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阜西：琴家三传
编者按：
查阜西先生叙述了蔡邕、嵇康、汪元量三位琴家的生平事迹与琴乐贡献，同时指出，他们除琴家身份外，还兼具作曲家、诗人或乐器改良者等多种身份。比如，蔡邕作为“解题”开创者，从“解题”的形式与内容可看出奠定了我国封建时代音乐的反抗性现实主义传统。嵇康是音乐理论家，其音乐著作有《琴赋》与《声无哀乐论》，前者以骈文写古琴选材、技法、欣赏感染来强调须“良质美手”才能尽“古琴之德”；后者以问答体散文驳翻上古时代音乐客观唯心论传说。汪元量曾改编《胡笳十八拍》，作《拘幽》十操，但现存《胡笳十八拍》共35个传本，《太古遗音》琴曲谱集内共14个为“操”的琴曲，因此，汪元量的改编本与《拘幽》十操均有待分析和研究。
伟大的音乐家，往往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中涌现出来，代表革命人民在文艺方面突现抗议的现实主义。汉末大音乐家蔡邕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蔡邕生于汉末农民开始作大规模暴动之日（132，即东汉顺帝阳嘉元年，这一年扬州六郡“章河等四十九县，杀伤长史”），死于黄巾百万大军最后失败之时（192,献帝初平三年，“曹操大破青州黄巾百万于寿张”）。根据史书所载，从他的六世祖蔡勋在汉平帝时做县官，王莽篡位，弃县印逃入深山以后，直到蔡邕本人三十五岁以前，一百六十年中不著官宦。这说明他是出身微贱的。
在他三十五岁以前，他就以“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闻名当世。但他在那篇有名的《释侮》一文中说他见到当时“君臣土崩，上下瓦解”“群事方奔乎阴路，安能与之齐轨；思危难而自豫，故在贱而不耻。”他要“修思真，不？？（厌）不渝（变）”。在他还不到三十岁时，中常侍徐璜、左琯等五侯专横作恶，听说蔡邕的古琴弹得好，怂恿汉桓帝命令蔡邕故乡的太守把他遣送到京师，他无法抗拒，只得上路，但走到偃师，他就装病回家了。直到他三十五岁那年（灵帝建宁三年），大概是他的老师胡广，介绍他到司徒桥玄府去当幕僚，后来升为仪郎（次于大夫的官），他正直敢言，名闻天下。不到八年，在黄巾军大胜之时，他敢于密奏痛诋妇（乳母赵娆）寺（程旷），弹劾公（太尉张颢）卿（光禄勋伟璋），被十常侍曹节等陷害下狱，说他议害大臣大不敬，判他死刑，幸得减等流放到五原边地。奸党杨球派刺客想把他在半途刺死，但刺客不去刺他而逃走了。杨球又使用贿赂教边地监视他的人将他毒死，但是那个人反而暗中教他警惕。这都是他得到人民同情的明证。他流放边地只有九个月，自请修史被释。边地的五原太守是奸党，又想害他，于是他就开始他的逃亡生活。他“亡命江海，远迹吴会，往来依太山羊民，积年”，直到汉献帝的初平元年（190）。
蔡邕在音乐上的成就和贡献，几乎全是在这十二年的流浪生活中取得。
他的最伟大的音乐理论著述是他的《琴操》。在《琴操》里面他把当时流行的（可能是他会弹的）古琴曲歌诗五曲（《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十二操（《将归》《猗兰》《龟山》《越裳》《拘幽》《岐山》《履霜》《雉朝飞》《别鹤》《残形》《水仙》《怀陵》），九引（《烈女》《贞女》《思归》《辟历》《走马》《箜篌》《琴引》《楚引》）同“河间杂歌”二十一章（《箕山操》《周太伯》《文王受命》《文王思士》《思亲操》《周金藤》《仪凤歌》《龙蛇歌》《芑梁妻歌》《崔子渡河操》《楚明光》《信主退怨歌》《曾子归耕》《梁山操》《谏不违歌》《庄周独处吟》《孔子厄》《三士穷》《聂政刺韩王曲》《霍将军歌》《怨旷思惟歌》），提了出来，用他的天才想象力，给每一曲写一篇曲中所表现的内容的说明（唐以后继承他的方法，把这种乐曲所表现内容的说明称为“解题”）。其中有许多充满着反抗统治阶级的意识，说明了他的思想是和当时农民革命的情绪相统一的。他的这种解题的形式和反抗性的内容，都奠定了我国在封建时代音乐方面优良的反抗性现实主义传统（《琴操》见《读画斋丛书》和《平津馆丛书》）。
蔡邕也是一位大作曲家。《隋志》《唐书》都称《琴操》中的“河间杂曲”为“蔡邕杂曲”，这说明河间杂曲中至少是包括了蔡邕的作品。宋代朱长文转载《隋志》中《琴历》说：“邕嘉平中（按，疑是兴平中）尝谒鬼谷先生不遇，憩于清溪，游览岩谷，山有五曲，曲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示马融、王允等异之。盖所谓《游春》《渌水》《幽居》《坐愁》《秋思》五弄。得于此也。”都足说明他的创作的丰富（蔡氏五弄还有谱，见明初《太古遗音》和《风宣玄品》，只是残存的片段，歌词更非原作）。
蔡邕又是最有名的乐器改良者。他逃到吴中时，“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裂之声，知是良材，裁以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时人名曰焦尾琴”。从此以后，所有古琴都仿照他的式样而有了焦尾。他自己说他经过会稽高迁家，看见东间第十六根屋椽竹，可以做箫，把他取下来用，果然“奇声独绝”（事见六朝范晔《后汉书》和宋朱长文《琴史》）。
汉灵帝死的那一年（189），董卓见到他的名望高，逼他去做了大官。董卓常请他“鼓琴赞事”，直升到左中郎将（二千石，次于光禄勋）。王允谋杀董卓之后，怪他不该同情董卓，将他治罪，蔡邕就这样死在监牢之中。一千七百年来，封建知识分子同情蔡邕，而对于他“依附董卓”则认为可惜。但是蔡邕帮助董卓是他在流浪中，革命人民的影响而决定的。我们今天辩证地来看，董卓出身农民，破羌有功得赏，“悉分与吏兵无所留”。要他代庐植去打黄巾军，他却败了。最后到长安诛了宦官之后，立即为陈蕃、窦武平反，“以从人望”，起用在野贤良，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已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不过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看他不起，从内外阴谋害他，他才搞废立，迁都以自保。“发陵”“搜牢”，焚毁旧都宫室宅弟之类的行为，在封建知识分子看来虽是“人神共怒的暴行”，但是在封建社会里革命农民的意识下，这正是反“恋旧”斗争的有效措施。至于说他想篡位自己做皇帝，无论并无事实，即使有之，也只能说是受到孙坚、袁术这些军阀不轨行动引诱的结果。这样看来，蔡邕把董卓引为好友，并非他身上的坏事，只能说明蔡邕痛恨的是阉官、军阀和官僚，而同情的是那时革命农民出身的“豪杰”。蔡邕死后，不但知识分子为他痛哭流涕，而兖州、陈留的人“闻皆画像颂之”，也说明在当时他在群众中得到很广泛而深切的敬爱。
1958年8月7日晚
嵇康（223-263）是我国历史上特别显著的大音乐家。他本是谯国铚人（今安徽宿县），移住山阳（今徐州北）。家贫，与向秀二人打铁为生（范晔《晋书·嵇康传》原文是“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下，以自赡给”）。时人都说他性情恬静寡欲，最能原谅人，宽恕人。他也是非常严肃的，他的朋友王戎和他同住山阳二十年，从未看到他有喜愠之色。但是他藐视有权势的人，因而得罪了钟会和司马昭，而被他们诬罪杀害了。
他一生自学，没有过老师，读书的理解力很强，最爱读老子和庄子。向秀说他“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宋朱长文的《琴史》对于嵇康，一下笔就写出他“有冠伦之才，韬世之量”。他“以为物有盛衰，而音乐无变，滋味有厌，而音乐不倦”。他又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他的著作很多（《鲁迅全集》第五卷有《嵇康集》校本），其中专论音乐的作品，有《琴赋》和《声无哀乐论》两篇。《琴赋》是用尽两千字的骈文写出古琴的选材、技法、欣赏感染来强调须要“良质美手”才能尽“古琴之德”。《声无哀乐论》是用问答体的散文，驳翻许多上古时代关于音乐的客观唯心论的传说，计五千余言。都是最有质量的古代音乐理论文章。
嵇康在音乐创作方面，传下了古琴曲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从六朝以来弹琴家称这为“嵇氏四弄”。这四曲一直流传在民间，唐以后还转写成了减字谱（见明本《神奇秘谱》和《琴统》）。他还发展了古琴曲《广陵散》。
嵇康一生的四十年都是在曹魏的统治的时代里。他的妻是曹魏的宗室，因此他本人被拜为“中散大夫”。曹魏袭用后汉官制，虽只是无实职的低级闲曹，但总是国戚。他又是一个以有才干闻名的人，山涛推举他去当选举官，他在拒绝的信里自说“不堪流俗，非薄汤武”的话，司马昭已经含恨了。钟会去拜访他，他不理睬钟会，而与向秀继续着他们的打铁工作。钟会要走了，他倒问钟会：“你听到什么而来，看到甚么而去？”因此，钟会和司马昭诬他不应该为吕安和弟妇通奸（也是冤案）的小事作反证，就把他判处死刑。在行刑之前，他看到行刑的时间还未到，就要求弹琴，弹了一曲之后，他说：“从前袁孝尼要向我学《广陵散》，我不肯教他，我的《广陵散》从此绝了。”后人借他这句话把失传的艺术称为“广陵散”。
但是有材料证明《广陵散》这一曲，从隋、唐到元代一直在民间存在着。从元代耶律楚材所记《广陵散》四十六段标题（与《神奇秘谱》中《广陵散》所记相同），可以看出它就是蔡邕《琴操》中的《聂政刺韩王曲》。《晋书》载明，嵇康的《广陵散》，是在他游洛西夜宿华阳亭向别人学来的。那末，他说的“从此绝矣”的话，只是指他本人发展过的弹法，正好说明他是把这一曲发展过了。
嵇康所处的时代，是在农民大革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正在逐步加深之时，社会的对立面是非常复杂的。像他这样一个以手工业劳动自给的杰出音乐家，在这种社会里本人陷入了多面的矛盾，对权势少有忤触就会遭到迫害而被残杀，那是何等的可悲。今天，在我们没有压迫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统一的人民文艺出现了，《广陵散》得到新的发展，响遍了中国，嵇康有灵，应该含笑于九泉了。
1958年8月8日
南宋末年，蒙古灭金继续南下，民族矛盾形成了主流，这很清楚地反映在音乐艺术方面。有名的古琴大曲如《渔歌》《樵歌》《潇湘水云》《秋鸿》之类，就涌现在这个时期。其中改编《胡笳十八拍》，作《拘幽》十操的汪元量，不仅文字和音乐上反映了现实，还作了许多具体的斗争。
汪元量，字大有，又作水云，浙江钱塘江人，他是南宋度宗（1265-1274）赵禥的琴师，也是文天祥的诗师。他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他的诗“感慨有气节”。他把“随三宫去国，所历故都（开封）遗迹，可喜可愕、可歌可泣者，皆收拾于诗”。后人“目为诗史”（语见《浙江通志》）。真的，你若翻开他著的《湖山类稿》和《水云集》随便看看，就能看到当时南宋亡国时许多惨痛的事物和现象，能使你激起爱国热情和反抗的怒火。
蒙元兵到南宋的首都临安，谢太后投降，忽必烈命她领着皇帝赵罡夫妇一同往北京纳降，历史上称为“三宫北上”。汪元量作为宫中的琴师一同到北京。因此，他能在文天祥被囚送到北京之后，两次到监牢去慰问。第一次去时，是1280年的中秋，他带着琴给文天祥弹了他所改编的《胡笳十八拍》，这可能是痛哭三宫的妇女都变成了投胡地的蔡文姬。第二次又到监中去，是同年十月，专为文天祥作了《拘幽》以下十操。《拘幽》《岐山》等操多是反映民族斗争的琴曲，他弹的时候，文天祥就跟着唱起来，他就是这样大胆地赞美和鼓励着文天祥。忽必烈把他叫去要他弹琴，他恨不得要学高渐离用他的琴把忽必烈打死（据《杭州府志》所载）。他最后被允许回钱塘江去作道士，从此他的行迹飘忽无定，人们只知道他曾“往来匡庐彭蠡间”，而“莫测其去留之迹”（据《浙江通志》）。“人以为神仙”（据《新元史》）。多画像祀之（据《杭州府志》）。
汪元量的具体材料是很少的，脱脱的《元史》当然不会记载他的材料。《新元史》把他的材料附在龚开之后，只有五十几个字。再把《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畿辅通志》的专传合起来，只有上面这些。但我们可以推定而肯定，人民画像去“祀”他，决不止是疑他为“神仙”，而是把这一位音乐家尊为民族英雄。
他的创作是还存在着的。我们掌握着宋以来的《胡笳十八拍》共有三十五个传本，哪一个是汪元量的改编本，还有待于分析和研究。在比较早期的谢琳《太古遗音》琴曲谱集之内一共十四个和为“操”的琴曲，包括着《拘幽》和《岐山》。何旭说（1512年跋），谢琳的各曲是“集诸家之谱校对研勘”而来的，那么汪元量的《拘幽》十操也可能在内。我们都应该分析研究出来，发掘出来，去纪念这位爱国的音乐家。
（音乐出版社1958年7月约稿）
1958年8月9日
图片来源于网络，仅供学术研究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