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唱衰的机构媒体：刘强东事件背后我们需要反思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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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唱衰的机构媒体：刘强东事件背后我们需要反思什么

From: 大卉拖鞋哥新传考研 2019-08-21

作者 | 大卉

编辑 | 稳稳

本文为拖鞋哥新传考研 原创作品，转载请授权

20级新传考研交流3群：231813627

在寻找汤兰兰的报道中，在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中，在刘强东案的真假视频中，机构媒体似乎正在与它长久以来所赖以生存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背离，转而走向了时效争夺的第一战场。

例如信源单一、报道不平衡、标题误导读者以及预设立场等问题，都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在对频繁新闻反转的倦怠与愤怒之后，反思机构媒体作为公信力的代表，为何在新闻真实这一领域失了话语权？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

案件回顾

2019年4月22日

微博账号「明州事记」于 4 月 22 日发布了两段视频片段。

其中一段配以「仙人跳实锤？明州公寓视频曝光，女方举止亲密主动要求刘强东进入」的标题，显示女方手扶刘强东胳膊，并作出引导手势。

微博账号「明州事记」的注册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微博内容仅为这两段与此事有关的视频。刘强东代理律师陈曦称“视频属实”。

2019年4月23日

各方回应视频。

不过明州警局发言人表示警方未发布任何视频。原告女子的美国代理律所称视频中的场景与当事人在诉讼中描述的场景一致。

同日下午六点

微博用户“@陈纯Camus”称获得原告授权并发布案件完整公寓视频。

同日，刘强东在公寓被警方带走的视频流出，双方谈判的录音曝光。

2019年4月24——2019年4月25日

视频内容趋于完整。

网友“@声援jingyao”发布案件饭局视频，视频里显示刘强东与涉案女子坐在一起三小时，期间女子被劝酒19次，与诉讼书描述一致。

另一则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刘强东助理在公寓苦等7小时。媒体获得24G监控视频。

2019年4月26日

原告女子回应。

原告女子JY回应称自己“一直在拒绝”，否认“仙人跳”，报警后改口与警方说自己是自愿的是因为害怕报复，之前流出的录音受到剪辑，另外她表示诉讼获得的赔偿将全部捐出。

1.以偏见对待偏见：新闻报道中的事实离场

纵观刘强东案，发布有偏向引导的微博账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上面说的微博“明州事记”，于4月22日先后发送两条剪辑视频，也是监控视频里最不利于女生的两处，同时视频内配引导性文字。第二个则是微博“独家互联网”，发布案发当天的出警记录，但仅放出和JY单独面谈的警官的出警记录。

女方则在多个渠道相继发声。公开的起诉书，认证的微博“陈纯Camus”，据JY说这是她一个朋友的老师。以及最新接受的《财新网》、《财经》等媒体的采访。

刘强东与JY，一个是中国富豪，一个是21岁女留学生，为何会在这样一个时间点相遇？就餐过程中，有无人劝酒？为何女生餐后跟着刘强东一行人离开？从上车到女生公寓楼下，又发生了什么？案发的晚上到刘强东被捕，发生了什么？媒体似乎力求给受众呈现一个完整的结果，却忘了他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去挖掘真相、求证事实，把下结论的权利交还给受众。

事实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介形式的不断产生与广泛运用，已经造就了媒介社会化的基本状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新闻业时代的新闻传播主体结构方式，初步形成了一个“共享”新闻资源、“共产”新闻文本、“共绘”新闻图景的“共同主体”时代。

然而，真实、真相当然不是通过简单的“人多力量大”的主体方式实现的。半个月的交战，看热闹的围观者、自称知情人的爆料者、有影响力的微博大V们，把水搅得越来越浑，但事情的真相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

调查显示，81.9%的用户认为获取有深度的独家内容比较困难；75.8%的用户看到过新闻的反转。“自媒体太多，记者太少，事实不够用了”，已成为今天网络媒体生态的真实写照。而社交媒体塑造下，更加开放的公共舆论空间，同样也滋生着情绪化、极端化的风险。当媒体人马虎地咀嚼着事实，又毫无节制地宣泄情绪时，由此带来的伤害和裂痕已经显而易见。

《世说新语》里说有几个人一起比赛作“危语”，一曰“矛头淅米剑头饮”，二曰“百岁老翁攀枯枝”，三曰“井上轱辘卧婴儿”，最后一人说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旁边人忍不住惊呼出声：“实在太危险了！”

或许，我们的社会似乎正越来越陷入这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境地。

2.从时新性到实时性：延迟性的终结和空间的释放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延迟性？

传统的新闻媒体通过筛选新闻线索，选取其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并通过采编人员的调查、核实，最终呈现出一篇新闻，个中的环节必须要一定的时间来厘清和冷却驳杂的信息和线索，延迟性就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的用武之地。

可以说，传统的新闻生产是建立在延迟性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存在新闻报道与新闻事实之间的时距，我们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叙事，才可能选择值得报道的媒介事件，才可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来呈现这一媒介事件，于是才有新闻价值一说，也才有新闻真实性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新闻价值是一种“事后”的选择标准；我们探讨的新闻真实，则是指在转述过程中我们可以容忍的新闻生产方式。

然而，在刘强东案的报道中，不少媒体在报道过程中，缺乏对事实的求证，而选择直接转发视频或是引用微博用户“@JTN陈曦律师”的发言：“本人为刘强东先生的代理律师，经当事人确认，该视频内容属实。”并且使用了“刘强东律师证实视频内容属实”这样的标题。

新闻对时新性的要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新性发展成了实时性，受众对于延迟性的容忍度降到极低的程度，人们等不及审慎的判断和理性的加工，要求在新闻发生的同时就知情。

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中，也有这样一段插曲。在新闻播报中途，助理编辑李大芝接到电话称泰国普吉岛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即使面临信息未经查证的心理斗争，当看到两家其他媒体进行报道之后，“别人都播成这样了你还在查？”，“如果怕输你就播啊”，“要赢就是要快啊”，副总监宋乔安做出了播干稿的决策。然而讽刺的是，播出后收到泰国办事处的申明，爆炸事件子虚乌有。

这里呈现出一个有趣的悖论，传统媒体声称新闻价值的要素在于时效性，但是它们存在的前提恰恰是延迟性。没有了事件发生和报道产出之间的时间差，传统媒体在选择、呈现、可靠性和权威性方面的优势便荡然无存；但如果坚持这种延迟性，就总是落后社交媒体一步，在议题设置和舆论引导层面处于极度被动的状态。

最常见的情况是，早在新闻从业人员确定事实的新闻价值之前，网络上可能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又或者已经成为过时的旧闻。

3.报刊的有机运动：合理的容错方便了谁

刘强东事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次反转发生在视频和电话录音：

视频分别是由“明州事记”发布的剪辑版视频和“声援jingyao”发布的案件完整版视频。视频里显示刘强东与涉案女子坐在一起三小时，期间女子被劝酒19次，与诉讼书描述一致。另一则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刘强东助理在公寓苦等7小时。

电话录音则是由南方都市报和原告发布，与完整版视频对比，南方都市报发布的来自匿名邮件的电话录音做出了 23 处剪辑，掩盖了电话其实是由刘强东代理律师主动拨打的事实、掩盖了刘强东代理律师反复催促原告提出解决方案，而原告再三表示自己不清楚的对话过程。

视频和电话录音从剪辑版到完整版花了三天的时间，而一则新闻从获取线索到成稿可能只需要短短的几小时，在对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产生失误，许多媒体早已出现过甚至可以称作轻车熟路。而对于媒体的报道，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报刊的有机运动和不加求证的新闻报道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说到“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详尽无余地叙述事实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与根源”，“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被揭示出来”。

报刊的有机运动理论说明事件的真相展开需要一个过程，而新闻报道需要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但是事实的发生、发展，以及人们对事实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因而关于事实的报道，有可能在开始阶段出现差误，后续的报道应该自然而然地、不止一次地纠正以往报道中的差误，直到事实被完整地真实地揭示出来。

那么刘强东案中媒体对于剪辑版视频的报道以及意味深长地“疑似‘仙人跳’”描述，是否也是接近新闻真实的过程中的差误呢？媒体是否可以自信地说“我发布的报道是客观的，不带感情偏向”呢？我认为不是，而给媒体报道失误给予容错机会的，或许正是我们的遗忘。

根据霍夫兰的休眠效果理论，信源可信度影响着态度劝服效果，信源可信度高的效果好，信源可信度低的效果不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脑对信息的记忆量逐渐减少，次要属性（信源）和主要属性（信息本身），两者间的联系减弱，信源可信度对信息的影响减弱，最终影响说服效果的是内容本身。

在信息更迭速度越来越快的今天，人们对于信源的遗忘速度越来越快，我们已不记得发布“独家新闻”称女子“仙人跳”的媒体是谁，但我们还沉浸在“仙人跳”和爱国主义情绪的挑唆下，这在本质上与“五千四级包过，没过全额退款”并无区别，毕竟第一时间的发布，既赚足了流量，有无需付出高昂代价，可以说是稳赚不赔。

再如重庆公交车坠江案，演变成对“女司机”的舆论审判，不管是基于刻板印象之下的“合理想象”还是未经求证的信息来源的误导，伤害已经造成，然而还为来得及给女司机情正名，媒体们已经投入到下一轮信息争夺战中，它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删除帖子或是在下一篇帖子中注明“更正”，可见犯错的代价实在太低了。

结语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提到，我们的社会今天需要的是：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第五，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

这五项理想化的需要，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媒介来满足，有些需要根本就不适合某个特定的单位，所有需要在传播产业各部分中的适应程度也不尽相同。然而这些标准对新闻界的管理者而言并不是新东西，它们大部分来自他们的职业和实践。

通过这篇文章，我希望提供一个角度，去描述在媒体的操作规范和实际操作中，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背离。并非去指责媒体的不作为，而是试图从媒体的行为中去寻找一种合理性，并探求这合理性产生的根源，毕竟，真相总会在不断的有机运动中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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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重塑新闻价值：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胡翼青李子超

2.《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美新闻自由委员会

3.《媒体变革勿忘价值坚守》人民日报

作者：

大卉，鞋哥2019级全程班学员，北京交通大学已录取

主编：

希希，中国传媒大学硕士

songvoyager，中国传媒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