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诗10首

社会危机与士阶层的救世热忱，促使经世致用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活跃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畬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危局，共同表现出对汉宋之学空疏烦琐、士林风气萎靡不振的强烈不满，急切呼唤学风、士风由高蹈世外埋头经籍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转换，并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裨于国计民生和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这种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学与治之术不分”（《对策》）；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与学统一的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魏源《学篇九》）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等级森严，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越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希冀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复管异之书》）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包世臣传》）。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李兆洛《蔬园诗序》）。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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