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亚拍电影会比在中国更难吗？

访

 采访、策划、整理：宋远程

采访于台北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编辑 | 亹亹

“你知道我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吗？”

前几天，马来西亚大选结果公布，马哈迪带领希望联盟成功掀翻执政党国民阵线，六十一年来首度实现政党轮替。我第一时间向一位马来西亚的同学表示祝贺，却得到了这样的反问。

的确，不同于英国脱欧，朝韩会晤这样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的事件，马来西亚的一次大选在讯息爆炸的今天着实称不上举世瞩目。更何况，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对于这个曾经下南洋的落脚之地也许除了一些华人明星外再无了解，遑论她的历史脉络与时局走向。

本届TIDF的东南亚单元，为观众带来了马来西亚导演何宇恒的几部短片。作为马来西亚新独立电影运动的先锋之一，从早期关注本国边缘社会的《太阳雨》，到给惠英红带来影后的《心魔》，以及向动作片转型的《K女士》，尽管视野愈发宽广，却依然可见影迷导演出身的坦诚与纯粹。

何宇恒（马来西亚导演）

放映的那一场正值大选结果公布的几个小时之后，何导开玩笑说昨晚刷大选动态到凌晨，都不想来Q&A环节了。不同于国内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他本人此次并没有投票，但是，“就好比你支持的球队在第88分钟你去上厕所的时候，突然进了个球”。

作为彻彻底底的局外人，也在那一瞬间受到了感染。

《太阳雨》海报

深焦：您是如何从理工科背景转向艺术创作的？

何宇恒：其实本来没想到是这样，我原本是更想朝音乐方面发展的。我在美国做了两年工程师后回到国内，由于喜欢看电影，被一个音乐家朋友介绍到一家广告公司，开始拍广告。然后经由广告到纪录片，开始正式涉足电影的制作。

深焦：您如何看待“马来西亚新浪潮”这样的说法？

何宇恒：这是记者们总结的吧，多少还是有点怪。实际上，我九十年代回国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电影工业，一年可能只有五六部马来语电影被生产出来，华语电影一片空白。另外，当时拍电影主要还是用成本高昂的胶片，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好在那也是DV普及的年代，我们意识到可以用它去自由地拍一些东西。我的第一部片是从一则社会新闻中获得灵感，大家也都是把镜头对准身边的人和事，而不会有特别商业的想法。

深焦：在短片《无人非法》（No One Is Illegal）中，有一句旁白大意是说“不等到印尼人打过来，我们自己就先崩溃了”。

何宇恒：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换了政府，大家都很激动。主要是就之前的状况看起来，我们国家要是继续这样贪污腐败下去，应该是没什么出路的。所以有感而发，我们会不会自己毁掉自己。

深焦：这样直接抨击政府的短片有可能在国内上映吗？

何宇恒：应该是有机会上的。虽然一部电影为了上映需要向官方申请放映准证，但我们常常越过这一程序，寻求在书店等地方进行小规模放映。不过大多数这样的放映也不会是非常激进的，有批判性的作品。即便会有，但也都是局限在外国的问题。比如之前有一个人权组织放映了一部讲述斯里兰卡政府压迫泰米尔人的影片，不过最后还是招来了警察。

《心魔》海报

深焦：我们知道，在马来西亚有非常严峻的种族问题，那么作为导演，有没有想过用电影去调和不同族群间的矛盾？

何宇恒：有。在马来西亚不单单是种族，还有宗教问题。之前有一位马来人导演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拍过一些叙事性强并且相当催人泪下的广告，其中就会涉及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问题。后来她拍过一部剧情片《单眼皮》（Sepet，2004年），讲华人男生和马来人女生恋爱的故事，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愿景，在国内引起轰动。但在华人导演的群体中，由于很多人不会马来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会力不从心。

《单眼皮》剧照

深焦：马来人导演似乎很少进入我们的视野。

何宇恒：是的，因为你们毕竟有那么多的选择，而且马来西亚虽然同在亚洲，但对中国来说依然是个很遥远的地方。不过我们还是常常接触中港台地区的电影，对你们的明星歌手都很熟悉。有的马来西亚歌手去港台地区发了唱片回国之后身价立刻上涨，那里毕竟是主流。

深焦：他们的整体创作现状如何？

何宇恒：总体呈现出非常多元化的趋势。其实除了他们，一些印度裔的导演也渐渐涌现，并开始用镜头直面同族人贫弱的生活现状。而华人导演们的视野反倒变窄，同港台大陆亦步亦趋。独立制作中倒是有一些异色的作品，不过现在也似乎停了下来，大家都开始向更商业化的方向努力。

深焦：包括您也开始与香港的影人们合作。

何宇恒：是的，我也开始做一些类型的东西。因为你会发现在类型片中你同样可以加入自我的表达，并且更方便传递给更多的人。以前的好莱坞电影，比如黑色电影，都是和当时的社会气氛紧密联结，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情绪和世界观。有的商业片即便很烂，也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现状的反映。

深焦：您在香港拍的短片《天机泄》也有种族问题的元素，而且它虽说具有犯罪片的架构，却让人物们一直在聊些与案件无关的琐事。

何宇恒：因为我们受到港台那边的影响真的很多。早些年香港的贺岁片几乎都会第一时间来我们这里做宣传，可以说港片的繁荣与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票房支援密不可分。当我第一次到香港时，发现那里完全就是我想象的样子，生活节奏快，城市拥挤，早已非常熟悉。但是香港人看到我们却只会说我们是“马来人”，可是“马来人”是一个族群，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华人。很多时候，我希望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来架起沟通的桥梁。

深焦：在马来西亚，普通的民众会去看其他族群的电影吗？

何宇恒：在马来西亚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华人也许会觉得马来人的文化不够高级，而马来人会认为华人只会做生意，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大家很少看其他族群的电影。不过我也有一些马来导演的朋友，会去了解他们当前的一些想法。我最近的片子，一个HBO的项目，就是纯马来的背景，包括马来语和马来演员，故事也是来自于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咒术降头。而且故事梗概如果告诉一个马来人他肯定会会心一笑，因为它有点影射纳吉夫妇。

深焦：本届影展国际竞赛首奖《柬埔寨之春》一洗红色高棉留给我们的旧有印象，类似地，我们也几乎对马来西亚的现行政治制度一无所知。

何宇恒：其实我们也是无可奈何。二战期间，一部分马来人和华人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起游击队反抗日本人的入侵。二战胜利后，英国人放弃了对我们的殖民统治，留下他们的制度，但为了防止赤化，与马共有着持续的冲突。后者失败后，连同自己的身份一同成为相当负面的名词。这届TIDF有一部获奖影片叫<不即不离>，就是在讲述这些曾为国效力而今却又被国家放弃的人们的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斗争常常会被描述成是恐怖活动，因此长久以来他们在民众中的形象相当糟糕，甚至不能谈。四九年后的中国强化了这一身份与华人的联系，在无形中加深了马来人对华人的偏见，但实际上我们与其并无瓜葛。

《柬埔寨之春》海报

深焦：现在不同族群间的关系如何？

何宇恒：整体还是很和平的，因为我们经历过六九年的那场五·一三暴动。当时的执政党由于败选，在巫统内部有一场政治斗争，由此波及到人民而有了血腥事件。五·一三因此成为了一个肮脏的字眼，它从未在教科书中出现过，而是成为上一辈人口中的恐怖故事，以至成为禁忌。当时有一部《内安法令》，可以越过法律程序逮捕赤色分子，五·一三后，许多要员被关进监牢。我们刚刚当选的新首相马哈迪在执政期间也利用该法令清算了不少政敌，其时人人自危，类似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

深焦：不过如同韩国，智利，新加坡的情况一样，威权政府也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发展。

何宇恒：实际上在八十年代那个背景下，只要稍微有些政治手腕和头脑，应该就能搭上经济发展的列车，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当时虽然通过发展基建刺激了经济，但依然有大量的腐败问题，并遗留至今。

深焦：从电影人的角度看，今天的政治环境是否有所缓和？

何宇恒：是有的。保守的电检和国家电影局，当它们看到东南亚其他地区如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地优秀的商业片不断涌现，并且大有文化输出之势，而本国的商业片却走不出去时，也会很尴尬。国内的很多编剧导演最先考虑的还是马来人的观众，华语片方面之前有两部特别卖座的是《一路有你》和《辉煌年代》。前者是一个亲情故事，但在华语区早已司空见惯，后者围绕过去一场对马来西亚非常关键的足球赛，虽然有种族方面的话题，但依然仅仅局限在本国的受众。

深焦：您如何看待以阿彼察邦，拉夫·迪亚兹为代表的东南亚导演在国际影坛的崛起？

何宇恒：和影展方面，那些欧洲的策展人关系很大，某种程度上的确满足了他们的想象。但比如像阿彼察邦的电影，绝非仅仅是雨林，鬼魂这些视觉层面的东西，他一直都有很鲜明的政治态度，像是《幻梦墓园》里的国歌场景，这些更容易在泰国观众中引起共鸣。至于拉夫·迪亚兹，我觉得他是在创作那种特别宏大叙事的小说，（深焦：他的片都很长）对，不过近来好多了，只有四五个小时，我们都开玩笑说他在拍短片（笑）。

拉夫·迪亚兹

深焦：如果来自西方的热情消退，东南亚导演们的出路又在何方呢？

何宇恒：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很多时候这种关注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你会不得不考虑到为各种不同的观众拍片，渐渐就不再是你的初衷了。你会不自觉的拍他们想看的东西，会进入他们的世界，这种转换经常出现。如果没有这种关注也是好事，你也可以回头看看自己真正的创作意图是什么，你的观众在哪里。

深焦：东南亚的导演们似乎都有很强烈的政治诉求。

何宇恒：这和我们的生长环境息息相关。拿我来说，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会带有一种恐惧感的，因为会太在意其他族群的感受，所以在生活中会特别小心。此外，出版物也会收到严密的监控，出版准证是每年更新的，一旦在族群，政治等方面有不当的言论，就有被吊销的可能，所以大家都会过得非常谨慎。

深焦：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今天吗？

何宇恒：今天已经好了很多。马哈迪上一个执政期间虽然手段狠辣，但有些事确实做的不错，例如削弱王权。更关键的是，互联网进入我国之后，他并没有严加管控，而是任其自由发展，甚至强过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拜其所赐，互联网飞速发展的这十多年间，许多民间政治活动依托于这一新型的公共空间开始组织起来。例如呼吁干净选举的倡议，如果不是互联网的存在很难在大众中获得回响。纳吉主政期间，以打击假新闻为由颁布了针对互联网言论环境的法令，希望新政府可以将其撤销掉。

深焦：我注意到选举结果公布后，许多华人也难掩兴奋，可是从历史上看马哈迪不是会更倾向于马来人的利益吗？

何宇恒：他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七十年代他写过一本书叫《马来人的困境》，实际上就是对马来人怒其不争。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主政时期种下的恶果，希望他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可以更放开手脚地去做一些改变，去允许更多的言论空间的存在。因为头痛的时候仅仅是吃头痛药是不行的，它也与其他器官的病变有关。

深焦：他的成功当选也是由于大家积怨已久。

何宇恒：是的，甚至有人专门辞职回去投票。不过这一次没有爆发出特别过激的行为，因为我们经历了五·一三。这个早先不能讨论的东西现在也逐渐为人所知。结果公布后，还有人专门呼吁大家不要庆祝得过于激动，静静待在家，睡个好觉，第二天一早等马哈迪他们去处理。大家都变得越来越理性。

深焦：现在马来西亚年轻一代的状况如何？

何宇恒：总体还是很迷茫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物价飞升，但毕业生的起薪却和十年前没什么差别。年轻人为了赚快钱有时会去寻求捷径，如传销和其他金钱游戏，这几年都很猖獗。

深焦：导演今后还有拍纪录片的打算吗？

何宇恒：有，不过我更想拍伪纪录片，我想拍我们的电（影）检（查）。这届TIDF有一部印尼的纪录片，讲的就是我一个朋友把自己的电影拿去送审，然后与各级部门周旋的过程。在马来西亚，审查制度在血腥暴力方面倒还好，但是一旦涉及宗教就特别严苛。此外，在涉及马共方面依然不留一点余地，因为很多和他们战斗过的人还存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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