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诗9首

德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策兰的诗歌，特别是《话语门槛上的记忆玫瑰》中的早期诗歌，都急切地寻找某些读者。一些诗歌可以认为是对卡夫卡和里尔克等作家的回应，不过通常诗中的“你”没有确切指谁，也许是读者，也许是诗人自己。《罂粟与记忆》（1952）中的十多首诗，包括著名的《花冠》和《数数杏仁》，是写给奥地利诗人英格褒·巴赫曼的。他们的友谊从1948年的维也纳开始，通过书信持续了一年，然后在50年代末重新恢复。去年，维兰德•霍本在他的译本中翻译了两位诗人的书信，说明他们那种精神性的关系可能让双方都难以承受；在热烈的交往之后，往往是断断续续的对话，甚至是长达数年的沉默。

写给巴赫曼的诗深受超现实主义影响，是策兰早期作品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巴赫曼出生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特，他的父亲曾经为希特勒的军队工作。后来，她回忆起小时候，一边听着轰炸机的响声，一边读着禁书——波德莱尔、茨威格、马克思。二人出身的反差，成为策兰痛苦的来源。他的许多爱情诗都充满暴力、死亡、背叛的意象。《远颂》中写道：“你眼睛的泉水里/一个被绞死的人掐死了绳索。”《夜的光线》中的比喻令人毛骨悚然：“最明亮时燃烧我夜的情人的头发/我送给她最轻的木头棺柩。”在巴赫曼最重要的一些作品里，她回应了这些诗句；策兰自杀后，巴赫曼把一些诗句融入了小说《玛丽娜》，或许是为了几年他们的爱。

策兰给巴赫曼的诗，大多是在她不在身边的时候写的：1948年7月，策兰来到巴黎，在这里度过了余生。虽然身处新的环境，战争的回忆依然萦绕不去。在学院路上，他找到了第一个寓所。1938年，他和舅舅在这里住过几天。后来，舅舅死在奥斯维辛。接下来的几年里，策兰每年只能写七八首可发表的诗。“有时，我好像是这些诗的囚犯……而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是它们的看守。”1952年，他娶了一名贵族出身的艺术家吉赛拉·勒斯特朗日。策兰把下一本诗集《从门槛到门槛》（1955）献给她；乔瑞斯的译本就用勒斯特朗日衣服版画做封面。这本诗集处处笼罩着策兰第一个孩子的夭折，这个孩子只活了几天。他在《你也说》中写道：“惟有那言说阴影，说着真实。”他在《夜下花唇》中写道：“一个词——你知道的/一具尸体。”

20世纪是西方比较诗学大放光彩的时期。20世纪距离我们比较近，属于比较诗学的现当代时期。现当代西方比较诗学，指从唯美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一阶段的全部具有比较意义的诗学。在时间的跨度上，西方现代比较诗学仅仅涵盖了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的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一时期里西方比较诗学的发展十分迅猛。

这是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并且迅速迎来大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了。在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独领风骚半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文学的美国学派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很快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也是西方比较诗学发展史上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时期，因为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便普遍使用“比较”（comparative）一词来修饰和限定“诗学”（poetics）一语了，从而使得孕育两千余年的比较诗学思想终于正式走上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舞台，诞生了“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此后不久便陆续有西方学者撰写比较诗学方面的专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在相隔一段时间之后才更清楚地凸显其面目。我们有理由相信比较诗学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无论是其意义，还是其内容，抑或是其成立的细节，将会在今后的岁月中进一步得到彰显。美籍俄裔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在《最近的俄国诗歌》（Novejsaja russkaja poezija，1921）一文说：“文艺科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是将某一部作品造就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品质。同时，情形早已是这样的了，文学史家们做得简直就像警察一样，警察们出去逮捕罪犯的时候，会把他们当场发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以及任何过路人（只要是涉案的）都逮捕起来。文学史家们则自己取用每一样东西——环境、心理学、政治学和哲学。他们努力炮制出了一些土产的学科来代替文艺科学。他们似乎已经忘记，这些学科属于它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学问的那些领域确实可以使用文学的一座座丰碑来作为文献，尽管这些文献有欠缺，其丰富性仅仅属第二等，而且还掩藏在其他材料之中。” 雅各布森的本意旨在指责有些人不重视文学性，不过他说这一番话的时候无意中道出了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必然会形成的根据，那就是综合与跨越。事实上，从狭隘的、封闭的、单一的学科研究，走向宽广的、开放的、综合的学科研究，正是处于现代时期的西方文艺科学乃至各门学科的时代大趋势，不仅其势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而且其优越性也越来越明显。

在现当代西方比较诗学中，后现代诗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所谓后现代诗学，指从解构主义到后殖民主义这一阶段的全部具有比较意义的诗学。在时间的跨度上，后现代西方比较诗学涵盖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个时期乃是以电脑用于商业信息的加工处理为开端的，因此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爆炸、精神科学日益加速的伟大时代。在短短的半个世纪中，人类所经历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盈性远远超出以往所有时期的总和。在西方比较诗学的后现代时期中，各种新学说风起云涌。在这些新学说中，与比较诗学关系较为密切的主要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这些异彩纷呈的学说基本上可以归属于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大思潮，它们要么处于共时性的对立里，要么处于历时性的否定中。尽管这些学说各持非此即彼的立场，难免互相攻击，显得有些片面、偏激乃至偏执，但是它们也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价值。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在《科学革命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文中，曾经风趣地说：“弗朗西斯·培根确实忧虑过这个事实：我们的理论可能对我们的观察产生偏见。这导致他向科学家们提出忠告说，他们应该通过净化他们那充满各种理论的头脑来避免偏见。类似的处方还有人在开。

但是，为了达到客观性我们不可能依赖于空空如也的头脑。因为客观性依赖于批评，依赖于批评性的讨论，并依赖于对实验的批评性审视。” 如果我们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去对待后现代时期的各种新学说，那么这些学说对学我们认识西方比较诗学，发展世界比较诗学，并进而建设比较诗学的中国话语，将会有极大的裨益。在西方比较诗学的后现代时期里，由于电脑的广泛使用和网络的逐渐推开，思想的交流和交锋都变得十分方便和快捷。作为比较诗学的学科性标志的四个跨越突出地贯穿在课堂教学、理论研究、撰文著述、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等几乎所有的环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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