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别说话，来听我讲故事！ | 周末

按：一周一度的“三辉周末”又来了。“周末”是三辉编辑部喝喝水聊聊天的地方，三辉编辑们轮流主持，想说什么说什么。在2017的开篇，“周末”栏目特别推出一个“编辑说书”系列，让各位编辑们讲讲2016年看过的书。本周主持人是三辉文稿编辑恰恰猫。

_________

书是重要的

文 / 恰恰猫

来自 / 三辉编辑部 

小时候总是央求着爸爸给自己讲故事，灯已经熄了，爸爸的睡意使字句模糊，最终凑不齐一句完整的话，故事没了结尾，甚至逻辑也变得荒诞，但它们在我的头脑中仍具有魔力，让我迟迟不能睡去，寄希望于爸爸会在某刻惊醒，以完成那个故事。那个识字有限的年龄里，夹杂着图画的故事书能带来最神奇的喜悦，而会讲故事的大人都被我崇拜：尽管姥爷讲的故事又短又粗糙，通常是些赶考秀才、国民党的逸闻，在我的故事序列里仅居低位，但我还是将他奉为“厉害的人”。久了，我也有了组织语言、加工情节的能力后，便开始给别的孩子讲故事，有个远房亲戚在我长大后告诉我，某年我做客她家，扎入一堆小孩中间便大喝一声：都别说话，来听我讲故事！

此事是否属实还不可考，我对自己曾如此霸道感到不可思议。但“故事”，诱惑我也几乎诱惑所有孩子，还诱惑着许多大人的故事，其魔力从何而来？难道我小时候就隐隐感到了现实的无趣与枯燥，因而才沉迷在那些想象世界？还是我相信自己看到的现实还不是全部，一定有我没察觉到的世界，它们被一个个故事、一本本书记录了下来，被比我见识得更多、知道得更多的人讲述了出来？

《想象共和国》书影

“对于每一个刚开始认知自己和世界的孩子来说，始终都存在着一个想象共和国。”在《想象共和国》的开头，阿扎尔·纳菲西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她给出的答案是层叠的：那些万物有灵的魔法最先击中了孩子，无法将玩乐分开的孩子通过想象理解爱、死、幸福、道德这些最抽象的概念，他们那永不停歇的好奇心让他们永不“盲目”，永远想透过故事四处观看，想抓到世界的秘密。而“所有了不起的故事无论如何都是关于看见的”，“盲目通常是罪恶的一个重要表现”；“视而不见”不属于孩子，孩子是不厌其烦地问“为什么”的那个。

想象是孩子观看、探索世界的一种途径；那么，对成人而言呢？当一个热衷于故事、图画书、故事书的孩子渐渐长大，他可能会发现自己走入了文学的世界中。成年人的故事书里不再出现图画，痛苦、快乐与罪恶变得复杂起来，人物变得更丰富，更像我们自己，但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能击中他的不再是魔法，文学将带给他另外一些东西。孩子的世界只是引子，纳菲西的《想象共和国》以大部头处理的是，在成人的世界中，文学与阅读意味着什么。

与她的前两本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一样，《想象共和国》仍是一部带着温和与细腻的“檄文”：捍卫文学，为阅读辩护。前两本书的背景是革命后的伊朗，《想象共和国》的背景则位于美国。在伊朗，极权禁止人们阅读；在美国，消费主义则让人们主动远离阅读。但是，远离文学与阅读的个人与社会，将变成怎样的个人与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没有极权、政治审查与监禁，个人是否真的“自由”？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我所缄默的事》

纳菲西着重挑出四位美国作家及其作品，写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马克·吐温、写作《巴比特》的辛克莱·刘易斯、写作《心是孤独的猎手》的麦卡勒斯、写作《高山上的呼喊》的鲍德温，她将这些小说与她自己的现实、对小说的分析与她自己的革命回忆、美国观察穿插在一起（正如她前两部书所做的那样），道出文学的力量：在马克·吐温那里，文学以被损害者的声音出现，以主人公的胆量揭开我们世界中的偏见与桎梏、虚伪的规矩，虚构的人物与纳菲西现实中的朋友法拉的形象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的是“美国真正的礼物”，“独立”；透过《巴比特》，纳菲西措辞严厉地指出，如今的美国是被刘易斯预言过的美国，充满从众性、惯性思维和功利之心，而如何真正利用自己拥有的“思考的自由”成为一种奢侈，也成为一种迷茫，如同《巴比特》的主人公所展现的，“有了自由这个如此令人陌生而又如此棘手的东西，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之后，是“新的孤独”，纳菲西将麦卡勒斯的文本立起来，使其映照出（不只是）美国人面临的时代困境，映照出断裂的纽带、无根的个体、不再交流的群体；最后，如一个环，纳菲西的叙述通过鲍德温重回起点，通过想成为作家而非黑人作家的鲍德温，纳菲西再次说道，“这就是书的力量……拽你去新的地方，带陌生人来到你家里，质疑你的方式和习惯”。而美国人需要保住的品质，纳菲西说，就在这些小说里。自由不仅是消费的自由，更是质疑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自信而独立“个人主义”不是自我耽溺、贪婪自私，不是“所有人、所有事都只是我的反射”，而是个人身处于共同体中，他有能力看见“他者”，与他人沟通，与世界建立联系。看见他人，是纳菲西此书的“文眼”，这一点在书末的《致谢》中也得到印证：“感谢他（指纳菲西的弟弟）向我推荐了他心爱的罗伯特·贝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对于成人世界来说，文学与阅读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能够促成一个由独立、自由的个体构成的良好的公共社会。

《想象共和国》书影

在此，读《想象共和国》让我不断想到另一个美国人——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这位法学教授出身的哲学家如今已是美国哲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她与纳菲西一样美丽，一样充满活力，也一样将文学置于公共生活中的显著位置。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她比纳菲西还要直截了当地指出文学、想象与阅读的重要性，不带一点犹豫：文学以充满情感、细节与共通性的书写深入人的内心，唤起人最真切、最感同身受的体会，进而使人看见、理解具体的他人，而没有温度的数字、律法、条令却远不能做到这一点。纳菲西说，当学生们问她“读这些书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她常将问题抛还给他们：“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什么？它一定要有用吗？”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里则是将“功利”“实用”拎出来剖析、批判了一遍——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功利主义之下，一切都以经济学的方式加以衡量，个人被物化，不再是具体的、丰富的，而成了无差别的数字，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文学的作用凸显，“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剧或者传记？我的中心主题是这样一种想象的能力，一种想象过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能力，如果情形变化，这另一个人可能就是你自己，或者是某一个你深爱的人”。文学以“畅想”（fancy）和移情使人们体会到自己与小说人物、与他人的联系，文学以想象抵抗功利主义对人间的侵蚀，文学本身，就是对“有用/无用”的一种抵抗。从这个角度上看，纳菲西的回答仍站在功利主义的范围内。以“功利”丈量文学的价值，得出的将是个无奈的答案；也许，纳菲西对于文学的自信虽然坚定，但还不够透彻。

“书是重要的。”在《想象共和国》里，阿扎尔·纳菲西将这句话重复数遍。文学、阅读、想象都是重要的，正是“想象的共和国”使我们直面自己、直面他人，使我们知道了其他可能，“一旦你知道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重要的，你就能带着十足的决心去往那里”。最终，文学，成为了一种希望的形式。

相关链接：

在周末，我们什么都说

假如你也想说点什么，投稿到[e-mail]

编辑 | 蟹小谢

你的书架上

一定有三辉的书

请点击「阅读原文」对照

投稿与合作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