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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森林，大嘴乌鸦， 西藏林芝， 2006 年7 月29 日 董磊2011年，美国导演大卫·弗兰科尔（David Frankel）执导的电影《观鸟大年》讲述了三位铁杆观鸟爱好者的故事，他们投入巨大的财力和时间，去参加在一整年中谁记录鸟类数量最多的比赛。这部糅合了喜剧、温情与励志的电影在获得良好口碑的同时也收获很多不解：只是为了看一眼小鸟至于要下这么大的血本吗？没有专门关注过鸟类生态之美的人可能很难想象，电影中提到的比赛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在欧美国家中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1900年的圣诞节，美国鸟类学家弗兰克·查普曼（Frank Chapman）就组织了第一届圣诞节鸟类统计活动。此后，同样在美国，一年一度的奥杜邦鸟类统计活动成为了世界各地观鸟者最大的群众集会。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最早在18世纪中期兴起于英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城镇化进程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财富积累和社会分工带来了一批有钱有闲的富绅，他们开始重新寻找自然。其中就包括有“现代观鸟之父”称号的英国乡村牧师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他对野生鸟类的观察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将自然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系统。以怀特为代表的博物学家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世界对于鸟类以食用、获取装饰物等功能性为目的的注视，逐渐转向了欣赏与了解。吉尔伯特·怀特在其经典著作《塞尔伯恩博物志》中详细记录了鸟类的生态，图片源自网络在19世纪末，轻便实用的望远镜被发明以前，西方人对于鸟类观察的主要手段是“采集”（这是对猎杀的一种委婉说法），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热衷射杀珍稀的鸟类做成标本，同时还大量采集鸟蛋进行研究和收藏。这是一个讽刺的悖论，关于那一时期的鸟类研究，西方博物学者会说：“被打到的成了历史，被错过的成了谜团”。伴随着光学设备的进步，观鸟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望远镜和长焦镜头代替了猎枪，保护鸟类的观念赢过了对鸟类实体的占有欲，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样观念上的转变，才让今天的我们所熟悉的观鸟与拍鸟延续下来。其实中国人对鸟类记述的历史更加悠久，在我国古代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大量有关鸟类的描写，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其中的雎鸠就是指某种水鸟；而《召南·鹊巢》中有这样的记载：“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这说明中国古人已经对鸟类的巢寄生行为有了认识。虽然在古代典籍中偶有对于鸟类的生态记录，但是在传统文化里，中国人还是更愿意将鸟安置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凤凰”，作为 “羽虫之精者”，凤凰糅合了现实中的孔雀、鹤、雄鹰、燕子等多种鸟类的特质于一身，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精神象征的升华。这种脱离现实的羁绊，直接将鸟幻化成文化符号的例子，一直延续在中国花鸟画传统中。这种方式虽然符合中国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的文化心理，但是很多时候都脱离了对于现实鸟类的观察。以我们常见的“松鹤延年”题材为例，丹顶鹤的栖息地为湖沼浅滩，它脚趾的特点决定了丹顶鹤是无法稳定站立在松树之上的。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早期，以鸟入影也是创作的手段之一。20世纪20-30年代，繁荣在中国摄影界的画意摄影流派中，鸟类的出现不算罕见，如郎静山的作品中时常可以看到鹊鸲、文鸟的身影；1932年让吴中行入选英国伦敦国际影展的作品《锦树双栖》，就拍到了两只展翅的八哥。照相机虽然是机械复制现实的工具，但是受花鸟画文化传统的影响，那一时期的摄影家依然习惯抽离现实把鸟当作文化符号来使用，恬静与祥瑞依然是他们所衷情的主题。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满足和思想观念的多元化，改变了中国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也让我们对鸟类的观察增加了许多维度。当以生态的眼光去看，中国是鸟类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全球近万种鸟类中，中国有1450余种，约占总数的14%，其中我国特有种超过了70种。这是让全球“鸟人”（观鸟者对自己的称谓）都艳羡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观鸟与拍鸟的队伍悄然形成了。鸟类摄影爱好者在野外守候， 北京绿堤公园， 2021年11月20日 李浩然相比较西方200多年的生态观鸟历史，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群众性观鸟活动起步不算早，但是却快速形成了庞大的群众基础。中国观鸟组织联合行动平台（朱雀会），联合国内50余家观鸟组织，于2020年推出的《中国鸟类观察年报》中记录了14万人的100万条观鸟数据。如果再加上以拍摄鸟类为目标的摄影师，整个中国观鸟与拍鸟群体的数量远远不止14万。这一庞大的群体，甚至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模式。在鸟种资源丰富的地方，如湖南岳阳、河南董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形成了以观鸟为特色的生态旅游热，这种趋势不仅促进了当地自然环境的保持，还拉动了地方经济健康发展。鸟类摄影的新兴市场，也让器材厂商调整了产品的策略，近两年推出的摄影设备很多都内置了越来越完善的鸟类眼部对焦以及高速连拍功能，而且愈发轻量化和平民化。这些技术的迭代，在保证鸟类摄影师轻便出行的同时，也让作品的清晰度和成功率大大提升，从而进一步降低了鸟类摄影师门槛。但是在中国群众性观鸟群体不断扩大的同时，大量不具备基本生态保护知识，甚至是恶意破坏自然的人进入拍鸟者的行列。许多存在争议的拍摄方式饱受诟病，一些广为传播的“绝片”“大片”是以破坏鸟类自然生态为代价的，相机在他们手中化身为另一种猎枪，照片中鸟类华丽的外表，装饰的是他们膨胀的虚荣心和无止境的私欲。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关于鸟类摄影方式的争论与反思，已经让中国的鸟类摄影朝自然友好的方向转变：在中国最大的观鸟网站“鸟网”上明确杜绝喂饲幼鸟的照片；一些摄影师放弃了“好鸟”与“菜鸟”的简单划分，转而更加综合地思考鸟类生态；2021年3月17日，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布了《中国野生鸟类摄影行为规范倡议》，其中特别强调了鸟类的利益高于摄影，并提出在鸟类拍摄中要杜绝诱拍、追赶鸟类、破坏鸟巢等行为。歌唱的爪哇八哥，新加坡，2018 年 阿纳伊斯·洛佩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生态保护为目的的鸟类摄影，近年来一些以鸟为题材的影像艺术家的作品，也颇受摄影人关注。他们借鸟的形象与意象，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究人的内心世界，例如在日本艺术家深濑昌久的作品《鸦》中，那些影调深沉的乌鸦影像，讲述着艺术家有关孤独与生死的思索；在南非艺术家罗杰·拜伦的摄影集《鸟的庇护所》中的鸽子有着沟通天地之灵媒的意象；日本艺术家水谷吉法以色彩浓郁的画面语言表现了生活在东京的鹦鹉群，让人不仅在视觉上更是在心理上形成冲击；在《中国摄影》2020年8月刊“动物显影”专题中曾介绍过荷兰艺术家阿纳伊斯·洛佩兹（Anaïs López）、新加坡艺术家赵仁辉、美国艺术家卢卡斯·菲尔兹曼（Lukas Felzmann）等人的创作，他们以鸟为线索，用极具个人视角的切入点，将鸟与人类社会之间那种若即若离的共生关系呈现在我们面前，以影像引导我们对传统的生态观念进行反思。海鸥符咒档案，法拉隆群岛，2015，卢卡斯·菲尔兹曼以鸟为媒，从更多角度切入鸟类影像所勾连起的我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并折射出摄影师对于自身的思考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探寻，成为了这一期专题策划的出发点。
童年伙伴，水雉幼鸟，江西南昌象湖湿地公园，2017 年 7 月 廖士清
擦肩而过，黑翅长脚鹬，深圳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2018年12月4日 朱兴超
生活在城市的雕鸮，云南大理剑川县，2021年10月 曾祥乐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不仅邀请了五位职业、半职业的鸟类摄影师分享他们的创作，更是首次通过《中国摄影》官方网站面向公众公开征集作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征集到了300余位摄影师的近5000幅作品，虽然并不能覆盖中国群众性鸟类摄影的全貌，但是几种常见的创作类型都已经包括其中。让我们特别惊喜的是，在追求极致清晰的“数毛片”之外，有更多摄影师将个人的思考和观察投入到鸟类摄影之中，他们不仅用镜头思考着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鸟类文化，更是以影像的力量践行着生态保护的理念。
黄喉雉鹑，四川帕姆岭，2017年10月27日 芦保民
共同的家园，苍头燕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2021年4月3日 相军 摄
被迫“打工”的鸟，江西宜春靖安县，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刘志强
本应是丛中鸟，无奈成为了笼中物，贵州 黔东南榕江县大利侗寨，2021 年 9 月 20 日 刘志强
在专题准备过程中，我们采访了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他特别谈到，影像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生态保护的利器，但如果掺杂太多的私利，就会适得其反，因此摄影师拍摄鸟类一定要守住底线。同样的，野生动物摄影师董磊在为本专题梳理了鸟类生态摄影的实用技巧之外也提到了有关鸟类摄影中的伦理问题。灰冠鸦雀， 四川唐家河，2007年7月 奚志农 / 野性中国除了针对鸟类的拍摄，对有关鸟类保护与救助项目的影像记录也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专题中，蔚可任的摄影报道以乐亭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大清河救助站负责人田志伟为主线展开，通过他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人类有意或者无意的介入给野生鸟类所带来的触目惊心的创伤，以及中国民间鸟类保护工作者的生活与工作现状。用影像来关注并保护鸟类，并不意味着必须要行走远方。武汉市观鸟协会在武汉疫情封城的那段时间里，号召全体会员透过住宅的窗户去拍摄、记录居住小区内的鸟种，不仅接续了疫情期间武汉市鸟种的数据记录，还形成了出版物《窗外的鸟 ：武汉宅家观鸟报告》，本期专题中我们邀请该活动的发起人颜军为我们分享了这一项目的心得，透过他们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只要用心去观察，围绕我们生活空间的鸟类同样精彩。
本期专题还呈现了云南摄影师何雄以及西班牙艺术组合阿尔巴兰·卡布雷拉（Albarrán Cabrera）的作品，他们没有将视野停留在鸟本身，而是用它们建构起一套自我的语言逻辑。在何雄作品中，鸟的形态总是倏忽间闯入画面，与人之间形成强烈的影像张力，他用这种不羁的拍摄方式打通了现实到梦境的通道；阿尔巴兰·卡布雷拉的作品从西方人的视角表达了对于东方美学的理解，他们用图像的拼贴、转印以及各种染料制作有着浮世绘般东方诗意的画面。鸟儿就穿梭于这样梦幻的景色当中，它们飞翔的姿态串联起画面中的时空。鸟类的种种美好不曾为人类而改变，却常因人类的好恶而遭涂炭。鸟类摄影，看似捕捉的是灵动的飞羽，其实是摄影者内心世界的投射；对鸟类的观看，映照着的是我们对于自然的态度。鸟类拍摄中的伦理问题，其实也可以延展到其他领域有关摄影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当观鸟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鸟类摄影成为流行的拍摄题材，观鸟和拍鸟也就成为了观察摄影生态的重要窗口之一。对观者来说，究竟是因为科学考察、新闻报道还是艺术创作而拍的鸟，或许并不重要，只要最终的影像能够帮助我们多打开一扇理解自然的大门，能够触发一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新思考，这些作品就会具有触动人内心的艺术感染力，而这也正是摄影观看的落点所在。本期专题在策划、编辑过程中得到了“野性中国”工作室、自然之友野鸟会、武汉市观鸟协会等机构，以及骆力、李强、沙菲、王斌、王旭、徐永春、张鹏、周海翔、郁翔等摄影师和研究者的大力支持，感谢上述机构和个人，同时感谢所有向“观鸟与拍鸟”专题网络征稿投稿的影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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