。油腻既沾仍竹韵，二人结党未私谋。”笔者因物兴感，既合筷子情事，也不乏一定趣味。其中不无庄重之意：竹子处油污而仍保“竹韵”，而时下官又如何呢，反讽自明。

（全文刊于《心潮诗词》2020年第2期）

作者简介

杨子怡，男，字田力，号篱边散人，别署木雁斋。湘人，现居粤。教授、云帆诗友会顾问、诗家兼诗评家、尤痴诗。发表诗论等学术论文百馀篇，诗作散见于《当代诗词》《诗词百家》《诗词家》《诗潮》《中镇诗词》等数十种诗词杂志中。正式出版有《木雁斋诗赋选》《篱边虫语》等诗集。婉而多讽，诗讽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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