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人、哪里的人更容易被民粹主义和非理性民族主义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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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说，在中国，民粹主义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都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随着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居民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扩大，这两类“思潮”将沉渣泛起、同流合污，造成社会不稳定。

那么，哪些人、哪里的人更容易被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蛊惑？或者说，民粹主义者、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者将在哪里扎堆出现？

一、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只有学习能力弱的人容易被蛊惑

（一）工业化/城镇化的三个阶段

辜朝明（2023）对刘易斯理论做了拓展，提出“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点击）。具体来说，他把一个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

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工人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

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

3、“被追赶的阶段”

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落后国家投资。

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制造业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

具体到中国，前有欧美日围堵，后有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追赶，因此我将其称为“腹背受敌阶段”，并对中国经济在这一阶段的特征做了全方位的讨论和预判，参见本文后附的文章列表。

（二）学习能力强的人更容易胜出，学习能力弱的人将被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蛊惑

中国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是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变局。国内GDP增速下降，制造业向外迁移，加上国际竞争对手抢去了就业机会，导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居民和企业全面收缩资产负债表，消费和投资长期萎缩，经济将长期存在通货紧缩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学习能力的人，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适应产业的变迁，实现再就业。

而那些缺乏学习能力的人，将无法适应产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将陷入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生活陷入困顿。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对时代的这种冲击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般境地。

此时一些自媒体会开始宣扬民粹主义、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鼓吹各种谬论+谣言，例如经济出现问题、平民生活陷入困境是因为政府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因为权贵们垄断了权利、贪污腐败，是因为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因为技术进步（例如电子商务冲击实体门店），是因为精英阶层故意掠夺底层民众，是因为资本家的阴谋操纵（比如药企为了卖西药，故意打压中药秘方土方），是因为外国势力的渗透，是因为全球化抢夺了自己的就业机会，等等。

缺乏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的人，当然也缺乏辨别能力，更容易对这些谬论深信不疑，从而被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蛊惑，成为它们忠实的信徒。

二、两个筛选机制，导致不同城市居民的平均学习能力明显分层

1978年以来，一直有两个重要的筛选机制，决定着居民的迁移：

第一个筛选机制，是中考、高考等入学考试。

每年的中考、高考，把一个县里最优秀的学生筛选出来送去深造。尤其高考，把符合条件的学生筛选出来，送到外省、外市去读大学。毕业之后，他们中最优秀的人通常会流向国外和一线城市，次一点的会留在本省，再次一点的会留在本市（三线城市），最次的会回到本县。（注意这里说的都是平均情况，或者说统计上有这样的规律，不能拿个例来反驳，也不宜对号入座）。

这个筛选机制的结果是：

1、资金流。去外地读书，本质上是把父母在本地赚的钱、节衣缩食攒的钱拿到外地去花，这样本地消费萎缩，外地消费上升。

2、人才流。毕业之后在外地落户、工作，意味着本县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分辨能力最强的那批人流走了。

第二个筛选机制，是打工。

1980s以来，大量人口离开家乡，去东部沿海或本省二、三线城市打工。打工本身也是一个筛选机制，是学习技术、管理、理念的过程。这个筛选机制的结果是：

1、资金流。在外地打工，把钱带回家乡消费，带动本地的消费。

2、人才流。打工者中，最聪明、学习能力最强的那些人，会学习技术、管理方法、理念等，随后在当地安家，甚至自己创业开公司当老板，很少再回到自己家乡的县、村创业。其他打工仔，则赚取工资，回乡养老。

1978年以来的近半个世纪里，这两个筛选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近年来各城市的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一般与社保缴纳年限挂钩）、落户条件（一般都规定了专业、学历要求），则强化了这两个筛选机制。

通过这些机制，那些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分辨能力较强的人被筛选出来，流向了比家乡更大、更先进的城市，在那里安家落户；那些学习能力弱、认知能力差、缺乏分别能力的人则最终回到了家乡。

这就导致了：

一线城市因为吸收了大量“聪明人”，导致一线城市居民的平均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分辨能力会高于二线城市（省会）；二线城市居民高于三线城市居民；三线城市高于四线城市；四线城市高于五线城市（县），县高于镇，镇高于农村。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本公众号主要谈论经济问题，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但阅读还是需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和求知欲。截止2024年6月27日，全部粉丝中，61.23%来自北上广深杭；大约15-20%来自二线城市；1.68%来自香港，2%来自海外；剩下的来自三四五线城市。基本上就是越落后的城市，关注的人越少。

图1 本微信公众号的粉丝所在地（三四线城市多数未绘出）

三、越小的城市，居民越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和非理性民族主义

在本文前两部分，我们得到两个结论：

【1】中国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学习能力强的人才能胜出，那些缺乏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分辨能力的人，将更容易失业，更容易被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蛊惑。

【2】一线城市居民的平均学习能力、认知能力、分辨能力会高于二线城市（省会），二线城市高于三线城市，三线城市高于四线城市，四线城市高于五线城市（县），县高于镇，镇高于农村。

那么显然可以得出结论：

农村居民更容易滑向民粹主义和非理性民族主义，其次是镇居民，其次是县城居民，其次是四线、三线城市居民，其次是二线、一线城市居民。

换句话说，随着经济走差，越小的城市，居民生活越容易出问题，民怨将越大，将变得越不安全。

当然，即便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有一些学习能力较差的原生土著，他们也很容易被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蛊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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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系列