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人 | 朗兹曼：纪录片的导演，动作片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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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的导演，动作片的人生

柏林电影节上的朗兹曼

史上迄今最长影片《浩劫》的导演，法国人克劳德·朗兹曼，以92岁高龄在巴黎去世。说起《浩劫》，稍知电影的都听说过，围绕它的拍摄事迹，延续了影片自身带来的感动：朗兹曼耗费了11年，其中5年用于剪辑；拍摄团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去问，去找那些与大屠杀有关的人，去触碰他们的伤口；拍摄的时候多次冒风险，有一次因为访问一名前纳粹，偷拍被发现，朗兹曼被几个人痛打，几乎没能活着回来。

关于剪辑过程，朗兹曼说，只有他自己一次次看、一次次都流泪的内容，他才决定保留下来。还有一个不能不讲：在《浩劫》之前，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阿兰·雷乃的《夜与雾》，不过《浩劫》呈现了《夜与雾》等作品都没有呈现的东西：集中营里的毒气室，进去的人无一生还，因而没有一个见证者。

多么不容易，这得多大的责任感和勇气？

《浩劫》

“如果说《浩劫》有结构，那就是一座坟墓的结构，这部影片就是一座坟墓，因为那些被杀掉的人没有坟墓。”这是曾亲见朗兹曼的祝凤鸣在纪念文章中写下的话。2009年，朗兹曼发表了回忆录《巴塔哥尼亚野兔》，其中有一百多页写的都是《浩劫》，解释了各种凝视的眼神，各种无法言说的时刻，各种意味深长，将观众精准地导向悲悯，并透过悲悯，进入对于死的沉思的效果。

此外，书中还披露了更多坎坷，例如，《浩劫》的拍摄，是1973年受以色列工党政府资助启动的，到1977年，朗兹曼还没能拿出任何成果，导致以色列一怒之下断了他的资金，闻讯后的朗兹曼一着急，掉下楼梯，还摔折了一只脚。

2017年在戛纳电影节上

对这个人肃然起敬，是很自然的。不过，接受以色列资助这个事实，在朗兹曼悲悯、勇敢的知识分子导演的形象中，重重添加了“拿了钱就把活儿干漂亮”的一笔。这也给他招来了有力的质疑，《浩劫》是不是一部被政治意图所玷污的纪录片？以色列从中得到了利益，正像历史学家什洛莫·桑德所言，《浩劫》仅仅表现了600万欧洲犹太人的苦难，可是死于大屠杀的总人数，是1100万。

也许，相比于为死难者发声，让死亡得到铭记，给没有坟墓的人建一座艺术的坟墓，等等感人的动机描述，朗兹曼更看重的，其实是“把活儿干漂亮”？

接受拍《浩劫》的任务，对朗兹曼而言是一次求之不得的机遇，如果干得漂亮，会给他以巨大的精神满足。不过有一点得指出：朗兹曼的父母是俄裔犹太人，可他父亲1900年生于巴黎，他也一样，炖久了，巴黎味道入了肉里，改变了面容，朗兹曼说他身上继承旧法兰西的遗产比犹太遗产要厚重很多。饶是如此，在法国被纳粹占领的时候，他父亲还早早地将他移出巴黎，藏到了外省。法国犹太人在那段时间惨遭搜捕，朗兹曼完全没事。

如果他受创伤深重，沉浸其中几十年，估计不能拍《浩劫》，因为心理上无法承受。相反，正因为没有经历过多少风险，他反而跃跃欲试，觉得这个活儿刺激，非我莫属。

从他的回忆录来看，这个人是想到什么就去做的，因为他那么渴望用行动去填满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哪怕冒风险。他丢掉了俄裔根系，却把自己往“战斗民族”的方向打造，驾驶飞机，滑雪，长距游泳，各种极限挑战，他都尝试。他在维希时期参加了抵抗运动，帮着偷运过军火，他曾驾驶一辆雷诺车飞过屋顶。在回忆的时候，一般人会找几个有成就感的亮点出来渲染渲染，朗兹曼则巴不得给你讲到地老天荒：某天我跟总统见了下，某天我第一次飚车到200公里，某天我去攀岩，爬着爬着手一滑……

他的职业是拍纪录片，可他的日子照着动作片来过。

朗兹曼在他的另一部纪录片中

他回忆的一件事，很值得讲讲：1977年8月29日，星期一，他在以色列北部的名胜小城凯撒利亚下海游泳，不慎溺水，被一位名叫约西的救生员拼死救上岸。他在书中说，就在七天前，那个周日，英国驻以色列大使也在这里溺水，援救者也是约西，但晚了一步，最后只打捞上来了大使的遗体。这个信息错了，实际上那位大使溺水是在一年前，1976年的8月28日，可他犯的这个错误却反映了他的个性：每一场遭遇都该有点戏剧性，如果没有，也要让它有。

他溺水不止一回，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埃及附近溺过水。此外他撞过车，翻过船，徒步远足多次遇险，伤筋动骨不少，当然还被人打过。这都是他自己说的，一个渴望活出戏剧性的人，大概天生会有种魅力的，他说他跟这个国家的王妃、那个国家的公主认识，有过一夕之欢，你也挑不出什么毛病。

作为法国人，朗兹曼再吹嘘自己的艳遇，也不会落下“直男癌”的口实，他在朝鲜邂逅一名美丽的女护士，女护士当场把衣服拉下来给他看胸脯上的伤，后来他一辈子都想念她。这个传奇时刻听起来丝毫不猥琐，只会让你觉得他多么重感情。

年轻时的样子

一说《浩劫》的九个半小时，人们就会想，确实，只有时间够长才能酝酿出那种此恨绵绵的味道，导演也是不辞辛苦。但不应该忽略的是，朗兹曼是个有意追求“之最”、追求“唯一”的人。在他的众多身份中，“《浩劫》导演”之外最为耀眼的一条，就是“波伏瓦时间最长的情人”，再看回忆录，朗兹曼说得既自豪又精确：我是唯一一个跟波伏瓦结为事实上的夫妻的人。

朗兹曼生于1925年，结识波伏瓦时26岁，而波伏瓦44岁。世人皆知波伏瓦同萨特乃“自由情侣”，也知道他俩各自都有情人，可朗兹曼却能成为最特殊的那一个。他跟波伏瓦的关系，其他进入波伏瓦生命的男人都不可同日而语。年初的时候，耶鲁大学从他手里买下了波伏瓦写给他的一百多封情书，内中尽是赤裸裸的词句。

“我的宝贝，你是我第一个至爱，也是唯一一个、或许永不再有的至爱。我曾以为我永远不会说出这些话，可当我见到你，它们就自然涌了上来：我崇拜你，用我全部的身心崇拜……你是我的命运，我的永远，我的生命。”——在著作中表现得无比理性、辛辣、尖刻的波伏瓦，在信里却这么跟朗兹曼说话。

与波伏瓦、福柯等在一起的朗兹曼（最右）

这俩的关系差不多是从1952年开始的，此前，波伏瓦有个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到1950年代初，朗兹曼在萨特—波伏瓦主持的《现代》杂志社工作，并担任萨特的秘书，随着阿尔格伦渐渐走远，他就及时顶了上来。在信里，波伏瓦明白地讲，她跟萨特是毫无肉体关系可言的，又评说了一番阿尔格伦，说她和他在一起时，她从未真正亲密过，更从未交出过内心。

萨特—波伏瓦一生保持了令人羡慕的“开放式情人关系”，而当这“开放”里加入了朗兹曼，又有一封封直白热辣的书信为证，细细想来，还是蛮教人咋舌的。他们怎么承受这些呢？朗兹曼说，1952—1959年间，他们两人就是事实夫妻了，波伏瓦的身体伙伴由他担任，思想伙伴仍是萨特，工作伙伴的职能由两个男人分摊，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出现过极其不自在的时刻。可以知道的也是朗兹曼告诉我们的：他的妹妹埃弗琳，被萨特勾搭了。

这些书信一直被朗兹曼保留着，他主动卖给耶鲁大学的（价格未知），主因是他得知波伏瓦的养女勒崩打算出版波伏瓦的所有信件，唯独刨掉她和朗兹曼的那些，他才主动公开了这些信——他抵触勒崩的选择性记忆，不想被后人从波伏瓦的世界里删除。可是，谁又能避免“选择性XX”呢？比如，他在拍《浩劫》的时候，是不是也选择性地呈现了大屠杀呢？

九个半小时，是劳绩，是纪录，但也是口实。什洛莫·桑德就抓住了这个口实，他发问，片子为什么只反映纳粹在东欧执行的犹太人屠杀，而忽略了精致美丽的西方——例如法国发生的同样的事情？《浩劫》没有理由这样偏废，因为你有那么长的时间，应该展示完整的图景。

有名的影评家罗杰·艾伯特说，《浩劫》是最高贵的电影之一，它无关宣传，无关政治，而是一次见证，但2002年，以色列历史学家什洛莫·桑德写了本希伯来语著作《作为历史的电影》，其中先是举证指出《浩劫》的拍摄受了以色列政府的资助，因而是“有关宣传”的，然后，他专门说到电影对法国人行为的有意忽略：没有一个镜头表现法国人是如何出卖犹太人的。后来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犹太人》一书中，桑德将政府资助一事搁下不谈（毕竟太涉及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更加尖锐地指向了朗兹曼的选择性：

“在长达九个半小时的电影《浩劫》里，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原谅的是，没有出现过一次从法国开来的死亡列车！也绝少提到1942年7月，当犹太儿童被送往冬季体育场的时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对冷漠的居民，以及他们之中的那些在花神或双偶咖啡馆里消磨时光的知识分子……”

朗兹曼与奥斯威辛幸存者

这段话里所说的历史事件，是1942年7月16—17日，法国警察帮着纳粹抓捕了一万多名犹太人，包含四千多孩子，先关押在冬季体育馆暂，后送去了奥斯威辛。至于咖啡馆文人，当然就是指的波伏瓦和萨特等人，桑德这是存心寒碜朗兹曼。维希时期，波伏瓦正在学校教书，曾签名承诺说自己不是犹太人——她的确不是，可是，她和萨特都有犹太朋友落难。从单个人的角度看，波伏瓦的举动顶多就是辜负了朋友，但法国的犹太人一车又一车地被抓起来，每一个坐视不管、只是撇清关系的法国个体都是有责任的。

桑德用“记忆代理人”这样的名词来讽刺朗兹曼，说他的电影迫使人们跟着他确立的选择标准，去回忆那些可以和应该回忆的，忽略那些不可以、不应该回忆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究竟有多大的勇气：雷乃的《夜与雾》是在一个有更多的事实不宜言说的时代——五十年代拍的，但那个片子里有过法国宪兵的镜头，可到了《浩劫》却没有了。此外，《浩劫》也把犹太人钉在唯一受害者的宝座上，即便影片主要是在波兰摄制，片中死难的也全是犹太人，同等数量的波兰死者却只字未提。

他是幸存者访谈专业户

这些批评，朗兹曼躲不了。九个小时的时长，让影片所展示的东西留存在人脑中的印象牢不可破，同时也让没有展示的内容显得彻底不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存在了。尽管朗兹曼很厌恶商业味十足的《辛德勒名单》，但这两部片子却取得了同样的一个效果，那就是让犹太人垄断了“受难”的权利。

不过《浩劫》的伟大还是毋庸置疑的——有它总比没有好，朗兹曼哪怕只是出于个人野心，也做了正确的事情。他精力旺盛，凭着以行一份天职的自觉来寻求有为，把事情干得漂亮，目的并不是荣耀上帝（虽然他是犹太人），而是为了不断确认自己把生命的每分每秒都活到了极致。这里面有虚荣心的作用，有逞能的因素，但也能归结到一种特别真诚的人生哲学：生命这东西不能浪费，你无暇休息，一直在忙活，生命也就永远不会结束。

这跟他拍纪录片的理念也是一致的：虽说《浩劫》的主题是死，可是九个半小时，让人感觉影片拍尽了围绕着死的生者。所有留存的东西，有一线可能，就去打听，去寻找。在片子里，有的当事人不再说话，或者不会说话，镜头就对准脸，恶狠狠地放大，放大，放大。这种穷尽一切的热望，压过了悲悯、良心、责任感之类传统的说辞。

当年他流着泪剪完《浩劫》，心里是伤恸和自豪并存的——也许自豪更多一些：这么一件大事，我不做，谁能来做？现在我做完了，下一小时我该做什么？就在朗兹曼去世前不久，他的最后一部纪录片《四姊妹》正在法国公映，时长也达到了四个半小时，用的则是《浩劫》用剩下的料。不能浪费，浪费是对生命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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