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的文化价值与保护

原创 2017-05-27 魏伟万彬等 规划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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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魏伟，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万彬，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城市规划系硕士研究生夏俊楠在《规划师》2017年第3期撰文，文章以拉萨、日喀则、江孜三座西藏历史文化名城为研究对象，通过提取其城市边界、分区、天际线及街道空间四个空间要素，分析了空间要素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及文化价值，即边界对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反映、分区对宇宙观变迁的表达以及街道对宇宙观的二重反映；分析“双极”意向被淡化、人工天际线及竖向界面被破坏、老城的边界意向不断弱化、老城内街巷形态和空间肌理被破坏的现状；提出整体保护“双极”格局、控制建筑高度及制定“竖向紫线”、保护山水格局及外围转经道、保护传统建筑格局的规划策略。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遗产保护；西藏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3-0149-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C

[引文格式]魏伟，万彬，夏俊楠．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的文化价值与保护[J]．规划师，2017(3)：149-154．

一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要素

（一）城市边界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边界变迁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宗山上的宗堡建筑群构成了城市主体，其防御性的围墙即为城市边界；②第二阶段，宗堡建筑群吸引民众集聚，在宗山脚下形成居民点，这些居民点向心式地围绕宗山形成一个模糊的空间界定，再加上宗堡建筑所在的山体线和周边水体及农业用地构成的开阔空间，形成“山、水、田”的整体边界意向；③第三阶段，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原先注重防御功能的城市边界意向逐渐弱化，人们更加倾向于以寺院为中心的信仰空间，城市外围依山水、就地势而建的转经道成为城市的边界，这道边界作为藏民精神层面的设防，能更有效地界定和约束着藏民城市生活的空间范围；④第四阶段，以宗堡的防御边界和寺院的转经道为基底，配合外围的空间边界，共同形成了“一大圆，两小圆”的城市边界形态，并一直延续至今(图1～图3)。

（二）城市分区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典型的历史空间分区是以宗山为中心的行政区和以寺院为中心的宗教区。这两个分区空间形态极具特色，同时又作为整个城市空间的统领中心，共同决定了独具一格的西藏历史城市空间布局形态。

1.行政区 — 宗山，统治中心

“宗”是藏语的音译，意为“碉堡”“营寨”。在吐蕃时期 (7 世纪初～ 9 世纪中叶 ) 甚至更早的时期 (“小邦时代”“部落时代” )，建于山上的以宗堡为主的聚落就是西藏地区城市的主要起源；演化至 14 世纪的帕竹第悉政权时期，西藏地区开始在多地兴建宗堡，形成西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以行政职能为主，兼具宗教、司法、经济及社会功能的聚落；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宗一直是西藏“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对下辖地方进行统治的主要机构。围绕宗山集聚的民居和由此形成的城市，几乎是所有藏区城市的起源。以宗山为核心，藏民向心性地集聚于宗山的管辖和保护范围内，由此奠定了整个城市的空间格局，宗山成为城市平面构图的中心并稳定下来。拉萨玛布日山上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桑珠孜宗和江孜的江孜宗，都成为所在城市的核心区域(图 4～图6)。宗山不仅在整体城市形态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自身形态也极具辨识度：①宗山是城市的制高点，从空间高度统御全城；②宗山建筑建于山势险要之处，形制与气势高人一等；③宗山建筑群体量宏大，远超城内其他类型建筑，统御全城，彰显着统治者的威严；④宗山建筑群具有封闭而独立的防御体系，由坚固高耸的城墙围合。

2.宗教区 — 寺院，精神中心

藏传佛教根植于西藏苯教、印度佛教及汉传佛教，形成于11世纪～12世纪，至 17 世纪中叶在西藏地区建立了完全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统治形制，藏传佛教格寺院成为各中心城市的神圣空间。对宗教的尊崇和敬畏，使寺院成为城市平面格局的“集核”或立面空间的“顶峰”。例如，拉萨形成了以大昭寺为核心的同心圆平面格局，日喀则形成了以扎什伦布寺为核心的扇面围合平面格局，江孜形成了以白居寺为核心的纵向簇拥立面格局(图7～图9)。

3.平面双极空间形态 — 双同心圆

在“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时期，西藏中心城市形成了以宗山和寺院为中心的双极格局，构成了城市平面的双同心圆空间形态。宗山以其体量、高度和防御设施统辖城市形态，寺院则以其精神向心力凝聚城市的核心功能，并通过色彩(金碧辉煌)、屋顶(丰富多变)及建筑组合 ( 功能多样 ) 来统领城市所有的空间要素；两个中心相对独立，相得益彰，反映了城市统治与宗教力量之间、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图10～图12)。

4.立面双极空间形态— 连续“M”形城市天际线

双极格局不仅体现在城市平面形态上，也体现在城市立面空间上。宗山和寺院分立于两个山头，商贸区和居住区位于四周的缓坡或平原地带，沿着城市的带状轮廓，以远处的群山为背景，立面形成起伏优美的连续“M”形城市天际线(图13～图15)。

（三）城市街道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街道与双同心圆带状的城市形态相辅相成，形成了网状格局。藏族受藏传佛教轮回观念的影响，与藏族礼制建筑相关的运动轨迹都是圆形的，这种行为也深刻影响了街道空间的形成，表现出丰富的形态和宜人的尺度，并结合建筑形成多处丰富而多变的公共空间，为人们带来充满生活气息，神秘而又活跃的空间体验 ( 图16，图 17)。

以宗山和寺院所在街道围合的核心公共空间，为藏民提供了丰富的社会交往空间，并为藏民的日常活动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空间逻辑。此外，西藏城市街道还承载着藏民们极其重要的礼佛文化：藏民有着自己独特而虔诚的朝拜方式，如转经、转山和叩长头等，城市街道作为这些礼佛活动的承载空间，拥有特有的转经道。在这种近似圆形的道路(或者廊道)上，信徒们或手拿转经筒，或口中念念有词，顺时针方向围绕城市中心的寺院行走，形成独具藏区特色的城市街道空间景观。

二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的文化价值

（一）城市边界的文化价值 — 生态伦理和社会伦理

藏民的信仰和价值体系的演变在空间上不断反映和沉淀，在城市空间边界上，则表现为以宗教中心为边界，以山水格局为边界和以具有宗教功能的转经道为边界的构建特点：①三座历史文化名城分别发源于布达拉宫、桑珠孜及江孜宗，作为行政中心，宗山的围墙成为城市的原始边界，以其强硬的姿态区分开统治者和民众，体现了古代西藏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②随着城市的发展与扩张，加之西藏传统信仰对自然的崇拜，城市形成了以“山、水、田”为模糊边界的空间格局，反映了城市与山水格局的自然融合，体现了藏民珍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③随着藏民原始苯教与佛教的不断融合，尤其是在藏传佛教传入后，寺院与宗山的边界共同体现了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在城市外围又形成了以转经道为主的城市边界，凸显了藏传佛教对藏民社会生活的渗透，体现了藏民以藏传佛教为基础的社会伦理。

（二）城市分区的文化价值 — 宇宙观的变迁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分区形态的变迁，实质上反映了藏民对天人关系的终极理想，反映了藏民族宇宙观的变化：①在早期西藏城市的空间格局中，统治者占据山体制高点，民众匍匐于其脚下，空间分区围绕行政中心“混沌”扩张，其发展思想中既包含藏民对山、石等自然元素的崇拜，也蕴藏着藏民崇尚勇武、崇拜英雄的民族性格；②寺院作为城市中心，昭示着“天界”与“人界”的关系逐渐清晰，反映着藏民原始的宇宙观与佛教教义融合的进程；③甘丹颇章时期，世俗统治和宗教统治合一，在空间关系上彼此呼应融合，西藏的主要城市形成了稳定的双极空间格局，体现了藏民族宇宙观中天与人“合—分—合”的独特变迁历程。这种双极分区，依据城市自然山水环境发展，形态上突出中心，强调主尊，讲究主次、严密结合，暗合“曼陀罗”的宇宙观 — 城市内部的物质空间与藏民心中的宇宙秩序呼应，符合宗教中的宇宙概念。

城市的竖向空间则对应着藏传佛教的“三界”之说：位于空间最低处的民居是第一层次，象征“欲界”；建于山阜之上的寺院和宗山建筑为第二层次，象征“色界”，两者之间以漫长曲折的转经道相连，仿佛攀登天梯，寓意难以到达；寺院顶部和宗山最高点建筑为第三层次，象征“无色界”。城市天际线的起伏和层次感，实质象征着“三界”的落差和距离。

（三）城市街道空间的文化价值 —宇宙观的二重表达

街道作为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的基本骨架，从寺院内部的转经道到城市外围的道路，以环状居多。藏民依托城市环形街道，围绕寺院大殿、寺城行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转经”行为，是藏传佛教中的“轮回”思想在人行为和空间形态上的统一体现，同时向心式的街道又是对藏传佛教中“曼陀罗”理想世界的勾勒。例如，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八廓街历史街区中，即是以八廓圆形转经道为核心组织空间的，所有的建筑面朝大昭寺，街区道路也以八廓街为主线蔓延、收放，体现了“曼陀罗”思想中宇宙的主次关系与万物的密切关联。

三 历史空间保护现状及规划应对

在当今文明中，上述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蕴涵的文化内核很多已被历史的演进所改变、覆盖甚至抹煞，然而这些文化同样也是华夏文明中独一无二的历史存在，是藏族历史文明珍贵的精神财富。即便部分文化价值在现实语境中的意义不大，甚至格格不入，但民族文化的价值不能简单的以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评判，更不能武断地选择遗忘或者抹煞。历史空间作为承载和体现这些文化价值的载体，尤其是空间要素中所体现的西藏独特的传统宇宙观、具有现实价值的生态伦理观，理应得到充分的保护。

（一）历史要素现状问题分析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保护现状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双极”意向被淡化，历史空间整体格局被破坏。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双极”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挑战，其空间统治力下降，人们的“双极”意向正逐渐淡化，城市向“单核”或“多中心”发展。同时，古城的整体空间格局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 现代城市道路体系对历史空间整体格局形成较大冲击；对传统建筑的拆除导致城市空间图底关系失衡。

(2)城市自然天际线轮廓保存较好，但人工天际线、竖向界面有被现代化建筑破坏的趋势。受西藏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西藏历史文化名城建筑以低层、多层为主，且“M”形的城市天际线也是依托山体地势形成的，较为稳定，故而保存较好。但古城内部大量的非保护性传统建筑被拆除，替代以现代化建筑，古城周边的建筑也以现代风格为主，这些都对古城的传统竖向界面造成极大的破坏。

(3) 古城的边界意向不断弱化。西藏历史文化名城原有的“山、水、田”的边界意向较为模糊，极易受到破坏，随着城市发展和空间的快速扩张，多条转经道被破坏，很多边界现已消亡。

(4) 古城内部的历史街区被城市建设破坏，街巷形态和空间肌理被严重破坏。传统街巷空间随着传统建筑的大量拆除而遭到不可复原的破坏，现代城市道路的穿越使原有的连续、充满趣味性的街巷空间失去了其神秘而生动的空间体验感。

（二）规划对策

1.整体保护双极格局以强化城市形态标志

对古城的保护应该注重对古城整体空间形态的保护。保护思维应从“点—线”向“面—体”转变，通过规划引导强化城市的双极空间格局。此外，在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进行道路设施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其对老城区整体空间格局的影响。作为历史空间的核心要素，应当强化大昭寺 ( 拉萨 )、桑珠孜宗 ( 日喀则 ) 和白居寺 ( 江孜 ) 片区的空间核心地位，防止城市在更新中向“多极化”形态发展，防止现代建筑进一步侵蚀原有城市肌理。

2.整体控制建筑高度，制定“竖向紫线”，以保护连续的“M”形天际线

对整个城市进行建筑高度的整体控制，凸显城市的“M”形天际线，确保宗山和寺院在整个城市范围空间制高点的地位。针对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分别控制，以求整体起伏优美、局部参差错落，形成西藏地区独特的城市天际线。结合西藏城市的实际情况，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编制中加入“竖向紫线控制”内容，明确和详细规定对古城“M”形天际线的保护内容。

3.保护古城周边山水生态格局及外围转经道，以保持古城边界意向

适当地扩大空间保护范围，把老城区边界纳入到保护的核心区范围内。保护城市的山水生态格局，尤其注意保护其包含的边界信息。具体措施包括：对古城外围的转经道加以保持和强化，重点保护其沿路的圣迹和宗教景观；有针对性地保护拉萨林廓街仅存的空间痕迹，强化原有的转经道的功能，保持和延续日喀则西面联系扎什伦布寺和桑珠孜宗山的转经道，保护江孜城市格局中“年楚河—农田—山脊线”的山水格局，保证历史空间在现代城市中的缓慢沉淀。

4.保护古城内居民建筑格局，以保持街巷空间的文化体验

对现存的传统街道进行重点保护，既要保护其街道景观，又要保证其传统的生活功能。古城内的居民建筑是整个城市的基底，只有以这层基底作为参照，才有城市街道的肌理关系。而且，老建筑蕴含藏民的生活、宗教心理和大量的历史信息，只有保护好这层现存的空间基底，才能保持良好的街巷空间体验。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拉萨八廓街历史街区的保护，保护街巷的向心肌理；防止日喀则桑珠孜宗山附近的传统建筑被破坏，保护扎什伦布寺西南面的历史街区；加强对江孜现状传统街区的保护，防止南面新城区对古城街巷的侵蚀。

四结语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的空间要素蕴含了大量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思想内涵具备的历史及文化上的不可估量的价值，赋予了这些西藏城市空间要素除本身物质实体价值外更重要的精神价值。只有让这些空间要素得以保存，西藏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延续才有了实质性的载体，宝贵的历史财富才不会被现代化建设浪潮所湮没。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3期

《西藏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要素的文化价值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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