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如何提高诗词创作艺术(下)
如何提高诗词创作艺术(下)
四灵日常论诗,又常举“得句”一词为话头:
得句争书写,蛾飞扑灭灯。(徐照《同赵紫芝宿翁灵舒所居》)[ 《芳兰轩诗集》卷中,《永嘉四灵诗集》第51页。]
问名僧尽识,得句客方闲。(徐照《灵岩》)[ 《芳兰轩诗集》卷中,《永嘉四灵诗集》第56页。]
有谁怜静者,得句不同看。(徐玑《送朱严伯》)[ 《二薇亭诗集》卷上,《永嘉四灵诗集》第97页。]
掩关人迹外,得句佛香中。(徐玑《宿寺》)[ 《二薇亭诗集》卷上,《永嘉四灵诗集》第123页。]
冷落生愁思,衰怀得句稀。(徐玑《秋夕怀赵师秀》)[ 《二薇亭诗集》卷下,《永嘉四灵诗集》第140页。]
南宋诗人陈与义还有“书生得句胜得官”之句,[ 《陈与义集》卷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页。]说的也是得到灵感涌现、圆成美妙的好句子。这些地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诗词写作中,“得句”的重要性。
所谓锻炼,第一层意思就上面所说的得句。但得了句之后,有时候是一次性完成,有时还要继续锤炼、修改。关于这一点,古代诗人也经常说起。最著名的就是杜甫所说:
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 《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511页。]
又唐末人卢延让有句云: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苦吟》)[ 《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七零九,册4,第1421页。]
方干有句云:
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 。(《贻钱塘路明府》)[ 《增订注释全唐诗》卷六四二,册4,第793页。]
这里所说,都是得句之后,继续锤炼的事情。唐宋人还有“旬锻月炼”之说,是说旬月之中,反复地修改一首诗,甚至只为求一字之安:
唐人虽小诗,必极工而后已。所谓旬锻月炼,信非虚语。小说崔护题城南诗,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后以其意未完,语未工,改第三句云:人面祗今何处去。盖唐人工诗,大率如此。虽有两今字,不恤也。取语意为主耳。(《笔谈》)[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上海古籍1978年,第173页。]
可见锻炼实为唐诗之要法。宋人尚能知,然其用力已渐松懈。故沈氏发为此叹!
炼句如何得要,还在掌握句法。我看了好多人写诗,都不知道句法。甚至当代号称名家、甚至大家,声名很大,但多不知古诗的句法。不知古诗句法,可以说现在诗词大不如清人、民国时期人的诗词的很重要的原因。可以称为当今诗词的失范、失法。
句法这是写诗的关键。前人学诗,有遍参古人句法的说法。宋人普遍重视句法,江西诗派甚至称为“句法之学”,范温《潜溪诗眼》中有这样的记载:
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讲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此句法去《黄庭经》,自“上有黄庭下关元”已下多此体。张平子《四愁诗》句句如此,雄健稳惬。至五言诗亦三字、两字作两节者。老杜云:“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肯别邪?定留人邪?山谷尤爱其深远闲雅,盖与上言同。
从上面的说法,我们看到,所谓句法,虽然也包括句式、句节这一层次的问题,古诗的句子,一般由两个部分构成,亦即一句中又分两个小句子,林庚先生称为“半逗律”。他认为“中国诗歌形式从来就都遵守着一条规律,那就是让每个诗行的半中腰都具有一个近于‘逗’的作用,我们姑且称这个为‘半逗律’”。[ 林庚《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1984年,第245页。]由于中国古典诗体是以五、七言这样的奇数句为主,所以前后两个句节的长短是不等的。不同的处理方法,形成了不同的句式结构,以及不同的节律感。就普遍的情形来说,七言一般由“四、三”两个句节组成,而五言则一般由“二、三”两个句节组成。这种节律到了成熟的唐人近体诗中,显得相当的稳定。我们不妨举王维的律诗为例:
终南山(五律)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首诗是比较典型的“二、三”型节律。我们认为,所谓句节,或称“半逗”,不仅仅是一种诵读上习惯,就诵读来讲,五言诗句的停顿处,习惯是会在第二字的后面,即分成前二、后三两节来读。这是因为五、七诗都是奇数句,其美感的奥妙也在于并非四、六言那样的节奏均分之美,而是在最后一个节拍中,留下来一个空档,造成一种余音向前滚动的感觉。实际五言自然地形成“二、二、一”三节,“二、二、二、一”四节。前面的两节(五言)和三节(七言)都是偶数,加上平仄相间,造成一种均匀的节奏感。最后一个节拍,则是奇数,留下一个空档,让余音往前滚动,造成舒徐、余音袅袅的感觉。这个余音的部分,日本的松浦友久称为“休音”(松浦友久《节奏的美学》)。因为这个展示奇变、滚动的韵律效果的“休音”的存在。所以,五、七言的常规节奏,应该是将偶数放在前面,奇数放在最后。即应该是“二、三”两句节,而非“三、二”两句节,是“四、三”两句节,而非“三、四”两句节。不然的话,就无法造成舒徐、余音袅袅的感觉。其实,有不少吟诵者,习惯将最后一个字拖长音,甚至干脆加上一“欧”、“啊”、“哪”这样的虚字,就如骚体中的“兮”字一样。要典型地体现上述五、七言诗的节奏规律,就要句式上也造成相应的“二、三”、“四、三”的句式,而不是在吟诵上人为地将其分为两个句节。讲到这一层,就已经是句法的问题。如何掌握典型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应该是近体诗句法的最基本的含义。我们再看王维《终南山》这首五律,就是比较典型的“二、三”型句法。前面六句的头两字“太乙”、“连山”、“白云”、“青霭”、“分野”、“阴晴”都是名词型词,也可以说主题型的;后面“近天都”、“到海隅”、“回望合”、“入看无”、“中峰变”、“众壑殊”,都是状述型的。这些句子,前后两部都可以比较清晰分成两个句节,也就是说中间可以加上一个“句逗”。最后一句“隔水问樵夫”,“隔水”与“问樵夫”,也比较自然地形成两个小句子。但是“欲投人处宿”这一句,从句式上讲,就不是典型的“二、三”型了。可见所谓“半逗”,其实是相对的,只能说体现了大部分诗句的规律。一般来说,盛唐正宗诸家的句法,近于正体。我们刚才举了王维的一首五律。现在再举贾至、王维、杜甫、岑参等人的《早朝大明宫》七律,都是典雅华赡的体格。其中的句法,也都是典型的“四、三”型。举岑参一首为例:
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千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这一首诗中,除了第七句“独有—凤凰池上客”是“二、五”句式外,其他七句都是典型的“四、三”句式。我们再看其他几位诗人的同题之作,其中第七句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王维的“朝罢须裁五色诏”、杜甫的“欲知世掌丝纶美”,都可以分为“二、五”两个句节。也可见七言“四、三”、五言“二、三”是一种正体,但却非铁律。句法的讲究,不仅在于深谙其正,更在于穷尽其变。例如拗律诗,不仅音律拗折,并且会配以变化的句式。
所谓“句法之学”,并且简单地告许学习者上述的句式法则。更重要是领会这种句式法则中所包含美学意味,即充分体验、纯熟地掌握上述句式法则。达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样的境界,写出充分体现五、七诗的句律之美的作品来。同时,同时五、七言,近体与古体的句法又是不同的。比如“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扫万古凡马空”(杜甫《曹霸丹青引》),就是典型的七言歌行的句法,用之七律,则觉粗豪。而“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则是典型的七律的句法,用之七古,则觉绮碎。而“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则是小令的句法,用于律诗,则觉纤弱。我们强调写作诗词要重视句法,不仅是指要深知古诗句子“半逗律”及七言“四、三”、五言“二、三”为常,非此为变的规律;更重要的还是要掌握句法为的美学意味。不仅如此,不同时代、不同诗人、不同经典,其句法都是不同的。所以说要遍参古人的句法。这才是学诗者要下的功夫。
前人也有尝试以语言学的方法,来概括、归纳近体诗的句式。这类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句法并非象“语法”那样东西,首先它是变化与规范、法与无法的统一;其次它是具体地存在经典的诗句中的,离不开具体的句子。句法与词气、意象、情绪等密切相关,是一种生动的、活的东西。所以,说到底,句法与性情、风骨等一样,是一个美学的范畴。是提示性、启示性作用的,不是什么技术的数据规定。同样,句法也是生与熟的结合。今人诗词,多不谙经典的句法,造句常有生硬、鄙俗、直白等毛病。但我们也看到前辈、甚至古人的诗中,时有滥用经典句法,而变成陈熟、肤泛的。
诗家重句法之义,萌芽于南朝。其最初的概念是“佳句”。《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句。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这里面透露出当时诗家讲究炼句的信息,而“池塘生春草”句法之妙,正在天成。这是句法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实这种讲求佳句的作风,在当时很普遍的,名句、警策之句的特别受到时人的标举,也时有所见。钟嵘《诗品序》称时人作诗:“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钟氏又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所“警策”、“胜语”、“佳句”,意思大体接近。可见作诗讲究警策这一个道理,那时诗人们已经完全明白了。永明体的产生,更推进这一意识的成熟。而传诵佳句的欣赏习惯,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突出起来的。如《南史·王弘传》记载:王籍作若耶溪诗,有句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刘孺见之,击节不能已已。到了唐代,标举警策之句也是诗人日常评诗、学诗的一个基本方法。殷 《河岳英灵集》在评诗人时,多标举其警句。其中评论王湾《次北固山下》是最为突出的一例:“‘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张燕公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这里所说的“楷式”,就是指创作诗句的法度。不过张说并没有具体地说出来,指示用这一联诗,具体地启示能文之士去体味其中蕴藏的法式。这就是古人指示句法的上乘的作法。到了杜甫,法度的概念趋于成熟,其中《送高三十五书记》“佳句法如何”,明确地在南朝以来流行的“佳句”讲求中,引出“法”这一概念。
唐代格式类著作,常常总结各种格、势,大多流于拘泥,形容格势,语多牵强。即使诗学见解很高明的皎然《诗式》,也总结出各种格势。如其列举诗中有“跌宕格”、“(氵屈)俗格”、“调笑格”等等。这对初学,或许有所启发。后来一些学者,则尝试总结绝句、律诗中的一些特殊的章法与句法,来指示学者。其中冯振的《七言绝句作法举隅》、《七言律髓》两书,在近人这类著作最有代表性。两书都是对搜集绝句、律诗中的一些常用的章法、句法。如绝句中有一首诗重复使用同一词的作法:
渡桑干
贾岛
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向咸阳。
无端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夜雨寄北
李商隐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题智永上人潇湘夜雨图
邵博
曾拟扁舟湘水西,夜间听雨数归期。
归来偶对高人话,却忆当年夜雨时。
冯氏总结此例:“上一法四句旋转而下,故第四句必有一、二字与第一句相复者,而句首并多用‘却’字。”他还对绝句中经常使用的一些虚、实字,如“输与”、“分明”、“不知”等等的具体用例,搜集用例,达五十六种之多,对于学者使用学习古人句法,是有所帮助的。但是这也是拘泥于形迹,而未及变化之理。
所谓句法之义,更重要的还是风格上一种体味,即造成一种符合诗歌的语言艺术特点,典雅而富有新意的诗句。近体诗的句法,总体上说,以律调风清为成调,到了形成句律精深、雄深雅健等境界,则可以说是已经成家。
我讲的三个问题,虽然是正面地讲,但大家如果愿意认真地体会,联系当今的诗词创作,对照自己的诗词写作,也可以是切中时病了。我自已在实践也跟不上,但这些认识,却并非虚谈。
作者简介
钱志熙 ,男,1960年出生于浙江乐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文体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2012年被评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78年考入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温州师院。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于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刘禹锡研究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学术部主任等。勤于学术撰述,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发表论文近两百篇。另外,长期担任北京大学诗词社团“北社”的指导老师,支持并推动高校古典诗词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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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志熙;供稿:张海鸥;编辑:璐雨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