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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诗15首

美国星期一诗社 2024-01-10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俄罗斯犹太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如果将T.S.艾略特、埃兹拉·庞德、e·e·卡明斯、W.H.奥登、奥克塔维奥·帕斯、穆旦想象为第一代世界诗人，那么切斯瓦夫·米沃什、德西奥·沃尔科特、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迈克尔·翁达杰、多多便是第二代世界诗人，而安妮·卡森、李立扬、伊利亚·卡明斯基、特蕾茜·K·史密斯、Ocean Vuong则是第三代世界诗人。第一代世界诗人主要是那些现代主义者中的高蹈者，它们都有广泛的文化渗透。第二代世界诗人的诞生和二战对诗歌的重组有很大关系，他们多是移民，体现的是文化的居间（in-between）特性。最近一代世界诗人的背景是广泛而清晰的全球化、诗歌的去史诗化和当代情绪。

在第二代世界诗人中，布罗茨基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他几乎是最国际主义的，也几乎是最简洁的，尤其是在以英语来呈现的时候，但同时他始终是一个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古典元素——他的并不特出的政治意图也借此展现了出来——让他站在前后代之中，也让他显得格外耀眼。关于这一点，苏珊·桑塔格说得很清楚。由于世界主义属于时间，更多地属于过去，世界主义必然是一种古典主义。通过某种古典主义的实现，也通过曼德尔斯塔姆式的“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布罗茨基完成了一次超越的尝试和永恒的尝试，而这几乎是他最好的部分。像卡瓦菲斯一样，布罗茨基也是一个现代的罗马贵族，只不过他更是掌握了速度，他拥有着关于诗人明星的幸运和美德，正如普希金对密茨凯维奇所言，“他从高处看人生”。

流传在中国诗人口中的“它欲寻一位骑手，在我们中间”（《那夜，躺在篝火旁》），表达了他的一个诗学观念：诗人是诗歌的手段，是媒介。这不仅是因为诗歌比诗人要延续和存活更久的时间，还因为诗人的存在高度依赖诗歌，而非相反。就像他的引路人奥登所言，诗人就是语言赖以生存的人。这种将诗人视为媒介的诗学无疑宣示着对于广泛的现代主义的皈依——尽管布罗茨基从未真正地染指任何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诗歌潮流，也从未对它们给予某种肯定——，而这要归功于诗人超人预料的成长和出名，以及世界诗歌对于现代主义的远距离测量。它并非如它字面意义那样是被动的，这是因为诗人面向的是缪斯、绝高的对话者、世界：诗人的写作是对世界的加速，是和时间的角力与共存。

布罗茨基自己称，他十八九岁开始写作（据说是雅库茨克书店一次和巴拉滕斯基哀歌的邂逅），到二十三岁开始认真对待。这大概是发生在1960年的故事。布罗茨基在苏联最后的生活恰好和六十年代的历史是重合的，在这里，我们不妨视其为世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又一个典型人物，而他在俄罗斯的可怜又恰当的遭遇也让他成为一个东半球的艾伦·金斯堡。苏联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文化意义上承袭了二十年代的辉煌，也叠加了纪元之后的历史重生，“希腊人睁开悚人的黑眼/苍蝇嗡鸣着，恐怖地飞去”。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

究竟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是个见仁见智的复杂命题，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行探讨将获得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在我看来，文学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动态规律及其所形成的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深邃而丰富的内涵。

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性的形成并不像传统民族文学的世界性是自生的，它主要是靠一种自觉理性指导从改造民族旧文学、建构民族新文学以适应“世界文学”发展需要出发，积极借鉴域外各民族文学特别是西方近现代文学，加以合理化和适用化的改制，变为既能与世界上各先进民族文学相通又能与我国新文学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融，这就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世界性并不等于新文学的“世界化”，世界性既是世界化的基本前提又是它的最终结果，如果现当代文学在演变过程中缺少世界化的运动机制和内在规律，就有可能由于片面强调民族性而返回复古旧辙，中国文学很难适应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富有现代色彩和民族特性的新文学屹立世界各民族文学之林。但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化也不是个盲目崇外、数典忘祖的口号，它的精神实质在于强调民族文学在新国际条件下要生存发展，不能自我封闭、墨守成规，必须积极借鉴汲取域外各民族特别是西方各民族的近现代型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并以此作为参照系，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学时，扬弃固有的与新思潮新时代格格不入的保守形式和陈旧内容，使新文学与世界文学息息相通，在中外文化交汇的新结合点上建构具有世界色彩的民族文学。

现当代文学的民族化和世界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而是彼此依存、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制导我国现当代文学健全发展的两翼；也可以说，“两化”是一个双向同构运动的相互变奏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具有制导性的良好传统。从运动过程来说，现当代文学的世界化的功能机制主要体现于横坐标上对域外各民族文学的积极借鉴和审慎选择上，现当代文学的民族化机制主要体现于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扬弃上。因而要创建真正意义的世界性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现当代文学，一方面要借鉴外国文学的优长，一方面要继承民族文学的传统，而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在借鉴与继承的纵横坐标上的“结合点”和“衔接点”，则成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型文学的关键。

中国百年现代型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同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有密切关系，可以从中揭示出这样的规律，即“两化”变奏得好，文学事业就昌盛兴旺；“两化”变奏得不协调，现当代文学的演进或走入低谷或步上歧途；唯有“两化”相互变奏得和谐统一、步调一致，才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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