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新式亲密关系：男性如何摆脱内心隐藏的厌女情绪？
如果我们对西方的性别研究稍有了解便会知道，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而开启的女性主义研究热潮还启发了随后诞生的性别研究，其中性少数研究和男性研究颇值得注意。在女性主义以及女权运动所开启的新视野与新诉求的挑战中，无论在哲学传统还是处于社会、政治与文化中，绝对主体位置的男性也不得不开始面临新的问题，于是男性研究应运而生。如果粗略地说，男性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便是渐渐意识到，“男性”（man）也并非某种不言自明或本质的存在，而与“女性”（woman）一样是在历史中的社会化结果。正因如此，波伏娃所谓的“女性是后天长成”，或许也同样适合男性这一社会性别（gender）。
这一范式思考的改变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由此使得曾经被“遮蔽”的或说是因为被置于主体/主人位置而自然地“忽视”的男性成为如今被思考、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撬动了传统男权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基层。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我们或许才能更好地去讨论现代两性关系以及现代男性在遭遇有别于传统的性别意识与需求中所面对的一系列焦虑、误解、恐慌以及污名与对抗。而其中作为两性间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也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地思考与讨论。
近几年，国内媒体频频报道许多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冲突、暴力甚至谋杀，根据核真录2020年在据近500起女性被杀案的数据调查与分析中发现，“在这498个（女性被杀）案件中，233个（46.8%）案件属于被丈夫（现任和前任，包括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杀害，115个（23.1%）案件属于被男友（现任和前任，包括婚外情对象）杀害，55个（11.0%）案件属于被其他亲属杀害（其中有11则为儿子，7则为父亲），77个（15.5%）案件属于被其他人（因其他人间关系认识的）杀害，18个（3.6%）案件属于被陌生人杀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被亲密伴侣杀害的比例为69.9%，被家庭成员杀害的比例为80.9%，能够说明亲密伴侣杀人、家庭成员杀人现象的普遍存在。”（核真录：《消失的爱人：近500起女性被杀案罪案剖析》）
核真录：《消失的爱人：近500起女性被杀案罪案剖析》
而在联合国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也曾指出，在“女性被杀案中，58%凶手是家人，34%凶手是丈夫或男友（包括前任和现任）”。由此印证了我们在许多罪案影视剧中一个最常见的情节，即女友或妻子被杀最可能的凶手便是其男友或丈夫。
在最近南京新街口一男子驾车撞人并持刀捅人案件中，根据南京市公安局发布的警方通报，我们也会发现其中41岁的男犯罪嫌疑人正是因为“感情纠纷”而对其前妻行凶，并由此伤害了其他6名群众。
核真录也罗列了近些年国内发生的此类恶性案件，而其中都涉及“感情纠纷”这一问题，且行凶者大都是男性。这不免让人悚然的同时，也希望去探索为什么许多男性在面对亲密关系中的感情纠纷时，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恶劣行为。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男性都会因情感纠纷而成为谋杀犯，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极端的案例来思考现代男性在面对亲密关系时遭遇的种种矛盾和危机，以及造成这一问题背后更复杂的原因。
▌被建构的男性气质
在美国2015年拍摄的纪录片《面具之内》中，导演通过采访男性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及其他一些如教育机构老师、体育运动员以及许多男孩，为我们展现了现代主流男性气质的建构以及其再生产的方式。就如其中卡洛琳·赫德曼博士所指出的，现代主流男性气质“并不是自然演进所致，而是通过拒绝一切女性气质”而形成的。在R.W.康奈尔的《男性气质》一书中，她也发现男性气质的非自然性，而是与权力、物质、种族和性取向等其他因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一后天的社会文化塑造，才使得“男性”以及那些被推崇的男性气质的出现。
《面具之内》（The Mask You Live In）探讨了我们的文化对男性气质狭隘的定义，是如何伤害我们的男孩、男人和整个社会，讲述性别暴力对男性带来的伤害和男权社会中男性从小到大所承受的隐形暴力。
在大卫·D.吉尔默的《发明男性气概》中，他通过对不同文化中对主流男性气质的界定而发现，这些男性气质在某种程度上都印证了赫德曼博士的观点，即对女性气质的排斥。而这一点深藏于西方传统的哲学思考，尤其是伴随着性别二元论的自然化而导致性别气质的本质化，最终便出现了后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所谓“真正的/正常的”男性与女性。而正是在这一排斥、分类和评价的模式中，男性气质被置于主人位置而得到赞美与膜拜，而那些被划为女性气质中的敏感、情绪化、感性或脆弱等特质则彻底遭到污名，而导致许多男性对其避之不及。
在很大程度上，当下中国的两性气质与现代西方的性别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西风东渐后所开启的转变之一，便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德”性别观被二元性别观取代，男女两性的本质化成为其后性别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并且伴随着社会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建构而被进一步整合。期间虽然几经波折且有所改变，这一基础却一直延续至今。而另一方面，传统中国性别气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排斥甚至污名，就如雷金庆在其研究传统中国男性气质的专著《男性特质论》中所指出的，虽然传统“文武”两种男性气质都被鼓励，但明清两代随着才子佳人小说诞生而建构出的才子型男性气质渐渐成为主流。
在吴存存的《明清社会性爱风气》中，作者便发现帝制晚期男性性别偏向后来我们所谓的“女性化”，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更加鲜明。而正是这一女性化的男性气质，在晚清面对西方的霸凌时遭到抛弃和污名，而开启了现代勇武、阳刚且理性的男性主体建构。许维贤在其《从艳史到性史》中称其为中国现代性中的“同志”主体。而这一主体的形成基础便是排斥，而在其后随着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渐渐被赋予一种更加崇高的意象和地位，而影响着中国其后的两性气质。
《从艳史到性史：同志书写与近现代中国的男性建构》
许维贤著，国立中央大学出版中心2015年6月版
我们之所以反复强调现代主流男性气质的形成与其排斥女性气质有关，正是因为这一武断的排斥过程往往导致男性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我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我们在社会、文化和权力的影响下对个体进行了切割，首先是理性与科学在现代的崇高地位，使其对感性或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产生怀疑和贬斥，而导致作为个体的男性不得不切除或说是压制自身的情绪、情感以及一切晦暗不明的身体感觉。由此，我们得到的便会是一具理性的、健壮阳刚且封闭的身体，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或许夸大其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理性-男性”的结盟而导致自现代历史中诞生的男性这一性别（gender）本身就是不完整且不稳定的。
体现出这一现代塑造局限与问题的，便是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对其的挑战：一方面，由于自启蒙运动后理性的一枝独秀导致的强势与压制力，使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都或被压制或难以言说与显现；另一方面，伴随着女性主义理论对感觉、身体与性欲等传统遭到鄙夷的问题和领域的探索，男性不得不开始面对一片他们之前一无所知且在其教育中也鲜少出现的问题，恐慌、不安和焦虑随之而生。而就如布尔迪厄在其《男性统治》中所指出的，男权社会不仅仅建基在其意识形态上，还与其权力和暴力有关。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当一些男性无法面对当下新的两性关系，以及由此对传统家庭模式、亲密行为和角色的冲击与改变时，暴力便会出现。
因为男性自始至终都享受着来自主流性别制度所保障的性别特权与红利（当然，就如康奈尔所指出的，男性群体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同样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处于不同位置的男性由此获得的特权庇佑与性别红利也随之不同；而一些处在底层的男性，始终徘徊在被排斥出去的危险，如娘娘腔男性以及性少数男性等），所以他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特权位置，即“男性”这一生物性别（sex）就已经保障了他们在社会性别系统中的有利位置。对许多置身于其中的男性来说，却始终默然未觉或说是始终不愿意睁眼，毕竟谁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性别暴力
▌性别制度里的男性气质
男性始终站在自己的或说是这个被性别制度设置成“主人”的位置思考与看待问题，于是便会导致两性交往从一开始就存在不对等。许多女性会经常发现，一些男性对于她们的主动交流或示好往往表现出某种诡异的一厢情愿，即以为是她们对他产生了好感或希望与他们交往。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许多男性几乎很难真正平等地对待一个女性，而往往是把她们当做他者或说是某种工具，而非一个独立的个体表示出相应的尊重。这也或许就是上野千鹤子在其《厌女》中发现的，有毒的男性气质以及男性教育使得厌女的意识普遍存在而成为性别制度中一个结构性组成部分，从而阻碍了两性的正常交往。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许多男性通过对女性的利用来达到彼此联结和被纳入男性群体的目的。最典型的或许就是男生宿舍（小群体等）对女生的谈论，这一看似少年意淫的场景恰恰是一个男性社会群体如何进行主流性别意识以及其制度再生产的经典模式，即通过在话语、表现甚至实际行动中对女性以及女性气质的贬低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保障自己的男性气质（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区分和污名娘娘腔男性或性少数男性来达成）；二是由此形成一个“兄弟会”，保障其权力与主人地位。
在约翰·格雷出版于1992年的那部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一书中，他便指出男人和女人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语言还是在情感都大不相同，也正因此，双方需要通过沟通以及对对方的了解来维持和发展彼此的亲密关系。格雷一书的许多观点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且他对男女两性差异的过分强调本身，也反而可能再次落入传统的二元本质论中。比如他便认为女性更善于表达情感，男性则更擅长利用交流来传递信息，所以男女双方的交流很多时候都因为不在同一层面而难以彼此理解。其实，这便是建立在传统的“男性-理性/女性-感性”的刻板印象上，而且他不仅没有思考导致这一差异的背后原因，也未能意识到男女两性在这一交流中女性实则始终处于下风。因为理性的、逻辑且清晰准确的表达这一理想本身就被塑造成了“男性”的本质。
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弗洛伊德晚年发现他始终无法弄明白“女人到底想要什么”这一问题。就如其后许多女性主义者研究所发现的，在19世纪被看做是女性本质性脆弱的典型疾病歇斯底里，实则是那些女人的语言与交流方式；但在“理性-男性”的框架中，它只能被看做是疯狂和胡言乱语而被忽视与需要被治疗。虽然弗洛伊德似乎在其中发现了些什么，但他始终未能触及到关于女性的奥秘。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一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很多男人对自己女友或妻子的话语与行为往往摸不着头脑，于是抱怨她们的多愁善感、黏人与胡思乱想，即所谓的“女人心海底针”的印象。而在许多男性表演的脱口秀里，这都是十分常见的素材。但问题或许恰恰就在这里，即男性似乎从未对自己所使用的那一套话语形式、思考方式和表现模式产生过反思或质疑，尤其在处理亲密和感情关系时，我们恰恰发现许多男性，一方面利用理性的霸权来压制感情和情绪中透露出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由于缺乏相关的教育、学习和意识，而压制或是忽略了自身的感觉。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的身体感觉往往是最直接且真实的，但它往往很难被理性话语和框架所捕捉与识别。
在李海燕研究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时，她发现伴随着现代中国诞生而产生了三种有关爱情和感觉的模式：一套是传统的儒家感觉结构，一套是伴随着西方启蒙思潮而诞生的启蒙感觉结构，第三套则是在面对内外交困时而产生的革命感觉结构。在这三种具有时间先后的感觉结构中，我们会发现伴随着启蒙思想而渐渐出现的个体意识以及感觉开始在其后被整合进革命以及民族国家叙事中，从而再次导致刚刚萌芽不久的个体情感意识遭到挫折，而未能完善地发展。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革命感觉结构始终占据主流而影响深远，直到其后伴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才出现新的变化，但即使如此，个体情感意识的发育始终不良。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
[美]李海燕著，修佳明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
▌个体情感意识
从我们的家庭生活到学校的教育以及进入社会后的工作，关于情感以及亲密关系的教育都十分有限。但伴随着现代性带来的快速流动以及个体的原子化，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或许也会愈来愈强烈，但无论是表达对一个人的好感，还是谈恋爱或是情侣、夫妻之间的相处，都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去摸索。但就如当下许多谈论亲密关系的通俗畅销书中反复提及的交流和尊重对方这两点，看似轻而易举，但就像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它们不仅仅受制于个体自身，还与我们所接受以及处于其中的性别制度所制造出的不同性别气质有关。当男性被教导去拒绝和污名那些所谓的女性气质时，他们该如何面对自己亲密之人？而当许多男性被要求时刻表现出坚强且钢铁一块时，他们又该如何面对与处理自己所遭遇的情感与内心危机？
在《面具之内》中，许多男性最终走向了暴力甚至犯罪之路。当他们耻于倾诉、表露自己的情感，尤其当它涉及到脆弱、无力或需要被安慰甚至呵护时，他们只能通过主流霸权性别气质所教会他们的那样以极端形式来宣泄。许多被女孩拒绝的男生会转向暴力报复对方；一些男性骚扰甚至性侵女性；而当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男性也只知道用暴力来解决情感问题时，他们只会是火上浇油。
在伊芙·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中，她发现存在于（异性恋）男性之间的一股张力，一方面他们需要保持距离，时刻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以防被怀疑是同性恋；另一方面，“兄弟会”式的男性同性社交本身就存在着一股暧昧的张力。在这些男性兄弟之间，他们往往不能谈论各自的情感，即使谈及也大都维持在表面且往往以一种边缘的方式涉及；也不能在兄弟面前表现出自己在情感上的脆弱、敏感和伤春悲秋，因为会由此被认为是娘娘腔，而面临被排斥出男性群体的风险。
男性之间的友谊，似乎注定和那些被贬斥为“过分情绪化”的情感问题绝缘。而这也或许就是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们都不相信两个男性能像两个女性友谊那般亲密的原因。杨笠曾以此打趣女性朋友会因为朋友的失恋而“无脑”地攻击她们一无所知的第三方；但男性朋友则或许是站在了对的立场且观点恰当，但却由此忽视甚至伤害了朋友的感受。这里不存在什么严肃的理论之争，而是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交往中颇为重要的一部分，即把对方“当成一个人，一个有感情的人”。
在理论思考层面的缺乏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忽视，使得我们一方面普遍地处于或是希望能够建立各种亲密关系，但另一方面对我们而言它似乎却又是最神秘且我们最无知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对亲密关系充满恐慌，就如许多人在评论核真录那篇文章中所戏谑的“防火防盗防伴侣”，而对其感觉不安全的往往是女性。恰恰是这一点便能体现出我们当下亲密关系中的诸多问题，以及许多男性或许该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状。
▌亲密关系里的权力
在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一书中，作者通过对个体之间亲密关系的探讨指出其与公共政治生活之间的重要联系。在吉登斯看来，个体之间亲密关系归根到底是情感交流的问题，但情感交流本身不足以构成一段亲密关系，因为交流与自恋有关，是获得自我权力的重要手段。而亲密不是指一方被另一方吸收，而是向另一方开放但与此同时还保持着属于个人的界限。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我们当下的许多亲密关系都是有问题的，往往存在着一方被另一方吸纳的危险。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居家照顾孩子的金智英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被吸纳了，即被夫妻这一段亲密关系所整合，被束缚在传统的妻子角色之上，从而失去个体的界限，于是便出现了“胡言乱语”的症状。当许多男性以为只要自己多赚钱给女友或妻子使用，便是爱她时，问题已经出现，首先他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并且他们忽略了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情感交流问题。包法利夫人的出轨，难道是因为贫穷吗？不，是因为她对浪漫之爱的向往和憧憬所致，为此而不惜冒犯传统道德，并且面临着可能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即使如此，对爱情的渴望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始终是值得注意的，就如张念在其《性别政治与国家》中论及中国妇女解放时所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且渴望爱的女人勇敢地冲出了家门、抵抗父母之命，不惜以自杀结局，而成为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男性研究既是为了发现“男性之谜”，也是为了解放男性。就如吉登斯所说的，“男人应发展他的‘女性的一面’：被动、从属、流动性、感性、嬉戏性、脆弱性、并抵制永远承担责任；不要热烈地追求改变这个世界，戈德伯格告诫男人：首先要改造你自己。”而这也不就是杨笠在其脱口秀中所吐槽的吗？“女人知道自己说的话不重要，除了朋友在意，没有人在意，所以我们就是朋友怎么开心，我们就怎么说；但男人不一样，你们是世界的主角，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你们说的每句话都特别重要、都至理名言，都为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男性之福，但更可能只是个陷阱，不仅由此伤害了女性，也让男性被束缚其中，无法挣脱，最终只能在主流的模板里做一个僵硬无趣的傀儡。
▌想象新式亲密关系
女性主义通过其研究揭露了从古至今构建的一系列文化、社会和政治中隐藏的女性所遭受到的排斥、被遮蔽、污名和伤害，由此希望能改变性别制度，发展出一套新的、建立在平等与尊重、自由与友好基础上的性别系统。这一努力少不了男性的参与，男性自身一方面在这一传统制度中获利颇丰，但另一方面也为其所困，更不要说那些处于这一群体内部被排挤在底层的男性同样遭到许多污名与伤害。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Same Struggle，Same Fight，而非那些耸人听闻的“西风压倒东风”，就如亲密关系本来就需要两人的努力一样。
在这个流动性日强且个体孤独与无依感愈重的时代，亲密关系或许是我们得以与他人产生联系且寄托自身情感的重要空间。因此，我们需要去学习、体验、实践与创造它，令它更加安全与惬意，一种阿伦特的所谓“在家”的感觉。
因此，我们便需要新式男性，一种对自己的感觉、情绪和心灵能够更加注重的男性；能够拥有自我反思与批判能力，在面对有毒男性气质与充满偏见的性别制度时勇于斗争；学会倾听对方的声音、身体的感受与需求；尊重伴侣，面对感情的破碎与挫折能够有一位知心的朋友去倾诉；也让男性之间的交往更加多样，不必耻于我们自身的感觉、渴望与脆弱，因为正是这些看似消极的东西才让我们能时时地感受到自己的活着，以及与他人产生连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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