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奥利弗诗5首

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 1935-2019年1月17日)，当今美国诗人，以书写自然著称。1935年9月10日生于俄亥俄州枫树岭， 13岁开始写诗 1952年枫树岭高中毕业。1953年前往纽约。并与诗人诺玛米利认识并与诗人的姐姐成为好朋友。2019年1月17日，玛丽·奥利弗因淋巴瘤病逝于家中，享年83岁。

新加坡

在新加坡，在机场，

一阵黑暗从我双眼撕开。

在妇女洗手间，一个敞着门的隔间。

一个女人跪在那里，在白色盆子里

洗着什么。

厌恶撕扯于我的胃中

而我摸了摸，我的口袋，机票在那儿。

一首诗，其中应该有鸟。

比如说，翠鸟，有着醒目的眼睛和俗丽的的翅膀。

河流也令人愉快，当然，树也是。

瀑布，如果不可能，一道升起又落下的

喷泉也好。

人们总是喜欢站在快乐的位置，在诗里。

当那女人转身时我却不能回应她的脸。

美和尴尬挣扎在一起，却没有

一个会赢。

她不停地微笑。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都需要一份工作。

是的，人们总是喜欢站在快乐的位置，在诗里。

但首先我们必须注视她，当盯着她的劳作的时候，

那劳作多么无趣。

她用一块蓝色的破布

清洗着机场烟灰缸的顶部。

她的小手转动，用力擦洗和冲刷着那金属。

她干得不慢，也不快，像一条河。

她的黑头发像一只鸟的翅膀。

我一刻也没有怀疑她爱她的生活。

而我要从从这堆面包皮和剩饭中升起

飞向河流。

这也许不会发生。

但也许会。

如果这世界只是痛苦和逻辑，谁愿意要它？

当然，它不是。

我也不是说它是奇妙的东西，只有

来自生命的光能照耀，我是说

她那展开和折叠蓝布的方式，

她只因我而微笑的方式；我是说

这首诗充满树，和鸟的方式。

悲伤之用

（我在睡梦中梦到这首诗）

一个我爱过的人给了我

一盒子黑暗。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也是一件礼物。

我怎样去森林

通常，我独自去森林，没有一个

朋友，因为他们都爱笑、爱多话，因此

不合适。

我真的不想被看到目睹我跟猫鹊的交谈

或是拥抱古老的黑橡树。我有自己祈祷的

方式，就像你，毫无疑问有你的。

此外，当我孤独，我可以是隐身的。我可以坐在

一个沙丘上，一动不动，像一蓬突出的杂草，

直到狐狸漠不关心地跑过。我可以听到

玫瑰几乎难以听见的歌唱。

如果你曾与我去过树林，我一定是

非常爱你。

野鹅

你不必是善良的。

你不必跪行百里

穿过沙漠，后悔。

你只需任你柔软的身体

动物的身体爱其所爱。

告诉我你的绝望，你也将诉说我的。

而世界仍将继续运转。

太阳和卵石般清澈的雨水

仍然流过景物，

流过草原和深林，

山岳与河流。

而野天鹅，仍将高高飞过晴朗、蔚蓝的天空

再次朝着家的方向。

无论你是谁，多么孤独，

世界呈现于你的想象，

呼唤你，就像野天鹅，尖锐而令人兴奋

一次又一次宣告

你在万物之家里的位置。

女性主义批评家对奥利弗的诗歌存在极大争议，这种争议主要集中于该如何理解奥利弗诗歌所呈现的自然观，围绕这一问题，评论家们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

一派评论家对奥利弗持批判态度，认为奥利弗的诗歌追求“与自然认同”是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轻率继承。由于这一传统具有明显的男权等级制特征，将自然视为哑默、被动的客体，又将女性等同于自然，同时贬抑女性和自然，奥利弗的诗歌显然是对这一父权制文化传统的迎合，是一种倒退，根本无法赋予女性以权利，也无法从正面肯定女性的价值。这一派女性主义评论家由此不愿对奥利弗的诗歌予以重视。

另一派评论家则对奥利弗持肯定态度，认为奥利弗的立场与当代女性主义的策略一致，奥利弗渴望人与自然的交融，这并不意味着对主体性的放弃或对人的否定，而是对人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认可，这种自然观和主体观修正了男性文学传统所建立的母性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否定性关系，是对女性主体性的重建。（Graham 352-353）对奥利弗诗歌所进行的女性主义批评多来自于持这种肯定态度的学者。

帕特丽夏•耶格（Patricia Yaeger）将奥利弗的诗歌定义为当代女性写作中的反传统潮流。耶格运用了“反常”（heteroclite）这一术语来概括女性书写中的模糊性和反常性特质，并且对这些特质做出了肯定评价。“反常”意味着能摆脱传统的男性话语模式，相对自由地阐释女性主义的作品并且在严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外发现一种新的意义。耶格认为奥利弗能捕捉词语，按自己的意图来使用它们，并且拥有改变边界、定义她自己的能力场所的能力。她的诗歌立场摇摆不定，模棱两可，允许不同的主体性介入，允许多元立场，这样的书写立场正是女性书写中的反传统。（Yaeger 5-6）

珍妮特•麦克纽（Janet McNew）是奥利弗诗歌最有影响的评论家之一，她的视角与耶格相似，但论证更为详实，她不仅对奥利弗的诗歌做出了肯定评价，而且以奥利弗的诗歌为例论述了女性写作的新方向。

麦克纽将奥利弗置于一个根源于英国浪漫主义的现代诗歌传统中，首先探讨了浪漫主义诗歌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产生的争议。她指出，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批评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对自然的超越，认为文学创作依赖于一种进步，这种进步包括与自然分离以及超越自然和它附带的必死性，作家由此才能进入超越性的想象或艺术创作阶段。女性主义学者对这种超越性持有针锋相对的两种态度：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玛格丽特•霍曼斯（Margaret Homans）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超越性对女性而言是必须的，假如女性不追求超越性，那么就只能停留于与自然之物的同一状态，成为沉默、蒙昧的客体。按照这一标准，H.D.，奥迪•罗德(Audre Lorde)以及奥利弗等女诗人显然没有穿越与自然认同、沉浸于自然的低级阶段进入与自然分离的自我意识觉醒阶段，无法建构一种成熟的诗性身份，享受超越性想象的自由。而另外一些女性学者或作家，包括吉利根（Carol Gilligan）、南茜•乔多罗（Nancy Chodorow）、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艾丝黛拉•劳特（Estella Lauter）、卡罗尔•克里斯特（Carol Christ）以及麦克纽本人，则否定这种超越性，肯定女性与自然的认同和紧密关联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她们认为，超越性作为一种父权制的文化法则，让很多女性作家不得不放弃与神话般的女性和母性——大地、自然循环体系和身体的关联，进入父权制程序之中，这事实上让她们丧失了自己的力量。拒绝父权制文化逻辑会将一个女艺术家置于一种危险的文化关系之中，但也带来了一种希望，让女艺术家恢复与身体和自然的紧密关联，重新获得那些父权制文化的“文学女儿们”所丧失了的力量。这些女性学者和作家认为男性所认同的超越性、个体性和权威性并不比女性所认同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性更高级，女性的发展方式并不必然强调与母亲和自然的分离，正如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所说的，“我们是自然看自然。我们是带着一种自然态度的自然”（McNew 62），这种视角使女性更接近神秘经验，同时也修订了西方神话中的关键元素，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联。

麦克纽以奥利弗的诗歌《在森林中沉睡》、《大海》等为例指出，奥利弗幻想的与自然的交融是一种神秘仪式的救赎和重生体验，她能够自由地越过人与自然的边界，回到自然之中，回到拉康所谓的前俄狄浦斯阶段。这种返回，既不是惠特曼似的童年经验，也不是克莱恩似的死亡体验。它如里奇所说的是“对一个女人的乡愁”，是对失落的母性渊源的恢复，表达了女性的一种力量，她们能够“体验到自己相比于男孩，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的差异更小，关联度更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她们内在的客观世界。”（McNew 66）

麦克纽尤其肯定奥利弗对浪漫主义传统的改写，指出奥利弗的诗歌没有将自然变形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想象的领域，相反，她用诗歌创造了一个更接近自然的人，她恢复了一个真理：我们也是生物。自然界的生死循环对于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意味着失落和陷阱，诗人必须通过想象的路径抵达永生，对于奥利弗而言则是安慰：生命的死亡意味着个体融入一个更大的生命循环体系，灵魂不会超越身体而是跟随身体在自然中循环，通过物质性的移植进入另一种生命之中继续影响自然的某些部分。

最后，麦克纽得出结论，奥利弗的诗歌也许并不比她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前辈诗人更好，但创造了一种可能性：转向与自然的联系将可以发现人类的起源、繁衍和终结；诗歌语言并不意味着与自然的对立，不是为了确立高于自然的象征秩序，而是为了激发我们模糊的直觉经验，诗歌是接近自然、与自然交融的通道；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不是基于分裂而是基于交融，神秘性是最值得信任的女性想象，这种女性主体性对总是被父权制话语否定和压抑的女性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评论家戴安娜S.邦兹（Diane S.Bonds）在耶格和麦克纽的论述基础上对奥利弗的诗歌语言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邦兹指出，耶格和麦克纽对奥利弗的赞扬不足以消除女性主义者的担忧，因为他们没有揭示奥利弗的诗歌语言与浪漫主义自然诗歌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很多女性主义者依然怀疑与自然的认同能赋予女性发言或书写的能力。邦兹想探索的正是奥利弗诗歌对于语言的全新创造，希望借此概括一种新的女性书写策略。

邦兹借用了霍曼斯对语言与性别关系的分析视角探讨奥利弗的诗歌语言。霍曼斯将父权制文化确立的自然隐喻称之为一种语言的文化神话，这种文化神话将物质\母性\自然等同，将自然现象和女性性征一起归类为本义（Literal），将男性性征和人类语言一起归类为比喻（Figurative）或象征（Symbolic），前者缺乏引申义，是沉默的客体，没有自己的语言身份，而后者高于前者，拥有绝对的权威。霍曼斯对乔多罗的发展理论进行了拉康似的阅读，指出由于女儿们保留了一种在男性俄狄浦斯情结中被儿子们所压抑的“本义的”、“前象征的”或者“非象征的”母亲-女儿语言，结果，女儿们能说两种语言：男性中心主义所主导的象征语言和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与母亲分享的本义的\前象征的语言。然而，这种前象征的语言，即本义，总是意味着不能在一个文本中显现，它存在于别处。也即是说，它不可能通过人类语言表达出来，因为人类语言就是象征语言。霍曼斯认为这是女性书写的一种两难处境。

奥利弗的诗歌证明了霍曼斯所谓的两难处境：奥利弗强调万物皆有意识和语言，但实际的或本义的自然语言（例如青苔的语言），根本不可能被人类听见，因为自然的语言，包括追求与自然认同的女性书写的语言，都是父权制文化语义实践所排斥的词语。

尽管存在这种父权制文化视域下的两难（悖论），邦兹仍然肯定了奥利弗诗歌的语言成就。奥利弗不仅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自然观，而且表达了一种不同的本义（自然现象）和象征（人类语言）观，她强调本义高于象征的价值，也肯定了自然本身作为本义语言的原料（material）的有效性。男性文化传统将女性等同于哑默的物质（自然），否定了女性想象的力量和女性语言的力量，但奥利弗将想象的力量赋予了自然，意味着与自然认同的女性也同样拥有力量，这可以视为奥利弗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挑战。和劳伦斯（D.H.Lawrence）一样，奥利弗想象自然的语言作为表达过程而非一种符号系统，作为暗语而非语言，倾听这种语言需要感觉的专注，对于自然的描述不是在风景之上建立人类的意义，而是去拥抱自然，通过具体的身体交融的形式重建与自然的关联。

邦兹也对麦克纽的观点提出了一些纠正。奥利弗并不像麦克纽所说的那样，暗示了女性因其性别身份与自然的关系更近，奥利弗诗歌中的发言者并没有明确的性别身份，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她的诗歌归类于女性诗歌，邦兹倾向于从更宏观的意义上认可奥利弗的语言成就。

罗宾•赖利•法斯特（Robin Riley Fast）侧重于从文化史角度来阅读奥利弗。她在《玛丽•奥利弗诗歌中的美国本土元素》（The Native American Presence in Mary Oliver’s Poetry，1993）一文中探讨了奥利弗与美国本土文化的关联，指出奥利弗的这种本土意识包含着对白人文化史的不安，她与印第安人的自然观达成了想象的和解，由此确立了她诗歌的政治立场。（Fast 59）在另一篇文章《回顾海洋诗人：玛丽安•摩尔、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玛丽•奥利弗》（Moore, Bishop, and Oliver: thinking back, re-seeking the sea - poets Marianne Moore, Elizabeth Bishop and Mary Oliver，1993）中，法斯特将奥利弗置于现代女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之中，借助伍尔夫（Virginia Woolf）、艾丽西亚•奥斯特里克（Alicia Ostriker）等人所提出的女诗人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模式，分析了摩尔、毕肖普和奥利弗三代女诗人之间的呼应，试图梳理出一种现代女性诗歌传统。

法斯特指出，一些女性主义评论家反对将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所描述的儿子与他的诗歌父亲之间的竞争模式运用于女性创作传统，她们提出了一种替代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伍尔夫所说的“我们通过我们的母亲重新思考”以及艾丽西亚•奥斯特里克所说的“通过反思她们得以反思我们自己”，强调女作家与她们的诗学母亲之间的代际传承关系，虽然女诗人之间的继承关系也存在矛盾冲突，但女诗人之间有一种原始的认同感和亲密感，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布鲁姆所说的男性先驱和男性跟随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模式。

法斯特分析了摩尔、毕肖普和奥利弗的诗歌作品，指出摩尔和毕肖普的友谊已有详细记录，奥利弗与毕肖普或摩尔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供追溯，但是在奥利弗的一些作品，比如《贻贝》（Mussels）和《鱼》（The Fish）等诗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她对毕肖普、再通过毕肖普对摩尔做出的深刻回应。

法斯特强调，奥利弗在诗歌中构建了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诗歌声音，这也要求我们通过她与其他女作家的关系去阅读她的作品。这样的断言显然过于武断，如邦兹所指出的，奥利弗的诗歌经常采用第一人称，并不能归属于男性或女性，这种武断的断言也使法斯特的这篇文章立论过于牵强。

维基•格雷厄姆（Vicki Graham）的文章和麦克纽形成了一种呼应，详细分析了奥利弗诗歌中追求与自然认同的具体表现及其文化意义。格雷厄姆指出，尽管许多理论家早已强调了将女性等同于自然使女作家处境危险，并且怀疑与自然认同能赋予女性以权利，但一些女诗人和女作家仍然坚信与无言的自然界亲密接触的可能性，并坚信语言的潜在力量能呈现这种经验。格雷厄姆想以奥利弗的诗歌为例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这种信仰，而不只是简单地将它们要么视为对父权制文化的迎合，要么视为潜在的女性解放文本。

格雷厄姆借鉴了陶西格的观点，将女作家与自然认同的冲动读成瓦尔特•本雅明所谓的“模仿力”的表现和实施。如本雅明所说，模仿力是我们最宝贵的天赋之一，我们的模仿力与视力或听力一样重要，它使我们超越了自然界，并支撑着我们的文化活动。本雅明声称，“自然创造相似性。”诗人同样如此。一个个词，一个个意象，展现了他们的模范才能——模仿一个客体的结构和重量，一种情感的历程和丰富多彩或者一个声音的音质。词语制造了世界的副本，这些副本同时也被赋予了力量，“副本，在感应力的作用下，影响原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表现物分享或获得了被表现物的特性”（Graham 355）。格雷厄姆认为陶西格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积极的方法去描述奥利弗的诗。奥利弗诗歌中的发言者不仅展示了一种“强力冲动……渴望成为其他事物并且像其他事物那样行动”（Graham 354）；它们也邀请读者一起体验成为其他事物的过程。简而言之，她正在“将真实模仿进存在之中”。

格雷厄姆以奥利弗的获奖诗集《美国始貌》为例，分析了奥利弗模仿“真实”的过程。奥利弗的发言者反复提醒自己去看，去抚摸，去品尝，去闻，沉浸于自己的感觉，通过身体而非精神，与他者建立直接、感性的联系；联系产生影响，她触摸或品尝的东西感染了她，她开始自发地模仿它，通过迷醉似的同化将自身“模仿进存在”。

格雷厄姆也指出了奥利弗诗歌中存在的悖论：奥利弗通过模仿成为他者的这种愿望，与必须建立一个独特、完整的自我的文化理念处于冲突之中，更重要的是，奥利弗与自然融合的感觉由她的文化和她用来描述这种经验的语言塑造而成，但是用语言描写离开我们自身、进入真实世界的方式本身值得探讨。格雷厄姆没有展开对这些悖论的讨论，但这一悖论成为后来的评论家在分析奥利弗的诗歌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格雷厄姆肯定了奥利弗的这些主张：将自然视为高于人类的一个他者，“进入另一个身体”的主要价值在于人类意识的短暂迷失，沉浸在自然中并不意味着死亡；语言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的声音也不会受到压制；与非人事物的融合，只是承认了自我的多变性和多元性，而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尽管奥利弗无法解决消融于自然和坚持自我意识之间的悖论，但奥利弗对于重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苏•拉塞尔（Sue Russell）的文章虽然短小，但观点鲜明。她介绍了奥利弗的同性恋取向以及这种取向对奥利弗诗歌的影响。拉塞尔将奥利弗的诗歌与“一种同性恋文学传统”并置，指出奥利弗不可能成为玛丽莲•哈克（Marilyn Hacker）那样的同性恋民谣歌手，也不可能成为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那样的政治诗人，因为奥利弗没有选择相似的政治或叙述立场。拉塞尔肯定了奥利弗在诗歌中对私生活和包括性别立场在内的政治立场的回避，认为这种回避是对诗歌美学独立性的坚持，保证了诗歌作为一种表达形式能够超越它的历史语境，对于我们的集体文化更有价值。无论如何，奥利弗不能拒绝或者压抑自我言说的冲动，她无法坐在田野里任由蝴蝶飞过，因为铭刻个人记忆丰碑的野心决定了诗人终究不是佛，正是与自我永恒的斗争才有了诗歌。拉塞尔也略带幽默地阐释了大众对于诗人的八卦兴趣，认为一个诗人想控制她被谈论或被阅读的方式注定了是徒劳的，读者会发现一种方法去了解他们想了解的，这样一种好奇心也许会促使读者购买她的作品，对于诗人而言并非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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