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最新回应：关于送侄女去机场

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五、关于卖惨

文/方方

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话：你卖惨。你只写阴暗面。你光看到负面东西。你吃人血馒头。面对这一类质问，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写了什么。你哪怕稍微翻阅了一下，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绝对大部分质问者，从他们话语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完全没有阅读原文。他们只是受到那些刻意攻击我的微博或公众号的诱导，并轻易接受了其中的观点。这些攻击和质问，大多出现在我的日记结束之后。面对这么多的问题，我几无可能一一回复。于是，质问的版本就又升一级，说你为什么不回复?你不敢说话了吧?你为什么不歌颂抗疫，你是恨国者，你吃体制的饭，砸体制的锅，你心理阴暗，等等。几乎所有的质问，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

实际上，那些攻击我的微博和公众号，是从十多万字中，挑出我写到的有关悲惨的几百字，并将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后对不读原文的人说：看看，这就是方方写的。而真实的情况则是：这几百字散落在十几万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记录的过程中，同时处在武汉这个灾难的现场。我知道的武汉惨烈事件比我写出来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与医生朋友的交流中，还说过，我不能写这些，我不能吓着大家。尤其一些来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当时的武汉正处于灾难之中。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镇静，对政府的各种命令，无论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须配合执行。这是我的基本观点。但是，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试想想，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之沉重，怎么会有全国那么多医护人员悲壮出征，前来援助?如果不是武汉的情况之惨烈，怎么会有医护人员一谈到他们初来武汉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声?生命的逝去，是让所有人悲伤的事情。我也同样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难忍内心悲伤，是另一回事，这两件事完全可以并行存在。在记录中，我的真实情感，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几乎在听到封城信息的同时，我们便听到了四处的求救和不间断的死讯。武汉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们的亲属们，面对死亡全都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同城的居民——我们，也同样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因为它的突然，这份痛，便显得格外强烈。尽管我应该记录下更多，但是，我还是担心读到的人们会产生恐慌感。所以，我尽量少写，尽量一笔带过，尽量点到为止，尽量不写过程而只写几句自己的感受。

记得有一位去世医生的亲属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没有写出我们所经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说得非常对。因为我的记录，并没有真正写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凄惶和无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写到了这个逃避。我说我不敢看更多的视频，并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那么坚强，我也希望大家避开，换一种别的方式调节自己，以便捱过艰难时刻，比方去追剧什么的。所以，对那些最悲惨的人事和所谓的“阴暗面”，我几乎是有意识地减少记录。这样做不全然是为了我的读者，更多时候也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压力。曾经有一天，我在日记中引用了雨果的一句话：有的缄默等于撒谎。然后我说，我感到惭愧。

在那个时候，镇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个日记，除了记录，更多的时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报现状，鼓励大家坚强，即便有难处也忍着，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困难终将过去。如此等等。对于这一类的大量文字，比写我的个人悲伤多几十倍的文字，那些攻击者们，却只字不提。不得不说，在这些攻击的背后，某些人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有一位读者，我真的很感谢，他或是她，对我的日记，做了一个数字分析。尽管阅读变成这样的方式，对于写作者来说，很无奈，但是这些数据，却提供出最坚实的证据。这篇文章题为：《方方日记内容数据分析》。

文中指出：“从数据统计情况看，除追责(12)无法类比外，日记中好消息(67)多于坏消息(44);坚忍(20)多于悲哀(12);赞扬(61)多于批评(27);只有问题(50)多于建议(42)，因为有些问题，个人无法提出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据此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方方日记无论出发点还是内容，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主体是健康、正面和积极的。并非是专写阴暗，专揭‘家丑’。”

重点是：

1、我的记录中，确有发自我内心的为生命逝去的个人悲伤。如果看到那么多的死亡而无动于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让这种悲伤影响到大家，所以我几乎没有展开描述悲惨的死亡过程;

2、政府早期的失误，我有过不少批评。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励人们，并告诉大家要保持信心，给政府以信任。在全国人民支持下，我们很快会度过难关。对于后期疫情的控制得力，我亦照样实录，多次称道。只要稍微完整地读过我的文字，都不难看到这些内容。

(注：昨晚看电视去了，居然忘记发微博。今天补发。所有的“关于”，是我的一份备忘录。如果今后有机会在国内出版《武汉日记》，它将作为附录，一并保留。)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六、关于极左

极左这两个字，是我的日记里反复提到的。也给许多人带去疑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要反复提极左?对此，我也有责任把它说清楚。因为不说出它的来由，也就无法说清为什么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机场以及送口罩等，也都会被放到无限大来对我个人进行攻击;并且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被困在疫区的人写了60天日记，会引发如此之大的风波。

从小到老，我都属于那种对政治几无兴趣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国内有些什么派别也不太清楚。因为职业缘故，我在微博上关注的东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学艺术、自然风光以及新型建设之类。正因为对政治缺乏兴致，我从未加入任何党派，不喜欢阅读政治类书籍，各种政治学习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许多当官的机会，我亦都选择了避开。我只想当个作家，觉得写写小说，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长篇小说《软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这次一样。一些人仿佛约好一般，群起而攻击。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这种批判因何而起，来自何人。当时，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声音最高的时候，我正在古巴。因为上网困难，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时，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时，也有朋友告知说，批判你的人主要来自乌有之乡网站，并给我简略介绍了一下左派网站的情况。到那时，我才知道国内的什么左派网站，其中一个叫“乌有之乡”。在墨西哥期间，通过微博，我作了一个回复。回国后，我先落脚广州，再一次就此事通过微博阐明了我的观点。而这时，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网站中的极左人士，其中还有我的某个同事。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甚或，引发这件事，便是来自他的个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发了一篇微博，我写道：

“因为一部小说《软埋》，不知何故让极左派人士恼怒异常，成群结队挥刀而来。批判、斥责及辱骂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里。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们大多没看小说，或只读了几篇批判文章，于是想当然进行推测。对这类人，连生气都不必。

说实话，我是改革开放的获益者。1978年我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我的命运从此改变。我想，如果我没考上大学，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我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吗?因为我所工作的搬运站几乎是中国最早解散的企业。有一天听说我以前的领导在外摆摊卖菜，心里着实难受了一下。社会进步，改革不合理体制，总是会伤害到一些人，这似乎是件无奈的事。而我们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样让这些伤害更小更轻，甚至没有。所以，历史行进中的重大事件，记录并反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开放也如此。

文学即人学。作为写作者，我关注的是身处于各种社会事件中的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时代动荡中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的诉求和愿望经常被忽略。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是我特别关注的人群。其原因在于：我曾与他们血肉相连。

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读者写读后感。有人写一篇两篇，有人写十篇八篇，这全然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作者无关。正常的批评，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作品文本进行探讨、研究，乃至尖锐批评，自然会受作者尊重，必要时或许回应。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报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笔既无善意亦无诚恳的文章，何必理会?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从来都是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事。你不会读书，或是读不懂，写作者哪里救得了你!”

那场交锋，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当年因为没有公众号，也没有打赏，为此，那一次论战，不必抢人眼球，更不必编出耸人听闻的谣言来追求流量，以谋求打赏。后来，这事不了了之。没有胜负。极左们，继续寻找目标，到处打棍子，而我也照样继续写小说，继续发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这一次了。

武汉遭到史无前例的封城，我应《收获》杂志约稿，开始对疫区的生活做记录。2月3日，也正是武汉疫情很紧张的时期，我在日记中写道：“只惟愿我们能有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

几天后，有人传给我一篇文章，这应该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对我写日记所进行的批判，它发表于2月6日。写作者，正是当年批判我的小说最勤奋的一个人。为批我的小说，三年前他写下了几乎上十篇文章。我看过其中一篇，觉得此人认知已入误区，文笔也差，后面的就没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开始对我批判，认定我日记中所写的“枉死者”，是诬陷医护人员。文中甚至还用了这样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说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拥趸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里的情绪，这和香港的动乱中，躲在废青背后的‘大台’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作协前主席方方想达到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这样的逻辑和这类的构陷，以及这样的恶批，是其惯用手法，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我突然发现，当年那些批判我小说的人，几乎全部出动。各种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网站。人还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还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调。

知道前因，我继续采取不理会态度。直到“送侄女到机场”的所谓特权事件和编造的“手机照片”所谓造谣事件，再借助社会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编排“厅级干部”和捏造所谓“小产权别墅”等谣言，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这场批判才逐渐升级。对我的污名化，已经到了我无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日记中屡屡提到“极左”的原因。这乃是三年前对我小说批判的延续，其中带着强烈的“私仇”。而对于极左们这种“恨”字当头，要把社会拖入人人“以邻为壑”的阶级斗争泥潭之中，我个人是极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击的。

坦率地讲，一个社会有左中右派，这再正常不过。没有，反而不正常。至于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对“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观点，都会有赞同之处。我支持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东西，却从不站派。但我对两派中的极端观点，一向都持反对态度。

我的日记里，从来没有说与我意见不同者，即是极左。那些在极左人士的微博和公众号诱导和挑唆下，对我进行质问或叫骂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跟极左半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我在自己最后的一篇日记中曾写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说：极左就是中国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阻力!如果听由这股极左势力横行，放纵这种病毒感染全社会，改革必定失败，中国没有未来。

现在，我仍然要这样呼喊。

重点是：

1、启动对我进行批判的人，几乎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他们的文章，仍如当年一样充满文革式语言。为打倒我，以及对我污名化，他们甚至不择手段，采用各种造谣及诬陷方式，这些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极左。甚至，经过三年的时间，他们中的某几个，已经堕落成网络流氓;

2、大量的年轻人和不明真相的读者，与极左无关。极左是专指活跃在中国各大左派网站上，天天在那里一厢情愿地搞阶级斗争的一群人。你在那里吗?如果不在，你就与我日记中提到的极左无关。

有时候这样的编排，甚至让我自己有点自豪感：看看，那些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找到这点事!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七、关于送侄女去机场

文/方方

这个话题，我已经说了几次，再说真的很没意思。但是，一则仍然有人咬着不放，反复质问;二则这也是我在被攻击中，最早的一件所谓“特权”事件。我在这里重新写出，留一份记录，也很有必要。

在此事上，大约有三个观点：一是我利用特权，把侄女从武汉弄到新加坡去了；二是我利用特权，让警察送我侄女到机场；三是帮助送我侄女的肖警官是个官。

对于这件事的指责，我多少有点哭笑不得。我侄女是七零后，很多年前就去了新加坡。今年，她带了儿子回汉探亲。准备在武汉看望父母后，即去广州与公婆和丈夫汇合。她买好了元月23日的高铁票。料想不到的是，正好遇到这天上午的十点，武汉封城。她和儿子被封在了武汉，不能出去。说起来，他们母子，同是这次疫情的受害者。我侄女见不到丈夫公婆，而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见不到远道回来的孙子。一家三代无法团聚，所有的度假计划全部打乱。

疫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无人知道。当时被封在武汉的外地人，人人焦急，我侄女也不例外。疫情的蔓延将到哪一步，自己和儿子是否会被感染，都是未知数。侄女的儿子未满十岁，还是小学生。如果封城时间长了，还涉及到上学事宜。侄女的着急，也是实实在在。

但是封城没多久，各国开始接本国侨民回去。新加坡侨民在武汉有不少人，由此，新加坡也与中国政府商量好，将派飞机前来武汉，将本国侨民全部接回。几经协商，时间确定在元月29日，这天是初五，起飞时间暂定为凌晨三点。

封城后，武汉所有交通车辆停运。而新国通知说，新加坡政府不负责从家里到机场的路程，侨民们必须自己设法赶到机场。我大哥大嫂都年过七十，也不会开车，为此，送机场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

恰在那一两天，政府下达了私车禁行令。我并不确定我的车是否可以通行，途中是否会遇盘查。因我要去的地方首先是洪山区，所以我向洪山交管局相熟的警察询问我的车可否通行。这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自然而然的思路。

在武汉，警方有很多文学爱好者，写小说的也不少。应该说，我认识不少警察，其中包括洪山区的。我的微信朋友圈里的警察人数，没有十个也有八个。我的警察朋友告诉我说，你这么大年龄，还是在家写作吧，小肖正好在休息，你让他帮你跑一趟(大意如此)。由于去机场是晚上，我从家里去洪山接人，然后再去机场，来回路程的确有些长，我也考虑到我能否吃得消的问题。于是我就直接给小肖发了短信，询问于他，他立即同意帮忙。虽然有禁行令，但听说官方也有通知：手机没有接到禁行短信的人，其私家车仍然可以出行。

按照常识，这件事，与特权完全无关。首先，我不是一个官，尽管指责我的人极尽渲染我是厅级干部，但是知情者都知道我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公务员，平时也不坐班。更何况，我已退休在家，哪里有职有权?其次，对于外国侨民的撤离，在全无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警方也有义务提供帮助。就算没有我前去询问，以我对武汉警方的了解，我相信，他们同样会伸出援手。这样的助人之事，警察也是经常做的。其三，更何况，为我帮忙的小肖用的是自己的休息时间。别忘了，这天是初五，还处于春节假日期间，而且还是晚上。

这件事换一种表述会更简单一点。即：封城之后，城内所有交通车辆停运，一位老作家的亲属，因是外国侨民，面对撤侨通知，正陷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去机场的困境。一个警察，在自己的车可以出行的条件下，利用休息时间，帮助他认识的这位老作家送其亲属去了一趟机场。如此而已。按上所述，这样的好人好事，是不是应该表扬?

对于小肖，我在用手机联系时，因是用文字，出于礼貌，所以尊称其为肖警官。但他真的不是一个官。查证此事并不困难。同时，所有的联系，都是短信，这些记录，也全部都在。

有些人相当幼稚，一口咬定，我在疫情期间，把我侄女搞到新加坡去了。这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新加坡的飞机，不是本国侨民，是根本上不了飞机的。

对于那些攻击我的人，翻烂我的微博，找出来了几件什么事?这一件算是其中很大的一件吧?它让所有懂常识的人说说看，这又算什么?有时候这样的编排，甚至让我自己有点自豪感：看看，那些人挖空心思也只能找到这点事!如果这也是“特权”，岂不从另一面证明了我的廉洁?

重点是：

1、我侄女在新加坡生活和工作多年，疫情中滞留武汉，属于新国接侨范围之内。我只是帮她解决了去机场的困难，根本不存在把她搞到新加坡去的问题。

2、送机场不是特权，是警察朋友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予的帮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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