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德《鸟语》

从查理二世复辟至1750年期间，人们的宗教热情衰退，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崇尚诗歌的风气也随之下降。社会上对“热情”普遍持怀疑态度。这种现象和清教徒主义、新教主义以及各种极端主义的出现有很大关系。此外，在声望极高的学者培根、霍布斯以及皇家学会的支持下兴起了自然科学，对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皇家学会提倡语义的准确性，于是对诗歌的意象和形象语言的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诗人失去了创作的信心，他们退而采取守势，努力去巩固、稳定自己新的位置。这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诗人们既自卑又自负。奥古斯都派认为，他们的诗歌风格典雅，与维吉尔和贺拉斯时代的诗风相似。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的才华不及古典大师，甚至也不及英国的文学前辈。德莱顿在回顾起这些文坛巨匠时，备感敬畏。蒲柏在英雄体讽刺诗《夺发记》里赞颂了这种他自认为无法企及的成就。在科学面前，诗歌退缩了，为了寻求庇护和妥协，它一方面承袭权威性的古典名著，另一方面把主题限制在自然科学以外的问题上，如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以及理性范围之内的人性准则等。于是，诗歌便趋向于一致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畴之内。诗歌的理想是：“正确”、优美、连贯。奥古斯都派诗歌的主要优点是平衡、含蓄、节制，以及排除了幻想的现实主义。这些特点表现在斯威夫特刚劲的诗篇、德莱顿的论说诗和讽刺诗以及蒲柏的书信体诗作。奥古斯都派诗在英国诗歌史上，虽无巍峨之丰碑，但也不乏精美的珍品。

英雄双行体这种匀称的排比和对偶反映了奥古斯都派诗人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喜欢诗歌的连贯性和理性，另一方面却感觉到某种捉摸不定的、超乎理性的东西的存在。他们既在对偶中表现了他们的矛盾心理，也用对偶形式嘲讽这种矛盾。继奥古斯都派诗人以后，英雄双行体依然存在，在约翰逊博士的尤维纳利斯式的《伦敦》(1738)和《人类欲望之虚幻》(1749);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旅客》(1764)和《荒村》(1770)等作品中都使用了这种诗体。直到19世纪早期，英雄双行体仍作为道德思考诗和讽刺诗的形式而继续流传。拜伦在《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一诗里成功地使用了英雄双行体，但它已不再是一种表达思想的主要形式了。

奥古斯都派诗歌的主要类型有讽刺诗、思考诗或论说诗。仿英雄体叙事诗是讽刺诗的一种。塞缪尔·勃特勒在《休迪布拉斯》(1663)中使用了这种诗体。而在德莱顿的诗作《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和《马克·傅莱克诺》(1681—1682)中，英雄体叙事诗已臻成熟。思考诗往往是纯粹论说性的，或纯粹思考性的，如德莱顿的《俗人的宗教》(1682)和《牝鹿与豹》(1687);蒲柏的《批评论》(17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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