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既存在着以雅文学排斥俗文学的现象，也存在着互动的艺术交流和渗透现象。
中国现当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重视雅文学、排斥俗文学的偏见。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民初通俗文学就被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而遭到严厉的批判。事实上，两者在创作实践和审美追求中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的。高雅的新文学迅速崛起，吸引了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而通俗文学家们为争取读者也开始表现出一些高雅的艺术追求的痕迹。普泛存在的通俗小说对当时高雅小说的创作既具有抑制的作用，又潜在催化着现代小说对异样品格高雅作品的自觉追求。到了1920年代，随着高雅文学创作数量的剧增，雅文学对大众读者的审美趣味的影响大大加强。通俗小说开始更多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小说氛围与情调的营造。高雅文学整体上的南盛北衰与此时通俗文学的北盛南衰趋向说明了雅俗文学间存在的互为因果、互相补充的关系。文化市场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高雅小说进一步走向与通俗文学的融合。作家创作视线由以作者为中心向以读者为中心的转换，催化着小说创作由雅到俗的变迁；频繁的文学与商业的联姻，也给雅俗小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坚持雅化探索的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作家都对通俗文学形式进行了富有创造性与个性化的择取翻新。
抗战时期，中国小说的雅俗融合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940年代后期，产生了大批通俗化、大众化的优秀之作。雅文学小说既获得了新鲜的活力，增强了可读性，也无形中接纳了通俗文学形式中所包含的思维模式。这样，雅文学小说从内到外，总体上放低了品位。抗战时期高雅小说在若干方面都表现了对俗的认同，如人物类型化的增多，情节性的加强等。此期的通俗小说从艺术手法到艺术趣味都进行了现代性调适，这种雅化追求使其走向了成熟。
1950—1970年代的通俗文学因寄身于严肃的高雅文学体内得以延续，此期的文学可谓是既承担着雅文学的政治使命，又是采用通俗文学形式的一种另类的雅俗文学融合的结果。如《青春之歌》之于言情小说，《林海雪原》之于武侠小说等等。同时，港台新马等华文地区的通俗小说一直在持续发展。1970年代末开始，大陆文学的雅俗分野又趋明朗。大陆新时期的通俗小说在港台的新派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刺激和润泽下很快恢复起步。1980年代已形成市场规模的通俗文学进入1990年代后，更对高雅文学造成压迫，逼使其向通俗靠拢。进入21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的市场需求空前加大，而通俗小说的功能正被电视连续剧和一些“纯文学”所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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