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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伦:从《我与兰登书屋》开始的出版修行

2016-07-25 彭伦 做書



我是在2004年开始做编辑的,我就从我进入出版这一行开始讲起吧。光磊刚才还讲到,他最初是因为翻译《冰与火之歌》而开始对出版业发生兴趣的,而我呢,一开始也是因为翻译一本书。那本书叫《我与兰登书屋》,At Random。作者贝内特•瑟夫是兰登书屋的创始人。




上海九久读书人是2004年成立的,我在那一年决定加入上海九久,是最早的一批编辑,一直工作到今天。在那之前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做记者,一直报道出版业和文学学术界的动态,跟出版社有很多联系。因为我自己爱看书,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觉得国外有那么多非常好的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版呢?如果没有人出版的话,不如我自己来出版吧。当时,我做记者做得有点厌倦,因为新闻报道写过就过去了,不会有人记得。书不一样。你出的一本书可以被许多人读到,保存,过了很多年还会有人读。有一次我在上海外文书店逛,在一个书架最底层发现了我刚才提到的那本《我与兰登书屋》原版。我知道这本书是因为90年代初三联书店出版过一个译本。我把《我与兰登书屋》买回家,一口气读完,特别喜欢.贝内特·瑟夫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在这本书里讲了很多他跟作者,比如威廉·福克纳、尤金·奥尼尔这样一些大作家的故事。就觉得做一个出版人,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我希望自己能翻译、出版它,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这样的出版人,所以首先是当编辑嘛! 


所以上海九久一成立,我就去了。上班第一天,我跟老板黄育海先生说,我想出版《我与兰登书屋》。令我高兴的是,他也读过这本书。所以我们马上确定要买版权。但是这是一本197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老书。找版权代理,版权代理说也不知道这本书版权在哪儿。恰好,我在加入上海九久第二个月,就去了法兰克福书展。我想,既然版权找不着,我干脆自己去美国兰登书屋的展台打听。我随便找了一个工作人员,说我想找你们兰登书屋创始人回忆录的版权,但不知道应该找谁。这位年轻的姑娘找来一位老太太说她知道这本书,她请我留下联系信息,答应会转告负责国际版权的同事。很快,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版权代理,授权这事儿就解决了。


就这样,我改行以后策划的第一本书走上了轨道。非常幸运的是,2007年初这本书出版以后,得到了很多同行的鼓励,书加印了两三次,基本上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让它在新一代中国出版人中产生影响。在2004年、2005年那个时候,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资讯不太及时,和国外出版社交流也很少。通过《我与兰登书屋》的出版,我冒出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出版一套丛书,专门出版像《我与兰登书屋》这样关于外国出版人的书?我给这套丛书起了一个名字,叫“出版人”书系。我要找的书都是关于国外有名的出版社的创始人或社长的传记、回忆录,在座可能很多都是出版社的编辑,可想而知像这样的书,其实它是非常小众的,但是它的定位非常清晰,目标非常明确,主要是针对出版社的从业人员,但也要有可读性。我想通过这样一套书,完成我作为编辑的自我训练,同时也希望给新一代的中国出版业同行提供新的思路,了解国外的大众出版社到底是怎么样做,他们是怎么成功的。 


我就和同事一起找,陆续找到这样几本书。一本是英国乔纳森·凯普出版社前社长汤姆·麦奇勒的回忆录《出版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作家节参加一像北京出版交流周这样的出版人访问项目,我跟团中的一个英国出版人说起,我要出汤姆·麦奇勒的回忆录。他露出一个非常奇怪的表情,想了一下说:“你很勇敢。”我当时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慢慢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这本书不好卖,但他说得比较委婉。我也知道这样的书可能不好卖,但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把销售目标定得不高,只要不亏本就可以。所以接连出了几本之后,规模就出来了。我们又接着出了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加斯东·伽利玛的传记和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创始人阿尔班·米歇尔的传记、企鹅出版社创始人艾伦·莱恩的传记《特立独行的企鹅》。


还有三本书,版权签了几年到现在还没有翻译完,其中有一本特别特别艰难,就是西班牙出版人卡洛斯·巴拉尔的回忆录。卡洛斯·巴拉尔就是196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卡·略萨他们这一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运动的幕后推手。因此他的回忆录很重要,但很厚,有900多页。我们五年前签了这本书的版权,到现在翻译不出来,译者翻译完第一卷就说,“我实在翻译不了了。”所以我们可能会先出版第一卷,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挺痛苦的故事。就是说我知道这本书非常好,但是很难找到译者愿意把一本900页的书全心全意地翻译出来。



“出版人”书系


做这套书,我其实还有一层目的,我希望通过这样一套书来了解国际出版业的运作机制,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扩大在国际出版业的人脉。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去法兰克福书展或者伦敦书展的时候,见到那些出版社的版权经理,我说我还要出版你们创始人和社长的传记,他们都非常高兴。无形当中增加了我们跟国外这些著名出版社的联系。 

 

在寻找这样一些出版类传记选题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了美国一个出版人,就是美国著名文学出版社FSG已故的社长罗杰·斯特劳斯。他有一句名言:"we publish authors, not books."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出版工作,应该是围绕着作者,围绕作者这个品牌,而不是出版作者的一两本书就是完事了。不是说一个作家的某一本书特别畅销,就只出这本书,他的其他书就不管了。我们看FSG出版社的历史也会发现,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国外很多好的出版社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会持续出版一个作者的书,不管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还是诗歌,他们都尽可能出版。而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的前十年,中国有许多出版社还是只盯着一个作家最畅销的作品,而不会从作家的整体创作考虑,来长期地经营一个作家。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塞林格,塞林格一生只出版了四本书,最有名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可是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林出版社并没有出他的另外三本书。所以我看到空当,把那三本书全都签下来,在后来的几年中陆续出版。可惜当这几本书版权到期后,译林出版社大概觉醒了,又把它们的版权夺走了。


我刚才说了,罗杰·斯特劳斯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在我自己的编辑工作中,我把这句话视为自己的座右铭。过去十来年,我看准一位作家,都会争取把他的书尽可能都签下来,陆续出版。我觉得这对一个外国作家在中国这样的市场是特别重要的。对于一个从未在中国出书的外国著名作家,因为假如你只出版他的一本书,当你出版的时候可能会做很多营销、推广工作,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如果因为书的销售不成功,没有达到你的预期,你就放弃了这个作家。那么实际上你之前所做的工作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外国作家,他可能过去没怎么在中国出版过,他有不少好书。比如迈克尔·翁达杰。就是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最著名的小说《英国病人》因为电影的缘故而在中国出版后,出版社并没有出他别的小说。他的其他作品虽然也有别的出版社出版,但是非常零散。版权到期后,他的书就在市场上消失了。可是像《英国病人》这么伟大的作品,翁达杰这么优秀的作家,他不能够在中国产生持续的影响,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很早就确定说,我的目标是能够持续地推广一个作家,让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读者能够一直读到他的作品,无论是新作还是旧作,只要读者愿意找,他都能找到这样的书。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就这样,出了许多我特别看重的作家。

 

我再举一个爱尔兰作家托宾的例子。2006、2007年的时候,他的小说《大师》在英语文坛非常受关注。我有一个译者自告奋勇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愿意翻译。《大师》这本书是写亨利·詹姆斯的。亨利·詹姆斯在中国虽然也是一个经典作家,但他的书并不畅销,读者群也比较窄。而且他是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作家。大家想象一下,一本写一百多年前一个小众作家的小说,到底能不能够在中国产生影响?我是没有任何把握的,我也没有信心说,我可以把这本书做到至少不赔本。但是它一本写得非常精彩的书,而且还有现成的译者,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出。


《大师》出版后,有一次我通过版权代理写信给托宾,问他有没有兴趣来中国。他很快回信说愿意来。我很高兴。因为在那个时候,托宾在英美文学界的影响力正在上升。过了几年他的另外一本小说《布鲁克林》,在美国成了很有影响的畅销书。他还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我们请他来了四次,我们不仅仅是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也建立了很深的友谊。在中国,除了为他安排各种活动和媒体采访,我还带他去看画。他特别喜欢艺术。有一次,他在上海发现一个中国画家,吴冠中。有一年他写信给我,说他订了代理吴冠中版画的画廊的群发邮件。他收到邮件说画廊正在做促销活动,他要买两幅吴冠中的版画。我就赶紧跑到那个画廊去给他买画……所以通过这样一些工作,我可以跟作者建立一些个人的友谊。在很多时候,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和其他出版社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也是出于这种思路,我接下来还想向大家介绍另一套丛书。过去五六年中,我花了很多精力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出版“短经典”这套短篇小说丛书。“短经典”这个想法,是在2008年、2009年左右开始酝酿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因为实际上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短篇小说这种门类,在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短篇小说。但是我当时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2008年,雷蒙德·卡佛在中国突然成为一个非常畅销的作家,卡佛是只写短篇小说的,于是我想,是不是中国的市场开始接受短篇小说了,中国读者开始喜欢阅读短篇小说了?我就做了一些研究,了解还有哪些外国的短篇小说作家没有在中国出版,实际上这样的作家非常多。




另外从版权竞争的角度来说,出版短篇小说也是在维护作家的利益。我们已经签了一些作家,其实他也有短篇小说集,但是恰恰是因为没有一个载体能够让他们的短篇小说在中国出版,而导致我们很多出版社不去出版他们的短篇小说集,只出版长篇小说。所以我那时候就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工作:制造一个容器。出一套丛书,能够把现在最好的外国短篇小说作家,以及当代最好的作家所写的短篇小说,都放进来。还有年轻一代重要的外国作家,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容器,外国年轻作家很难有机会在中国出版,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那些年轻作家。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跟老板商量说,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老板也很支持,我们就开始干。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我们搜集选题的过程中,我们想买爱丽丝·门罗的作品,版权代理说,她已经有几本书的版权卖掉了。我们要买她的其他书,得提高报价,但我们当时短经典还没有开始出版,我们不知道短篇小说到底能不能够在市场上获得认可,所以在版权代理要求提高报价的情况下,我们犹豫了没有坚持,失去了出版爱丽丝·门罗的机会。短经典这套书是从2011年开始出的,这五年时间里面我们出版了77本短篇小说集,有32个国家的69个作家。其中大约一半原本就是我们的作者,也就是说,我们原本已经买了他其他作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做这样一套书的目的,不只是出版短篇小说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让作家更多的作品能够获得出版,让读者对作家有更全面的认识。


本文整理自2016“北京出版交流周”公共讲座

我们的《追风筝的人》,他们的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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