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法《当夜色来临的时候 》

依据达姆罗什关于世界文学首先是一种流通模式的解释，我们可以说，至少在中国，过去几个世纪的文化构想中，始终存在一种清晰的单向思维。这种思维热衷于谈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很少注意到“世界文学”的建构，也同时包含外国文学和文化进入中国。当然，这种思维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文化个性和政治诉求，特别是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社稷的颓唐，家国的不振，很容易让时人作出“中不如西”的判断或者假定。在这个层面上，外洋事物和理念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疗救时弊，进而与西方同步，而非建设世界文学或文化。归根结蒂，拿来主义是内政，而非外交。这种观念，从陈小眉的《西方主义》到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概莫能外。这两本著作分别对20世纪中国不同时段内、那些出于本土需要而对西方话语进行有价值的扭曲(productive distortions)与戏仿(parodic imitations)的文化行为，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作者看来，这些创造性的误用和发明(transcreation)，或者为中国形塑了一种“翻译的现代性”，或者实践了一种对官方话语的批判，从根本上颠覆了东方主义视域下中国作为“沉默他者”的形象，赋予了其主体能动性。不过，针对这种正面、积极的解读，史书美还是反思性地提出了批评。

她说，这些研究显然轻易地遮盖了那种同时存在于“西方主义”之中的全球视角，而过于强调了它的地区意识。“西方主义既是在地区层面上对西方的策略性挪用，又是全球语境层面上的文化殖民场所。……地区从来都不会与全球无关，而后者往往制定了地区语境下西方的表现。即便在国内语境下，西方主义话语也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只针对某种明确目标的反话语。”它同时也可能是一种凌驾于大众和传统士人的文化霸权。尽管“西方主义”也同时包含了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全球视角，但是，史书美也指出，至少在与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共谋这一点上，西方主义从来都不曾与东方主义同流合污。“的确，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共识是认为‘天下’应该是一个贤人在位的世界，而中国必须是世界核心的一个部分。”⑥可以说，无论是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还是“天下”观念，从来都是以道德框架为前提，而非以武力和军事殖民为依托的。一方面，这种和谐的世界观可以上溯到传统的乌托邦思想⑦，而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地关切到彼时的中国处境，以及由此而生的文化反思。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将这种反思无限上纲到一种初步的“后殖民”解构思维，但是，至少要承认它对殖民话语做出了最大可能的利用、疏离，甚至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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