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前的红四军争论：交锋不记私仇 团结更胜分歧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古田会议的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次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的产生，蕴含着一代共产党人怎样的智慧和心血，他们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追求，乃至深刻的思想交锋。

红四军内产生“党如何领导军队”的争论

1929年1月，因为红军的力量难以打破湘赣两省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朱德、陈毅一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向赣南转移。途中，部队连续遭受敌人包围袭击，几至陷于绝境，直至瑞金大柏地绝地反击赢得胜利，并且在吉安东固与红二、四团会合，才改变了被动的局面。3月14日，红四军一举击溃福建军阀一个旅，夺取汀州，开启了创建中央苏区的第一幕。在以后短短六七个月，行动节节胜利，连克龙岩、永定、上杭，创建了中央苏区最初的版图。

然而，在红军迅速发展攻城略地捷报频传的日子里，红四军党内关于红军自身建设，特别是关于党对军队领导以及如何领导等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批评前委权力太大，有人认为党的领导“家长制”、“党管太多”。显然，这些意见的指向，就是前委书记毛泽东，说得明确一些，就是指向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

毛泽东正确主张不被接受，他通过写公开信阐述意见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些意见对于红军建设的伤害，甚至感受到了面临的危机，遂决定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来讨论，究竟红军要不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认为，这是必须且不容置疑的原则问题。

会上，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还特别强调了党的领导的三个原则：“党管理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在）党内绝对无自由”，否则就动摇了党的领导。然而，他的主张并没有被完全接受。有些意见甚至受到激烈的反对，称“权力太集中于前委了”，党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党员有自己的自由，难道“一支枪也要过问吗”？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他发现自己的主张并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感到有些沮丧。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都在思索。他从红四军成立一年多的历史里，看到了党对红军的领导逐渐增强，引领红军一步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路径。但正因为党的权威的加强和领导的巩固，个人主义、形式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日益受到束缚而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再加上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从“远方”到来的“形式主义理论”，导致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抬头。

6月14日，毛泽东用公开信的方式全面阐释了他的意见。他坦率指出，当前红四军党内存在有14种错误倾向，其主要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其它问题都由此而产生；呼吁党内同志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作斗争，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否则“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毛泽东的公开信引起了红四军党内的极大震动，有赞同，有反对，有不理解，也有观望。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党内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党员，大多数还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看不到毛泽东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和红军面临的危机。

朱德对与毛泽东存在分歧，也通过公开信表达意见

红四军军长朱德是军中最年长的前辈，深受指战员的尊崇爱戴。面对红四军成立以来党内第一次出现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则争论，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无疑问，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朱德从不怀疑，从不动摇。然而对于党的领导方式、领导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三条最高原则，他有自己的解读。根据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见公之于众。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则必然会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朱德表示不仅不反对这一原则，而且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还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体党员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积极努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

陈毅希望通过党代会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为复杂

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时年28岁，是当时红四军三位主要领导人最年轻的一位。但是他的革命资历却很深，同朱德一起率部上井冈山以后担任过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他性格开朗、豪放、豁达，不记仇，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地位，真可谓是能上能下，亦文亦武”（萧克语）。陈毅的职务和他的秉性品格，决定了他必须承担起处理红军党内纷繁复杂的公私矛盾与思想争论的工作。

在毛泽东和朱德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各级干部几乎天天开会，大家反复争论“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但谁也说服不了谁，得不出一个令大家信服的结论。陈毅觉得争论双方各有长短，自己不能站哪一边说话，应由红四军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结论。于是，6月22日，在他的主持下，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了。

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得到了充分阐述，但并未达成一致。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和长期积淀的意见，年轻的陈毅深感力不从心，他希望用“和稀泥”和“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弥合党内的分歧，防止党和红军分裂。但这种无原则的团结实际上是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陈毅主义”。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陈毅一时也找不到两全之策。

会议结束时选举新的前委，陈毅当选为书记，而毛泽东却落选。事实上，担任前委书记并非陈毅所愿。在他心目中，这一职务除了毛泽东，无人可以替代。会后，陈毅怀着复杂无奈的感受，登上了从厦门开往香港、转往上海的邮轮，向中央去作详细汇报并希望得到中央的帮助和指导。

毛泽东离开军队，陈毅到中央汇报，朱德独撑危局

“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自己的正确主张得不到理解和支持，毛泽东身心俱疲，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失落。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离开红军到地方指导闽西苏区的工作，但随之而来的恶性疟疾又把他击倒在病床上，开始了在担架上和丛林中颠沛转战的艰难岁月。事实上，毛泽东仍然在思索，在战斗。虽然身处与外界隔绝的大山深处，他却始终把握着中国革命的脉搏和前行的方向。

毛泽东病倒，陈毅离开，红四军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国民党军又大军压境，紧紧相逼。朱德别无选择，挑起了这份重担，指挥红四军五千将士，一举挫败了闽粤赣三省敌军的“会剿”；继而攻占号称“铁上杭”的闽西重镇，红四军发展到七千人。一时兵强马壮，军心大振。随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击广东东江，然而两进梅县，两度受挫，红四军的力量也被削弱了，朱德感到孤独、疲倦和痛苦，他热切地盼望着毛泽东、陈毅早日归来。

陈毅坦诚工作汇报，为中央正确决定打下基础

陈毅穿过层层封锁线到达上海后，按照中央的要求先后写出了总共大约5万余字的5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完整描述了红四军组建以来一年又三个月的主要活动、历次战斗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而且对红四军的组织机构、党员数量与阶级成分、战略战术的运用、军队编制、红军与旧军队的本质区别等所有问题，写得十分翔实。更为重要的是，陈毅的报告对于红军党的建设与党内思想状况，以及最近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作了客观公正的介绍和说明，直率地表达了对于这场争论的主张和处理方式，并且再次重申自己不能胜任前委书记的理由，建议中央派人前往担此重任。

陈毅的报告，体现了他坦诚公正的秉性和坚强的党性原则，为中央作出准确判断和决策，最后形成“九月来信”，发挥了非凡的作用。

周恩来客观公正，正确解决红四军内分歧

此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1928年10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朱毛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一直是周恩来萦系心头的大事，无时不在关注着他们的行踪与成败，因为他也是这支部队的创造者之一。他为这支英雄部队的每一次胜利而兴奋不已，为部队遭受的挫折而焦虑不安，得知朱毛红军在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迭获胜利的形势下，红军党内在关于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而纷争不息，周恩来忧心忡忡。他详细地听取陈毅的口头汇报，又阅读了陈毅的5份书面报告之后，对于红军党内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争论的不同意见，有了充分的理解。

鉴于红四军问题关系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安排，由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和另一名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同陈毅一起组成三人委员会，周恩来为召集人，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三人经过反复研究分析，探求解决的办法，形成了统一的意见，由周恩来向陈毅作了详细的阐述，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共9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其中关于农村红军发展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红军的任务、红军党的组织原则与领导、红军党内错误思想等方面的指示，对于解决红军当前实际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

周恩来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必须着眼于红军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红军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恢复并维护朱德、毛泽东两位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毛泽东重回前委，仍应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复职，毛朱陈团结一致召开古田会议

周恩来把这封信交给陈毅，要他立即出发带回红四军，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分清是非，作出决议，并郑重叮嘱他回去请毛泽东复职。一个月的上海之行，陈毅自认为进了一次“训练班”，思想境界有了新的飞跃。他日夜兼程，赶至广东梅县松源与朱德相见，共商大事。他向朱德真诚地表示，毛泽东批评“陈毅主义”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这次我回来，我向他作检讨，他一定会回来”。朱德也重新审视自己的行动和理论，找到了自己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思想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就是毛泽东坚持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设新生命的党”主张的结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契合，在毛泽东回红四军以后，朱德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先前党内争论的那些分歧，同毛泽东、陈毅一起，共同承担起对红四军的整顿，全力一致做好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随后，朱德、陈毅派专人向毛泽东传达中央重要指示，促请正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毛泽东从中央“九月来信”中获知，中央完全支持他关于红军建设的各项主张。他立刻收拾行装出发，与朱德、陈毅会合，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朱德率领部队转入思想整顿和军事训练，同时在党内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预备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根据中央的指示，集中全军的智慧，总结建军两年多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完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这份18500字的决议，在随后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获得一致赞同，成为后来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

历史将牢记四位伟人的功勋

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古田会议，但古田会议却记下了他的功勋。正是由于他阐述的“九月来信”，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指出了红军存在的问题，解决了红军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矛盾与争论，加强了红军党内的团结，确立了党对人民军队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支持了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理论，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

由于毛泽东的执着坚持，朱德的宽厚坚韧，陈毅的坦诚无私，周恩来的客观公正，才有了古田会议的正确决议，才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才有了以后革命军队的战无不胜和革命的最终胜利。

伟人已逝，可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成就了今天人民军队建设不朽的丰碑！

    【来源：“河北党史”微信公众号。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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