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春节前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娱乐活动几乎全部被打乱了，全国各个生活小区在武汉封城之后，纷纷采取限制出入和居家自我隔离的措施。人们面对灾难的普遍情绪反应，就是恐惧、焦虑、暴躁、抑郁，同时有些人表现出了各种奇怪的“迷惑行为”。除了各种谣言充斥在网络和微信中之外，被证实的新闻中，出现了太多的“反常”行为。如：“儿子网上炫耀：湖北封路，当官的父亲派车接他回荆州”；“故意隐瞒武汉旅行史，故意隐瞒肺炎患者接触史，发热不去医院，照样出入各种公共场所”；“超市排队购物，因距离太近，双方发生口角而大打出手”等等异常行为，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有我们武汉“前车之鉴”的情况下，韩国的新天地教会成员居然在疫情爆发期间，仍然敢正常参加活动，且不戴口罩。我们除了从法律上追究责任、从道德上进行谴责之外，在心理层面上，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在疫情没有发生时的理性个体，在疫情发生中的心理和行为上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如果仅仅从行为的非理性和思维的直觉性来解释这些现象，似乎是既解释了现象，又没有解释，我们只是给出了一个标签而已。如果要是从个人的信息加工活动来解释行为异常产生的原因，可以解释一些心理机制问题，却无法充分说明个体或群体之间面对灾难这样风险事件的心理和行为差异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个体行为改变的心理动力学的方面去解释这种行为异常，同样适合于对一个普通“宅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改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认为的失控行为通常来源于行动者心理上的脆弱。失控行为的部分原因是负性情绪过强之后的非理性所导致：如果我们过度恐惧，我们就会尽可能消灭造成我们恐惧的来源；如果我们过度焦虑，我们就会着手完成可以减轻我们焦虑的行动。也可能放弃任何努力，放弃实现引起我们焦虑的目标；如果我们妒嫉某人，我们就会因为他比我们强大而诋毁他，或是放弃与强者的比较等等。失控行为的另一部分原因来源于我们的世界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受到攻击，当社会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如果我们无法将其合理地纳入到我们原有的认知体系中去时，就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失衡，即所谓的认知失调。当自己无法改变认知失调状态时，就采取逃避或用集体行动来寻求安全感。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非理性的行动或恶意的行动，来源于对灾难过度的负性情绪体验或过长时间的负性情绪体验。而灾难带给我们过度和过强的负性情绪体验，又来源于我们心理上的脆弱，或者说心理承受能力的不足。 二、我们对于任何负面生活事件的承受能力都有一个关键阈限阈限（threshold）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实验心理学的早期研究，当时许多生理学家认为上帝是通过人的灵魂来与物质世界产生一一的对应关系。当物体发生变化时（如光线变强，声音变大，温度升高等等），我们是通过上帝赋予我们的感觉器官去感受这种变化，研究灵魂的最基本功能就是研究感觉和物理刺激变化之间的关系。有些刺激量小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感觉就不起作用了，比如声音小到一定的分贝，光线暗到一定的亮度，我们就感受不到了。这个最小的音量或最暗的亮度，就叫作感觉阈限，我们的每一种感官都会对某种相应的物理刺激有一种绝对阈限，同时也对物理刺激的变化感受上有一种差别阈限。
经济心理学家雷诺认为经济刺激变量也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心理感受上的阈限，如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价格上涨也会给人们的心理感受带来类似于感觉阈限的关键点，他称为关键阈限。我们认为：个体在面对社会灾难性生活事件时，也会出现一个关键阈限，当我们整天面对负性情绪刺激时（微信、网络新闻中的确诊人数上升，死亡人数上升，以及各种抢购、超级传染者、医务人员殉职、封城封路措施等负性信息），我们的最终心理和行为也有一个极限的关键阈限。当负性刺激超过这个关键阈限时，我们就像受到病毒的实际伤害一样，甚至在心理上产生更大的伤害（替代性损伤），精神上的崩塌很可能导致异常行为的爆发。
当一个灾难性事件发生时（首先我们会在心理上定义它是灾难性事件。许多武汉人刚开始没有将新冠肺炎定义为灾难性事件，主要原因是官方报道没有发现人传人现象），我们都会对事件的损害程度以及我们自己可能要承受的负面结果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和判断，也对自己所能承受的最坏结果有个估计，但这通常是个比较模糊或有弹性的估计。比如在武汉市生活的人，会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围、自己亲人的日常生活范围、武汉市公布的各医院新冠的疑似和确诊数据、死亡数据、更重要的是朋友圈或微信群的各种信息；而湖北之外的人，也会有一个类似的评估。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在武汉市生活，还是在湖北省之外生活，评估上应该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种对最坏结果的估计，就是我们初始的关键阈限。初始的关键阈限与事态发生的结果越一致，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越强，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反而比普通百姓要淡定一些，因为他们的预估的结果比普通百姓更加接近现实。普通百姓的预估停留在对2003年“非典”的模糊记忆中。
随着疫情的日益严重和超乎寻常的发展，以及小区各种管控措施的实施和日常生活的彻底改变，如果再加上有亲友或同事被传染上的信息萦绕在周围，对灾难的估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并快速逼近初始关键阈限。出于本能，个体会动用心理能量，利用各种手段和合理化方式来提高初始的关键阈限，就好比加固被洪水冲击的堤坝一样。只要对灾难的评估所产生的悲观情绪状态，不冲垮初始关键阈限的堤坝，个体就能够进行正常的理性活动。一但个体的心理能量不足，又无法依靠坚强的社会支持系统，悲观情绪状态强度过大、时间过长作用于个体身上，并超越初始关键阈限，个体就会情绪失控、行为失控、理性丧失。其实个体扯掉口罩，不听劝阻，要到大街上去闲逛，与小区值勤人员产生冲突，通常是个体已经无法动用自己的心理能量来修复即将崩溃的初始关键阈限了，他的唯一冲动就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此时，崩溃的初始关键阈限就是行动关键阈限，也是崩溃阈限。因而，不断推后复工时间是从病毒传染的隐蔽性考虑的，而最后复工的一批人，也是最长时间生活不正常的人，也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心理适应性问题。疫情面前，众生平等。新冠病毒并没有根据财富多寡或地位高低来选择传染对象。当大家都宅在家里或被隔离时，可能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如何超越心理极限，等待战“疫”的结束，还能保持健康的心态，重新步入正常的生活。“宅家”看起来是件容易的事，但其实不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长期“宅家”应对疫情的确是一种心理上的考验。当我们主动去做一件事情时，因为有着目标的牵引，有着获得报酬的预期，有着完成任务的成就感，我们在行动过程中的强烈的动机就会转化成足够的心理能量。“宅家”防疫却是要求你不可以做许多事件，比如你不可以出小区闲逛，你不可以扔垃圾不戴口罩，你不可以和朋友聚餐。你不得不改变从前正常的生活习惯，放弃你的自由。你会需要更多的心理能量去改变自己，去面对各种让你悲观的数据和例子。而对疫情你却束手无策，只能被动等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增加你的负性情绪体验和无助感，你会发现个体在灾难面前是多么的脆弱。
如前所述，提高关键阈限可以提高我们对灾难所产生负性情绪的承受能力，而提高关键阈限就必须积累强大的心理能量，那又如何积累心理能量呢？通过我们的日常观察，一个人的心理能量通常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有坚定信仰的人通常有较大的心理能量，他们在面对灾难性事件时，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承受能力。或许有信仰的人普遍认为死亡只是对他们所持信仰的一种考验或验证，所以他们在面对生与死的问题时相对从容。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传染病疫情下，个人的“从容”并不代表可以忽略行为的外部性（比如一个人“生死看淡”，并不意味其在公众场合就可以不按照规定佩戴口罩）。
有组织和团体认同的人，在面对灾难性事件时，比常人有较高的心理能量。对组织或团体的认同，能给人安全感。当面对疫情时，他们参与组织的活动，恰恰消除了他们的焦虑情绪，韩国的新天地教会成员的集会，或许能用这个原因部分解释（同样，寻求群体认同有很多其他更值得提倡的方式）。
在灾难事件中介入救灾行动的人，比没有参与救灾行动的人，心理能量更加强大。行动本身能够缓解焦虑，可能是参与救灾活动提高了个体对灾难事件的控制感，从而增加了心理能量。
有较多社会支持系统的人，在面对灾难性事件时，比普通人有更高的心量能量。具体来说就是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关系较好，会使人有足够的心理能力面对灾难。相反，心理崩溃的个体往往少有较强的社会支持系统。
有较广泛兴趣和人文素养的人，比普通的人有更强的心理能量。有广泛兴趣的人，尤其是有社会科学背景的人，可能在看待疫情灾难时，会有一定的变通性。而历史上有一些伟大的作品，就是在灾难下完成的。如司马迁著《史记》、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时都身陷囹圄，薄伽丘写《十日谈》是在黑死病肆虐的佛罗伦萨。他们用写作战胜了苦难和恐惧，用文字打败了时间。
相信疫情终究会过去，明天太阳照样会升起。无论外面的世界沉沦如渊还是完美如设，我们都要保持足够的心力和韧性，打理好自己的菜园。 作者简介：翁学东，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北京社会心理学会理事。著有《证券投资心理学》，是国内较早探讨金融及投资心理学的专著。目前主要学术关注点：股票投资者的风险态度（risk attitude）构成、影响风险决策的因素及心理机制、投资者赌徒谬误（gamble’s fallacy）及价格阈限、经济数据的心理效应、文化差异性对投资决策的影响等。
“抗疫心力量”中财系列科普
本期编辑：窦东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