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浪漫，都属于存在主义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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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浪漫，

都属于存在主义的法国

“这种兴奋啊——从不记得我有这么兴奋过”，艾丽丝·默多克在1945年说。她于七年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书写得一般，只能算是默多克这位后来的名作家、布克奖得主的牛刀小试，不过，不管她是有所成就还是一直籍籍无名，这样一次写作对萨特而言都够得上殊荣。

因同一个原因而激动万分的，当然远非默多克一人。那么萨特本人知道他正在成为偶像吗？如何把自己铸成知识偶像，也是一门值得研发的技术，以今天的话说，多写“金句”肯定是最好的办法之一。那时的萨特已经露出这方面的天分，他的语句之所以读来含“金”量高，形式上的原因有二，第一是那种不容置疑的语气，第二则是始终从个体出发、以“人”为主语的写作风格，“人”可以如何，“人”能够如何，“人”永远不会如何。

艾丽丝·默多克的《萨特》

风格是很有讲究的。鸡汤文的语气也常常是很确定的，但总是“你”字当先，“你”一定要怎样，“你”能做到什么，将广告心理学和培训师心理学用到极致。“人”字当先，却自带一种庄严的宣言感。论其渊源，它与神学文本关系密切，活跃在三四十年代的神学学者西蒙娜·韦依就言必称“人”，以凸显作为整体的人的神圣性及其在上帝面前的无差别；但是，萨特将自由交还给了人，对那些苦于身不由己的个体，他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过去的神拉回到自己身上。萨特有个一击必中的断语：“不自由也是一种自由”，即便听者一时不理解，不赞同，一颗有爆破力的种子是已播下了：他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他的自由是开放的，宽绰无边，甚至可以容纳它的反面。

萨特与阿隆，晚年的和解性握手

存在主义在法国发生，直接的影响源乃德国的现象学，而让萨特了解到现象学的人，则是他在巴黎高师的小同学雷蒙·阿隆。举凡大事，最好得有个带点戏剧性的开端时刻，莎拉·贝克韦尔关于存在主义的故事，差不多就是从1932—1933年那个“杏子鸡尾酒之夜”开始叙述的，这一段轶事，由于出自西蒙娜·德·波伏瓦文学味道十足的回忆录，故而无论由谁来复述，都说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只能描述三人所在的酒吧当时的氛围——而这氛围，很大程度上又是由酒吧的名字——“煤气灯”——来推想的。杏子鸡尾酒是“煤气灯”的特色饮品，酒上来，当时正在研究胡塞尔的阿隆指着酒杯对萨特说：“你看，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脸色发白，”波伏瓦写道，“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描述他仅仅是看到、摸到的东西，然后提炼出哲学。阿隆使他确信，现象学完全适合他眼下所关注的重心：超越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同时确立理性的至高无上，以及可见的世界就像其呈现在眼前那样的真实。”接下来，萨特冲到圣米歇尔大道上的一家书店里，在那里买了胡塞尔的法国学生、哲学家列维纳斯的书，接下来的细节更是不会被任何研究者放过：“萨特等不及拿裁纸刀，直接用手撕开书页，边走边读。”

细节历历在目，实在太有名，到贝克韦尔在《存在主义咖啡馆》（此书原版2016年问世，相当新）里再次讲述时，我都不知道是第几次重温了。与别人略有不同，贝克韦尔从萨特“脸色发白”中推测他的心情不仅仅是兴奋，还有几分恼怒，恼怒有人抢先一步研发出了一种“破坏性的哲学”。我忽然觉得，煤气灯咖啡馆里的三人，与《三国演义》里所写赤壁之战前夕，中军宝帐里议事的周瑜、鲁肃、诸葛亮三人有种神似：三人的利益完全一致，但周瑜在从诸葛亮那里听到巧计时，不仅因英雄所见略同而欣喜，更产生了在日后构成深刻嫌隙的嫉妒。

他俩从未与阿隆同框

英雄都是时势造的，若是没有后来的二战，没有法国被德国侵略并占领了三年多，彻底摧残了法国人的三观和民族自信，萨特也很难在1945年，年满40周岁的时候异军突起。时势让英雄的诞生充满魅力，而英雄之间微妙的人际关系，酒杯里明晃晃动荡的光彩，亦成了法国存在主义整幅“图景”里的一部分。什么叫法国人的魅力？德国的3H——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三个人三辈子加在一起，都找不出这么一个时刻来让人津津乐道。

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现在俱乐部”发表演讲，遭遇观众的疯狂围堵，由此，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已是名人，为这种狂热增添戏剧性的，是他仅有1.52米的身高——这真是近乎巅峰的励志感。而对萨特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马丁·海德格尔此刻在干什么？他正为他藏在乡下的手稿担惊受怕，还有他的两个毫无音讯的儿子。

海德格尔：尤里卡！

萨特的“自由日”，就是海德格尔受困时。考虑到两人思想学说方面的密切联系，考虑到两人所属的国家在这几年里命运的此起彼落，特别是考虑到萨特、阿隆、波伏瓦的“杏子鸡尾酒之夜”，就发生在海德格尔为纳粹德国当大学校长期间，简直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绝妙的对比了。海德格尔并不是没有“时刻”的，但他的轶事，他私下里的谈话，总是跟那个政治污点有关，很难看到他有像萨特那样放松的、性情的、顿悟的时刻。即便在纳粹上台后十分活跃，连法国人都对莱茵河对岸的老冤家且敬且畏的那几年里，海德格尔的行动、言论，现在也都被推定为是某些心事的反映，总免不了这样追问：“他究竟是怎么想的？”

《存在主义咖啡馆》里写道，1945年3月，在同盟国进入弗莱堡，征用了海德格尔在那里的住宅，海德格尔则提前一步离开了那里，避居多瑙河畔的威尔顿斯坦城堡，这座城堡为一位亲王及王妃所有。

“与此同时，一小群大学难民——大约十位教授和三十名学生，大多是女性——已经骑车穿过黑森林，随后，海德格尔骑着儿子的自行车也追上了他们。他与王妃及其丈夫一起住在附近看林人的小屋里，把这里当成了家，而其余的人则爬上了童话般的城堡。”

儿子在军队，生死未卜，55岁的大教授骑着车与其他人一起逃难，途中他会跟别人说些什么？他是不是被自己的哲学所保护？厚厚一本《存在与时间》，其核心论述的就是“向死而在”，就是人应该明确，自己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彻底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和必死性，接受心中的“畏”，从而从“常人自我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真实、本真的自我”，那么写出这些灼见的人，是不是已经超然于当前的种种变乱，如同一位淡泊的智者那样“从心所欲”了？

我们不知道。莎拉·贝克韦尔也不知道。她说，在山上，海德格尔给学生和同事们讲荷尔德林，人们快活地度过了几个月后，下山回到了弗莱堡。萨特意气风发之时，海德格尔多少过着偷偷摸摸的日子，萨特的每一步行动都在创造，海德格尔则等待着清算，在“向死而在”的漫长路途里，他得先过这一关。

哲学家理应以其留下的文字来被人了解，但是萨特和海德格尔形成的反差太鲜明，还是让人替后者感到一点点惋惜。当贝克韦尔谈到海德格尔的思想变化时，哲学家本人就变得抽象起来，更合乎德国人给人的一贯印象；正如深受德国哲学影响的雷蒙·阿隆，尽管留有厚达七八十万字的回忆录，尽管他也像海德格尔一样，人生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但任何人写阿隆，也只能把他写成一个相当纯正的“思想者”，一个专一地以文字和书本为生、个人的性情表演十分匮乏的人。本质上，他们不属于酒吧和咖啡馆：在那个寒天的“煤气灯”里，脸色发白的必须是萨特，而不是阿隆——波伏瓦不会提到阿隆在说完话后是什么样的表情，他的任务就是引出萨特的形象。

作家和作家的关系

关键在于波伏瓦！萨特本就是文学高手，他所写的战后巴黎见闻，足以跟乔治·奥威尔伟大的战时笔记相媲美，同属于最杰出的“报告文学”之列（而海德格尔就对记录德国的现实不感兴趣），而在他身边，又有波伏瓦用她富于文学修养的文笔来记述萨特和她自己的行踪。贝克韦尔精辟地写道：萨特即使与波伏瓦疏远，也“仍然是波伏瓦不变的参照点，是在她需要的时候，可以沉迷其中的人。”“沉迷其中”，就是这四个字，“他们的关系是一种作家间的关系”，他们“都无法控制自己的交流欲望。他们写日记，他们写信，他们告诉彼此每天的每一个细节……”

施康强先生选译的这本小书，我热爱萨特的起点

梅洛-庞蒂就没有萨特那样的魅力，“因为他的微笑和讽刺式的举止会让她分心”——这句描述很关键。梅洛-庞蒂是和萨特、波伏瓦齐名的存在主义人物，然而比之萨特，他太“正常”了，自成一体，缺少萨特那样明显的、迷人的矛盾：“他人即地狱”和他同波伏瓦的关系之间有矛盾，“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和他不知疲倦的写作、不知疲倦的政治参与之间有矛盾。对这些矛盾的每一个对立面，萨特都是投入地确信，投入地实践的，只有极端不解风情的人，才会要求他“言行一致”。

梅洛-庞蒂

正是他们在文字上持续不断、事无巨细的活跃，让“存在主义”一词在法国具备了偶像化的影响力，当后来另一位魅力人物——阿尔贝·加缪登场加盟，这场戏就更加好看了，单是三个人彼此之间的承认、呼应、辩诘，就仿佛是在表演萨特最有名的剧本《禁闭》，在那部戏里，男主角、和平主义者加尔散，在与另两个在场者纠缠了半天后悟出了“他人即地狱”，而加缪，当年同萨特、波伏瓦交厚，就曾在战时的旅馆房间里排演《禁闭》并出演加尔散。像这种巧合，简直可以说是神灵有意的安排了。他们从相识到关系破裂的全过程就是在拓展和深化存在主义的思想系统；他们的“友谊”包含了“友谊破裂”，就如同“自由”包含了“不自由”。

这张照片里除了萨特、加缪、波伏瓦，还有诗人勒韦尔迪以及毕加索

加缪对萨特的盖棺定论，出现在他于1955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原话是“萨特不是一个忠诚的论敌”。不了解一点他们的故事和作品，你看不懂这句话，也只会粗糙地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粗糙地愤怒，粗糙地感恩。我曾尝试去读由萨特授意、弗朗索瓦·让松捉刀的那封著名的“绝交书”：“我亲爱的加缪：我们的友谊多艰，但我还是感到惋惜……”两万多字，哪一对友人翻脸能写这么长的信呢？当真读完了它，我便知道，萨特是在利用一切机会了解人，剖析人，他拿出了一个作家对人最强烈的兴趣来写这封信，并把解剖报告送呈加缪本人：“西绪福斯，您判处自己去判刑。”在施展傲慢之前，他沉醉于加缪思想的一路变化，他傲慢到了这样的地步，即不能容忍自己误解、减损或是片面地对待这位他决心触怒的友人。

这是真正的相爱相杀

这是真正的“相爱相杀”，也是真正的浪漫。跟萨特有过密切往来的人，不论其动机如何，往往有一种被“点亮”的感觉。而马丁·海德格尔身边则缺少一个波伏瓦。回忆他的人，不是听其课的学生，就是雅斯贝尔斯——都是关于思想学问的。贝克韦尔所用的一些材料来自一个法国人弗雷德里克·托瓦利基，他崇拜海德格尔，在战后的微妙时刻曾替他保管手稿，1945年，他和海德格尔之间也有过一次类似“杏子鸡尾酒之夜”的“红酒之会”，但写入回忆之中，两人的对话依然只是围绕“为什么当纳粹”来进行：

“海德格尔把身体向前一倾，以那种要郑重吐露秘密的语调回答道：‘Dummheit’。他又重复了一遍，用强调的语气说：‘Dummheit’。愚蠢。”

海德格尔身边就是缺个波伏瓦

浪漫属于法国人——一种有生产力和爆破力的浪漫。贝克韦尔写到波伏瓦发表《第二性》的时候，是很激动的。我读着也很激动。《第二性》的文学色彩并不是新闻，但很少有人还会把它从女权主义的货架里取出来，放回到它所出自的思想土地——存在主义——上面。这本改变了世界的书，正是存在主义的实际应用。那些啃不下《存在与虚无》的人（这是正常的），却被《第二性》点亮了头脑——知道如何以存在主义的眼光来思考人生了。

《第二性》不仅仅是女权主义作品，更是存在主义作品

它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命里都缺乏的一门课。受过存在主义影响的人，比没有受过存在主义影响的人，头脑中多一个“世界”的概念，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他与世界的矛盾，与起源的矛盾，他心里会明白，这是他降临此世的结果之一；反之，他便始终放不下自己，于是首先转向他人，希望让其担责。总在人际关系中打转，总为自己过得不如别人好，或别人有意对自己不好而烦恼的人，都是有待存在主义点亮的对象。

如何“以一句话证明你懂存在主义”？简单，只需把萨特和加缪的两句名言连起来：他人是地狱，所以，独自推石头上山的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如果这还不能给你以力量，就从最俗气的角度想一想萨特：上天给了他一米五二的身高和一副斜眼，他却能在演说台上接受膜拜；或者想一想加缪：上天让他很好的外表和很差的体质，又让他在攀上人生巅峰后急速下坠，横死路边。没有比这些更励志的故事了，请拿走，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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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爱之地：入以色列记》

作者:  云也退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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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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